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以公共权力的特质为主线，总体性地描述了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观。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如同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一样,其理论来源不仅仅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2](1>27〜29)。从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古希腊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都对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总是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这些思想来展开自己的思想，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全面地分析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来源，有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脉络，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

　　一、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与公共管理理想图式

　　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许多相互敌对的社区中，雅典是最具创造性和最为成熟的“城市国家”(city-state或城邦(polis。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渊源。它的政治理想一公民平等、自由、对法律的尊重和正义一已经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思维[3](P15〜功。对古代雅典民主最杰出的描述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在考察各种合法而持久的统治形式时,提供了民主体制的详细解释，分析了民主的“种种理由、道德标准和目标”，还清楚地谈到了许多古希腊民主政体的主要特点。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由。自由的_个方面是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它是自由的—个构成要素;自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人能够随心如愿地生活，它是自由的一种功能_10)。以此为基础和原则，民主制度有如下特点：(1)所有官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2全体公民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反过来又统治全体公民;(3)所有的官职或者是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该通过抽签来任命;(4官职完全不应该在财产方面有要求,或者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5—个人不能两次担任同一官职，或者只能在少数时候或在少数官职上连任，军职要除外;(6所有官职或所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官职的任期应该短暂;(7所有的公民都有审判权，由所有公民选出的人来审理一切案件,或者是审理大多数最大和最重要的案件，例如审查财务和政务，私人的契约等;(8公民大会对_切事情至少是最重要的事情拥有决定权，而行政官员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或只有微乎其微的决定权;(9)公民大会、法庭和行政官员享有统一的津贴;(1〇民主政体的典型特征是低微的出身、贫穷和从事贱业;(11)没有任何官职是永久性的，如果某一官职经过先前的变革后保存下来，其权力也会被削弱，其任命也由选举改为抽签决定。

　　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民主制度全面地揭示了古代民主的基本特征，它对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公共管理的理想图式一巴黎公社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应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旧政府机构的合理职能交给对社会负责的公仆，建立起一个“廉价政府”。“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一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奶2)。马克思在对巴黎公社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廉价政府”的理论进行了重建，系统地阐述了必须在组织上、体制上对政府组织进行改革，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实行公务员的低薪制，更好地发挥社会的自主、自组织和自治功能。在这些思想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古希腊政治思想传统的身影。

　　由此可以认为，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重要影响。“毫不奇怪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视为灵感的源泉。他们所勾勒的理想的民主程序模式，即1871年的巴黎公社，与雅典民主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3](^没有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深刻领会，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理念的超越，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就不可能提出。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乌托邦，而是雅典城邦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重生。这种政治和社会状况，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模式，并因此是我们的传统所凭依的基础”[6](P19)。事实上，马克思在思想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都会在其中显示出与亚里士多德及古希腊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在整个1839年录。他给这些笔记起的总标题是《伊壁鸠鲁哲学》，同时，他还阅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的著作，涉及的问题有希腊哲学智者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有关宗教的观点以及后黑格尔哲学的前景。马克思博士论文选题也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对马克思而言，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包含有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是“充满了特殊性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

　　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

　　自由主义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信念,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它把自由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个人与社区的生活方式。从思想渊源来看，自由主义思想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中，而现代自由主义则是西欧社会的产物。自由主义的典范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已经开始成形，经过科学和哲学进步的补充添加，并在地理发现的刺激下经过欧洲势力的扩张最后覆盖全球。“在欧洲政治理论内，已经(而且很大范围内仍然)认可自由主义一在这种划时代的一般意义上一作为那些被视作良好政府与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根基和广泛目标。

　　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和思想十分广泛和复杂，它主要包括个人权利、行动自由、法律义务、宪法保证、公平正义和有限政府等等。在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洛克那里，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他提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社会契约论、政治分权、宗教宽容等观点中。前期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则最为看重法律的精神，认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种权利”。并且，自由只在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的那种宽和的国家才存在。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W](P154)。卢梭从人本主义历史观出发，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平等一不平等一平等”这三个发展阶段，揭示了财产私有制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是一切社会不和1840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平等的根源，提出了天赋人权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亚当•斯密则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应该只起“守夜人”的作用。马克思在其成长的岁月里，不但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_种“启示”接受并汲取了其主要思想，而且还十分频繁地引用、重复斯密的详细公式和具体例子，以至于那些一开始便把马克思思想“源泉”摆在很高层次的读者们尴尬不已。

