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出口退税政策有效性的评价
论文关键词：出口退税，状态空间模型
一、前言
出口退税是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转环节按税法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或免征应纳税额。出口退税是为了实现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对跨国流动物品重复征税，从而促进该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出口贸易。其目的在于鼓励各国出口货物的公平竞争，它是国际上通行的税收和贸易惯例，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促进出口措施，已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普遍实施。另外出口退税存在着完全退税和不完全退税的情况，对于不完全退税而言，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出口产品的海外价格竞争力有一定负面影响，但这也为宏观调控预留了调整空间，从而使得出口退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能平衡财政收支、影响汇率、优化产业结构等。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为求自救，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难以独善其身，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冲击。最突出的表现为出口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摆脱出口困境，中国先后于2008年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2月1日、4月1日、6月1日共七次调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如此密集地使用出口退税政策实属罕见，这也反映了学界对出口退税政策理论作用的共识与体认，然而实际效果如何，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下的效果，确实是令人期待。
二、文献综述
出口退税作为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手段，学者对其研究从未停止过，单就我国来讲，针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进行研究的就有很多。如陈平、黄健梅（2003）运用基于ECM模型的协整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得出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促进中国的出口增长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里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董皓、陈飞翔（2004）研究了出口退税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若出口退税增长1%，将刺激该年度出口则增长0.453%。郑桂环、史德信、汪寿阳（2004）研究发现出口退税确实促进了出口增长，出口退税额对出口总额有正的弹性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出口退税影响出口增长的力度和表现会有所差异。刘穷志（2005）对出口退税对出口的激励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出口退税对产出、就业、税收收入以及出口等的激励模型，并计量分析发现，影响中国出口的长期因素是汇率、中国商品生产能力和中国商品在世界的相对价格，而出口退税只是影响出口的短期因素。扩大出口的关键是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改革汇率制度，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出口退税对出口激励的短期战略。张伦俊、祝遵宏（2005）利用回归分析得出出口退税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呈现同方向变动关系。邵桂兰、毕素梅、高金田（2006）通过研究发现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出口退税新政策带来了出口的高速增长，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贸易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加工贸易特别是来料加工贸易增长加快。朱宇（2007）提出中国对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并指出中国出口退税制度的设计应针对不同产品类型的行业实施不同的退税率，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出口企业具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动力，继而提高其外贸竞争力。万莹（2007）利用1985-2003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与外贸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3。周泽峰（2008）实证分析得出：1996～2005年林产品出口退税额年均增长12.6%，每年带动林产品贸易出口额增长3.73%，出口退税对林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24.2%，林产品出口退税额每变动1%，带动林产品出口总额同向变动0.2961%。谢建国、陈莉莉（2008）研究了出口退税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并利用1985~2005年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出口退税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长期增长。王菲波、刘斯敖（2009）运用事件分析法和Ｅｖｉｅｗｓ统计分析方法就２００４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前后我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从短期来看，2004年新的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中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结构在短期内出现了波动与调整，尤其是在新政实施的前后几个月内波动尤为明显。但是从外贸出口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无论是从增长变动额还是比例结构变化都不明显，与政策的预期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这些国内的有关研究中，就形式而言大体上可分为这样两大类型：即理论研究型、实证研究型；就内容来看可分为总体上出口退税的研究和行业内的出口退税研究。
2008年７月以来，我国政府七次上调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冲击。这也让出口退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同时也勾起了笔者对出口退税政策作用研究的兴趣。
三、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
