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养老服务社会化运行看社区服务权力模式
发布时间：2015-07-04 20:54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与老年人口规模的日益扩大，个人和家庭在应对养老问题的能力上越来越弱，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使得养老服务体系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建立一个由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社区的权力机构某大学（大院）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组织分析，考察其社区养老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老年饭桌”项目的运作，了解社区开展养老服务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逻辑以及社区养老服务的运行机制。 中国论文联盟
关键词：社区 养老服务 社会化 场域 权力模式
k社区坐落于海淀区学院路，是原八大学院之一。社区机构众多，功能完善，分布有办公区、教学区、居民区、菜市场、餐厅、健身中心、体育馆、便利超市、银行、邮政储蓄、书店、印刷厂、校办工厂、科技创业园区、社区医院、保卫处、后勤集团等。人员复杂，老龄人口比重大，人口流动大。高龄老年人80以上，享受居家养老补贴的有177人，其中百岁以上老年人3人，60岁以上老年人共有1897人，占社区总人口的21.7%。孤寡老人9人，空巢老人141人。需要社会救助的有51人，其中低保人员15名、无工作重残人员7名，低保重残人员6名，遗补9名，困补14名。1
k社区还有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社区服务站、志愿服务基地、法律服务室离退休干部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来京人员出租房屋服务站、96156社区服务热线街道k社区服务站等心服务组织。社区服务管理中心隶属于居委会，主要负责社区的卫生绿化、房屋装修、辅助居委会日常工作、跟保信访等工作；社区服务站……开办的社区服务项目主要有：百货超市、美容美发、擦洗油烟机、早点餐饮、菜市场、修鞋、修车、缝纫、干洗、维修电器、打字复印、社区医疗等。
停车场地归保卫处负责管理，基建属于后勤，零售维修属于后勤集团管理，卫生是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地下室属于国有资产管理处管理。
在限制性困境下，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并且进行创新性管理，是k社区目前的管理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也直接关系到社区权力的有效运行，社区养老社会化的良性实现。
一、社区“老年饭桌”服务项目的由来
2009年11月12日京政办发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市残联关于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的通知》，为构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社会化养老助残服务体系，完善“9064”（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集中养老）养老服务模式，提出了九条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要求。根据第三条“建立城乡社区养老助残餐桌。利用城乡社区公益性用房、单位内部设施、居民空闲房屋等社会资源建立养老助残餐桌。采取政府适度补助租金、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由各级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工作主管部门，选择有资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品牌餐饮企业提供社区餐饮服务。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市具备条件的城乡社区建立养老助残餐桌，为老年人提供安全的配餐、就餐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家庭送餐服务。”以及第二条：“建立居家养老（助残）券服务制度和百岁老人补助制度。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发放养老（助残）券，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方式的养老助残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和参加人在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服务需求。”根据北京市九养政策，老年饭桌项目是由各区县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的，所需的资金由福利彩票公益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失业保险金承担，不足部分由财政予以补足。
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自2010年3月10日通知启动，主要针对社区空巢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老人每周确定下一周的订餐情况，交现金或居家养老服务券来领取午餐。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空巢老人的就餐问题。从社区订餐老年人角度讲，项目运行两个月，老年人对送餐活动普遍评价不错，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不方便做饭的麻烦，满足了他们订餐的需求，从价钱角度来讲，也很实惠；居委会方面，配合街道开展老年饭桌活动，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利用社区设施、场地、人员将老年饭桌项目开展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居委会的本职所在，居委会每天派人到送餐现场进行监督、甚至参与实际的分餐工作，方便直接了解项目开展的情况，及时了解老人的需求以及发现项目开展过程中的问题；从志愿者的角度来说，志愿者参与老年饭桌项目，为该项目运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送餐上门服务得到了老人的认可，减少了陌生人送餐的不安全隐患，学生自身也可以通过参与该活动而获得社会实践的课时任务，多接触人，也对学生自身增强了锻炼；从社区其他居民的角度去看，居民普遍认为这是件好事，期待活动能够长期有效的开展下去，同时期望转变运行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和其他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
