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际背包客旅华空间流行为模式研究
发布时间：2015-07-08 09:46
[摘要]本文以西安和桂林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总结出了洲际背包客旅华空间流动模式。从国际视角研究发现游客选择目的国的3种情况。从国际、国内视角研究发现洲际背包客旅华路线规律。研究结论对旅游产品开发与营销有指导意义，彰显了旅游产品开发与营销中国际合作、国内合作的重要性。世界遗产级旅游产品对洲际背包客的强大吸引力不容忽视。
[关键词]洲际背包客；入境前后旅游空间流；国内旅游空间流；捆绑国
1 引言
国际上对背包旅游的关注约有40年的历史。在其界定上，皮尔斯(pearee)和墨菲(murphy)根据其旅游行为特征对其定义。乌利雷(uriely)认为背包旅游是一种旅游形式(form)。科恩(cohen)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背包客逃避主要旅游区，追求融入接待国文化。在背包旅游的经济意义上，费尔斯与荷恩(firth&hing)探讨了背包客的行为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特纳与艾施(turner&ash)讨论了背包旅游对基础设施、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推动作用。斯科文思(scheyvens)探讨了背包旅游与欠发达国家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关联。汉普顿(hampton)分析了背包旅游者对发展目的地经济的意义。在旅游行为研究上，皮尔斯与宋(pearce&son)对比了澳大利亚背包客与国际学生的旅游行为，凯恩与金(kain&king)探讨了背包客对澳旅游产品的选择。在旅游线路上，莱利(riley)讨论了背包客旅游对旅游线路开发的推动作用。威斯伯恩(washburn)探讨了背包客对线路的线性寻找问题(blsp)，并提出以动态程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学者们对背包客的人口特征、形象、旅游动机及社会互动等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国际上对背包旅游者路径选择的研究尚未见到。
国内对背包旅游的关注较晚，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相关文献。盛蕾介绍了背包旅游的内涵、类型及特征。李春颖、黄远水将国外背包旅游研究的多维视角归纳为三大类，即背包旅游及背包旅游者特征、背包旅游对旅游接待地影响、旅游接待国对背包旅游的态度。苏红霞、马耀峰分析了旅华背包客出入境口岸的选择，提出了不同旅游偏好的背包客对相应类型旅游吸引物有先睹为快的倾向。白凯、马耀峰研究了环境感知因素对旅华背包客旅游决策的影响，提出旅游目的地感知因素对旅游者决策行为影响高于客源国环境感知因素。杨建美、朱璇重申背包旅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贡献。朱璇通过回顾文献，讨论了背包旅游者的概念、动力学机制及其行为特征，追溯了背包旅游演化的轨迹；认为背包客是中国现实国情下具有先导作用的旅游者，主张优先开发背包旅游市场。
目前尚未出见针对洲际背包游客旅华路径选择规律的研究。旅游路径的选择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旅游流空间规律。本项目对洲际背包客来华前、中、后空间移动规律的研究将空间的范围扩大到了他国，彰显了邻国在旅游线路开发中不可忽视的意义；洲际背包客在华流动规律既突出了中国背包旅游热点城市，又可成为这种目的地城市分类的依据。
2 研究方法
本文从消费者行为学、行为地理学和市场营销学角度来研究旅华洲际背包客。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手资料，然后结合相关理论、数据，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问卷调查与游客空间流动模式相关的信息包括背包客的人口特征、之前背包旅游地区、本次入华前旅游国家、游华后去向、在华旅游线路、旅游方式、费用等。
问卷调查陆续在2006年7月至2007年3月间完成。调查地点选在西安和阳朔。西安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人文旅游资源的杰出代表。桂林的阳朔被誉为“背包客的天堂”，是中国洲际背包游客最为集中的地方，是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杰出代表。调查地点选在西安和桂林的多个国际青年旅社(international youth hostel)。问卷中有一项确认旅游者的背包旅游身份。
