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之程序建设

　作者简介：郑艳（1978—），女，浙江金华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讲师，社区矫正专业负责人，研究方向为行政法。 本文由第一论文 网（lunwen. 1kejian.C O M）选自《行政与法》2014年第5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本站将及时处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2013年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项发展项目“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社区矫正运作模式研究——一个功能主义的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X2013256。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非监禁处遇的社区矫正代表着犯罪矫正的未来走向，体现了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和行刑的社会化、经济化。截止2013年8月底，全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罪犯占全国罪犯总数的四分之一。①随着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正式实施，人民法院不断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判处缓刑、管制和裁定假释的比例越来越高。人民法院应当如何确保对被告人采用社区矫正的正确性，理论与实务界普遍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保证措施。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拟适用社区矫正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人格特征、社会评价、犯罪行为后果和影响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是否具备社区矫正的监管条件进行系统评估，从而为人民法院提供书面调查评估报告并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建议的制度。通过科学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分析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使人民法院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评判能够建立在与犯罪人有关的、体现其再犯可能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评价上，以降低社区矫正的适用风险，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开展个性化的预防犯罪和矫正犯罪提供科学依据，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所以，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在社区矫正的适用阶段扮演着“身先士卒”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和过程，调查评估报告则为社区矫正执行阶段开展个性化预防与矫正提供了科学依据。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到1930年，缓刑资格调查演变成为整个量刑提供判决前的调查报告，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积极倡导了这一制度，之后被许多国家效仿。我国的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最早运用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为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的公约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率先于2001年4月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第21条明确规定审判机关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前可以进行社会调查。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02年、2007年颁布《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为办案提供参考。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普遍适用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少年司法改革对这一制度的探索，给社区矫正的适用带来了启发。人民法院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适用缓刑、管制的比例越来越大。但“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都属于量刑情节，只有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获得较为充分的量刑信息，法官才能准确地判断能否适用缓刑、管制，将罪犯放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接受社会矫正。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以前，就有不少省市如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①等对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实践。2012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启动程序、工作主体、调查内容等问题，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正式确立。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当下的社区矫正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和实施，也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实施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4条对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评估的权力所设置的是“可以委托”的“授权性”规范，而不是“应当型”的“义务性”规范，导致了调查的随意性；启动主体主要为人民法院的单一性导致了启动时间的滞后性；调查内容的不统一有可能会造成部分关键调查项目和调查环节的缺失，导致了调查报告就事论事、肤浅空洞、对犯罪原因的深层剖析和人身危险性的综合判定的严重不足；调查报告的低质量无法为人民法院适用社区矫正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进而导致了调查评估报告效力上的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程序构建提出一些设想，先将整个程序设计为启动阶段、调查阶段和调查评估报告的使用阶段，然后分别进行程序构建。笔者从适用案件范围、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三个要素来构建启动程序；从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方法三个要素来构建调查程序；最后从检察院和监狱机关两个方面构建调查评估报告的使用程序。
　　二、启动程序的构建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启动程序是指由什么主体在什么时间针对哪些案件开始着手社会调查工作，其中适用案件范围、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是启动程序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在英美，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判”和“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在大部分案件中，一般是在法院判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开始量刑之前，法院才委托内部具有相对中立性的缓刑官进行量刑前调查。少年被告人案件则由社会工作者单独或者会同缓刑监督机构一起调查。究竟哪些案件需要进行量刑前调查，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在一些州当中，要对所有被宣告犯有重罪的案件都进行量刑前调查；在另一些州当中，仅要求对可能判处一定时间（如1年）以上刑罚的案件进行量刑前调查；还有的州规定对21岁以下或18岁以下的犯罪人和初次犯罪的犯罪人必须进行量刑前调查。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量刑前调查的案件中，并不必然要判处犯罪人缓刑。而在不可能被判处缓刑的案件中，是否进行量刑前调查，由法官自己决定。[1]（p104）
