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学”的图书分类法异议
发布时间：2015-07-04 20:24
【摘要】现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把写作学划分到语言学之下，这种学科属性的定位是社会上普遍观点的反映。五四时期傅斯年的白话文写作理论是这种观点形成的历史源头，它影响了20世纪20至40年代语言学家们对写作理论的研究特点，进而影响了人们对写作学的认识。写作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应该继承古写作作理论研究传统，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写作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关键词】中图法写作学语言傅斯年朱德熙
中华民族写作行为历史悠久，写作研究也历史悠久——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写作，同时也就有了对写作的研究。对写作的苦苦思索和历史追问伴随着写作行为的成长而成长，直到今天写作研究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今放眼望去那绵延了几千年的写作研究，挂在枝头的已是累累硕果，但是“写作”这棵参天大树却仍处于被“统治”的位置——有足够能力独立的写作学科却仍被列为其他学科名下。
一图书分类法中对“写作学”的定位
我国现行使用最普遍的图书分类依据是由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1981年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标准，为各大图书馆所广泛使用，从1975年第一次出版到如今已进行了四次改版。对于写作学的划分《中图法》的分类如下：
h语言、文字
h05写作学与修辞学——h051风格论
h052文体论
h15写作、修辞——h151风格论
h152文体论——h152.1记叙文
h152.2辩论文
h152.3应用文
h19汉语教学——h193.6写作教学
这个分类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兴奋的是，“写作学”一词被写入了图书分类法中，这标志着世人已认可了写作也是一门学科；沮丧的是，它被归属到语言学之下，成为了语言学的分支。
《中图法》的这种分类观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写作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似乎是当前社会的普遍看法。这种观点有待于纠正，因为写作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是哪一门学科所能包含了的。
二傅斯年的白话作文法
这种写作观何以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论？追寻历史源头，我们必然要将目光放回到文白之争的那段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新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旧式文言文教育，如何写作白话文成了一批文化先驱共同关注的话题。面对着这一项前无古人的民族事业，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以极大的民族热情和谨慎的思考，提出了各种主张建议。其中，有一个人的一篇文章在白话文写作的历史之路上投下了重重一磅——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
在“全盘西化”的时代思潮之下，傅斯年先生于1919年2月在《新潮》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怎样做白话文》，提出了他的白话作文观：“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
“留心说话”就是“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也就是“一面随时自反，把说话的毛病、想法除去，把文学的手段、组织和趣味用到说话上来。一面观察别人，好的地方，我去学他；不好的地方，求自己的解免。”作者认为，如果能坚持这样做可以“不须把笔作字，已经成了文学家了”，因此极力提醒大家“万不可忘了把‘精粹的国语’当作标榜”。这个主张指出了说话和写作的关系、语言和文章的关系，把古人眼中高深莫测的写作融入生活，拉近了写作与现实的距离。但是却忽略了对书面语言的学习，忽略了对古代传统写作理论和优秀典籍的继承。古写作作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其范畴涵盖了章法论、文道论、修养论、文质论、文体论、风格论、修改论、鉴赏论等方面，涉及到了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受体和写作载体的思考。它们是古人几千年思考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而傅斯年先生却恰恰遗忘了这一点，他找到了白话文写作新的学习对象，却又忘了重拾老祖宗的东西。
“直用西洋词法”即作者的欧化观，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这里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修辞”等都是语言学范畴的术语，可见作者主张学习西方文学语言文字的表达手法。
傅斯年的欧化思想为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它同样也有偏颇性，即忽视了中国语言的本土特色，过渡推崇西洋文学。中国语言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全部放在对西方的学习上。再者，把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局限在语言方面偏离了写作规律，因为写作不止是运用语言的问题，它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在内的立体系统，有一个动态的过程。
傅斯年的白话文写作观其实也是整个五四时写作作研究特点的代表，对此毛泽东曾做过客观的评价。“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几千年的文言写作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写作理论，它们所涉及的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表达，还有其他种种方面——既重视文本研究，也重视人本研究；既有静态研究，也有动态研究。我国古代对文章写作的理论研究可谓琳琅满目、成果丰厚。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专著的出现标志着写作理论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唐宋至元明清又产生了大批“文话”类专著、教材，如陈骙《文则》、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李涂《文章精义》、陈绎曾《文章欧冶》、吴讷《文章辩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唐彪《读书作文谱》、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林纾《春觉斋论文》等等，它们都丰富和充实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写作作理论研究体系。
其中，刘勰《文心雕龙》是这些古写作作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全书共50篇，“文之枢纽”的5篇总论是关于文与“道”关系的哲学探讨；“论文叙笔”的20篇文体论是对诗、赋及其他各种文体源流、写作特点和规律的理论总结；“剖情析采”的24篇创作论，除了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6篇外，其他篇目是对写作主体的素养、写作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批评态度和方法、古代大家、文学史等方面的论述——如此全面的研究体系代表了古人写作理论研究的辉煌成就，《文心雕龙》真无愧于“体大虑周”（章学诚）的评价。
