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理论对当代工商管理的美学启

　　一、宏观美

　　中国古代的多数社会管理理论著作着眼点都非常大，非常高。如屈原的《天问》就是面对整个宇宙的，企图探索世界的整体结构及渊源。许多山水志、游记也探索自然的秘密，《易经》则企图把整个自然界的物质进行分类，以探讨它们与社会活动的各种联系。这种宏观的、整体的、体系式的认识是人类认识的必经阶段，也是尔后人们进一步认识的基础和向导。其实，这是一种认识高度和广度的美。

　　实际上，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的宏观认识有一个天然的认知方法，就是系统观察法。他们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社会与环境的统一。《庄子•达生》提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列起来。所以《资治通鉴》一开头就说“天地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实际上，地是天的一个成员，人又是地的一部分，三者本当是统一的。至于把“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拉到一起，这是政治的痼弊，不是“天人合一”的理论有问题。《易经》把自然界分为8类物质，然后研究它们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是了不起的宏观概括。类似的研究方法还有“五行学说”和更早的“阴阳学说”。它们都是运用系统的方法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联系。中医最成功地运用了“阴阳五行”理论，把人体看作一个系统，脏腑器官分别对应于“五行”，进而明确它们的相生、相克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补母泄子”的治病原则；同时又把各个脏腑器官和一年“五季”（四季之外多了个长夏）相对应，找到季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确定人类锻炼养生的主要原则。这些都非常了不起。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理论已经很自然地引入哲学思想，同时又拿这些哲学思想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

　　工商管理理论来自于现代管理理论，而现代管理理论的鼻祖是弗雷德里克•温•泰罗与亨利•法约尔。他们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把管理经验升华到管理理论，为提高企业效率服务，功绩很大。但二者谈的都是很单一的具体管理措施，看不到宏观联系。即使法约尔的研究是从“宏观”开始的，这个“宏观”也很有限，也仅是管理思想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更强一些，还谈不上我们所说的“宏观”。工商管理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指总量经济活动，即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宏观”。来自于西方的理论多是走的演绎路线，所以把局部研究得很具体，这当然是对的，但缺乏宏观的回顾与联系。当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对于我们寻求宏观的工商管理理论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二、结构美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理论著作的理论结构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依据。书中已经把外部环境融入各个部分，把整体构成分为君道、臣术、贵德、为政、敬慎、明辨六大部分，涉及各种社会生活及人物，里边也包括了预测学的方法论、国际关系与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其用六个板块来概括，显得既全面又合理，呈现的结构美很突出。“君道”是对领袖人物的要求，包含有修身、敦亲、反身、尊贤、纳谏五大原则。而首要的要求“修身”还包括戒贪、勤俭、惩忿、迁善、改过五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把“反贪”列为第一大原则的首要要求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只有这样，领袖才能够严格要求下属廉洁奉公，无私工作，从而让全体人民放心地劳动、工作和学习。“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汉书》）“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尚书》）“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知所要矣。”（《体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所以贪物、贪财、贪地、贪色、贪味、贪美言、贪歌舞等都在严厉戒除之列。现在全国反腐不单是政治领域，工商管理是搞经济的，也应该把反腐作为经济活动的前提之一，含有腐败的经济活动都必然不具有可持续性。现在的反腐是培育和锻炼各级党政领袖人物的政治课，也是经济课。修身的第二条是勤俭。“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政要论*节欲》）这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何其一致！反观我国现实，实现温饱还没几天，奢靡之风已经很普遍，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习以为常，这是十分危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到我们国家来访问，拒绝住总统套间，也不吃包餐，掉在桌上的饭菜还捡起来吃。她还是发达国家的领袖！所以，各级党政机关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有一种素质，那就是节俭。在理论结构上把戒贪和勤俭放在惩忿、迁善、改过三者之前显然是正确的，有着科学的审美内涵。

　　《群书治要》中“君道”要求领袖人物要“修身”指的是信仰修炼。“敦亲”指的是孝道。“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但也注意到亲人中的问题：“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后汉书》）就是说，对于亲属，爱可深厚，但一定要有严格要求，否则亲属就会变得傲慢起来而脱离群众；亲属的身分尊贵了，一定要用法度来制约，否则亲属会横行无忌。“反身”指的是自省精神，“尊贤”指的是人才观念，要尊重人才，发现人才，大胆地使用人才，也要教育他们。“纳谏”指的是民主态度，善于听取意见，集中群议。“杜谗邪”指的是识别奸言。“审断”指的是善于集中并升华正确意见，摈弃错误的意见，指的是政治远见前提下的领导能力。合起来就是信仰坚定、爱民爱国、自我教育、重视人才、作风民主、善于识奸、善于领导。这些是对领袖人物的一整套的完美要求。

　　“臣术”相当于现在的干部工作条例，其中有十一项规定也很全面。“贵德”是精神文明条例，共十一项。“为政”指的是政府行政条例，很全面，共十四项。“敬慎”讲的是社会运作，包括民事方法、养生等，共七项。“明辨”则是社会心理技术范畴的规则，共六项。《群书治要》的六大部分从人说到社会，从领袖、干部说到老百姓，逻辑严整，条文合理，确实值得后人借鉴。