我国目前 普遍的做法即在人民法院立案经由承办法官初步阅卷后，认为有可能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委托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一种模仿英美的做法。仔细比较我国与英美国家在刑事审判模式、制度安排、机构设置等方面的不同，这种模仿和借鉴在我国存在着“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案件范围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建议被判处缓刑和裁定假释的案件。《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缓刑和假释前需要“考虑罪犯对社区的影响”、“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为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判处管制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前是否需要考虑罪犯对社区的影响，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是《刑法》等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具有相应的量刑情节时就应当适用的刑罚，而且管制本身就是一种非监禁刑，不需要考虑社区影响，应当适用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明确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是否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主体不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而且监外执行的条件消失后，社区服刑人员就应回监狱服刑。因为社区矫正期间主要是强化监管，教育矫正和帮助其再次融入社会的作用不明显。所以，判处管制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是因符合法定量刑情节而依法独立作出相应的裁判，管制中的酌定情节也只对量刑期限有影响，人民法院作出这两种形式的裁判，审前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不大。而法律对于裁判缓刑、假释的条件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审判人员需要更多地考虑犯罪人自身的具体情况，在专门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应在全面综合的前提下作出裁判。这些罪犯的具体情况大多数属于酌定的量刑情节，所以，笔者认为，裁判缓刑、假释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应作为裁判的前置性程序。
　　另外，笔者需补充两点。第一，我国《刑法》规定缓刑的适用条件为：一是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构成累犯者；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说明缓刑只适用于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只有被判缓刑才能适用社区矫正避免监禁刑。然而缓刑的条件限制排除了那些法定刑期为三年以上，但被告人悔罪态度非常好、再犯罪可能性非常小的案件。笔者认为这部分案件如果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发现被调查人确实一贯表现很好，只是过失犯罪或激情犯罪，且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再犯可能性极小，本着修复被伤害的关系的目标，可以考虑借鉴适用国外的严格监督性缓刑。当然这需要修改缓刑的条件，增加属于社区矫正性质的非监禁刑种（措施）。第二，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本身就是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发展而来。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对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论是否可能被判缓刑，应一律开展审前社会调查。
　　（二）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
　　因启动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启动时间的滞后性问题，已成为目前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诟病之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年《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启动主体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人民法院。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规定可以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监狱部门。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有权依法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及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有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时，就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所处社区群众、单位职工都有接触，因而公安机关可以在办案的同时就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开展调查，还可以节约诉讼成本。[2]然而，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往往是本能地逃避制裁，认罪态度不一定好，被害人正处于愤怒期，在此阶段开展社会调查，恐怕难以收集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公安机关的走访调查是为了侦破案件的需要，更为重视那些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对于那些涉及嫌疑人罪轻或罪重问题的量刑证据，公安机关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开展调查和收集。[3]所以，公安机关的侦查职能和审前社会调查的性质目的不同，公安机关不适宜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改革，检察机关完全可以通过量刑建议权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提供法庭采信，而量刑建议的提出有待于调查收集丰富的量刑信息。所以，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活动是为了在量刑建议中提出酌定量刑情节进而建议法官能否适用缓刑。刑事审判中的简易程序一般是针对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仅对被告人量刑的过程。所以检察机关是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以获得丰富的量刑信息。对此，已有地区尝试了此做法。如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司法局协商，主动承担起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对可能适用缓刑的被告人、由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调查，并作为量刑建议材料提交给人民法院。[4]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主体将社会调查工作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也体现了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的监督职能，避免了事后监督①的不及时和效果不佳的弊端。
　　辩护人则根据自身辩护职责的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制作书面材料提交法庭，以便法庭在量刑辩论时有充分的调查信息与公诉人（检察机关）相抗衡，法庭将重点审理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