纵观古代所有的写作专著或教材，我们可以发现，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写作作理论研究，已系统探讨了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受体和写作载体等写作理论问题，它们既重视文本研究，也重视人本。这样的研究特点就实现了对写作理论的动态研究和系统研究，充分考虑了写作是一个动态过程和立体系统的规律，而不是像傅斯年他们那样只作文本的静态研究，只考虑语言的表达技巧。可惜的是，在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时代思潮之下，汇集了古人几千年历史思考的这些宝贵的写作文化遗产都被否定了。
四现代语言学家的写作理论研究特点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傅斯年“欧化”理论主张统领了我国20世纪20至40年代的白话文写作理论研究，朱德熙、夏丏尊、黎锦熙、叶圣陶等一大批现代语言学家们的写作理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傅斯年白话文研究思想的痕迹。
纵观朱德熙等语言学家们的作文教材、著作，如朱德熙《语法、修辞、作文》（198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作文指导》（1952年，开明书店）；黎锦熙《新国文教学法》（195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叶圣陶《国文百八课》（1935年，开明书店）；夏丏尊、叶圣陶合编《文章讲话》（1938年，开明书店）；夏丏尊、刘薰宇合编《文章作法》（1935年，开明书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它们都以西方的语法、修辞为指导作文的法宝，也都缺乏对古写作作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如朱德熙《作文指导》有六章：第一章，“主题”；第二章，“结构”；第三章，“表现”；第四章，“词汇”；第五章，“句子”；第六章，“标点”。其中第四章有四小节：词性、词义、双音词、杜撰的词和成语；第五章有五小节：长句子、被动式、倒装句、词序、虚词；第六章有七小节：句号、顿号、分号、疑问号和感
叹号、引号、删节号、破折号——一部指导如何写作的教材几乎是一部讲述语法、修辞知识的教材。
五小结
傅斯年先生及现代语言学家们对写作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他们对语言知识的过分依赖却无形中把写作引入了一个误区：写作就是语言的问题。《中图法》中的分类、社会上的看法与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当写作作理论研究在古代传统写作理论的熏陶下已是硕果累累。写作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并出版了一大批写作专著；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学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如中国写作学会、中国应用写作研究会、国际汉语应用写作研究会等；有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如《写作》杂志、《应用写作》杂志等；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写作公共必修课；很多学校建立了写作学硕士点或专业，如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以全新的姿态来对待写作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欧阳哲生.如何做白话文.傅斯年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3］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朱德熙.作文指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
【关键词】中图法写作学语言傅斯年朱德熙
中华民族写作行为历史悠久，写作研究也历史悠久——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写作，同时也就有了对写作的研究。对写作的苦苦思索和历史追问伴随着写作行为的成长而成长，直到今天写作研究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今放眼望去那绵延了几千年的写作研究，挂在枝头的已是累累硕果，但是“写作”这棵参天大树却仍处于被“统治”的位置——有足够能力独立的写作学科却仍被列为其他学科名下。
一图书分类法中对“写作学”的定位
我国现行使用最普遍的图书分类依据是由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1981年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标准，为各大图书馆所广泛使用，从1975年第一次出版到如今已进行了四次改版。对于写作学的划分《中图法》的分类如下：
h语言、文字
h05写作学与修辞学——h051风格论
h052文体论
h15写作、修辞——h151风格论
h152文体论——h152.1记叙文
h152.2辩论文
h152.3应用文
h19汉语教学——h193.6写作教学
这个分类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兴奋的是，“写作学”一词被写入了图书分类法中，这标志着世人已认可了写作也是一门学科；沮丧的是，它被归属到语言学之下，成为了语言学的分支。
《中图法》的这种分类观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写作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似乎是当前社会的普遍看法。这种观点有待于纠正，因为写作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是哪一门学科所能包含了的。
二傅斯年的白话作文法
这种写作观何以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论？追寻历史源头，我们必然要将目光放回到文白之争的那段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新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旧式文言文教育，如何写作白话文成了一批文化先驱共同关注的话题。面对着这一项前无古人的民族事业，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以极大的民族热情和谨慎的思考，提出了各种主张建议。其中，有一个人的一篇文章在白话文写作的历史之路上投下了重重一磅——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
在“全盘西化”的时代思潮之下，傅斯年先生于1919年2月在《新潮》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怎样做白话文》，提出了他的白话作文观：“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