3 旅游空间流结果与分析
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2份。所调查的背包客来自22个国家，其中，男134人，女128人。平均年龄28岁。选择与朋友出游的占31％，伴侣30％，家人20％，其余19％。所调查的背包客中223人来自欧洲，23人来自美洲，16人来自澳洲(表1)。绝大多数(94％)游客来自欧美，路途比澳洲更为遥远，这些游客的旅游线路决策能够更为典型地反映大尺度国际旅游的空间流动特点。英国游客历来对文物古迹类旅游产品兴趣较大，这一点在所采访到的英国旅华背包客数量中得到了体现。
262名洲际背包客中有130名在游览中国之前(后)还游览了其他国家(图1)，其中，入华前(后)游览最多的国家前5名为泰国(46人)、越南(42人)、蒙古国(38人)、俄罗斯(32人)、澳大利亚(29人)。其他游览较多的国家还有老挝、新西兰、印度、柬埔寨、日本、尼泊尔等。洲际背包客人华前游历最多的国家是蒙古和俄罗斯，而人华后游历最多的国家为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9国。这些国家中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其余都是中国的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澳洲，与中国一水之隔，同属亚太地区，是航空线路上距离中国最近的洲际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毗邻中国或接近中国。这样的结果符合最大效益原则。最大效益原则是在中小尺度旅游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同样适用于洲际大尺度旅游。中国邻国中只有韩国未能成为旅华游客选择较多的旅游目的国。
将旅游目的国分为两大类，即“捆绑类(inclusive destinations)”和“排斥类(exclusive destinations)”。捆绑类指背包游客在游历中国的同时很可能一并选择出游的国家，俄罗斯、蒙古、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就属于这个范畴。捆绑类国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种是游客选择中国在先，’选择其他国家在后；另一种是游客选择其他国家在先，选择中国在后。先选择的国家称作“首要捆绑目的国(primary inclusive destinations)”，将随后连带选择的国家称为“附属捆绑目的国(attached inclusive destinations)”。无论是首要捆绑还是附属捆绑，这些国家最终都成为游客选择的共同旅游目的国(comnion destinations)。一次旅游目的国相对较多是背包旅游的特点，因此国际线路合作开发在背包旅游中的地位更显突出。
3.2 在华城市间流动
问卷调查了洲际背包游客在华旅游路径，部分统计结果见图3。从旅游造访次数上来讲，背包客对北京、西安、上海、香港、成都、平遥、桂林等城市的造访率较高，从244次到53次不等(图3)。来西安和桂林的洲际背包客对北京、上海、香港等中国一级口岸城市的造访率最高，对广州的造访率明显较低。造访较多的城市还有成都、平遥、大同、昆明、拉萨、洛阳等。
从背包客在城市间的流动趋势来看，分别以北京、上海、桂林、香港、西安5个城市为中心观察背包客在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流动次数。以北京为中心，京西流(102次)、京大流(75次)、京沪流(45次)及京平流(35次)较多；以西安为中心，西京流(102次)、西平流(65次)、西沪流(65次)、西成流(61次)最为突出；以上海为中心，流动频率较高的有沪西流(65次)、沪京流(45次)、沪桂流(45次)，依次还有沪杭、沪苏、沪香；以桂林为中心，流动频率较高的线路是桂沪(45次)、桂香(42次)、桂西(40次)及桂成和桂昆；以香港为中心，流动频率较多的线路是香桂(32次)、香广(23次)、香沪及香京。
以北京、西安、上海、桂林和香港为基准(其中，北京、上海和香港是中国一级口岸，西安和桂林是所选案例地区)，观察以这5个城市为中心(出发点)时洲际背包客的流向特点，发现所流向城市可以归纳为4类(表2)：一是口岸城市；二是辐射类城市；三是特色城市，即拥有很高级别旅游景点的城市；四是中转城市。
洲际背包客在各个中心城市与重要口岸之间的流动都较多，说明大型口岸城市的重要地位。首先，它们是游客出入中国的起始点和必经通道；其次，这些城市同时又是闻名国际的旅游城市，旅游产品丰富、成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型口岸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较为独立，对周边地区依赖较少，经常会带动周边地区旅游发展。
