修宪强化了私有财产的保护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并称为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宪法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理所当然地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只有在宪法中确立了对财产权的保障，各个部门法才可能以宪法为依据制订具体的规则予以保护。否则，其规定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
    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法学理念，我个人认为，它至少包括了如下几点：
    
    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
    
    此次修宪，将第１１条第２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我理解此次修宪在进一步明确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方面有如下几点内容：一是将私营经济从强调监督、管理到增加鼓励和支持的内容，表明了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政策导向。二是从财产权的角度将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在法律上予以平等对待，实际上是给予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以同等的法律地位。三是保护权限范围大大拓宽了。所以，从整体上说，实际上就是提高了私有经济的法律地位，强化了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对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实行平等的保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平等保护正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只有确立平等的财产权，并对各种财产权受到侵害时提供平等的保护，才能为交易提供基本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公有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在主体、客体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如土地就只能为国家或集体所有，而不能为私人所有，但这并不能作为将公有财产权与私有财产权在法律地位、保护方式等方面区别对待的理由。
    此次修宪按照平等保护的原则，将宪法第１３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尽管宪法修正没有采用“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表述，但是它明确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私有财产的地位进行了界定，实际上使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提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宪法修正案通过拓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完善对私有财产的限制的规定，进一步增加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实际上也已经将私有财产置于与公有财产平等保护的程度。
    
    进一步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
    
    此次修宪将宪法第１３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明确的将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害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突破了仅仅对公民的所有权加以保护的限制。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这不仅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提供了依据，也为其他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如公民的投资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提供了宪法保护的依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对有体物的保护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各种投资权益和无形财产也是极其重要的，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尤其如此。“所有权”内涵也无法包括诸如营业自由、特许权以及诸如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之类的权利。


    其次，对公民的财产形态不再进行列举，只要是公民的合法财产，法律就一概予以平等的保护，这也使公民受保护的财产范围进一步扩大，使其包括将来出现的各种类型的财产。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生产资料。
    第三，尽管修宪建议大大拓宽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其保护范围不是漫无边际的，这就要求受到保护的私有财产必须是合法的，非法的财产是不受保护的。例如贪污受贿、盗窃、抢劫的财产当然不受法律的保护。
    
    完善对于私有财产的限制制度
    
    任何权利在法律上都是受限制的，不存在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利，私有财产权和其他性质的财产权一样，也是如此。从现代财产权法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各国法律都规定基于法律规定、正当程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人财产予以限制。所谓征收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将私人所有的财产征归国有；所谓征用，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强制性地使用公民的私有财产。
    修前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征收征用，但极不完善，有关的补偿制度极不健全，造成了实践中侵害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此次将宪法第１０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征收和征用通过运用国家强制力而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但它们在法律上是不同的。首先，从法律效果上而言，征收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则是使用权的改变。征收是国家从被征收人手中直接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其结果是权利发生转移；征用则仅是紧急状态下的强制使用，一旦紧急状态结束，被征用的物体应如数返还给原权利人。《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情形，实际上是征收，而其中规定的临时用地的情况，则是征用。其次，征收、征用以后的补偿是不同的。在征用的情况下，因为所有权没有转移，如果标的物没有毁损灭失，就应当返还原物；而征收的情况下，不存在返还的问题。由于征收是所有权的移转，对被征收人造成的损失更大，对其的补偿也更高一些。第三，征收和征用的适用条件也不同。征用一般是临时性的紧急状态中适用，而征用则是基于公共利益而采用的。这次修宪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明确不同的法律关系，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有财产权的限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修改中还明确了征收征用的条件，征收征用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论是征收还是征用，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即是出于社会整体利益。公共利益体现在为了国防、外交等国家安全利益和从事基础建设、市政建设等关系到公益事业的项目，不是某个团体或某个组织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商业利益。实践中常常出现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实际上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招商引资的需要而强行征收征用老百姓的财产或集体的土地。
    第二，必须要依据法定的程序，例如我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征收征用规定的严格的程序，例如，土地的征收要区分是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不同的土地要依据不同的程序进行审批。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征用土地，也要遵循法定的程序，报请有关机关批准，不能擅自强行征用。
    第三，对征收征用要实行补偿。尽管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毫无对价的剥夺私有财产。国家必须为被征收人予以补偿。如果是非消耗品，在征收以后要退回，对于价值的减低要给与补偿。对于消耗品，通常要给予金钱补偿。关于补偿的标准，国外的有关立法采用“充分的、合理的、相应的”标准，而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宪法既然提出了补偿的要求，具体如何进行补偿要有特别法加以明确规定，不宜在宪法中规定得过于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