总的来说，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在运行了两个月后，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赞许。但是，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并非社区自发自愿的行为，社区居委会作为执行者，只是例行落实，显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大多数居民对老年人饭桌项目并不是很了解，对享受该服务的对象，认识不是很明确。按照老年饭桌项目的由来，享受这项服务的对象是有限制的。但是居民的认识和理解更多的停留在一般社会服务，认为每个社区的老年人都可以也都应该享受此项服务。这对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初衷形成了挑战。同时，绝大多数居民对该项活动是否能持续开展下去产生了质疑，有居民认为这又是居委会的“一场秀”，期望居委会可以真真正正为居民做些实事，要做就做出个样子来，并长期持久的去做。这对居委会的执行能力与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愿景提出了质疑。
从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的由来、经费的使用、送餐公司的确定、外部形象的宣传，本文认为这一项目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政府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愿景，需要通过居委会去具体实施。
在满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与需求方面，政府、各类服务机构、居委会可以分别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这三者与老年人可以形成直接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链条。但是，根据实际的老年饭桌的运行情况来看，政府是通过居委会去实现其为老服务的，是“政府牵头、商家参与、社区配合”的模式。
在这个公共服务的模式中，本文认为会引发三种问题：一是各类服务机构，具体到老年饭桌项目中主要是供餐商家，其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其服务质量能否达到政府的要求，能否达到居委会的认可，能否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饮食；二是政府制定的供餐单位在这项活动中能否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盈利性机构的商家是否为了追逐利益而忽略公共服务的目标，在与街道、与居委会的互动中其策略选择如何规避这些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服务目标的有效实现；三是由于公共服务经由居委会落到老年人身上，居委会在其中的协调作用就得很重要，政府的意志能否完全贯彻，居民对供餐单位的意见能否反映到政府耳中，解决策略能否真正保障老年人的利益，这对居委会执行这项政府职能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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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不同的服务主体看k社区养老的运行机制
（一）居委会：自治场域的特征
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城市社会的基础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我国城市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的权力来源及相关问题，正确定位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与法律性质，努力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体现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与积极性，对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更好地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论文联盟
按照宪法与组织法对居委会性质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权力来源于社会。
（二）学校场域、街道场域制约下的居委会权力运行
通过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代表一个场域，是一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场域内，其场域特征应当自由性与自主性。
通过了解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本文将分析居委会与其上级主管单位街道的关系、与居民的关系、与社区其他组织的关系，以此了解居委会在整个社区的权力运行状况。
在居委会与其上级主管单位街道的关系方面，首先，行政机关对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监督的关系，1954年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的街道办事处的任务中有一条就是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居民委员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其享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具有公权力的特点，即权力的支配性和权威性，权力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从而富有扩张性和侵略性，所以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有可能侵犯居民和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因而需要政府的规范和监督。
其次，居民委员会对政府是依赖的关系。居民委员会虽然是居民自治组织，但是居民委员会又不能脱离政府而生存，甚至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这也造成了居民委员会目前的尴尬境况。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和第十七条中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和工作经费来源等方面的限制说明中，规定表明居委会在这些方面对政府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依赖，目前中国的居民委员会仍不能脱离政府而存在。
再次，居民委员会对行政机关是协助与监督的关系。协助主要体现在居委会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监督主要体现在居委会作为本社区利益的代表可以通过提出意见、议案和参加听证等途径参加政府的决议、决策，维护居民的参政议政权。
在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居委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管理关系、教育关系和服务关系。居委会的自治性，决定了其享有充分的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力，使公共利益得到及时的维护；居委会是城市建设的基层推动力量，承担着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教育任务，同时，居委会形式各异的教育方式可以弥补政府被动教育与说教式教育的不足；居委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必然具有为成员提供服务的天性。
在居委会与社区其他组织的关系方面，其共享资源，更好的开展服务与管理，则体现出博弈的一面。
本文从场域的角度分析，认为k社区居委会作为自治场域的运行过程中，同时还受学校场域与街道场域的制约。三种场域交叉运行的结果，依照目前老年饭桌项目运行的实际情况看，街道场域的力量对居委会形成直接影响，学校场域方面形成重大影响。
