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当前“三农”突出问题研究—－农民增收长

论文摘要：增加农民收入是个事关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的大局的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关系到本世纪前二十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1997年以来，我国及贵州省农民收入增长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受农产品价格总体回升以及200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的正面影响，2004年初开始，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农民收入问题，不能只看到即期的应急措施产生的增长，而要在长期发展的层面上，看到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以利于对症下药，科学的分析问题。而农民收入要保持这种增加势头还相当困难，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民增收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如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当前，农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有农业生产能力、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本文从三个方面入手，借鉴国外农民增收方式的成功经验，如国家对农业、农民实施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和保护措施等,通过理论以及实证分析，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构筑中国及贵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论文关键词：贵州,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增长因素,长效机制
　　本文为贵州省2009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的部分主要内容，编号：黔社科规划〔2009〕10号09GZZB005。作者陈政，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社科院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及农业经济。主要参加者有：甘忠平、刘泉、梁贵钢、陈晓、罗敏、王秀峰、朱翠萍、陈静、方瑾、冷红。邮编：550001，电话：13984301706。
　　1．背景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时代商品匮乏的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已由原来的受资源供给约束向愈来愈受市场需求约束的转变。l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尽量降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党中央、国务院于l998年及时地提出了扩大内需、开拓市场的发展方针，并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之相配套，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中国无疑最大的市场在农村，最大的需求是农民。因此，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就成为开拓国内市场的重中之重而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农村市场并未出现人们预期的购销两旺的局面，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甚至在扩大内需、启动市场的呼声中农村市场份额还呈下降之势。
　　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是国内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农村购买力上不去，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制约因素。近几年来，政府陆续采取各种措施为农民减负，以期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1号文件、2009年l号文件和2010年1号文件及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2010年1号文件的颁布。从2006年的元月开始，全国取消农业税，戴在中国农民身上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的沉重“枷锁"彻底销声匿迹了。
　　1．1问题的提出
　　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理论界己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增加农民收入，构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措施和政策建议。这些研究探讨了中国农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增减变化关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既有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有农民负担重和乡镇企业增长乏力所引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弱等问题，进而提出了许多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诸如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等等。这些措施和政策建议虽然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却仍未触及到农民收入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也未全面系统的提出构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理论。因此，深入探讨贵州农民收入水平低及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强、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对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借鉴、吸收现有有关农民收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探讨我国特别是贵州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计算出贡献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构筑贵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1．2课题的创新处
　　虽然国内学者对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仍然存在某种不同程度的缺陷。国内学者专家有一部分是把农民收入问题放在“三农”问题这个大背景中，探讨如何解决中国所特有的“三农"问题，进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另一部分针对当前农民收入持续不前，提出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期措施。而对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问题从理论到实证专题系统深入研究的并不多见。
　　课题的选题和研究方向在借鉴、吸收现有有关农民收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探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计算出贡献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构筑贵州当前“三农”突出问题研究－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问题研究为主题的中国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问题。通过分析，认为农民收入要稳定增加，最根本的是稳定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进而形成一整套保证稳定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机制是使制度能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配套制度，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比较规范、稳定、配套的制度体系。机制与制度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机制不等同于制度，制度只是机制的外在表现。长效机制，是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本课题通过回顾农民收入发展历程，分析收入的增长因素，区分出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并针对长效机制的特点提出建立三大支持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并将实证分析中分析出来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嵌入到建立支持保障体系中来。
　　2.3选题的意义
　　近年来，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即收入增长快慢与否的问题。

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了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并且，2005年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200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构筑长效机制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因此研究和探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构筑中国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是现实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对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理论界己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增加农民收入，构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措施和政策建议。这些研究探讨了中国农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增减变化关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既有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有农民负担重和乡镇企业增长乏力所引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弱等问题，进而提出了许多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诸如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等等。这些措施和政策建议虽然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我认为却仍未触及到农民收入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也未全面系统的提出构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理论。因此，深入探讨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及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强、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对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我的选题和研究方向将在借鉴、吸收现有有关农民收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探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计算出贡献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构筑中国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农民收入要稳定增加，最根本的是稳定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进而形成一整套保证稳定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机制是使制度能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配套制度。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比较规范、稳定、配套的制体系。机制与制度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机制不等同于制度，制度只是机制的外在表现。长效机制，是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长效机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在本课题中，将通过分析收入增长因素，对建立长效机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时代商品匮乏的困扰。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是国内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农民购买力上不去，已成为扩大内许的主要制约因素。占我国总人口2/3的农民收入如果长期上不去，购买力提不高，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十分困难。城市工业开工率不足、下岗人员增多、产品大量积压等无不与农民收入低、增长慢，农村市场发育缓慢有重大关系。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发展和扩张的放慢，又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农外就业步伐的放慢，进而使农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增长速度减慢。针对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已经对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绩效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形成重大制约的现状。
　　贵州是“欠发达、欠开发”的内陆山区省份，近年来，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贵州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贵州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即收入增长快慢与否的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研究和探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构筑贵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是现实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对贵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2.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收入来源变化基本轨迹
　　2．1历史分析回顾
　　首先，课题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变动的基本态势进行描述，从收入增长波动和收入构成波动两方面考察了农民收入的变化。分成了5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中，农民收入有着不同层次的起伏。