辐射类城市指中心城市之间的小型城市(如大同、平遥)以及中心城市周边较大的旅游资源较丰富城市(比如成都、杭州、苏州、洛阳)。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同、平遥人文旅游产品级别高，一个以世界遗产平遥古城闻名，一个以世界遗产云冈石窟闻名。成都、洛阳、苏州、杭州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辐射类旅游地区。这些城市坐落于中心旅游城市(西安、上海)的周围，火车行程不超过半天，甚至短到一两个小时。除了距离近以外，这类城市还具备自己突出的旅游产品，比如苏州园林，杭州西湖，洛阳龙门石窟，成都附近的峨眉山，大熊猫保护中心等都是世界遗产级吸引物。辐射类城市对中心城市的依赖性较大，尤其是针对国际旅游。
以北京、上海、香港为中心城市时，相对应的西安、昆明、桂林等流向城市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中心城市较远，不在辐射地区范围内，也不属于口岸城市。却表现出较高的互动，这类城市在此归为特色类旅游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具有顶级、享誉海内外的旅游产品，顶尖级旅游产品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超越了时空、资金的限制，成为人选目的地。
拥有顶尖级旅游产品的特色旅游城市独立性较强，深受洲际背包客青睐。
洲际背包客选择较多的辐射类和特色类城市有一个共同点，即拥有世界遗产级旅游产品。区别在于辐射类目的地依附于中心城市，而特色类目的地独立存在，在不依附于中心城市的情况下凭借其突出的旅游产品直接成为继口岸城市之后背包客的首选目的地。
广州缺乏高级别的人文或者自然景观。问卷调查显示，对背包游客来说，广州的主要功能是中转站。背包客一般都寻求低消费，宁可多花时间与体力，到达(离开)香港时在广州中转能够节约不少费用。
背包游客首先离开客源国或者是捆绑国(一般为邻国)从旅游资源丰富的口岸城市进入中国，然后可能选择辐射类目的地，包括口岸城市周边旅游区域和口岸城市与中心城市途中经过或接近的高级别旅游区，之后便进入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顶尖级吸引物的特色类城市旅游，特色城市的旅游范围也可能向周边景观独特的高级别旅游区辐射，最后背包客再次选择口岸城市出境，回到客源国或者进入其他国家继续旅游。这是洲际背包客在中国观光旅游的一般规律。
4 结论
国际视角研究发现，游客选择目的地时存在3种情况，即选择中国为唯一目的国、选择其他国家为旅游目的国、选择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成为共同的旅游目的国。此结论对旅游开发与营销具有指导意义。当游客选择中国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以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当游客不选择中国时，要扩大宣传，增进理解，减少沟通障碍，目标是中国早日进人游客选择范围，并入选其旅游目的地；捆绑式选择中国的情况下努力使中国成为并保持首要捆绑式目的国，争取赢得游客在中国停留更多时间，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赢得更多回头客，赢得更佳口碑等。无论处于何种境况，中国旅游业都必须努力进取，有重点、有步骤地攻克所面临的挑战。
国际、国内视角研究发现洲际背包客旅华旅游线路的规律是从客源国或捆绑国出发，以旅游资源丰富的口岸城市为起始点，以高级别旅游景观所在城市为主要目的地，中心城市周边特色城市可能成为游客所选的次一级目的地。中心城市之间拥有高级别旅游吸引物的小型城市可能成为背包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不够丰富的口岸城市不能够成为背包旅游的热点城市，但可充当中转站。结论对旅游开发与营销的指导意义是要确定分步走的发展目标，首先将所开发与营销对象纳入游客的旅游空间流动范围(旅游辐射面)，进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增加辐射区域内目的地的吸引力，促使游客选择中国国内的捆绑型目的地，捆绑区域内互惠互利，达到双赢且持续发展。
两种视角研究反映出在中国旅游产品开发和营销中国际合作、国内合作的不可回避性和迫切性。洲际背包客趋向选择世界遗产级旅游产品的特点不容忽视。
[关键词]洲际背包客；入境前后旅游空间流；国内旅游空间流；捆绑国
1 引言