（三）三种场域结合下的社区养老服务
三种场域结合下的k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社会化管理、养老社会化探索的体现。“政府投资组织、商家参与、社区承办”的为老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但是，如何能协调好各方利益，在各方对共享资源存在利益博弈的情况下，如何切实保障老年人的需求，对居委会提出严峻挑战。
政府希望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样加大了政府的管理与运营成本，如果服务直接落到居民头上，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居民认同。因此，本文认为，资本的概念可以作此解释。除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场域运行起到直接的影响外，象征资本的意义也同样重要。在老年饭桌这个项目中，政府所要努力构建的是一种共同参与的和谐局面。这决定了只要参与即可，效果好坏先不去追究。这种愿景是好的，但是如何把这种愿景完美的实现，规避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k社区主要权力机构居委会的组织分析，以老年饭桌项目为实例，详细考察了社区养老社会化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管理社会化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应该说这种草根政治战略在中国城市中运用既有适应性又有前瞻性。老年饭桌项目就是这样一种政府社会化管理的产物，是社区养老社会化的实践，关乎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良好运行。
在我们大力倡导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对于当代中国国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立一种合理、规范的管理体制是总体建设工程的基础。社区管理社会化的基础是社区权力模式的重构，而模式的构建又以权力的基础——权力资源的调适为条件。权力资源从制度文化到人力、物力、信息无不决定着权力形式。
现代社会对权力资源的调适要遵循两大原则：市场原则和层序原则，使权力经过市场化与制度化两个阶段，从而形成竞争的、规范的权力体制。目前中国社区权力模式是多种模式的杂合物，这种特征是转轨时期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它存在一些问题，如社区权力资源与权力结构的不完全、社区权力制度化的不彻底、社区权能不足等。要改变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社区权力模式进行重构，必须整合社区地域，扩大自治范围，修改社区自治法规，妥善处理社区二重责任主体的关系。
本文认为需要仔细考虑如下问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什么？政府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居委会是老年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联点作用如何发挥？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了，明确了责权义务，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保证老年饭桌的有效实施，实现其真正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唐忠新.社区服务思路与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7.
[2] 陈文玲.“亲而不近”：城市知识分子空巢家庭的亲子关系—以北京市b大学退休教师养老状况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2）.
[3]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
注 释：
1.资料来源：居委会公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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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 养老服务 社会化 场域 权力模式
k社区坐落于海淀区学院路，是原八大学院之一。社区机构众多，功能完善，分布有办公区、教学区、居民区、菜市场、餐厅、健身中心、体育馆、便利超市、银行、邮政储蓄、书店、印刷厂、校办工厂、科技创业园区、社区医院、保卫处、后勤集团等。人员复杂，老龄人口比重大，人口流动大。高龄老年人80以上，享受居家养老补贴的有177人，其中百岁以上老年人3人，60岁以上老年人共有1897人，占社区总人口的21.7%。孤寡老人9人，空巢老人141人。需要社会救助的有51人，其中低保人员15名、无工作重残人员7名，低保重残人员6名，遗补9名，困补14名。1
k社区还有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社区服务站、志愿服务基地、法律服务室离退休干部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来京人员出租房屋服务站、96156社区服务热线街道k社区服务站等心服务组织。社区服务管理中心隶属于居委会，主要负责社区的卫生绿化、房屋装修、辅助居委会日常工作、跟保信访等工作；社区服务站……开办的社区服务项目主要有：百货超市、美容美发、擦洗油烟机、早点餐饮、菜市场、修鞋、修车、缝纫、干洗、维修电器、打字复印、社区医疗等。
停车场地归保卫处负责管理，基建属于后勤，零售维修属于后勤集团管理，卫生是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地下室属于国有资产管理处管理。
在限制性困境下，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并且进行创新性管理，是k社区目前的管理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也直接关系到社区权力的有效运行，社区养老社会化的良性实现。
一、社区“老年饭桌”服务项目的由来
2009年11月12日京政办发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市残联关于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的通知》，为构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社会化养老助残服务体系，完善“9064”（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集中养老）养老服务模式，提出了九条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要求。根据第三条“建立城乡社区养老助残餐桌。利用城乡社区公益性用房、单位内部设施、居民空闲房屋等社会资源建立养老助残餐桌。采取政府适度补助租金、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由各级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工作主管部门，选择有资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品牌餐饮企业提供社区餐饮服务。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市具备条件的城乡社区建立养老助残餐桌，为老年人提供安全的配餐、就餐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家庭送餐服务。”以及第二条：“建立居家养老（助残）券服务制度和百岁老人补助制度。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发放养老（助残）券，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方式的养老助残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和参加人在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服务需求。”根据北京市九养政策，老年饭桌项目是由各区县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的，所需的资金由福利彩票公益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失业保险金承担，不足部分由财政予以补足。
