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对中国管理学元研究的启示

　　如何克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脱节，是近年来中国管理学界努力的方向之一。学术界先后提出了“管理学在中国”、“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学派”等不同主张，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警惕和避免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泛化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从比较管理研究的立场来看，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演进历程及相关特征较于中国管理学发展有较大借鉴意义。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①西方管理属性之争在克服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时共讨论了哪些主题或重大问题？这些重大关系是否涉及管理科学化与本土化的关系？②西方管理属性之争在处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关系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这些进展对于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中国管理学元研究，有何借鉴价值？

　　1.中国管理学元研究的进展

　　系统的专门的管理学元研究活动在国内学术界并未广泛开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概括为2个主要方面：

　　(1)共于箐理学无研究的由涵及学术逡界国内管理学者目前主要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界定管理学元研究的内涵，“管理学的元研究就是注重探究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变化和理论范式进步的规律”[1113]，依此相对宽泛的内涵界定，管理认识论、管理价值论、管理方法论以及管理思想史等均可归人管理学元研究["’13]领域。吕力[1314]明确地提出了“元管理学”概念，并对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等进行了界定。

　　(2) 兵子推迷箐理学无研究at表的路

　　往管理学元研究如何展开，是相关学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管理哲学不等于哲学概念在管理学中的套用一样，管理学元研究也不等同于元科学概念在管理学中的套用。如何构建出恰当的管理哲学、元管理学知识形态，是管理学元研究所面临的现实困惑。吕力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两种思路、一项任务。“两种思路”是指：从心理发生机制方面研究管理学科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从知识检验与评价机制方面研究管理学知识的体系结构一项任务”是指：在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元管理研究问题。所谓“系统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管理学“片段式反思”的再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演进历程进行再反思，也属于管理学元研究的内容。这种系统性的历程反思，更接近于历史学的方法。

　　2.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演进历程

　　西方学者关于管理学科学属性的争论，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21617]，并且这种阶段性有其内在的演进机理，它与西方科学观的变革密切相关。更进一步应该讨论的是，不同阶段所提出的命题及所形成的结论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联？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所形成的命题，对于中国管理学提出元研究问题有何启示？

　　2.1 “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阶段

　　“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是西方管理学发展初期所形成的第一个典型命题。西方学者围绕该命题所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

　　2.1.1争论的起与背景

　　从学科建制来看，现代管理学起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881年创立的沃顿商学院，其创建理念深受德国洪堡大学的影响，“大学管理教育的学者们相信自己能够发现一种潜在的商业科学”。而真正将这种信念推至顶峰的是美国卡内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GSIA)。自1946年起，GSIA先后聘任了一批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等领域的学者，分别将上述学科的研究方法引人了管理学研究领域。1959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等先后公开发表了《高等工商教育》和《美国商务教育：对大学工商管理教育的研究》2份报告，都强调了GSIA模式的正确性，并沿着“科学化”的思路提出了未来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努力方向。报告的观点被美国各地的商学院广泛采纳，随后扩展到世界范围，大量的数学、行为科学专家进人商学院，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管理学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形成。

　　2.1.2手论的典戍与不同观成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引发了关于管理学知识的“统一性”之争，即管理学研究成果是否具备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学者们的分歧典型地表现在“洛杉矶讨论会”上。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组织召开了“区分管理教学者和实践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之一就是“管理的普适性和可移植性。与会者所持观点可概括为3类：

　　(1) 管理学是科学以哈罗德•孔茨为代表，坚持法约尔提出的“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套可以传授并教学的知识体系”的信念，主张“探索可以提炼为规律从而形成一般的管理理论并被广泛接受的知识体系”。

　　(2) 管理学不是科学以欧内斯特•戴尔等为代表，坚信“管理形态过于复杂，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精确的原理和陈述”。

　　(3) 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以赫尔伯特•西蒙为代表，“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要求经验主义者、决策学家、行为学家不同的投入，未来管理所提供的一定是管理科学的综合”。

　　2.1.3争论的货狀与场取

　　这一阶段的争论，有以下积极意义：①突出了管理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等方面与自然科学的差异。②意识到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经验之间“二元分立”的现实，承认了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合二为一”。③得出了“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这一开放性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研究的绝对主导地位，动摇了按自然科学范式构建管理学的企图。

　　这一阶段的争论存在以下局限性：①立场的折衷性。“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这一结论导致了一个悖论：如果我们承认管理是科学，则无法解释管理理论何以会脱离实践，又为何会出现“教条主义”；如果承认管理的艺术性，则又不利于克服管理实践中的经验主义、非理性主义。这种悖论的存在，使得“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分歧至今仍然存在。②结论的模糊性。“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质疑和批判了将管理科学化狭隘化为自然科学化的偏颇，但未能进一步对“综合的机理”进行探讨和阐述。