　　人民法院启动审前社会调查，容易造成先入为主、未审先定、合而不议的偏差，无法保证审判的公正和实质化的审理。而人民法院自行开展社会调查，会与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司法被动性和证据裁判规则产生冲突。[5]英美国家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的缓刑官开展调查，缓刑官地位独立，有着较高的职业素养、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能够保证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但是，我国的人民法院内部并没有设置这种专职的“缓刑官”，也没有设立作为司法行政机构的“缓刑官办公室&rdq uo;。若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担任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会存在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滥用的可能。同时，基层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工作量本来就非常大，让法官亲自从事“审前社会调查”，不仅法官普遍不支持，而且也没有基本的可操作性。[6]但是，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不可能适用缓刑，而人民法院在审理阶段又出现了新的证据，认为可能适用缓刑；或者一审判决实刑，但到二审认为可能适用缓刑。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应赋予人民法院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权，但不是自行调查权。所以，人民法院不适合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但是必要时可以委托专门调查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监狱管理机关是罪犯的管理部门。监狱根据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部分犯罪人，在执行一定刑罚之后，认为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就可以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而罪犯的悔罪态度、改造表现、社会危害性才是决定能否假释的实质条件。因为，监狱在管理过程中对罪犯的各方面情况比较了解，赋予监狱对拟假释的罪犯调查“对社区的影响”，可以将调查结果与罪犯的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评估等综合考虑，制作假释建议书，提交人民法院裁定。所以，监狱管理机关是适用假释案件的审前社会调查启动主体。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判处缓刑等适用社区矫正刑罚和相关措施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主要应为提出量刑建议的检察机关和为被告人辩护的辩护人，其中检察机关的审前社会调查是一种职责，辩护人的审前社会调查是一种权利。必要时，审判机关可以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对于人民法院裁定假释适用社区矫正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应为建议假释的监狱管理机关。一般启动时间应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或监狱准备提交假释建议书阶段。启动时间的前移是为了确保调查主体有充裕的时间开展调查，而不是匆忙应付了事。
　　三、调查程序的构建——关注被害人的权利
　　（一）调查主体分析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被委托主体）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但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往往是基层司法所。笔者认为，制度设计由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即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英美国家的量刑前报告是由缓刑官根据法官的要求准备的，而缓刑官负责缓刑犯的监督执行。我国借鉴了国外的做法。第二，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可以使其提前了解拟适用社区矫正犯罪人的基本情况，有利于今后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矫正，实现刑罚的个别化，提升社区矫正的效果。第三，可以实现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审判机关）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的无缝对接，有利于及时接收、管理、防止脱管、漏管的现象发生。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该制度设计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从实施的实际效果上看，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
　　第一，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违反了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审前社会调查是社区矫正适用阶段的重要程序，调查评估结论对人民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英美国家规定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缓刑官准备量刑前报告，那是因为缓刑官是法院内部相对独立的司法调查员，法院内部又设立作为司法行政机构的“缓刑官办公室”作为缓刑执行监督机构，他们都属于法院系统。在我国不具备这样的机构，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和执行主体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根据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司法行政机关不适合成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
　　第二，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紧张、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性不强等因素影响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结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按照规定，每份评估报告需走访调查评估对象的家庭、社区、邻居、单位，听取被害人、所在村（社区）的意见，非常费时费力（人力、物力）。另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异地犯罪的现象日渐增多，人户分离情况严重，在客观上加剧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难度。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都缺乏法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人员素质较低，有时为了应付工作临时组合，甚至社工、志愿者也加入到审前社会调查的队伍中，导致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往往肤浅空洞、主观倾向明显，质量无法保证。
　　因此，笔者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调查主体应与启动主体同一，即谁启动谁调查，这种设计既能够保证调查的时效性，又能够保证调查质量。但人民法院作为启动主体例外。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对是否具备社区矫正的监管条件进行调查，同时还应当作为调查的参与主体发表自己的意见。据笔者的实际调研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审前社会调查重点关注的就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外部监管条件，而对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调查，因受制于工作人员的素质，调查评估结论简单粗糙。
　　我国目前接受人民法院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主体有：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如共青团、妇联、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关系下一代委员会等；专职社会工作者或青年志愿者；社区矫正机构。[7]但问题是这些被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在从事本职工作之外兼职从事社会调查，难以保证其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中，因而也就无法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所以，社会团体组织不足以承担社会调查的重任。从长远考虑，我国应该设立专门从事审前社会调查的机构，以确保调查评估结论的中立性和专业性。笔者建议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部设立专门的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委员会（或者专职的调查员），同时建立兼职调查员专家库（具有一定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人），让其提供专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二）调查内容