其次，课题就收入的各种不同项目对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于历史数据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我国农民收入存在着几个大的问题：
　　1．农民收入水平低。
　　2．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3．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不合理。
　　4．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5．第一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收益差距不断扩大。
　　6．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7．农民收入的个人差距不断扩大。
　　2.2农民收入的变化特点
　　从1949—1992年，中国农民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1993年开始，统计上开始出现农民财产性收入。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农民纯收入变化呈以下特点：
　　一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较快。l949—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3．8元增加到4140．4元，增长了94倍。收入来源看，1954－2007年，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补贴性收入分别由2．4元、56．4元和5．3元增加到1596．2元、2193．7元和222．3元，年均增长13．5％、7．2％和7．3％。财产性收入由1993年的7元增加到2007年的128．2元，年均增长23．1％。
　　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是重要来源。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之和在农民总中收入比例很高，最高达95．77％，平均值为92．58％.1979年前，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一直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1954年除外）。这一时期的工资性收入包括了从生产队的工分收入，实际上是现在的家庭经营收入。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工分收入均变为家庭经营性收入，所以从1983年开始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超过工资性收入。2007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占农民民纯收入的53.0%和38.6%
　　。
　　三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一直较低，但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较快。1993-2007年，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23.1%和12.7%。2007年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农民纯收入的3.1%和5.4%。
　　2.3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特点
　　农民收变化与农村改革息息相关。随着每一次生大农村改革，农民收入稳定攀升。一般而言，政策都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即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本课题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分界点，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特点。
　　1.改革开放前（1954-1978年）。生产要素科学合理配置是提高经济率的前提，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财政制度等“一国两策”的制度设计，将农民“禁锢”在农地上、农村内，阻隔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农民的机会成本很低，基本上失去了支配、经营自有资源的自由。农民掌握的有限资源无法得到优化配置，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民主要通过集体农作获得工分，在农村集体内部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获得工资性收入和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限制，城市务工机会少，农民非农收入较少。这一时期农民收入来源变化特点是：第一，工资性收入一直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第二，转移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一直较低，平均9.6%。
　　2.改革开放到农村税费改革时期（1979-2000年）。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从包工到户，再到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再加上农业技术进步、财政投入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增多，农民的第一产业收入增加。同时，部分农民通过经商、外出务工，获得非农收入。期间，农民收入来源变化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农民纯收入高速增长。21年间，农村改革的制度效应凸显，农民纯收入增长近l3倍，年均增长l3．4％o
　　第二，农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工资性收入从l0元增加到702元，增长了6倍，年均增长9．7％；家庭经营性收入从44元增加到l427元，增长了31倍，年均增长l8．2％。
　　第三，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1983年，家庭经营性收入首次超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四，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较低。转移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年平均为6％，财产性收入占比年平均为2．6％。
　　3.农村税费改革到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1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农民增收面临新机遇，问题的重心转向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创造收入。从2001年到2007年，农民纯收入从2366．4元增加到4140．4元，年均增长9．8％。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较快平稳增长，增长趋势较接近。期间，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呈现新特点：
　　第一，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加快。由2001年的47元增加到2007年的l28元，年均增长l6．7％，占比从1．99％增加到3．10％o
　　第二，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逐步实施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现阶段，又实施家电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摩托车下乡补贴等政策，再一次给农民带来实惠。从
　　2001年到2007年，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由87．9元增加到222．3元，年均增长21．84％，转移性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比重从3．7％增加到5．4％，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明显。
　　第三，财产性收入区域差距拉大。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100．5元，其中北京市最高为678．81元，广西自治区最低是22．45元。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周边地区，由于农地征用、房屋出租、农地流转、土地入股分红等房地产增收机会变多，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较快。
　　2.4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的演变历程
　　在对农民收入进行深入探讨前，本课题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变动的基本态势进行描述。下面将从收入增长波动和收入构成波动两方面考察了这一问题。
　　1．农民收入变动的历史回顾
　　1978年，我国农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增长缓慢、后劲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城乡二元化的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特别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农村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已经很难继续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更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城乡居民对粮、棉、油、糖、肉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农产品供给的增长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农业己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
　　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行并逐步成为农村的基本分配形式，又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的收益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农民收入不断增长。随着农民家庭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农民收入来源的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而其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所占比重则急剧下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纯收入的主体。同时，在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民收入的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农民收入的动态变化，存在着明显的高速增长、增速减缓、增长徘徊、增长恢复、再次减缓五个波动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一1984年。这期间，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7.6%，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粮食产量从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增加了10254万吨，每年平均增长5%;棉花产量从216.7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每年平均增长19.3%;油料产量从521.8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每年平均增长14.8%。农民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了，收入结构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在1979年一1984年6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355.3元，增加了221.7元，每年平均增加37元，年均增长17.7%，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3倍，每年平均增长14.8%，是解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农民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78年农民全部收入中来自农业生产的部分占85%，其中以种植业为主，收入的增长也主要依赖种植业的发展:来自非农业生产的部分只占7.0%。而6年后，前者下降到70.5%，降了15%，后者则上升到18.2%，升了11.2%。
　　第二阶段:1985年一1988年。这期间，我国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为每年平均增长4.3%，粮棉总产量始终低于1984年的水平，1988年的棉花总产量只有8300万担，相当于1984年产量的66.3%。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4年间上涨31.9%，每年平均上涨7.2%，使农副产品的成本提高，农民收入增速减缓。从1985年到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97.6元增加到544.9元，4年共增加147.3元，每年平均增加37.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每年平均增长5.0%,远低于改革之初的增长速度。这期间，农民的收入结构继续调整，1988年农民全部收入中来自农业生产的部分占63.4%，比1984年又下降了7.1；来自非农业生产的部分占27.2%，比1984年上升了9%。
　　第三阶段:1989年一1991年。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趋于徘徊停滞阶段，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其中1989年实际收入增幅出现负增长。农民纯收入中农业生产收入的比重在1990年的反弹(这主要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致，而非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当年的经济调整使农村非农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继续呈下降趋势。
　　第四阶段:1992年一1996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引下，特别是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业和农村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的势头，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在这期间再次趋于快速增长，年均实际收入增长回复到5.6%。