　　2.2 “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之争阶段

　　2.2.1參论的起琢与背景

　　围绕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关系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便逐渐归于沉寂，而后又兴起的是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的下一个主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相对日本、德国等国家而持续下降，再次在美国本土引发了关于管理学属性的争论。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双方争论的主题是“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2.2.2争论的典aa立场

　　(1)箐理学是《然科学DANNEN-BRING[22]学者从2个方面对管理学的自然科学化进行了辩护：一是如何解释美国管理学的繁荣与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下降。DANNEN-BRING™认为，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并不能全面否定管理理论的价值。管理理论缺乏实用性，只是表明管理学所研究的具体问题等需要调整，而不能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合法性。二是如何解释管理学未能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形成体系。DANNEN-BRING[22U人为，尽管管理科学不如物理学那样精确，但这并不构成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性区别。管理学知识体系缺乏统一性，这只是表明管理学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DAFT[23UA为，管理学知识不成体系，没有形成范式，说明其处于“前科学阶段”。

　　(2)瞢理学是社会科学WHITLEY等学者则对上述管理学所面临的两方面质疑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一是强调价值观等非自然因素在管理中的特殊作用。管理学与自然科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管理学是一门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社会实在不同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包含着更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管理学应该重视文化、价值观、习俗等因素的作用，不能将管理学数学化。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秘密在于日本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

　　WHITLEY认为，管理学是建构性真理，是包含着偏见的社会科学，管理学研究包含着修辞学成分，并不完全是客观规律，而是主观建构的语言游戏。以美国为主要发源地的现代管理学，其科学化进程的结果之一便是形成了由美国学者主导的管理学研究体制，“何谓管理科学”的标准是由美国管理学者所主导的管理学共同体所确定的，其他地区的地方性管理学知识生产者只能寻求主流群体的认可。

　　2.2.3手论的贡献与局TR

　　(1) 争论的枳权意义一是肯定了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必然性。争论双方存在分歧，但都首先肯定了管理学科学化的方向，都要克服的是“非科学的管理学”。二是强调了价值问题对于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争论达成的立场是综合性的，“管理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在强调管理现象复杂性、特殊性的基础上，承认了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

　　(2) 争论的局珉学者们对于如何实现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交叉等机理，缺乏必要的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这使得管理学发展虽然沿着学科分化的方向越来越细化，“管理丛林越来越茂密”，但整体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仍然相对缺乏，“交叉研究机理”仍不明晰。

　　2.3 管理学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之争阶段

　　2.3.1争论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包括管理知识在内的生产与传播加快，但在管理学内呈现出一种新的分裂趋势—方面学术类管理研究的数量持续增加，且学术规范性也日益严谨，但对管理实践的影响力并不见改善；另一方面，面向管理大众的通俗性管理读物的增势更为迅猛，但是以发行数量而不是内容质量来作为评价的标准。因此，管理学研究如何协调学术性与实践关联性之间的矛盾，成为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新主题

　　2. 3.2，争论的核心

　　学者们先后提出了以下命题：管理学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管理学是“知识生产模式1”还是“知识生产模式?争论各方的分歧在于管理学研究是否应改进研究的组织方式、研究议程以及研究方法。典型立场可归纳为以下2类：

　　(1)择谓以卖用牲来玫进箐理研先方式

　　管理学研究必须重视实践关联性，企业以及商与企业间的直接联系和深人交流。STARKEY等认为，“衔接适用性鸿沟需要由参与研究的利益相关者来讨论研究内容、研究流程和研究传播”。MARKIDES:认为，培养双料教授是协调学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效措施。

　　(2) 管理学研先启竖持学术理想LUH-MANN[32]认为，实践系统和科学系统都具有作为社会系统的封闭性。每一个共同体外部的活动很难直接进人系统内部。管理学要追求“严格的科学合法性”，就必然不能完全兼顾“实践的合法性”[7]。MARCK[33]认为，管理学者应追寻对知识有所贡献的学术研究。“管理研究对管理实践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它不是那些管理噱头或潮流。它是有关管理之道的基本理念…管理研究的主要用处在于发展基本理念来塑造管理者的思维，而不在于解决眼前的管理问题”。管理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思、批判和引领管理实践。