　　三、人文美

　　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理论中充满了多层次的人文美，但最集中地表现在《易经•象传》里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大意是：人民应该像天体运行一样奋斗不息，敢于面对艰难困苦，顽强奋斗，不屈不挠；人的肚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这两句话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一句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第二句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所谓的君子，古代指道德高尚的人和人群，也就是指优秀的人民。这两句话曾经作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实际上它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国训”！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有好几个。但他们都尊崇传统的汉文化，并广而大之。北魏以及后来的元、清都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06年4月6日，正在新西兰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当地华侨华人代表时，语重心长地引用了这两句话后说:“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团结包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创业，还能够在世界各地努力奋斗，创造丰硕的成果。”世界“四大文明”中，其一是巴比伦文明（也叫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生在现在的伊拉克。如今在伊拉克很少能够看到巴比伦文明的遗留，虽然其文明很古老，但是它几乎没有任何“存档”，几千年来，战争几乎让此文明消失殆尽。其二是尼罗河边上的古埃及文明。在埃及，其文明的象征——象形文字已消亡，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法老的后裔，血缘找不到了，文明也中断了。其三是古印度文明。表面上看印度古老的东西都还在，都有遗留，但遗憾的是它们无数次的中断、无数次的灭亡，且这个过程很少有人将其记述下来。它们的历史已不清晰。其四就是中华文明。一共四大文明。近六七十年来印度的考古发现很少，而中国的考古成果是较多的。因此众多学者在国际上把中华文明定为第三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址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文化。其时间较早，而且不中断地发展到今天。在“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这与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现在，这个民族精神和它所依傍的传统文化以及新创造出来的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软实力，而人文美正是它的灵魂。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创新成果，完全可以促进工商管理理论出现众多的创新成果，这也是强大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四、人性美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理论中的人性美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关注人民的生存问题，且把它列为帝王的第一要务:“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汉书》）其次是提倡爱民：“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群书治要•孙卿子治要》）“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群书治要•六韬治要》）“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焉，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人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孔子家语》）礼敬大臣，体恤众臣，爱民如子。在更高的层面上，人性美表现在对政务的要求上。行政条例的第一项就是务本，指的就是以人为本并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还要求政务工作必须得民心：“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

　　(《说苑•尊贤》）实际这也是要求为人民服务。为民所想，就得让老百姓富裕。“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潜夫论•务本》）政务条例中也提出对待人民，必须诚信。“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论语》）对人民诚信比国防和吃饭都重要，这是以人为本的深刻体现。

　　在现今的工商管理著作中，充满了各种具体的管理制度，但明显的一点就是人性美的不足。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就是讽刺“泰罗工作制”中缺乏人性安排的缺陷。怎么在经济活动中融入人性化的内容，是现代工商管理的一个必须不断深化解决的难题。日本企业的显著特征是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意识很强，并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日本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裁员，坚持发工资，这点类似于我们以前的铁饭碗制度。韩国经济动荡，员工卖首饰集资也要帮国家度过难关。这些人性化管理的成果快要上升为他们的民族精神，这不失为良好的借鉴。

　　五、道德美

　　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理论中的道德美是随处可见的。倡导道德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对不同层次人员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前已述及，对领袖人物的首要要求“修身”包括戒贪、勤俭、惩忿、迁善、改过五个部分，全都有道德要求的含义。戒贪勤俭是明显的德治要求，而惩忿则是从控制情绪、不意气用事这样的角度来要求的，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命题。因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不理智，会做出伤害老百姓的事情，后果会很严重。“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庙算不精，而穷兵以侵邻。犹钐禾以计蝗虫、伐木以杀蛣蝎、食毒以中蚤虱、撤舍以逐雀鼠也。”（《群书治要•抱朴子治要》）这些比喻十分得当，很能说明问题。“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汉书》)一切都要考虑人民的利益，这是领袖的道德核心。“迁善”就是学习好的、优秀的东西；。改过”就是反省错误，及时纠正错误的东西。将这些纳入道德规范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会引导到老百姓也奋发学习新东西，改正错误的东西，其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大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有行如此之谓大忌也。”(《群书治要•鬻子治要》）这里把改不改错上升到亡国亡头的高度来说明其重要性，十分深刻。

　　在《群书治要》的“臣术”部分，即行政干部条例中，立节、尽忠、劝谏、举贤四项内容都是以道德要求为基础的。。立节”就是立场坚定不变节，。尽忠”就是忠心务实地工作，。劝谏”就是敢于批评领袖和政府的错误，提合理化建议，。举贤”就是推荐人才。。历观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积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群书治要•吴志治要》下）。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群书治要〈潜夫论〉治要》）。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后汉书》二）看来，民主不仅是对下级和民众的要求，更是对领导层的要求，是对政府运作制度的要求。问题是，在古代，皇帝给你这个民主，你敢使用吗？多少谏官被杀头，所以敢于谏是要有很高的道德勇气的，必须怀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说话。当然皇帝也有纳谏的道德要求，这样才能把制度推行下去。在企业制度中，缺乏工人的发言制度是普遍现象。提高到道德层次，建立有关制度这对企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领导人怕民主管理,不仅是短视的,而且其道德品质可能有问题。工商管理研究者应该探讨这方面的实施方案。欧洲莱茵式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中规定，董事会超过一半的席位由工人选出的代表担任，这样企业决策就好多了。这是一个启示。

　　六、发展美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理论中的发展美是一种哲学思想。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易经》中的。八卦”内涵，都是提倡发展的。。八卦”中的二进位制成为今天计算机运行的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发展是一种理念，现代社会各种理论都离不开它。工商管理只要建立好发展机制，一定会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意想不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