“留心说话”就是“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也就是“一面随时自反，把说话的毛病、想法除去，把文学的手段、组织和趣味用到说话上来。一面观察别人，好的地方，我去学他；不好的地方，求自己的解免。”作者认为，如果能坚持这样做可以“不须把笔作字，已经成了文学家了”，因此极力提醒大家“万不可忘了把‘精粹的国语’当作标榜”。这个主张指出了说话和写作的关系、语言和文章的关系，把古人眼中高深莫测的写作融入生活，拉近了写作与现实的距离。但是却忽略了对书面语言的学习，忽略了对古代传统写作理论和优秀典籍的继承。古写作作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其范畴涵盖了章法论、文道论、修养论、文质论、文体论、风格论、修改论、鉴赏论等方面，涉及到了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受体和写作载体的思考。它们是古人几千年思考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而傅斯年先生却恰恰遗忘了这一点，他找到了白话文写作新的学习对象，却又忘了重拾老祖宗的东西。
“直用西洋词法”即作者的欧化观，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这里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修辞”等都是语言学范畴的术语，可见作者主张学习西方文学语言文字的表达手法。
傅斯年的欧化思想为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它同样也有偏颇性，即忽视了中国语言的本土特色，过渡推崇西洋文学。中国语言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全部放在对西方的学习上。再者，把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局限在语言方面偏离了写作规律，因为写作不止是运用语言的问题，它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在内的立体系统，有一个动态的过程。
傅斯年的白话文写作观其实也是整个五四时写作作研究特点的代表，对此毛泽东曾做过客观的评价。“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三中国传统的写作理论研究特点
几千年的文言写作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写作理论，它们所涉及的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表达，还有其他种种方面——既重视文本研究，也重视人本研究；既有静态研究，也有动态研究。我国古代对文章写作的理论研究可谓琳琅满目、成果丰厚。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专著的出现标志着写作理论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唐宋至元明清又产生了大批“文话”类专著、教材，如陈骙《文则》、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李涂《文章精义》、陈绎曾《文章欧冶》、吴讷《文章辩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唐彪《读书作文谱》、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林纾《春觉斋论文》等等，它们都丰富和充实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写作作理论研究体系。
其中，刘勰《文心雕龙》是这些古写作作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全书共50篇，“文之枢纽”的5篇总论是关于文与“道”关系的哲学探讨；“论文叙笔”的20篇文体论是对诗、赋及其他各种文体源流、写作特点和规律的理论总结；“剖情析采”的24篇创作论，除了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6篇外，其他篇目是对写作主体的素养、写作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批评态度和方法、古代大家、文学史等方面的论述——如此全面的研究体系代表了古人写作理论研究的辉煌成就，《文心雕龙》真无愧于“体大虑周”（章学诚）的评价。
纵观古代所有的写作专著或教材，我们可以发现，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写作作理论研究，已系统探讨了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受体和写作载体等写作理论问题，它们既重视文本研究，也重视人本。这样的研究特点就实现了对写作理论的动态研究和系统研究，充分考虑了写作是一个动态过程和立体系统的规律，而不是像傅斯年他们那样只作文本的静态研究，只考虑语言的表达技巧。可惜的是，在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时代思潮之下，汇集了古人几千年历史思考的这些宝贵的写作文化遗产都被否定了。
四现代语言学家的写作理论研究特点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傅斯年“欧化”理论主张统领了我国20世纪20至40年代的白话文写作理论研究，朱德熙、夏丏尊、黎锦熙、叶圣陶等一大批现代语言学家们的写作理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傅斯年白话文研究思想的痕迹。
纵观朱德熙等语言学家们的作文教材、著作，如朱德熙《语法、修辞、作文》（198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作文指导》（1952年，开明书店）；黎锦熙《新国文教学法》（195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叶圣陶《国文百八课》（1935年，开明书店）；夏丏尊、叶圣陶合编《文章讲话》（1938年，开明书店）；夏丏尊、刘薰宇合编《文章作法》（1935年，开明书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它们都以西方的语法、修辞为指导作文的法宝，也都缺乏对古写作作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如朱德熙《作文指导》有六章：第一章，“主题”；第二章，“结构”；第三章，“表现”；第四章，“词汇”；第五章，“句子”；第六章，“标点”。其中第四章有四小节：词性、词义、双音词、杜撰的词和成语；第五章有五小节：长句子、被动式、倒装句、词序、虚词；第六章有七小节：句号、顿号、分号、疑问号和感
叹号、引号、删节号、破折号——一部指导如何写作的教材几乎是一部讲述语法、修辞知识的教材。
五小结
傅斯年先生及现代语言学家们对写作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他们对语言知识的过分依赖却无形中把写作引入了一个误区：写作就是语言的问题。《中图法》中的分类、社会上的看法与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当写作作理论研究在古代传统写作理论的熏陶下已是硕果累累。写作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并出版了一大批写作专著；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学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如中国写作学会、中国应用写作研究会、国际汉语应用写作研究会等；有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如《写作》杂志、《应用写作》杂志等；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写作公共必修课；很多学校建立了写作学硕士点或专业，如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以全新的姿态来对待写作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欧阳哲生.如何做白话文.傅斯年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3］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朱德熙.作文指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