　　2.3.3争论的贡狀与局依

　　争论所取得的积极贡献：①提升了管理知识体系的开放性。争论使得管理知识形态多样性得到认可，并强调了不同形态之间相互转化的重要性。管理学知识形态不仅仅局限于学者所生产的管理理论，还包括管理技术、管理经验(管理实务）以及管理哲学等多种形态，管理学者应考虑如何提升区域管理知识体系的创新效率，而不仅仅局限于管理学术层面探讨如何改进管理理论研究。②以程序、过程而不是实体标准来检验管理知识。以主体间的沟通、对话等来取得知识的合法性，而不是以某一群体的标准而忽视其他主体的主张和见解；强调了管理知识生产流程的多环节性及评价标准完善的可能性。

　　争论仍然存在以下局限：①未能提出如何有效地协调合作中的矛盾。管理学者、实践者、管理咨询者等之间，存社会地位、价值观、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协调合作中的知识冲突、利益冲突等需要进一步研究。②未能提出评价及捍卫管理知识可靠性、人文性的原则。开放式的管理学，使得管理知识在传播中易流于形式化、时尚化，甚至将管理理论扭曲为一种时尚、传言，甚至胡说。

　　3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若干特征与贡献

　　从整体上看，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印证了科学社会学的建构论观点：知识的生产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认知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相关社会主体发起而引起相应冲突并双方沟通的过程。这种建构的过程性特征可以体现为发起、冲突、妥协或共识等螺旋式上升过程。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贡献可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

　　3.1 争论提高了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开放度

　　争论过程中提出了不同的命题，并达成了折中性的答案。这种折中性答案体现了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开放性。第1阶段形成了“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的共识，这一方面缓解了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缓解了管理实践者对于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质疑；另一方面促进了案例研究法在管理学研究中较为广泛的应用。第2阶段形成了管理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的共识，促进了社会科学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第3阶段形成了“管理学是4学院式科学’与‘后学院式科学’的综合”的共识，促进了管理学研究对于管理咨询活动、管理知识市场化传播等环节的重视。总之，争论的演进方向在于完善、推进管理科学化进程，而不是否定、阻挠管理科学化进程。

　　3.2 争论演进的阶段性凸显了管理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性

　　西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3个阶段，讨论的是不同的命题，涉及和表达的是不同管理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关系。第1阶段所争论的关注点在于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关系；第2阶段的关注点在于管理学界内部自然科学方法学派与社会人文学科学派之间的关系；第3阶段的关注点在于管理咨询活动、管理知识市场化等趋势所引起的“应用型”学者与“学究型”学者之间的关系。

　　这说明，管理科学化进程涉及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不同层面：第1阶段所关注和着重探讨的是知识的微观经验层面，强调的是知识的可靠性，是理性可靠还是经验可靠。第2阶段所关注的是知识可靠性的相对主观性，强调的是价值立场在管理知识生产、管理决策中存在的绝对性。第3阶段所关注的是整个管理知识系统的协同，主要指管理学术研究、管理咨询、管理应用等环节相互之间的衔接与转化。总之，3个阶段的属性之争，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共同回答了如何协调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关系的若干机理，见表1。

　　3.3 争论演进阶段之间存在显著的知识阶梯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的不同阶段，所提出的命题、所关注问题的侧重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下向因果关系，即后一阶段的命题是建立于前一阶段命题及其结论的基础之上的：“科学与艺术之争”命题，探讨的是管理知识形态的可靠性，追问的是管理知识可否形成规范的命题体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命题，探讨的是管理知识的主体建构性、管理知识对于管理实践的文化引领性，是对知识稳定性的一种超越，体现的是管理者的精神灵性问题；“学院式科学与后学院式科学之争”阶段，探讨的是管理知识在管理实践中的可应用性，体现的是管理知识在可靠性、价值性基础之上的现实功能性，强调的是管理知识创新体系的开放性。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立场来理解，前一阶段的结论，是后一阶段讨论开展的前提和约束，即管理知识的主体价值性，应建立在管理知识的可靠性之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不是任一管理符号、甚至管理臆想都可以称之为管理知识；管理知识体系的实用性、开放性，更应当建立于管理知识的可靠性、主体性之上，否则“后学院式科学”立场就会市场化为“管理风尚”、“噱头”甚至“胡说”。

　　4争论对于中国管理学元研究的启示

　　西方管理属性之争历程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对于深化中国管理学元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管理学元研究应放宽视野，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关注中国管理学者的反思活动历程，梳理特征、把握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干预主张。

　　4.1 纵向梳理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历程的阶段性特征

　　概括而言，大体上有如下3个特征：①参照对于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演进历程的概括，从文献数量、主题集中程度等方面较为明确地界定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的缘起、演变阶段等内容。②归纳、划分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的阶段。参照西方管理属性之争的3个阶段划分，中国学者的争议是否也可以归纳为相应的3个阶段。其中，“直面中国实践”主题下的学术对话，是否等同于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中的“‘学院式科学’与‘后学院式科学’之争”阶段。③“管理在中国”主题学术对话活动，B卩“管理科学化与本土化之争”，是否为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的一个特殊阶段。