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自2010年3月10日通知启动，主要针对社区空巢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老人每周确定下一周的订餐情况，交现金或居家养老服务券来领取午餐。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空巢老人的就餐问题。从社区订餐老年人角度讲，项目运行两个月，老年人对送餐活动普遍评价不错，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不方便做饭的麻烦，满足了他们订餐的需求，从价钱角度来讲，也很实惠；居委会方面，配合街道开展老年饭桌活动，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利用社区设施、场地、人员将老年饭桌项目开展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居委会的本职所在，居委会每天派人到送餐现场进行监督、甚至参与实际的分餐工作，方便直接了解项目开展的情况，及时了解老人的需求以及发现项目开展过程中的问题；从志愿者的角度来说，志愿者参与老年饭桌项目，为该项目运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送餐上门服务得到了老人的认可，减少了陌生人送餐的不安全隐患，学生自身也可以通过参与该活动而获得社会实践的课时任务，多接触人，也对学生自身增强了锻炼；从社区其他居民的角度去看，居民普遍认为这是件好事，期待活动能够长期有效的开展下去，同时期望转变运行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和其他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
总的来说，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在运行了两个月后，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赞许。但是，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并非社区自发自愿的行为，社区居委会作为执行者，只是例行落实，显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大多数居民对老年人饭桌项目并不是很了解，对享受该服务的对象，认识不是很明确。按照老年饭桌项目的由来，享受这项服务的对象是有限制的。但是居民的认识和理解更多的停留在一般社会服务，认为每个社区的老年人都可以也都应该享受此项服务。这对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初衷形成了挑战。同时，绝大多数居民对该项活动是否能持续开展下去产生了质疑，有居民认为这又是居委会的“一场秀”，期望居委会可以真真正正为居民做些实事，要做就做出个样子来，并长期持久的去做。这对居委会的执行能力与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愿景提出了质疑。
从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的由来、经费的使用、送餐公司的确定、外部形象的宣传，本文认为这一项目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政府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愿景，需要通过居委会去具体实施。
在满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与需求方面，政府、各类服务机构、居委会可以分别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这三者与老年人可以形成直接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链条。但是，根据实际的老年饭桌的运行情况来看，政府是通过居委会去实现其为老服务的，是“政府牵头、商家参与、社区配合”的模式。
在这个公共服务的模式中，本文认为会引发三种问题：一是各类服务机构，具体到老年饭桌项目中主要是供餐商家，其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其服务质量能否达到政府的要求，能否达到居委会的认可，能否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饮食；二是政府制定的供餐单位在这项活动中能否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盈利性机构的商家是否为了追逐利益而忽略公共服务的目标，在与街道、与居委会的互动中其策略选择如何规避这些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服务目标的有效实现；三是由于公共服务经由居委会落到老年人身上，居委会在其中的协调作用就得很重要，政府的意志能否完全贯彻，居民对供餐单位的意见能否反映到政府耳中，解决策略能否真正保障老年人的利益，这对居委会执行这项政府职能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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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委会：自治场域的特征
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城市社会的基础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我国城市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的权力来源及相关问题，正确定位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与法律性质，努力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体现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与积极性，对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更好地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论文联盟
按照宪法与组织法对居委会性质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权力来源于社会。
（二）学校场域、街道场域制约下的居委会权力运行
通过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代表一个场域，是一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场域内，其场域特征应当自由性与自主性。