其中，1996年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的增长达到了8.9%，并成为1985年以来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增长最快的年度。农业生产收入的比重降低了2.5%，非农业生产收入的比重则上升了9.4%。
　　第五阶段:1997年一至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再次放慢。按可比价格计算，1997年的增长率为4.6%,1998年下降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年均增长3.7%。在收入结构方面，来自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收入所占比重已大体相当，前者降为48.4%，而后者升为46.1%。并且，自1997年开始农业生产给农民带来的纯收入绝对下降，由1997年的人均1220.0元减少到2000年的人均1090.7元。
　　2.农民收入不同项目对收入增长的贡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农民总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构成，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又有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之分，我们用TI,WI,HI,TPI分别表示农民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及财产性收入;用AI,NAI工分别表示家庭经营收入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所以得:
　　TI=WI+Hl+TPI=WI+AI+NAI+TPI（1）
　　两边对时间求导得:
　　（2）
　　由(2)可以推导得:
　　（3）
　　而，，，，，分别为各变量的增长率，，，，，分别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因此，(3)式表示了收入各组成部分数量上的变化对总收入增长的影响，实质上将总收入的增长率分解到各个部分，各部分所占总增长率的份额即为它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依据这种方法，我们对1978年以来的关于农民收入的部分数据进行了考察。
　　分析可得，一般年份对总收入增长贡献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并且收入各组成部分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年际间有较大波动，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基本上是先增后减。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贡献率相对较小，但是在近期表现出增强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的贡献率在1985年前呈增强趋势，由1980年的44.44%迅速增加到1985年的81.35%，而1985年后贡献率在1990年增加到82.94%之后逐渐减弱，2003年时降低到58.78%。非农收入贡献率1990年前呈明显上升趋势，1990年时达到最大值49.38%,1990年后在有一定波动呈下降趋势，1995年至1999年下降迅速，由1995年的47.32%下降到1999年的23.98%。1999-2000年间又有明显上升，2000年时达到26.33%。2000年之后又逐年下降。这也与本章第一节分析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几个阶段相一致。非农收入贡献率下降的时期也是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时期。
　　表1贵州与全国和西部省、区、市生产总值（2009年）比较情况单位：亿元
　　

﹙见图2）
　　表2贵州省2000-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按收入水平分）单位：元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研究发展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运用多科学知识，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领域对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第二，对农民增收问题进一步量化，细处着手分析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构建最佳的增收体系进行经济上的最优选择。第三，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结合本国本省分区域对我国进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研究。
　　6．2当前农村改革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是主要农产品的保障能力问题。近年来，一方面是我国农业在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由于资源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制约，某些大宗农产品的进口量在急剧增加。2009年，我国进口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分别达到4255万吨、816万吨。某些重要农产品自给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国家对市场调控的难度加大，导致经济安全的风险加大。因此，必须居安思危，始终坚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切实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抓紧研究适合我国自身特点的农业发展战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大力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加快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二是农业经营主体问题。农业实行家庭经营，是农业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情况来看，尽管经营规模大小有很大差异，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是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的“双轮驱动”问题。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还要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农村仍将有巨量人口。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并行不悖地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不偏废任何一个方面，这样才能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研究完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方针政策，不仅是“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也是整个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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