　　4.2 尝试概括出若干代表性命题

　　西方管理属性之争的不同阶段，分别形成了典型的代表性命题。中国管理学元研究对中国管理属性之争的再反思，也需要概括出相应的代表性命题。这种概括，包括2方面内容：首先，中国学者的争论，是否充分体现了西方属性之争的代表性命题？其次，中国管理属性之争是否能够提炼出中国式命题？比如：对于“管理学在中国”、“中国式管理”的相关争论，能否进一步地概括归纳出以下命题：①“中国管理学是‘中国式管理’还是4中国化管理’”36:?②“中国式管理”究竟是“中国式思维的管理”、“中国式价值观的管理”或者“中国式的管理学习”，或“中国式的管理研究”？

　　4.3 倡导开放性的学术文化

　　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所体现出的开放性，主要是指管理学术研究者对管理实践者、管理咨询者等非学术知识主体的开放，而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管理学元研究中的开放性，更突出更重要的则可能是指东西方管理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既要反对“科学主义”，也要防止“民族主义”。因此，管理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可能体现在“中国管理知识体系的民族开放性”方面。比如，可否从“比较”、“集成”2个方面把握“中国式管理”的特征：“比较”侧重从研究方法方面，“比较管理研究方法”应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运用；“集成”侧重从研究内容方面，中国企业在“跨管理文化学习”方面的经验与模式应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和普适价值的贡献，“中国式管理学习”也许比“中国式管理（模式）”，更能体现中国管理学全球化与本土化相协同的原则，也更能与知识管理、知识生产方式研究等新兴管理研究主题相契合。再比如，管理咨询活动是衔接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键环节，“中国式管理咨询”可能更能体现出“中国式管理学习”所呈现的“比较”、“集成”特征，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学术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直面管理实践”，并不一定是指每一个管理学者都要走出象牙塔，都要成为“双料教授”，而更可能指包括管理咨询界在内的整个管理知识生产体系的效率需要提高、功能需要升级。

　　4.4 加强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的元科学知识底蕴

　　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与西方本土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繁荣密切相关，争论中的经典命题，直接移植的是科学观中的核心概念⑴:。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以引进西方理论为主的外源型特征〕;]，而中国本土的科学哲学情境却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管理学者熟悉西方的管理理论，但未必熟悉西方管理学演进背后的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元科学的演进历程。从当前中国管理学者围绕管理学属性之争所展开的讨论来看，论争中所依据的元科学知识图景并不十分清晰。以《出路》一文及相关讨论'’:来说，尽管《出路》一文存在逻辑瑕疵，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立场也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争论也肯定会继续，但这场争论最终能否体现出中国管理学者群体的“后发优势”、能否超越西方学者关于提升管理学实用性讨论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过程和结局均令人期待，但也有些许担忧：中国管理学者的争论，是否有沦为先行的西方管理属性之争的“山寨版”的可能？谨慎但积极的干预策略之一，应是中国管理学元研究能够发挥引导作用，发出明确的声音：争论应向体现元科学素养的层面深化。争论展开的过程，也是体现、加强参与者元科学知识底蕴的过程。效果更直接的，是开展“中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比较研究。

　　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构建元管理学知识体系。从“元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来看，“元科学”学科既包括科学哲学（包括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科学伦理学等）、科学思想史，也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科学经济学等门类，就是既包括对“科学知识”的反思，也包括对“科学实践活动”本身的审视因此，假如借鉴元科学中“元”的含义，那么元管理学研究就既包括管理哲学（管理本体论、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管理价值论）、管理思想史等对“管理学”的反思，也包括管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对管理学研究活动进行反思的学科。建议具备条件的高校可开设“管理学元研究”课程，设置“管理学元研究中心”。以学科建设、基地建设等多种途径，推进管理学元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为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能够迈向新的深度、新的高度而提供基础知识支撑。

　　5结语

　　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经历了3个内容相对集中的阶段，分别围绕着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关系、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关系3个主题，讨论了克服管理理论脱离管理实践的可能路径。虽说争论没有直接讨论管理科学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但却开阔了管理本土化研究的思路，即管理本土化主张可以从与上述3个方面相比较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及其边界。

　　更进一步地，西方学者围绕相对稳定的对话主题、涌现出若干代表性命题，并形成开放性结论，对于中国管理学元研究如何积累阶段性成果，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中国管理学元研究应积极反思并引导此进程，并期待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迈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