现实中影响一国出口贸易额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就是汇率，经济理论认为本国货币贬值会增加出口，本国货币升值会减少出口，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要以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为前提。第二，国外的收入，当国外收入提高时，国外的消费者用于购买该国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支出都会增加，因而从理论上说国外的收入对本国产品出口有正面促进作用。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关税、出口退税等等，当然这也包括国外的宏观政策宏观层面。第四，其他因素，影响出口贸易额的因素实在太多，很难对此逐一说明，为此笔者将其余因素都列入此项，不再详述。
综上所述，在影响一国出口贸易额的因素中，笔者采集了汇率、国外收入、出口价格水平、出口退税这四个因素，其它因素都被忽略。因为在这四个因素中汇率、国外收入以及出口价格水平是必须要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出口退税则纯粹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为了能够动态性地研究出口退税，笔者构建了如下的变参数模型。
量测方程：
状态方程：
其中：export表示出口贸易总额；exchange表示汇率；price表示出口价格水平；gdp表示国外收入；tax表示出口退税额；ln为对相应的变量取自然对数。
另外为了进一步模拟出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动态冲击效应，笔者构建了5个变量、滞后2阶的VAR（2）模型即
2、数据处理
出于本研究的需要和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笔者采集了1985-2009年的出口贸易总额、汇率、出口价格水平、国外收入、出口退税额的数据，其中针对汇率笔者只是采集了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具体数据摘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对于出口价格水平，由于资料所限，笔者采集了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水平以替代之；对于国外收入，笔者则采集了除中国大陆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总和（原始数据摘自IMF官方网站）；最后对于出口退税方面，笔者则是采集了出口退税额这一数据（具体数据摘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毕竟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最终还是体现在出口退税额的支付上。另外在具体的运算处理上，笔者对这些数据都作了取自然对数的处理。
3、模型的估计
（1）平稳性检验
状态空间方法构造的时变参数模型要求方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以避免时间序列变量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造成伪回归。为此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见表一）。
表一
| 变量 | 检验式( c t k) | ADF检验值 | 1%显著性水平 | 5%显著性水平 | 10%显著性水平 | 结论 |
| LOG(EXCHANGE) | ( c t 0) | -0.813513 | -4.394309 | -3.612199 | -3.243079 | 非平稳 |
| LOG(EXPORT) | ( c t 3) | -3.365875 | -4.467895 | -3.644963 | --3.261452 | 非平稳 |
| LOG(GDP) | ( c t 3) | -2.316127 | -4.467895 | -3.644963 | -3.261452 | 非平稳 |
| LOG(PRICE) | ( c t 1) | -1.918041 | -4.416345 | -3.622033 | -3.248592 | 非平稳 |
| LOG(TAX) | ( c t 0) | -3.610510 | -4.394309 | -3.612199 | -3.243079 | 非平稳 |
| D(LOG(EXCHANGE)) | ( c t 0) | -5.203728 | -4.416345 | --3.622033 | -3.248592 | 平稳 |
| D(LOG(EXPORT)) | ( c t 0) | -4.785919 | -4.416345 | --3.622033 | --3.248592 | 平稳 |
| D(LOG(GDP)) | ( c t 5) | -4.030638 | -4.571559 | -3.690814 | -3.286909 | 平稳 |
| D(LOG(PRICE)) | ( c t 0) | -4.754756 | -4.416345 | -3.622033 | -3.248592 | 平稳 |
| D(LOG(TAX)) | ( c t 0) | -4.553160 | -4.416345 | -3.622033 | -3.248592 | 平稳 |
从检验结果看，各时间序列数据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并且其一阶差分在1%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是平稳的，故其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尽管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只要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仍然可避免由变量的非平稳性所造成的伪回归。为此笔者将对这些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从验算结果（见表二）来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出口贸易总额、汇率、国外收入、出口退税额这四个分别作了取自然对数处理的时间序列｛LOG(EXPORT)、LOG(EXCHANGE)、LOG(GDP)、LOG(TAX)｝存在1个协整向量，因此四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二
| Hypothesized |
| Trace | Hypothesized |
| Max-Eigen |
| No. of CE(s) | Eigenvalue | Statistic | No. of CE(s) | Eigenvalue | Statistic |
| None * | 0.754867 | 83.84450 | None * | 0.754867 | 32.33699 |
| At most 1 * | 0.587521 | 51.50750 | At most 1 | 0.587521 | 20.36810 |
| At most 2 * | 0.545912 | 31.13940 | At most 2 | 0.545912 | 18.15765 |
| At most 3 | 0.430204 | 12.98175 | At most 3 | 0.430204 | 12.93698 |
| At most 4 | 0.001945 | 0.044768 | At most 4 | 0.001945 | 0.044768 |
| Trace test indicates 3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 |||||
|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1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 |||||
| *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 | |||||
利用Eviews软件对该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算得出如下结果（见表三），其中C(1)、C(2)为超参数的估计值，SV1、SV2、SV3为最终状态向量的一步向前预测值。具体估算得到的变参数模型为：
