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人权条款适用现状与优化建议

　　在现代法治国家，推动“人权法律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权保障是实现人的自身权利的重要途径与本身目标，是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权条款的“入宪”不仅是实现权利法定化以及尊重、保障公民权益的体现，更是完善我国法律制度框架、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又一次飞跃。

　　一、人权保障的必要性

　　实行人权保障不仅是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更是实现“人权”权利目的本身、人权本质要求的直接表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若不尊重个人自由，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将会无法得到自由发挥，进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受阻。因此，强化民主与法治建设，建立能够保护人的权利的相关制度、措施;实现民主与法治相统一，以法治保护人权，正是当下我国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为实现民主、法治与人权三体融一，必须以国家立法形式加强法律干预，强调人权保障的必要性、权威性。

　　二、我国宪法相关人权的条款概述

　　(一)人权条款的内涵定位

　　关于人权的内涵定位，学界有三种见解，即消极人权、积极人权和社会连带人权。其中，一主要是指公民的人身权利，例如生命权、身体权等;二是主要指经济权利;三是指环境权等发展人权。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法律顾问瓦萨克提出：“社会连带人权即是人权价值内涵丰富的具体表现。”反映了现在人类都普遍面临环境污染等问题，环境权发展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由此可见，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不仅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作为最核心的自然权利，没有人权，人类社会也就没有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和博爱。

　　(二)人权条款的效力分析

　　宪法是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法理和逻辑的角度看，人权条款也应当具有直接的、最高的适用效力。然而，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我国宪法并不能直接成为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因此，是没有直接适用余地的，由此也说明“人权”条款目前不具有直接效力。面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在于：一是从法律规范本身的角度看，我国人权条款规定较为粗糙和宽泛，缺乏具体性的表述，使得其实际适用难度较大，可操作性不强;二是从法律规范实施的主体来看，法院作为法律适用主体，承担着对人权条款进行分析和运用的职责，但从实际情况上看，此举很难实现。

　　(三)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权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丰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法律顾问——瓦萨克提出：“社会连带人权即是人权价值内涵丰富的具体表现。” 例如，现在人类都普遍面临环境污染等问题，环境权即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不仅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并且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从“人权条款”入宪时的时代背景看，在2004年，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在法治领域仍然缺漏较多，故此，政府日益重视国家法治建设;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屡次以“人权”舆论来试图干涉我国内政。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人权条款”入宪不仅可以彰显我国法律制度的进步，还能够体现出“人权”应有的价值理念，与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相契合。

　　三、我国宪法人权条款的适用现状

　　(一)制度及其文化背景

　　关于制度背景。当前，我国处于政治、法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制度层面面临着众多优化、创新的契机。同时，党中央对“法治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而从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特别是民主制度亟待完善。关于文化背景。首先，我国缺乏一定的权利文化传统和环境，不论是公民还是普通自然人，对于权利的诉求都不甚强烈;其次，关于“人权”的内涵和理论，我国理论界没有如西方法学界那样激烈的争论和探讨，此外，关于“人权”的传播不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因此，我国宪法“人权条款”的具体实施也缺乏相应的文化氛围。

　　(二)现行条款中的缺漏

　　笔者认为最明显的缺漏在于“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混淆。具体地说，人权是人作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或者应得利益，这种说法接近于“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观点;而“公民基本权利”则是具有某国国籍的自然人所享有的该国法律规范下的权利。上述两者存在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权利主体范围有所区别，前者是一切人，无论其是否有国籍，是否人格完整;后者是公民，即需要具备这一法律主体资格;二是权利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前者所包含的权利范围虽然在理论上有所争议，但显然要广于后者法律规范的约制;三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一定的法律义务与之相对应，是平等的、双方的，而人权的重点主要是“赋予”权利，是不平等的、单方的。而我国人权条款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节中，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内涵。

其次，联系上述的内涵混淆问题，从法规体系角度看，将“人权条款”置于第三十三条，也存在一定的逻辑混乱。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主要是规定我国公民的资格问题，即取得我国国籍，第二款是“平等”原则的进一步阐释，第四款是“权利义务的对等性”问题，因此，第三十三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与人权条款毫无关系，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其中，实属逻辑体系混乱，也无法发挥人权条款提纲挈领的作用。

四、改善我国宪法人权条款适用现状的法律构想

　　(一)明确规范人权条款的内涵及其外延

　　虽然，关于“人权”的概念和内容是一个历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是要使宪法的“人权条款”得以实施就必须相对地明确人权条款的内涵。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解决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的“体系混乱”问题，建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款单独拿出来放在序言中，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原则性条款;其次，清晰明确地解释“人权条款”的内涵，并适当地补充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做到既保证该条款的权利推定机能，又能很好地界定权利范围，避免权利的过分扩大化;最后，限定“人权条款”的适用效力，我国《宪法》是没有直接适用效力的，而要使“人权条款”能够实质上发挥作用，必须规范其效力发挥方式。

　　(二)树立权利本位理念，授予人民一定权利

　　人权保障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或权利，权利保障过程中人民既是权利的实施者又是权利的受益者，将权利与义务融于一身，只有赋予人民一定权利，才能保证人民自觉履行义务。因此，必须树立权利本位理念，授予人民一定权利。比如，可在立法过程中选定基层民众代表，第一时间获取一线信息，从而依据信息完善、补充法律内容;同时，提升民众的监督权利，以民众监督政府、司法部门、执法部门，民众相互监督等多元化方式，提高民众参与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完善其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

　　(三) 健全完善人权条款实施制度

　　建立完善的保障“人权条款”的制度体系，最为关键的就是监督制度。即细化相应的监督规定，使法律规定不再沦为“板凳条款”的地位，同时开设专门的监督机构，这样既可以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又可以避免“自我监督”情况的出现。同时，允许公民提出一些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权利保障请求，在国家人权保障主体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时，应当允许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相关程序，从而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实现“人权条款”适用的广泛性和可操作性。

　　(四) 合理采用私法自治，强调人民自觉守法、用法

　　“私法自治”即为民法以法律形式赋予民商主体自由创设权利的依据，每一主体均在自愿前提下处理有关私法上的事务，除不行使自治原则而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必须给予一定限制，其强调人民的自觉行为，是对公法的一种制约，政府关键作用在于当个人滥用权利伤害他人权利时进行干预，且干预目的在于实现权利的公正、平等。这就要求扩大人民的权利，并在实施中通过多种途径，如选举民众代表、相互监督等，以促使人民能够自觉守法、用法。

　　(五)发掘传播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权理论，适度借鉴先进立法成果

　　从渊源上来看，“人权”这一理论是“舶来品”，因此，要实施“人权条款”就必须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环境。首先，学术理论界要积极开展“人权”话题的研究，深入分析其历史内涵、学术争议等方面的内容，再在此基础上寻求“人权”本土化的路径。其次，充分考虑我国目前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层面，将“人权”理念融入到我国的基本国情里。最后，积极向广大群众传播与我国国情相一致的人权理论，使之既能够促进实施“人权条款”文化氛围的形成，同时也能够提升公民权利观念以及对“人权”理念的认同感。除上述外，可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利用德国、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较为成熟、优秀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实际进行立法完善，以促使我国法律体系与经济一体化、市场国际化、人权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进一步推动人权保障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