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管理改革

    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由此可以想见，讲政治，绝不是停留于旧观念上的空头政治，而是同党和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实实在在的政治。例如，国有企业是否注意改变管理落后状态，决非一般作风或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经营效益好或差的大问题；经营效益好或差，是在新形势下讲不讲政治的具体反映。本文围绕“国有企业要注意改变管理落后状态”这个命题，联系现实情况，谈点浅显的认识。

　　―、国企管理落后的表现

　　深圳举办经济特区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改革开放总政策的指引下，市、区所属国有企业都得到了蓬勃发展，不仅企业数量逐年增多、规模逐渐扩大，而且通过不断进行体制改革、管理日趋规范，较好地兑现了“向管理要效益”的承诺。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有少数国有企业，贯彻上级指示和决定搞阳奉阴违，管理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随意扩展规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企业法人代表对企业规模的含义存在模糊认识，错误地认为“组织规模越大越能显示企业的经营实力，投资规模越大就获利越多”。

　　受此偏见的影响，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出现失控现象:企业内部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相互扯皮，争功诿过；不切实际，互相攀比，随意增员，人浮于事，苦乐不均，内耗严重；投资决策一人说了算，跟风经营盲目上新项目，出了风险隐瞒真象不报告，发生问题拖而不解决，结果是债台高筑、步履维艰;不量力而行，不考虑异地的实际消费水平，轻率到市外斥巨资搞大工程，投人与产出成反比例，从而陷人进退两难的境况。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与存在，虽是新时期微观经济运作中产生的支流，但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是不能不引起关注的。

　　二是随意担保贷款。担保贷款，是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三角债的日益加重，银行有相当部分信贷资金放出去却收不回。于是，根据这一新情况，银行部门及时改革了信贷管理体制，即实行抵押、担保制度。面对这一转变，一些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者缺乏工作责任担保。表现形式是，区内企业给区外企业担保，国有企业给私营企业担保。结果是，贷款者以钱赚钱归己有，担保者承担风险一点不“惊险”，优质资产受株连而被债主强行拍卖，经济包袱严重，最终迫使政府承担。

　　三是肆意挥霍公款。一些企业之所以负债沉重，除法人代表随意决策而造成经营失误夕卜，还同随意挥霍公款有关。他们在筹集资金时，为了达到贷款之目的，四出活动，寻找关系，不惜工本，请客送礼，只要对方显露愿意贷款的意向，再苛刻的条件也一概应承；当资金筹措到手后，即刻摆出“阔猪”的架势，乱上项目，乱发奖金，乱加补助，甚至巧立名目、偷梁换柱、打白条、搞透支，将筹集到手的资金毫不吝惜地挥霍。据反映，有的公司，光是餐费报销一项，一年就达几十几百万元；有的法人代表，竟敢违反财经制度，以打白条的形式提取现金转作他用，累计数额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还有的法人代表，明目张胆地对抗上级的有关指示和规定，将正常的运营收入截留存人“小钱柜”，数额多达几百万元，随心所欲地送人情和小部分人私分;等等。

　　二、导致国企管理落后的原因

    我们知道，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就客观因素来讲，主要有如下四点：

　　1.选拔任用国企法人代表存在体制上的弊端。江泽民同志指出搞好国有企业，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而领导班子的好坏，关键是选好、用好企业的法人代表。由于现行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仍沿袭了陈旧的上级任命、少数人说了算的做法，企业中管人管事是脱节的。有些贯彻民主集中制差的党委，对所管辖国有企业法人代表的挑选任用，由主要领导拍板，即使是提交班子所谓集体讨论，也只是走形式而已，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管意见是否统一，都按预定方案发文任职。这样做，对法人代表的综合素质缺乏正确评价姑且不说，还误导了一些想当法人代表的人，不是用心钻研业务，而是存心寻找关系，跑官要官；当其愿望一旦得逞，就更加放肆地“奉上压下”，即使是决策失误、经营失败、负债累累，也不予追究责任，法人代表照当不误。这种管事管人相脱节的管理企业领导人体制不改变，很难挑选任用综合素质较高的法人代表，并通过他去带领员工搞好企业管理、依法开展生产经营、取得明显经济效益。

　　2.投资决策缺少监管约束。投资决策是否科学、可行，决心，或者缺乏担保风险意识，或者另有企图，不问资信情况，不问偿还能力，不采取内外有别对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胡乱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经营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大问题。但是，有些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对此问题认识不足、漫不经心，处处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企业重大决策，既不作可行性研究、不提交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策，又不主动向上级主管报告请示，试图摆脱必要的监管，致使投资决策屡屡失误。例如，在90年代初期，有那么…部分原本是主营或非主营房地产业务的企业，经不起当时“投资热”冲击，纷纷到省内的惠州、广州、汕头、茂名、肇庆等十几个市和省外的上海、重庆、山东、河北、安黴、青岛、长春等十几个省市，投资发展房地产业。其结果大都令人失望，或者是斥巨资买地后，才猛醒过来不再追加投资，最终得到荒地一块；或者是楼房盖起来后，因受消费力的影响，大部分楼盘销售不出去而空置，巨额投资被套死而不能依期回收u这样盲目跟风经营、盲目投资决策，导致一些原来基础较好的企业从此陷入困境，原来基础较差的企业因此背上了沉重经济包揪，甚至处于濒临破产边缘。又如，有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法人代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之便，将自己亲戚朋友积压的商品充作出口货源向外发运，当外商收货后发现品牌、尺码不对板而要求退货时，其就以外商“要求高”为借口，向公司员工及上级主管谎报损失，结果是公司亏老本，其亲戚赚大钱。那些企业造成如此大量的投资失误，除受当时“投资热”的大环境影响外，对外投资决策失去应有的监管和制约也是个重要原因。