量测方程：
状态方程：
表三
|
| Coefficient | Std. Error | z-Statistic | Prob. |
| C(1) | -12.59103 | 9.501778 | -1.325124 | 0.1851 |
| C(2) | -2.998297 | 0.341472 | -8.780505 | 0.0000 |
|
| Final State | Root MSE | z-Statistic | Prob. |
| SV1 | -0.497261 | 0.509468 | -0.976040 | 0.3290 |
| SV2 | 0.375948 | 0.635484 | 0.591592 | 0.5541 |
| SV3 | 1.629741 | 0.246098 | 6.622311 | 0.0000 |
| SV4 | 0.352327 | 0.050773 | 6.939252 | 0.0000 |
| Log likelihood | -34.43856 | Akaike info criterion | 2.915085 | |
| Parameters | 2 | Schwarz criterion | 3.012595 | |
| Diffuse priors | 4 | Hannan-Quinn criter. | 2.942130 | |
由于对各变量进行了取自然对数的处理，故SV1、SV2、SV3可分别理解为一国出口总额对汇率、国外收入、出口退税额的弹性。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更为关注的是一国出口总额对出口退税额的弹性，故利用Eviews软件生成了该弹性的变参数图（见图一）。
图一
从图一中可发现1989至2000年中国出口总额对出口退税额的弹性在逐渐缓慢走低，2001至2009年其开始逐渐走高，其中2001至2007年该弹性增幅较大，而2007至2009年增幅明显趋缓。
同时，1989至2001年中国出口总额对出口退税额的弹性一直为负值，这反映了该时期出口退税对出口总额无任何的促进作用，更准确地说对出口还起了副作用，非但没有增加出口，反而还减少了出口，并且在1998和1999这两年其副作用最为强烈。这种与相关出口退税理论完全背离局面的出现，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综合而形成的：第一方面，在1989至2000年期间，出口退税措施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出口退税额一直不高。第二方面，在实践中，出口退税对出口可能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其程度远未达到理论上所论及的程度，甚至其正向促进作用有可能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第三方面，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对出口总额存在着非常大的影响，相形见绌之下，使得出口退税对出口的正向促进作用被淡化了许多，甚至从表象来看，在一些时间内表现出出口退税对出口总额的负面抑制作用。例如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下，尽管出口退税率不断在提高，但出口基本上变化不大，再加上模型设计上的原因，造成了最终估算结果出现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负面抑制作用。
2001至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对出口退税额的弹性则为正值，反映出出口退税对出口总额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尽管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弹性明显都小于0.3，这也说明了出口退税对出口总额的正向促进作用有限。
（4）VAR模型识别及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反映当出口退税受到某种冲击时对出口额的动态影响以及出口退税对出口变动的贡献程度，借助VAR模型得到关于出口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二）以及方差分解图（见图三）：
图二
从图二可看出当在本期给出口退税一个正向冲击后，出口会在第三期达至最高点，随后则逐渐衰减。这反映出出口退税对出口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且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图三
从图三中可看出，不考虑出口自身的贡献率，对出口的贡献率最大的是汇率，在第十期达到56%左右；其次是国外GDP，达到19%左右；接下来是价格水平，达到15%左右；最后则是出口退税，仅为6%左右。对于汇率对出口的贡献率高于国外GDP对中国出口的贡献率，此结论的得出，令笔者颇为诧异，由于本文的着力点为出口退税对出口的作用，故笔者并未对此作深层次的剖析。至于出口退税，其对出口的正向促进作用相较于其他因素还是差了很多。
四、结论
总体而言，根据上述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从短期来看，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具有正向的刺激作用，而且其还具备一定的持续效应。然而就其对出口刺激作用的程度来看，相较于其他刺激手段而言还是弱小了许多。从长期来看，出口退税这一宏观刺激政策的效果，在中国并不是十分的抢眼，甚至在某些时间段内，还呈现了副作用（更准确地说，其并未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
另外，对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而言，中国先后七次调高了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应对此次危机，实证检验中的出口退税的短期效果，也印证了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定的积极效果，同时还明确表明了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刺激弹性达到了0.2左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弹性似有衰减的势头，这既反映出了出口退税政策积极作用的有限性，毕竟经历多次调整之后，出口退税率上调空间回旋余地不大，也反映了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其他的刺激手段正逐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得出口退税政策的积极作用相形见绌。
因此，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尤其是突出表现为出口大幅下降之时，出口退税政策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辅以其他相关政策措施以及后续的手段，仅凭出口退税政策，这种积极作用恐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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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桂环，史德信，汪寿阳.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分析[J].管理评论，2004，6:44-50
4 万莹.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7，4:62-68
5 谢建国，陈莉莉.出口退税与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一个基于长期均衡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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