　　从总体上来讲,“自由主义范式包含了_种政治观念、_种社会观念和一种哲学观念。它们各以不同的方式着力于阐明单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一个人与整体‘社会’的关系”[9](P5\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认为理性的人类个体在对正确和错误的感知中是自主的，在道德能力和道德责任上是平等的。个体有平等权利去参与(或者至少影响和支持)到政府的架构和程序中去。自由主义的社会观念坚称个人是其自身能力和利益的最好裁判，所以应尽可能允许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为各自的“幸福”创造条件。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主要表现为把国家精确定义为道德共同体和道德提升的源泉，而把国家的法律定义为个人意志的散发。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与公共管理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确实发源于自由主义，它采纳并改编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总体看法，而且，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广阔背景，马克思主义将是不可思议也不会存在。”]^)从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从公共权力的特质出发,将公共管理划分为原初的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管理和公民的公共管理3个历史阶段[1](P197〜201)。这种划分，其观念源自于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扬弃，源自于自由主义的社会观念和哲学观念;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其观念亦源自于平等自然权利的思想。自由主义专注于个人自由的概念，专注于自个人现实生存中产生出的无阻碍无拘束的权利膨胀和潜能膨胀,其基本价值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其自身最高荣誉一“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将取代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将走向消亡。这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除，国家公共权力也随之消融在公民权利之中，因此，“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11](P294)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公共权力，即公民的公共权力。“可以这么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至少部分意味着自由主义价值和理想的实现，即_个财富创造增强的世界,一个从事生产、有事业心、自我由的完美职能社会。

　　三、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与国家理论批判

　　黑格尔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之最高最终表达和代表。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惟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U](P7〜8)。然而,一方面，马克思在赋予黑格尔最高荣耀的同时,也宣称要放弃、摧毁和取代黑格尔思想，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全面批判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学说。正是在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中，显示了马克思政治与公共管理思想的黑格尔主义来源。同时也要看到，正是黑格尔全能的、所向披靡的“精神”经解释为“人类劳动”给马克思提供了其超越的基础原则，黑格尔无所不包的“辩证”观点，作为一种基本结构模式用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和历史时期演变理论，并且也部分充当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科学的逻辑语言。

　　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树立了关于国家公共管理的系列观点。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首先指出了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其二，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颠倒认识，使得他不能正确地说明国家怎样同家庭和市民社会发生联系。黑格尔把“同业工会”、“官僚机构”、“等级”等作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介因素加以重视,而马克思在重新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同业工会”、“官僚机构”、“国会”之类不过是把特殊的利害关系包括在形式的普遍之中。通过这种考察，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阶关爱、充足消费的诸个体们现在能够完全享受其‘自然自级实质。“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间诉31)其三，官僚机构与国家目的的—致性。黑格尔认为，国家通过自治机关和官僚机构来调和市民社会的矛盾。通过官僚机构，也即是说通过竞争从中产阶级吸收的更高级的公务员团体，来将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委托给他们。黑格尔声称官僚是公正无私的，因此是一个“普遍的”阶级。马克思开始就谴责了做这种调和的努力，认为这种调和并没有解决历史性地被决定了的对立，并且驳斥了黑格尔声称的官僚是公正无私的观点。“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因此，官僚是国家内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团体，擅自挪用了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官僚机构的存在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然而，为了使自己永远存在，它又使问题得以产生。正是这个过程解释了官僚机构的一切特征：形式主义、等级制度、神秘性、它自身的目的与国家目的的一致性。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与公共管理的系列观点直接来源于黑格尔政治哲学。_方面，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直接给马克思以启示。无论是黑格尔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黑格尔对个人(通过劳动)的社会性质的揭示,都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共鸣P4*12*)。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它。马克思与黑格尔分道扬镳，是在国家中立的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如果与资产阶级分开，就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活动”(即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必然产生的冲突中担任中立的裁判PW585)。马克思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进而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和官僚机构与国家目的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与公共管理思想的巨大转折。并且,这种批判继承，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与公共管理思想，而且是他的全部思想的转折点。

　　四、空想社会主义与公共管理的归宿

　　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一书，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初叶空想社会主义达到顶峰，其代表就是著名的三大空想家，即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治学说，继承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直接来源。恩格斯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

　　总体来看，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下列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及公共管理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其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在_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圣西门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神学和封建社会、破坏神学和封建体系的时代、实业制度阶段等五个发展阶段，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提供了直接启示。傅立叶试图说明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律，并认为这种规律是“情欲引力”定律。人类社会发展与否，就要看能否满足人们的种种需求情欲。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恩格斯对此曾做过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杠杆”[13](K37)。其二，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变迁的动力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变迁的原因。圣西门认为，“社会上存在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力量。一个是衰老的、无力的、不能作为支持点的、无法长期自存的力量。……反之，另一种力量却是强大的、有力的、真正能在世俗权力方面和精神权力方面进行建设的力量”[17](!277)。任何社会都有这两种力量的对抗，其斗争的结果是旧社会制度的灭亡，新社会制度的产生。傅立叶认为，社会形态之所以发生变更，“其原因在于这种改变必须依赖于生产活动和家庭活动，而不是依赖于哲学家们专心致志的行政体制”[1S](P49)。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关于社会制度变迁的动力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与公共管理学说中得到进一步明确的阐述。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P617)其三，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理想图式提供了直接素材。圣西门把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于理想社会制度称为实业制度,认为在实业制度中虽然存在着权力机关，但已经没有了统治人的政治职能。圣西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提出了一个卓越见解，认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17*™)。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圣西门的这一思想，指出“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融化在经济中。……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