　　3. 管理措施不到位。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的是让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两种值得注意的偏向：就企业方面来说，有的认为，政企分开就是不要政府干预，政企必须绝对分离；有的要求在负盈不负亏的情况下单纯扩大企业自主权，故此管理措施不到位，进而导致经济上的短期行为，只考虑眼前的局部利益甚至仅仅是个人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根本谈不上保值增值，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是无从谈起。就政府方而而言，有人对“政企分开”产生模糊认识，认为“要实行政企分开，就得放手不管”、“政府干预越少，企业效率越高”，因而对如何从组织形式上体现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后政府管什么以及怎样管理等问题，缺乏分析研究，致使管理方法陈旧，似管似不管，久而久之，问题成堆。主客观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偏激，直接影响了对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与资产营运分开路子的深人探索。

　　4. 褒贬奖罚不分明。就国有企业而言，自从打破“铁饭碗”、实行浮动工资制之后，对于剌激生产经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进外资企业增多，在国有与私有企业工作的收人差距拉大，加上以浮动工资制代替了常规的褒贬奖罚制，不知不觉又重复了干好干环一个样的做法，这就弱化了刺激生产经营的作用。比如，某法人代表在一个企业干得不怎么样，经营累战累败，债务日益加重，经济入不敷出，员工要求罢免的呼声日高，在此情况下只是将该法人代表从甲企业调到乙企业，官照做，靓车照坐，大哥大照拿。有的技至把在企业干得很差的法人代表，调至机关重要部门加以提拔重用。这种是非不分、好坏一样的做法，无疑助长了歪风邪气的滋生蔓延。

　　三、改变国企管理落后的途径

　　总的来说，改变国企管理落后的途径，就是要按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那样去做，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具体讲，应着力做好如下四方面工作：

　　1. 资产管理与营运要分开。深圳对国有资产管理形式进行了大胆探索，即建立国资委——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层次管理架构。有人认为，此种管理形式，并非是最好形式。而笔者认为，在最好形式面世前，此种管理形式可以大胆试行。理由是：（1)三层次管理架构建立之后，政府可以避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2)在国资委的授权之下，资产经营公司代表政府以企业行为管理和监督所属企业的重大投资、贷款担保、地产转让、资产转移等，可以减少因决策失误造成的风险损失；（3)经资产经营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清理挂靠企业、整顿兼并弱差企业，可以缩短管理链条、解除潜在风险损失、堵住增加债务的源头；（4)通过资产经营公司经常性的检查督促，可以促使所属企业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各项运作朝着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5)通过资产经营公司的深人了解、权衡利弊，可以做到有目的扶持重点企业发展。总之，三层次管理架构的建立，较好地贯彻了资产管理与资产营运分开的原则，此种管理形式应该坚持试行，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2. 管事与管人要相结合。要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增值，非实行管事与管人相结合不可。因为资产经营公司组建后，若是只授给管事权，而不授给管人权，不仅它的权威难于树立起来，贾彻上级意图、完成政府赋予的任务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使它难于客观公正地筛选取舍企业法人代表，是人才未能及时提拔重用，是庸才未能及时给予调整更换。各级领导对此必须保持淸醒头脑，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管事与管人要相结合的重要性，出于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责任心，将该下放的权下放给资产经营公司，使之有职有权，既管住人又管好事，从各方面加强对所属企业的管理，堵住漏洞，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在此，也须指出，权力下放之后，并不等于政府对企业就撒手不管了，这只不过是管理形式作了相应调整，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隶属管理转向资产管理，在强化资产经营公司对授权的所属国有资产考核、产权、统计、评价、效益等基础管理的同时，制定对国有资产流动、重组、转让管理的条规，规范并促进产权的安全流动和重组，努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目标。

　　3. 管住与搞活不能分离。就国企体制而言，由于资产是国有的，故在营运中良心与私心的碰撞，是常有发生的事情。若是良心胜过私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就会进行得顺利，经济效益也可能明显上升。若是私心胜过良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就可能被扭曲变形，当事人只要认为对己有“好处”的事，即使公家吃亏也昧着良心干，经济效益更加无从谈起。有这种情况的企业，在众多国企中虽然占的比例不算很大，但是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为了抑制不良损失和影响的继续发生，有必要实施管住与搞活相结合的管治措施。这就要求，对于资产经营公司来说，应抱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寻求可行的管住办法和搞活方略,并予付诸实施、持之以恒，以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正常运行。对于政府来说，应抱积极支持的态度，不仅要支持资产经营公司所采取的管治措施，而且还要主动帮助资产经营公司完善管治措施和总结管治经验，即使发现管住与搞活中的不足,要善于帮助总结提高，切忌泼冷水、挫伤工作积极性。只有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管住和搞活国有企业。

　　4. 干好与干坏要区别对待，奖罚分明。就国有企业法人代表这个层面来讲,干与不干、干好与干坏有无区别，效果大不一样。对哪些工作干得出色、营运干得好的企业法人代表，除给予精神鼓励外，更要紧的是在许可范围内给予物质（含奖金）重奖，真正兑现把所作贡献与所得报酬结合起来的承诺，以维系主人翁精神和旺盛的经营活力；对哪些工作马虎草率、营运连连失败而造成沉重经济包袱的法人代表，除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课以适当经济处罚，甚至就地免职或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好坏有别，才能使正气得到伸张、邪气受到抵制。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经营环境，认真落实奖罚分明的政策，促使国有企业法人代表下决心改变管理落后状态，是经济战线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但愿这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能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并切实抓紧抓出成效来。

　　吴连城(作者系深圳市福田区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