通过了解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本文将分析居委会与其上级主管单位街道的关系、与居民的关系、与社区其他组织的关系，以此了解居委会在整个社区的权力运行状况。
在居委会与其上级主管单位街道的关系方面，首先，行政机关对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监督的关系，1954年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的街道办事处的任务中有一条就是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居民委员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其享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具有公权力的特点，即权力的支配性和权威性，权力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从而富有扩张性和侵略性，所以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有可能侵犯居民和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因而需要政府的规范和监督。
其次，居民委员会对政府是依赖的关系。居民委员会虽然是居民自治组织，但是居民委员会又不能脱离政府而生存，甚至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这也造成了居民委员会目前的尴尬境况。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和第十七条中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和工作经费来源等方面的限制说明中，规定表明居委会在这些方面对政府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依赖，目前中国的居民委员会仍不能脱离政府而存在。
再次，居民委员会对行政机关是协助与监督的关系。协助主要体现在居委会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监督主要体现在居委会作为本社区利益的代表可以通过提出意见、议案和参加听证等途径参加政府的决议、决策，维护居民的参政议政权。
在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居委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管理关系、教育关系和服务关系。居委会的自治性，决定了其享有充分的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力，使公共利益得到及时的维护；居委会是城市建设的基层推动力量，承担着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教育任务，同时，居委会形式各异的教育方式可以弥补政府被动教育与说教式教育的不足；居委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必然具有为成员提供服务的天性。
在居委会与社区其他组织的关系方面，其共享资源，更好的开展服务与管理，则体现出博弈的一面。
本文从场域的角度分析，认为k社区居委会作为自治场域的运行过程中，同时还受学校场域与街道场域的制约。三种场域交叉运行的结果，依照目前老年饭桌项目运行的实际情况看，街道场域的力量对居委会形成直接影响，学校场域方面形成重大影响。
（三）三种场域结合下的社区养老服务
三种场域结合下的k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社会化管理、养老社会化探索的体现。“政府投资组织、商家参与、社区承办”的为老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但是，如何能协调好各方利益，在各方对共享资源存在利益博弈的情况下，如何切实保障老年人的需求，对居委会提出严峻挑战。
政府希望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样加大了政府的管理与运营成本，如果服务直接落到居民头上，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居民认同。因此，本文认为，资本的概念可以作此解释。除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场域运行起到直接的影响外，象征资本的意义也同样重要。在老年饭桌这个项目中，政府所要努力构建的是一种共同参与的和谐局面。这决定了只要参与即可，效果好坏先不去追究。这种愿景是好的，但是如何把这种愿景完美的实现，规避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k社区主要权力机构居委会的组织分析，以老年饭桌项目为实例，详细考察了社区养老社会化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管理社会化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应该说这种草根政治战略在中国城市中运用既有适应性又有前瞻性。老年饭桌项目就是这样一种政府社会化管理的产物，是社区养老社会化的实践，关乎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良好运行。
在我们大力倡导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对于当代中国国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立一种合理、规范的管理体制是总体建设工程的基础。社区管理社会化的基础是社区权力模式的重构，而模式的构建又以权力的基础——权力资源的调适为条件。权力资源从制度文化到人力、物力、信息无不决定着权力形式。
现代社会对权力资源的调适要遵循两大原则：市场原则和层序原则，使权力经过市场化与制度化两个阶段，从而形成竞争的、规范的权力体制。目前中国社区权力模式是多种模式的杂合物，这种特征是转轨时期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它存在一些问题，如社区权力资源与权力结构的不完全、社区权力制度化的不彻底、社区权能不足等。要改变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社区权力模式进行重构，必须整合社区地域，扩大自治范围，修改社区自治法规，妥善处理社区二重责任主体的关系。
本文认为需要仔细考虑如下问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什么？政府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居委会是老年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联点作用如何发挥？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了，明确了责权义务，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保证老年饭桌的有效实施，实现其真正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唐忠新.社区服务思路与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7.
[2] 陈文玲.“亲而不近”：城市知识分子空巢家庭的亲子关系—以北京市b大学退休教师养老状况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2）.
[3]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
注 释：
1.资料来源：居委会公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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