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商品市场的问题及症结

内容摘要：旅游商品是我国旅游经济中最为疲敝的部分，国内的既有研究大多盯着具体的旅游商品，关注其实用性、纪念性、礼品性、审美性和文化含量高、工艺性强等客观属性。本文认为旅游商品是后现代主义“超越真实”理论和经济学“大规模定制”理论在消费社会建构起来的高度精密的创意产业。而中国旅游区市场化过程产生的产权关联与产权模糊所形成内部性经济，割裂了创意产业内生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中国旅游商品市场的症结。

　　关键词：旅游商品 创意产业 症结
　　
　　旅游商品是我国旅游业中最为疲敝的部分。旅游业发达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往往占到旅游总收入的40%至60%，国际平均水平也有30%。而我国旅游商品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长期徘徊在20%左右，其绩效堪忧。我国旅游商品却辗转于“零团费”与“纯玩团”的困局，其前景亦堪忧。对我国旅游商品市场进行科学、理性的事件解析与对策研究，似已成为攸关旅游业发展的大问题。scp范式，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双向动态的行为主义理论，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理论范式。本文拟在这一理论范式的认识框架内，对我国旅游商品市场作初步解析，发掘其症结。
　　
　　创意产业：旅游商品的理论市场结构
　　
　　在旅游商品产业出现之前，主要由土特产充任自发的旅游商品。对自发旅游商品的“模仿创新”在创制自觉的旅游商品的同时，创制了旅游商品产业。在一系列“模仿创新”引发的思维和行为定势背后，隐藏着对旅游商品理论市场结构的认知欠缺。新产业组织理论突出市场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市场结构是由需求、技术等基本条件决定的外生变量。故此，对旅游商品市场结构的探讨需由解析其需求与技术入手。旅游商品是因对旅游者的旅游价值观及旅游场域（tourism fields）具有配景作用，而获得附加价值(value added)的商品，要研讨旅游商品的需求与技术，就要先研讨旅游者的旅游价值观和旅游场域。
　　在人类学的视域中，旅游与日常生活是“纯洁/污染”的象征模式；在社会学的视域中，旅游是对日常生活“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在心理学的视域中，旅游是“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集体表象；在史学的视域中，旅游是脱离不发达的生产力对人的规定性，追寻自由、发达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中，旅游是旅游者对自己的“占有欲、权力欲和创造欲”如何在“自然、自我和他人”中获得满足的思与练的同一体。反映在价值观上，旅游价值观是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资源，它往往表现出一种针对日常生活价值观的“大倒置”。
　　场域的概念主要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社会学，它有3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词：场域（fields）、性情(habitus)、资本(capitals)。旅游场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旅游者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向旅游地渗透，并通过建构文化资本来支配旅游地的一种自我表达；它是以旅游地为言说中心的精神与身体性情在历史中形成的结构化的位置空间，共时性是这一结构的特点。
　　逆向选择的价值观和共时性的文化构制，造成了旅游商品“既赞成x，又赞成非x，既反对x，又反对非x”的多元对话的悖论式的市场需求。这一需求模式，实质上是全球化、现代性的旅游价值判断体系的产物，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细分市场，是旅游者在比“熟人社会”广阔得多的社会空间里进行交往与表达的工具。土特产与旅游商品的关系，就如同民族服饰与时装，民间故事与电影，在那些“越土越成功”的事例背后，实际隐藏着后现代主义“超越真实”理论和经济学“大规模定制”理论在消费社会建构起来的高度精密的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一个相当新的学术、政策和产业范畴，新技术、高智力和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它的核心特征。创意产业提供了将投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诸领域的创造性内生到一条利润链上来的新技术。创意产业要求旅游商品从区域经济演化为行业经济，从景观的附属物演化为景观的生产者。由于市场结构是由需求、技术等基本条件决定的外生变量，所以，融入创意产业是旅游商品发展的必由之路。
　　

　　内部性经济：中国旅游区的特殊市场结构
　　
　　我国绝大部分旅游区产生和存在于社区之中，且社区的人居生态往往本身就是旅游景观。社区天然具有的产权关联，羼入人居生态景观化形成的有机产权，使旅游区的产权格局高度复杂。这些旅游区市场化的过程存在两种基本的模式：政府推进型模式。政府推进是中国旅游区市场化的主要动力。中国的现代旅游业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随着经济改革，为了获取外汇等目标，由政府以行政力推进的。这一模式有制度、法律、经济、文化和产业形态等方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产生了产业主体“政企不分”的问题。其基本特质是持续保持对旅游企业的行政控制。社区推进型模式。主要是在一些政府无力或无意直接经营的地方，以社区集体经济的形式进行的市场化，其初始动力无疑是社区福利。因为存在企业与社区的“嵌入”关系，这一模式往往固守在“内部人控制”的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范里安认为，经营行为的效用有“消费/产出”和“消费/投入”两种体察模式。如果存在产权模糊，利益相关者便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资本投入，更无法独立主张自己的资本投入，必然集中关注“消费/产出”，即私人的收益。中国旅游区市场化的特定模式强化了其集中关注“消费/产出”的基本规范。具体表现为行政控制的诉求和社区福利的诉求对经营行为的渗透。决策者经营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由产出中转化出来的私人收益而不是社会收益。这一微观经济特征与主要考虑生产的私人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的“外部性经济”相对应，可以称为“内部性经济”。内部性经济是中国旅游区模糊的社会共同体产权的产物。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我国的旅游区主要是在社会资本的平台上运行的经济。
　　
　　内部性经济成为中国旅游商品市场症结的原因
　　
　　在旅游区发展的初始阶段和粗放阶段，内部性经济可以有效地动员和聚集原始资本、提升侃价实力和抑制收益漏损，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选择。然而，这种比较优势并不是一项独立的经济要素，它产生于社区的合作，嵌入于社区的肌体，是难以进行流通交换的。茅以轼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就是“优势交换”和“马太效应”。优势不能交换，市场的增值效应便不能持续发展。黄仁宇认为，由内部性经济到市场经济“其转换之艰难犹如‘由鸟变兽’”。市场化进程不能持续，旅游区的经济资源就可能不断内卷化。
　　当然，旅游区内卷化的内部性经济与旅游商品产业并非天然的矛盾体。在经济学的视域中，旅游与“自由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相关，是过剩经济的产物。旅游商品所从属的创意产业是过剩经济阶段才可能自然出现的产业类型，如果旅游区与过剩经济相关联，且发展旅游为过剩经济带来的溢出效益超过内部性经济内卷化相对低效率的损失时，旅游商品产业依然会自然成长，如香港、上海、杭州等。但如果旅游区与短缺经济相关联，且以游客的可达性进行寻租作为利益来源，或以分配游客的可达性作为内部补贴时，就会造成日益恶化的旅游商品产业的低效率。在我国旅游商品的市场实践中，上述日益恶化的低效率普遍存在，是一种特定的市场失灵。
　　总而言之，因为一般市场因素与特殊市场因素叠加所产生的扭曲和放大，内部性经济已经割裂了中国旅游商品产业的内生过程，成为当今中国旅游商品市场的症结。完善旅游资源的产权、投资、生产、流通等制度，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准备基本条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旅游商品产业内在的紧迫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