国际上对背包旅游的关注约有40年的历史。在其界定上，皮尔斯(pearee)和墨菲(murphy)根据其旅游行为特征对其定义。乌利雷(uriely)认为背包旅游是一种旅游形式(form)。科恩(cohen)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背包客逃避主要旅游区，追求融入接待国文化。在背包旅游的经济意义上，费尔斯与荷恩(firth&hing)探讨了背包客的行为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特纳与艾施(turner&ash)讨论了背包旅游对基础设施、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推动作用。斯科文思(scheyvens)探讨了背包旅游与欠发达国家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关联。汉普顿(hampton)分析了背包旅游者对发展目的地经济的意义。在旅游行为研究上，皮尔斯与宋(pearce&son)对比了澳大利亚背包客与国际学生的旅游行为，凯恩与金(kain&king)探讨了背包客对澳旅游产品的选择。在旅游线路上，莱利(riley)讨论了背包客旅游对旅游线路开发的推动作用。威斯伯恩(washburn)探讨了背包客对线路的线性寻找问题(blsp)，并提出以动态程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学者们对背包客的人口特征、形象、旅游动机及社会互动等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国际上对背包旅游者路径选择的研究尚未见到。
国内对背包旅游的关注较晚，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相关文献。盛蕾介绍了背包旅游的内涵、类型及特征。李春颖、黄远水将国外背包旅游研究的多维视角归纳为三大类，即背包旅游及背包旅游者特征、背包旅游对旅游接待地影响、旅游接待国对背包旅游的态度。苏红霞、马耀峰分析了旅华背包客出入境口岸的选择，提出了不同旅游偏好的背包客对相应类型旅游吸引物有先睹为快的倾向。白凯、马耀峰研究了环境感知因素对旅华背包客旅游决策的影响，提出旅游目的地感知因素对旅游者决策行为影响高于客源国环境感知因素。杨建美、朱璇重申背包旅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贡献。朱璇通过回顾文献，讨论了背包旅游者的概念、动力学机制及其行为特征，追溯了背包旅游演化的轨迹；认为背包客是中国现实国情下具有先导作用的旅游者，主张优先开发背包旅游市场。
目前尚未出见针对洲际背包游客旅华路径选择规律的研究。旅游路径的选择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旅游流空间规律。本项目对洲际背包客来华前、中、后空间移动规律的研究将空间的范围扩大到了他国，彰显了邻国在旅游线路开发中不可忽视的意义；洲际背包客在华流动规律既突出了中国背包旅游热点城市，又可成为这种目的地城市分类的依据。
2 研究方法
本文从消费者行为学、行为地理学和市场营销学角度来研究旅华洲际背包客。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手资料，然后结合相关理论、数据，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问卷调查与游客空间流动模式相关的信息包括背包客的人口特征、之前背包旅游地区、本次入华前旅游国家、游华后去向、在华旅游线路、旅游方式、费用等。
问卷调查陆续在2006年7月至2007年3月间完成。调查地点选在西安和阳朔。西安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人文旅游资源的杰出代表。桂林的阳朔被誉为“背包客的天堂”，是中国洲际背包游客最为集中的地方，是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杰出代表。调查地点选在西安和桂林的多个国际青年旅社(international youth hostel)。问卷中有一项确认旅游者的背包旅游身份。
3 旅游空间流结果与分析
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2份。所调查的背包客来自22个国家，其中，男134人，女128人。平均年龄28岁。选择与朋友出游的占31％，伴侣30％，家人20％，其余19％。所调查的背包客中223人来自欧洲，23人来自美洲，16人来自澳洲(表1)。绝大多数(94％)游客来自欧美，路途比澳洲更为遥远，这些游客的旅游线路决策能够更为典型地反映大尺度国际旅游的空间流动特点。英国游客历来对文物古迹类旅游产品兴趣较大，这一点在所采访到的英国旅华背包客数量中得到了体现。
