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必要性与措施
内容提要:政府行政成本主要是为了维持政府机构运转所产生的费用,即政府机构内部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在一定时期内付出的费用之和。在市场意识和成本意识逐步强化的今天,政府行政成本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分析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与降低的必要性并指出降低低政府成本的有效措施
论文关键词:降低,行政成本,措施
世界经济论坛(WEF)曾在2003—2004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揭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继续下滑,比上一年度又下降了4位。导致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在当年的竞争力排名中,实行了新的评价指标体系,首次用“政府浪费”子指标替代了“政府支出”子指标。《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又揭示出中国在12个大项排名分别为:制度48,基础设施44,宏观经济环境10,健康与初等教育32,高等教育与培训58,商品市场效率45,劳动市场效率36,金融市场发展48,技术设备77,市场规模2,商务成熟度37,创新29。不难看到,与发达经济体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优势明显,在技术设备、高等教育与培训、制度、金融市场发展、商品市场效率、基础设施等方面亟待提高。特别是中国在制度大项的排名仅为第48位,报告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腐败和司法独立性方面依旧存在较大挑战。这表明,因政府浪费现象而提升的政府行政成本,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群众反应强烈。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制止。”这段话为各级政府敲响警钟! 。
成本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凡是有经济活动和业务活动的地方,都必然存在成本。从会计学角度看,成本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付出的或应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政府成本是指政府组织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的活动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总和。政府行政成本主要是为了维持政府机构运转所产生的费用,即政府机构内部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在一定时期内付出的费用之和,包括政府机构人员经费、办公费、会议费、公车费、差旅费及招待费等。其显性成本包括政府机构日常行政管理费用(包括工资额、办公经费等)和资本支出(如购置汽车、修建办公楼等);其隐性成本则指由于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而导致的经济投入的增加,以及市场、社会利益因此而受到的减损。行政成本是以行政管理支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行政管理支出又是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根据瓦格纳法则,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财政支出随国家职能的扩展而不断增长。具体来说,政治方面,国家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政府职能的内在质量和解决问题的数量也在逐步提高,这要求有更多的财政支出来予以支持和保证;经济方面,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要求政府出面矫正经济运行的偏差,弥补市场的缺陷,即要求政府有必要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因此,行政成本,必然因政府职能的扩展,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对行政成本的有效控制,并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支出数额越少越好,而应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既要控制在经济允许的范围之内。行政管理费增长弹性系数=行政管理费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该系数应在0-1之间。而我国行政管理系数近期早已超过1而接近3。
在市场意识和成本意识逐步强化的今天,政府行政成本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科斯曾指出:“政府的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中国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却有世界上有“最高的”行政成本。并且其增长势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既不符合成本效益化原则,也和我国建立“节约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 要想提高行政效率,树立政府形象,促进廉政建设,就必须严格控制政府行政成本。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与原因
一 公务支出严重浪费其表现形式,1是由来已久的形式主义的浪费,如节日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各种名义的“公款追星”。2是豪华办公的浪费,这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尤为明显,一些县级市的办公楼甚至可以和欧洲中等国家的总统府相媲美。3是公私不分的浪费,除了公车私用之外,还有私人请客办事、公家买单;父母做高官、子女办公司,官商一体等现象。4是迎来送往的浪费,如今,会议加礼品加旅游已经成了固定的接待模式,这种支出在很多单位中是大头,有的甚至是沉重的负担。据了解,全国招待费用支出每年达数千亿元,远远超过在教育上的支出。5是出游培训的浪费,全国每年公款出国旅游或考察花费2000亿元,而这些考察培训更多的是一种待遇而非工作,实际并无必要。公车消费4000亿公款吃喝2000亿公费出国3000亿决策失误4000亿触目惊心。
二 管理机构庞杂,组织队伍臃肿。
据统计,我国机构林立导致了政府行政人员的迅速增加人口同行政事业单位由财政供养人数的比例,建国初期是600∶1 ,1978年为50∶1 ,2003年为28∶1。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失控,增长迅猛,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现在许多行政机关虽然也强调要减员增效,但实践中有时却会逆向运行。如某省国土资源系统超员高达30 % ,个别县国土局多达500 多人,超编好几倍。
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6倍,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相关。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接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7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财政当年总收入的26.6%。近年来,政府支出不节俭或铺张浪费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担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是不断增加的,2002年的行政人员数额同1978年相比,净增608 万人,是1978年的2.13倍,平均每年增长3.24 % ,同西方其他国家相比,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以公务员对本国经济贡献率最高(达到60 %) 的日本为例,1950~1989年间,日本政府的公务员在就业人员的总数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 %~4 %之间,在将近40 年的时间内,政府规模仅扩大了59.8 % ,每年平均增长1.27 %。我国政机府构的庞大举世闻名。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数高达4500万人,财政负担比例为1∶26,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三 腐败和决策失误导致的政府无形成本大幅增加
中国因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9875—12570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0%,各类税收损失是5700—6800亿元,占GDP的7.6—9.1%。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去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指出,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造成的损失高达145亿元。这些问题的存在除了增加政府的有形成本外,还会引发无法计量的无形成本,主要表现为转嫁给社会的损失,危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等等。
在国外,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普遍比较低,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
5%、加拿大是7.1%,美国相对较高,是9.9%而我国是14%。国外的行政成本低的原因,主要是其预算的透明化,监管到位。但是,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在身体力行地为节约每一分钱行政成本努力着。
降低政府成本的有效措施
目前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已成为世界性行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也是我国政府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正着力构建节约型政府,但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且效率低下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增强行政成本节约意识、加强对行政成本监督和完善预算制度,从而有效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成本。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政府的支出能够以两个相当不同的方式加以缩减。第一,人们可以使他们政府活动的效率更高。他们可以杜绝贪污浪费并且要求计划性以及较高的行政效率第二,人们也可以改变政府的规模,通过削减政府的许多既有的职能而减少公共支出。”从而可以理顺出应从政府职能、政府规模、政府决策、政府行为和政府效率五大方面提出控制行政成本的解决方案。结合先进国家的降低行政成本的经验,本文认为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 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切实强化行政管理活动的成本费用意识。降低政府行政成本,要建设一个廉价的政府。所谓廉价政府,就是用最小的政府成本,实现最优化的政府管理,以最低的成本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二 加强对行政成本监督和完善预算制度, 使老百姓作为“纳税人”对政府支出实施监督的权力到位,将公共预算向全社会公开,交与全体公众监督,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额外施恩”。公共预算不向纳税人交代本是不自然的事情,是政府和社会公众关系非正常化的表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向社会公开预算是历史的一个“返正”过程。
三 制定评测政府支出效益的刚性指标,并作为政绩考核。政府支出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使“取之于民”的公共财力更好地“用之于民”。 必须将政府成本纳入政府官员政绩的评价体系中。要建立政府决策责任制度,使每一个政府决策者都要对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用法律责任来进行约束,不断培植、提高和优化政府决策者的责任感和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贡献,使政府决策失误减至最低程度。
四 精兵简政,控制政府规模;转变政府规模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运用政府权力;防腐倡廉,健全决策机制,减少决策失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效率。
参考资料
1. 乐艳芬:(J)《成本会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张望松:《控制行政成本的国际经验》(J)《中国改革》2006年第8期
3. 刘声,潘圆:《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疯长23 %》《中国青年报》,2003 年3月6日
4. 谭桔华:《政府行政成本简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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