　　缓刑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内容和假释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内容是有所区别的，但总体来说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是犯罪人自身情况的调查，其二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外部条件的调查。
　　对犯罪人自身情况的调查重点首先应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在人身危险性调查中最重要的是被告人或罪犯的认罪悔罪表现，包括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悔过 态度和赔偿损失情况。如果认罪态度好，悔罪表现突出，表明行为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其次是犯罪前的平时表现（包括工作学习表现、业余生活、邻里关系、社会交往以及违纪违法情况）、主观思想动态和个性特点。再次是家庭、单位、邻居对其的社会评价。社会危害性调查包括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环境因素、被告人造成损害的社会影响、被害人的谅解等内容。
　　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外部条件的调查，包括家庭背景情况和社区公众被害人的态度（社区环境）。家庭背景调查包括家庭关系情况（如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的基本情况，是否是离异家庭，配偶、子女、父母是否有违法犯罪情况，家庭关系是否存在经济纠纷等）、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态度。社区公众被害人的态度主要调查被害人的心理承受状况、社区（村）基层组织的意见、公安派出所的意见，未成年人还需调查学校的意见。
　而那些被告人实施犯罪时的情况，如犯罪人的年龄、职业、精神状态，犯罪动机、犯罪目的、故意过失、是否预谋、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等内容，不应该是审前社会调查的内容，而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时就应调查的内容，是作为定罪的证据。
　　辩护人的调查内容则是在全面研读公诉方的案卷笔录，洞悉公诉方的量刑建议的前提下，对起诉书所记载的量刑情节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调查收集各种被公诉方所忽略的酌定量刑情节。
　　（三）调查的方式方法
　　当前，我国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具体方式没有明确的规定，社会调查评估应当如何实施还是一个空白。但调查方式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全面性。[8]笔者在走访调查时发现，实践中的审前社会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填写表格式的审前社会调查表，表格中内容的获取采取个别约谈、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如《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表》；另一种是直接以调查笔录的形式出现，调查笔录中有若干预设的问题，包括被告人、社区居民、派出所、所在村（社区）等调查笔录，如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司法局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审前调查表》。两种调查方式大同小异，但调查的具体过程我们无法知晓。
　　对此，美国缓刑官的量刑前调查过程为：首先，缓刑官要与被定罪的犯罪人进行一次面谈，被称为“最初面谈”。这种最初面谈通常是在缓刑官的办公室中进行（如果犯罪人已经被拘留或逮捕的，就在看守所中进行）。在犯罪人未被拘留或者逮捕的情况下，最初面谈也可能在犯罪人的家中进行，这样的面谈给缓刑官提供了了解犯罪人的家庭状况等信息的机会。家庭面谈不仅可以让缓刑官通过实地观察证实某些信息，还可以通过与犯罪人的其他家庭成员面谈来证实有关信息。该面谈的内容包括犯罪人的犯罪历史、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其次，缓刑官试图通过医疗记录、雇佣记录、社会服务部门的记录、学校记录等来核实这些情况。如果时间允许，缓刑官应与所有的有可能了解犯罪人情况的人进行面谈，并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在一些案件中，缓刑官还应该到犯罪案件发生的地方，现场了解与犯罪案件的发生有关的情况。[9]（p105）
　　但是上述调查过程并没有反映出犯罪人的悔罪态度问题。笔者认为，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并积极赔偿的行为能较好地体现其悔罪态度，同时也能够体现犯罪人不再犯罪乃至回归社会的意愿，使其人身危险性大大降低；犯罪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努力帮助被害人摆脱困境，这也是降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志。被害人接受道歉和犯罪人给予的赔偿并对犯罪人表示谅解，这意味着双方的矛盾有所化解，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的修复。此类信息的调查收集将对法官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调查主体在对犯罪人面谈后，应再与被害人进行面谈，了解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被害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区矫正的社会效果，因此，有必要在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过程中引入刑事和解程序，以使社区矫正尽可能得到被害人的认同，从而实现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增进社会和谐。[10]因此，关注被害人的权利和意见是调查程序中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四、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使用程序的构建
　　（一）检察机关使用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程序
　　检察机关根据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向法庭提出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量刑建议，连同起诉书、案卷材料一并提交法庭，作为量刑参考依据。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检察官受刑事追诉地位的影响，其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般会具有程度不同的偏向性。[11]近期一些基层人民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即简易程序审理已出现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法官则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的情况。[12]这种量刑模式的改革，改变了以往人民法院对简易程序的“办公室操作”模式，①有效地规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纠正了检察官的偏向性。在这种量刑模式下，法官必须充分考虑双方提出的量刑建议，对双方提供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中有争议的内容展开质证和辩论，两造对抗的模式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需要注意的是，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的方式适用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不能总是强调“法律监督”，而应从行使诉权的角度来对待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以使得辩护方的“量刑建议”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同等的影响力。[13]
　　（二）监狱机关使用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程序
　　监狱机关根据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向人民法院提出是否适用假释的建议书。实践中的操作往往是人民法院对假释建议书进行书面审理，人民法院只对监狱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即作出裁定。有的人民法院甚至会以罚金的缴纳情况作为裁定假释的决定性因素，而完全忽视罪犯在监狱的悔罪表现和对被害人的补偿等因素。近年来，人民法院也出现了对一些特殊的假释案件召开听证会，进行公开、公正的审理，以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但哪些假释案件需要召开听证会还需进一步论证。若人民法院对假释案件召开听证会，那么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中有争议的内容就会被质证和认证，从而确保人民法院裁定假释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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