262名洲际背包客中有130名在游览中国之前(后)还游览了其他国家(图1)，其中，入华前(后)游览最多的国家前5名为泰国(46人)、越南(42人)、蒙古国(38人)、俄罗斯(32人)、澳大利亚(29人)。其他游览较多的国家还有老挝、新西兰、印度、柬埔寨、日本、尼泊尔等。洲际背包客人华前游历最多的国家是蒙古和俄罗斯，而人华后游历最多的国家为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9国。这些国家中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其余都是中国的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澳洲，与中国一水之隔，同属亚太地区，是航空线路上距离中国最近的洲际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毗邻中国或接近中国。这样的结果符合最大效益原则。最大效益原则是在中小尺度旅游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同样适用于洲际大尺度旅游。中国邻国中只有韩国未能成为旅华游客选择较多的旅游目的国。
将旅游目的国分为两大类，即“捆绑类(inclusive destinations)”和“排斥类(exclusive destinations)”。捆绑类指背包游客在游历中国的同时很可能一并选择出游的国家，俄罗斯、蒙古、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就属于这个范畴。捆绑类国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种是游客选择中国在先，’选择其他国家在后；另一种是游客选择其他国家在先，选择中国在后。先选择的国家称作“首要捆绑目的国(primary inclusive destinations)”，将随后连带选择的国家称为“附属捆绑目的国(attached inclusive destinations)”。无论是首要捆绑还是附属捆绑，这些国家最终都成为游客选择的共同旅游目的国(comnion destinations)。一次旅游目的国相对较多是背包旅游的特点，因此国际线路合作开发在背包旅游中的地位更显突出。
在接受调查的背包客中，132名锁定中国为唯一旅游目的国。中国疆域广博，气候差异大，地质地貌种类独特，民族众多，文化多彩，历史悠久，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旅游资源都异常丰富，在中国，就旅游 资源来说，游客会忙得不亦乐乎。无论是两周还是四周的时段，都可以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背包客注重与当地人交往，喜欢探索新领域，旅游时段较长也不会感到无聊。图2表示洲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国时存在3种情况。a是只选中国，b是选择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成为旅游目的国，c是选择中国之外的国家。
3.2 在华城市间流动
问卷调查了洲际背包游客在华旅游路径，部分统计结果见图3。从旅游造访次数上来讲，背包客对北京、西安、上海、香港、成都、平遥、桂林等城市的造访率较高，从244次到53次不等(图3)。来西安和桂林的洲际背包客对北京、上海、香港等中国一级口岸城市的造访率最高，对广州的造访率明显较低。造访较多的城市还有成都、平遥、大同、昆明、拉萨、洛阳等。
从背包客在城市间的流动趋势来看，分别以北京、上海、桂林、香港、西安5个城市为中心观察背包客在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流动次数。以北京为中心，京西流(102次)、京大流(75次)、京沪流(45次)及京平流(35次)较多；以西安为中心，西京流(102次)、西平流(65次)、西沪流(65次)、西成流(61次)最为突出；以上海为中心，流动频率较高的有沪西流(65次)、沪京流(45次)、沪桂流(45次)，依次还有沪杭、沪苏、沪香；以桂林为中心，流动频率较高的线路是桂沪(45次)、桂香(42次)、桂西(40次)及桂成和桂昆；以香港为中心，流动频率较多的线路是香桂(32次)、香广(23次)、香沪及香京。
以北京、西安、上海、桂林和香港为基准(其中，北京、上海和香港是中国一级口岸，西安和桂林是所选案例地区)，观察以这5个城市为中心(出发点)时洲际背包客的流向特点，发现所流向城市可以归纳为4类(表2)：一是口岸城市；二是辐射类城市；三是特色城市，即拥有很高级别旅游景点的城市；四是中转城市。
洲际背包客在各个中心城市与重要口岸之间的流动都较多，说明大型口岸城市的重要地位。首先，它们是游客出入中国的起始点和必经通道；其次，这些城市同时又是闻名国际的旅游城市，旅游产品丰富、成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型口岸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较为独立，对周边地区依赖较少，经常会带动周边地区旅游发展。
