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

多年来，环境污染案件频发，人们对环境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刑修(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应当注意到目前对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仍有改进的空间。

立法上的缺陷、刑罚处罚较轻、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数量少等问题，使得犯罪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恃无恐，因而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的完善已迫在眉睫，通过明确严格责任的原则、引入危险犯等概念，加强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威慑力，并且通过合理适用罚金刑从经济根源上减少环境犯罪，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过去一年之中，PM2.5数值牵动着国人的神经，大气污染问题成为全民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中国在超越许多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频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阻止发展的步伐，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关注也被提到最高点，两高更是相继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典型案例。

　　一、环境犯罪立法的现状

　　伴随着环境污染的日渐严重，对于环境治理的关注程度的持续增加，有关环境犯罪的法律也频频出台。

　　《刑法修正案(八)》则对97《刑法》中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出修改，将环境犯罪从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同时对环境污染物质的种类和范围进行了扩大以及扩大了对于“环境”的界定，使得“环境”的一词的范围涵盖性更高，取消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

2013年两高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这一要件的标准予以明确，缓解在办理环境污染犯罪过程中取证难，认定标准模糊的缺陷。该司法解释的公布对于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予以划分，降低了入罪的门槛、也将污染物的范围和种类再次予以扩大，并且使得自由裁量的范围被进一步限制，体现了罪刑法定的思想。

同时加强了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和处罚的力度，对于敏感人群、特殊区域和期间予以特殊保护，解决环境犯罪举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的困境，有舆论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对环境犯罪，“重典治理的时代①”。

　　二、环境犯罪立法的问题

　　(一)对于环境犯罪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针对环境犯罪的立法归属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那么就意味着环境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关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制度，从客体上就限制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制范围，使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带有了行政从属性，也使得环境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地位较低。这与当前社会立法者对于环境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是背道而驰的。

　　(二)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的表述不规范

　　除了破环环境资源保护罪之外，在分则中也有其他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大部分被归入走私罪这一章节中。这样的立法结构使得刑法不能全面的对环境权进行定义、概括。其次目前对于环境的定义相对狭窄，如近年频现的光污染等新兴污染出现了法律适用的空白。因此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

　　(三)对于环境犯罪刑罚观的缺陷

　　《刑修八》环境犯罪从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既以法定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但当严重的环境污染产生时，通常是不可逆、无法补救的，若入罪标准是达到严重污染时，侵害结果将持续存在，不因行为人受到处罚而终结。因此等行为实施完成再进行治理为时晚矣。

尽管对环境犯罪行为触犯数罪，明确从一重罪处断对的原则。环境犯罪将面临无期、甚至是死刑。但从总体来看，其所受的刑罚与行为造成的危害不相适应，很难提高刑罚对环境犯罪的威慑力。

罚金刑处罚总体偏低，尤其对单位犯罪实施罚金刑时，与其由此获得的利益存在较大的差距，使企业甘冒风险实施犯罪。另外，对环境犯罪提起刑诉的案件极少，更多的都被处以行政处罚就不了了之，结案数和实际犯罪数之间的差距巨大，刑法的威慑力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环境犯罪立法的对策

　　(一)在刑法中单设一个章节

现有的涉及环境犯罪的罪名较为松散，仅依靠刑法修正案对原有条文进行修改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应将分散在各章节中关于环境犯罪的条文整合，单设专节规制环境犯罪行为，既体现立法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更能突出环境权的特征。

将该章节列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之间，既可以突出立法者对生态权益的重视，也是生态本位思想的体现。同时环境犯罪通过危害环境，从而侵害到个体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其较之单纯侵害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更甚。

　　法律中现有的环境立法较为滞后，存在较大的空白之处，因此应根据当前社会对于环境犯罪的分类，增加新的罪名。并且将现有的刑法条文中的污染环境罪更加进一步的细分为多个条文。

　　(二)确立严格责任原则

　　由于我国对环境犯罪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存在举证难、认定难等问题，导致对环境犯罪追究刑责的比例偏低。

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使得环境犯罪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环境的传导效应，使环境污染是一个长期且不断扩大的过程，甚至以现有技术和知识无法测量，那么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更难了。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呼吁引入相对的严格责任以应对主观罪过无法确定的情况，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需证明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危害结果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以尽力避免，通过部分证明责任的转移，避免环境犯罪追责难得困境。

　　(三)在环境犯罪中设立危险犯

　　环境犯罪从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降低了环境犯罪的入罪标准，但是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得行为一旦实施足以产生危害且这种危害不可逆，这就决定对于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需要侧重于预防。环境犯罪危险犯就是当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产生危险状态即构成犯罪。这使得法律更早的介入环境问题，防止结果的恶化。

　　同时以预防为主的环境犯罪治理得到全世界普遍的认同，多部国际公约对于预防原则均有说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支持下，对于危险犯的引入具有其现实意义。

　　(四)完善罚金刑的相关规定

　　罚金刑与环境犯罪的诸多特征是相符合的，也是当前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刑罚方式。单位为了牟利进行犯罪因此对其剥夺一定数额的金钱，既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经济条件，也能起到惩罚教育的作用，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②。因而对于环境犯罪适用罚金刑有其合理性。

　　因此应对环境犯罪的罚金刑制度进行完善，通过确立权威的罚金计算公式，解决目前罚金数额标准不定，法官自由裁量过大的情况;建立财产状况的调查机制，以结合行为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以综合考量。引入“日罚累进制③”，环境犯罪结果的延续性、长期性和“日罚制”罚金的特征是相契合的，也可以成为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规制的一种探索。

　　作者：王瑾 来源：法制博览 201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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