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引领国有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一、 引言
创新作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一直以来,是关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主题。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党和政府在十八大会议上将企业创新提高到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将其作为“十三五”时期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经济总量在日益扩大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至今仍在继续,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模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各行业中,企业研发投入前10名几乎都是国有企业。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担负着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作用,在过去是,在未来也将是国家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然而,创新活动作为一种投入大、周期长、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高风险投资,从初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到后续需要管理层的监督、管理,都为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和困难。国有企业因存在所有者缺位,管理者缺乏监督的现实情况,创新活动带给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负担大于激励,因此,针对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讨论由来已久。然而,国有企业是否缺乏创新能力?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水平?以上问题尚待解决。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搜集我国A股上市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债务结构的数据,分析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效率,并从债务结构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1. 国有企业与创新投资效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投入具有三大条件与优势。
一是融资优势。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且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因此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Hall,2002;唐清泉和肖海莲,2012),需要外部融资的支持。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因其具有的规模优势、政府资源和强大的竞争地位,拥有丰富的融资渠道和低廉的融资成本(刘慧龙等,2014;韩鹏飞等,2015),成为创新研发的先决条件。
二是政策目标。国有企业除了实现经营目标外,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税收等。在国家全面推动创新转型升级的政策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承担着我国企业创新转型的主要任务,担负着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目标。 三是政策优势。在国家将创新作为一项重大战略的前提下,各级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如在全国范围内兴建科技产业园区为企业建立创新环境,提供创新奖励和政府补贴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李政、陆寅宏,2014)。而国有企业因其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能够优先享有优惠政策,有助于开展创新活动。
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政府,存在大股东缺位的问题,无法发挥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因此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陈冬华等,2005;周仁俊等,2010)。创新作为一项长期、复杂和不确定性较强的投资活动,其产出的效率和效果与管理层的管理和监督水平息息相关。因国有企业管理层缺乏监督和有效的奖惩机制,使管理层在创新活动的产出问题上无论干好干坏都没有动力或压力,导致创新效率低下。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H1a: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较高;H1b: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较低。
2. 国有企业债务结构与创新产出。企业债权给企业带来了破产清算的压力,因而能一定程度上对管理者发挥约束作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针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不同的债务类型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
企业的短期债务虽然融资成本较低,但在短时间内承担着还本的压力,若经营业绩不善,无法提供足够现金流偿还短期债务就可能被破产清算。这种压力迫使经营管理者追求短期利益,有更强烈的动机提高经营效率和业绩,此时管理者对于占用大量资金并可能带来突破性成果的创新研发就会加大关注和监督,从而企业创新产出效率提高。而长期债务虽然融资成本较高,但是付息的压力远远小于还本压力;同时若企业经营不善,管理层可将债务压力转嫁给下一任接班者,因而长期债务对企业创新成果的改善作用不明显。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a:短期债务能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H2b:长期债务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样本为2003年~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文中使用的国有企业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根据实际控制人信息归类整理得到;上市公司拥有的专利数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企业的研发投入R&D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手工搜集;其他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企业;(2)剔除上市时间晚于2013年的样本;(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本文最终得到16 801个“公司—年”样本观测值。
2. 主要解释变量。
(1)企业创新(Innovation)。
①创新投入(RDS)。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新颖的产品或改进提高现有的生产工艺水平,因而是用于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指标。本文借鉴已有文献(Chen & Hsu,2009),将企业当年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指标。用销售收入对R&D支出进行调整可以消除企业规模的差异,从而更好的反映每个公司对创新的投入力度。
②创新产出(APP3)。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代表了一个企业创新的产出情况,是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主要指标。考虑到企业从做出创新决策到获得创新成果申请相关专利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借鉴He和Tian(2013)对企业创新的度量方法,选用企业滞后三年的申请专利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主要的被解释变量(LnAPP3)。
(2)债务结构(Debt)。借鉴Kim和Lee(2008)的研究,本文将债务结构分为短期债务(SLoan)和长期债务(LLo-an),分别用企业短期银行贷款和长期银行贷款与总资产之比来度量。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文献(Aghion,VanReenen & Zingales,2013),对影响公司创新活动水平的变量进行了控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寿命(Age)、企业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的营业收入年增长率(Growth)、企业资本支出(CapExp)和企业财务杠杆(Leverage)。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本文利用以下回归模型对本文的假设1进行证明。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结果。(1)国有企业均值为0.606,说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比超过60%,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2)我国平均每家企业每年申请专利数量15件,获批数量13件,但标准差都较大,说明企业间创新能力差别较大,持续能力较差;(3)企业创新研发R&D投入平均每年达4 414千万元,说明创新研发活动对资金需求量巨大。
2. 实证结果分析。
(1)国有企业与创新投资效率。①国有企业(SOE)与创新投入(RDS)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这与本文假设H1a一致,说明有企业在创新研发投入中“毫不吝啬”,国有企业平均研发支出显着高于非国有企业,说明国有企业有着强烈的创新动力。基于本文分析,这可能来自于三方面的支持:一是国有企业拥有便捷的融资渠道和低廉的融资成本,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二是国有企业担负创新转型的政策性目标;三是国有企业能够优先享有国家、政府推行的促进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②国有企业(SOE)与滞后三年的专利申请数量(LnAPP3)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与本文假设H1b一致,说明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产出水平显着差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大力投入相比,其创新活动产出效率较低。
(2)国有企业债务结构与创新产出。由结果可知,短期债务与国有企业哑变量的交互项显着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而长期债务与国有企业的交互项不显着,这与本文假设H2a和假设H2b一致,说明短期债务的增加能减轻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高经营绩效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的问题,而长期债务不具有此显着效应。
(3)稳健性检验。为保证前述结果稳健,本文借鉴已有文献(董晓庆等,2014),选择企业当年研发投入员工占总员工的比重作为衡量创新投入的替代变量;使用滞后三年的专利获批数量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替代变量;同时,将创新产出的滞后时间缩短为滞后2年、滞后1年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本文的发现保持一致。
五、 结论
国有企业创新是在中国经济形势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和学术界都重点关注的热门话题。国有企业是否缺乏创新动力,创新效率是否低下以及该如何提高创新产出都是关乎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因拥有融资优势、政策扶持优势和肩负的政策目标,创新研发投入较高;(2)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因大股东监督缺位和委托代理问题,创新研发产出较低;(3)债务结构能够改善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具体来说,短期债务能促使创新产出提高,而长期债务不存在上述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本文发现国有企业创新投入较大,并非缺乏创新动力,真正缺乏的是对于创新活动后续持续的监督和管理,使得创新投入虽大但创新产出较少,效率较低,丰富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灵活调整债务结构能够改善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企业为创新研发寻求外部融资时,可合理适量多使用短期债务,以提升创新活动的效率与效果。第三,本文为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为保证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效率的监督,将效果和效率指标融入管理者的考核机制中,以解决目前投入大而产出小的现状。
作者:许言(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