辐射类城市指中心城市之间的小型城市(如大同、平遥)以及中心城市周边较大的旅游资源较丰富城市(比如成都、杭州、苏州、洛阳)。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同、平遥人文旅游产品级别高，一个以世界遗产平遥古城闻名，一个以世界遗产云冈石窟闻名。成都、洛阳、苏州、杭州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辐射类旅游地区。这些城市坐落于中心旅游城市(西安、上海)的周围，火车行程不超过半天，甚至短到一两个小时。除了距离近以外，这类城市还具备自己突出的旅游产品，比如苏州园林，杭州西湖，洛阳龙门石窟，成都附近的峨眉山，大熊猫保护中心等都是世界遗产级吸引物。辐射类城市对中心城市的依赖性较大，尤其是针对国际旅游。
以北京、上海、香港为中心城市时，相对应的西安、昆明、桂林等流向城市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中心城市较远，不在辐射地区范围内，也不属于口岸城市。却表现出较高的互动，这类城市在此归为特色类旅游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具有顶级、享誉海内外的旅游产品，顶尖级旅游产品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超越了时空、资金的限制，成为人选目的地。
拥有顶尖级旅游产品的特色旅游城市独立性较强，深受洲际背包客青睐。
洲际背包客选择较多的辐射类和特色类城市有一个共同点，即拥有世界遗产级旅游产品。区别在于辐射类目的地依附于中心城市，而特色类目的地独立存在，在不依附于中心城市的情况下凭借其突出的旅游产品直接成为继口岸城市之后背包客的首选目的地。
广州缺乏高级别的人文或者自然景观。问卷调查显示，对背包游客来说，广州的主要功能是中转站。背包客一般都寻求低消费，宁可多花时间与体力，到达(离开)香港时在广州中转能够节约不少费用。
背包游客首先离开客源国或者是捆绑国(一般为邻国)从旅游资源丰富的口岸城市进入中国，然后可能选择辐射类目的地，包括口岸城市周边旅游区域和口岸城市与中心城市途中经过或接近的高级别旅游区，之后便进入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顶尖级吸引物的特色类城市旅游，特色城市的旅游范围也可能向周边景观独特的高级别旅游区辐射，最后背包客再次选择口岸城市出境，回到客源国或者进入其他国家继续旅游。这是洲际背包客在中国观光旅游的一般规律。
4 结论
国际视角研究发现，游客选择目的地时存在3种情况，即选择中国为唯一目的国、选择其他国家为旅游目的国、选择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成为共同的旅游目的国。此结论对旅游开发与营销具有指导意义。当游客选择中国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以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当游客不选择中国时，要扩大宣传，增进理解，减少沟通障碍，目标是中国早日进人游客选择范围，并入选其旅游目的地；捆绑式选择中国的情况下努力使中国成为并保持首要捆绑式目的国，争取赢得游客在中国停留更多时间，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赢得更多回头客，赢得更佳口碑等。无论处于何种境况，中国旅游业都必须努力进取，有重点、有步骤地攻克所面临的挑战。
国际、国内视角研究发现洲际背包客旅华旅游线路的规律是从客源国或捆绑国出发，以旅游资源丰富的口岸城市为起始点，以高级别旅游景观所在城市为主要目的地，中心城市周边特色城市可能成为游客所选的次一级目的地。中心城市之间拥有高级别旅游吸引物的小型城市可能成为背包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不够丰富的口岸城市不能够成为背包旅游的热点城市，但可充当中转站。结论对旅游开发与营销的指导意义是要确定分步走的发展目标，首先将所开发与营销对象纳入游客的旅游空间流动范围(旅游辐射面)，进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增加辐射区域内目的地的吸引力，促使游客选择中国国内的捆绑型目的地，捆绑区域内互惠互利，达到双赢且持续发展。
两种视角研究反映出在中国旅游产品开发和营销中国际合作、国内合作的不可回避性和迫切性。洲际背包客趋向选择世界遗产级旅游产品的特点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