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时代。秦汉时期开创的一系列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沿袭。“汉承秦制，但有因革”是指汉代并非简单完全模仿秦制，而是在总体框架上继承了秦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秦制作了从内容到形式的调整和变化。其实质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表现，是两汉统治者在吸取前朝灭亡教训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皇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控制，强化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体现。具体表现为： 一、承袭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秦朝确立了皇权至高无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各种权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实行君主个人专制独裁。汉朝建立以后，继承了这一制度，但又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皇帝名号、礼仪、皇位世袭等制度。 二、承袭了秦朝的监察制度。秦朝在中央设御史大夫，兼理国家的监察事务。汉朝的监察制度与秦朝一脉相承，但也有改革和发展。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把全国分13州，每州设刺史，负责监察。刺史级别不高，但巡查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诸侯王和地方高官。刺史的设置，使皇权监控从中央波及到地方。 三、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秦统一以后，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汉初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同时又兼有封国制。这种王国与郡县并存的体制被称为“郡国并行制”。但仍以郡县制为主。汉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实行“附益之法”，最终解决了王国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四、承袭了秦朝的官吏选任制度。察举、征辟等选官制度在秦朝时就有，但秦时的官吏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其中察举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 五、承袭了秦朝的赋税、徭役、兵制，形成了编户齐民制度。汉承秦制，在赋税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凡秦朝已实行的税制，汉代均继续实行，其中有所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新的税目的增加和旧税税率的增减。增加的新税目如更赋，增加的税率如人头税，但对田租却有所减少。 秦朝首创大一统局面，而且创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秦的暴政，二世而亡，可谓昙花一现。汉承秦制，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关键在于对秦制度的改革。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1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2、微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3、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4、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5、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6、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7、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8、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9、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10、"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11、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2、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13、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1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15、论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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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据了解，古代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有很多，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大家可以进行选择：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8、论《诗经》中的史诗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王昭君，小周后，杨玉环，李清照，秦良玉。
毕业论文是教学科研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学业成绩考核和评定的一种重要方式。毕业论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地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使他们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总标题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轻易激起读者的注重。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③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重，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心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④用判定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⑤用形象化的语句。如《激励人心的治理体制》、《科技史上的曙光》、《普照之光的理论》等。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副标题和分标题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非凡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重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假如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啰哩啰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指示性提要，只简要地叙述研究的成果(数据、看法、意见、结论等)，对研究手段、方法、过程等均不涉及。毕业论文一般使用指示性提要。关键词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键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它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正文一般来说，学术论文主题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事实根据（通过本人实际考察所得到的语言、文化、文学、教育、社会、思想等事例或现象）。提出的事实根据要客观、真实，必要时要注明出处；2.前人的相关论述（包括前人的考察方法、考察过程、所得结论等）。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的意见、观点与本人的意见、观点明确区分。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他人的成果，都应该注明出处；3.本人的分析、论述和结论等。做到使事实根据、前人的成果和本人的分析论述有机地结合，注意其间的逻辑关系。结论结论应是毕业论文的最终的、总体的结论，换句话说，结论应是整篇论文的结局、是整篇论文的归宿，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也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是该论文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且是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结论可采“结论”等字样，要求精炼、准确地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或新的见解及其意义和作用，还可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和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
学术堂整理了一些洋气的历史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汉代的流言与讹言2、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3、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4、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5、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6、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7、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8、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9、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10、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
1、春秋战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2、试论战国时期商业发展 3、韩非的社会发展观 4、秦朝的思想统治政策 5、浅析秦汉经济的特点 6、试析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7、汉代的思想统治政策 8、两汉时期匈奴败退的原因探讨 9、试论王莽的私属改制14、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15、试析长安城的历史演变过程 16、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原因23、唐代河东道县令的出身 24、五代时期南中国经济发展及条件 25、《太平广记》中的再生观念32、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 33、试论历史上交通运输与经济都会发展的关系 34、略论明代盐商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39、如何看待清朝前期的“盛世” 40、乾嘉学派的史学成就及其影响 41、礼仪制度问题的探讨55、明代皇庄经济对社会的影响 56、明代宦官专权的阶段性论述 57、中国古代宰相开府辅政制度
秦汉的三公九卿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成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的政治制度也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统治，在职官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朝廷的三公九卿制和继续实行地方的郡县制体制。三公九卿制在秦朝只是初具规模，由于秦王朝的短命，这一制度在西汉时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一、中央的三公九卿等官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秦汉时的三公，主持国政，号称万石之官，是朝廷的中枢职官。实际上它们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1.三公 丞相 丞相是朝廷最高的行政长官，“掌丞天子，助理万机”。(6)秦及西汉前期都有左、右丞相（秦汉皆以右为上）。秦二世时又增设中丞相，以赵高充任。因赵高是宦官，所以“中”是指内廷。对于特别受到尊宠的丞相，可授予“相国”的尊称。秦始皇时的吕不韦、汉高祖时的萧何都曾为相国。汉代丞相之下有丞相史若干，从事秘书工作，长史为其长。武帝时，丞相府又设司直，掌察举违法之官。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专制，常常破格提拔一些出身微*的人才，任用他们为中大夫、诸郎等，平时在皇帝周围出谋划策，形成所谓“内朝官”。汉武帝利用他们与丞相为首的朝廷行政官员们即所谓“外朝官”相抗衡；同时又常常通过少府所属的尚书署草拟诏令，转达奏章，以便于亲自裁决政事，以致丞相之权日渐削弱。武帝死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头衔主持朝政，其权势反在丞相之上。西汉末年，丞相更名大司徒，其权力、位次都在大司马之下，并且与大司马、大司空合称三公。 刘邦在夺取天下的战争中也常以相国、左右丞相的虚衔授给一些武将，因此史书中也常在虚衔前加“假”字。 东汉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合称三司。和帝时，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意思是虽无三公的名号，但在待遇上与三公一样。东汉皇帝多为幼年嗣位，于是常以太傅录尚书事作为辅弼，主持朝政。这样，太傅更在三公之上，称为上公，或与三公合称四府。东汉皇帝为集权于己，也常通过尚书台发号施令，于是三公的权位进一步削弱，只能处理一些例行公事。东汉末年撤去三公，设置丞相、御史大夫。 太尉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尉是秦官，但在其它文献中尚未能得到证实。秦有国尉，为领兵作战的武将，但地位并不很高。汉代的太尉或许是由国尉演变而来的。 西汉前期，太尉为最高军事长官。刘邦死后，太尉一官时设时缺。武帝初年撤去此官。后来设置大司马，并冠于“某将军”之前，成为全国最高级的军事统帅。武帝死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头衔主持朝政，其职掌远不限于武事，权位逐渐越居丞相之上了。东汉初又取消大司马，恢复了太尉的名号。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作为丞相之副，其职掌有二：一为掌管天下文书图籍、呈递公卿奏章，颁布皇帝诏令等，类似皇帝的机要秘书长；二是掌管朝廷内外监察，为全国最高的监察长官。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西汉皇帝的诏令由御史大夫向相国（丞相）颁布，相国（丞相）再向诸侯王颁布；同时由御史中丞向各郡守颁布。汉代丞相一职出缺时，则按例常以御史大夫递补。刘邦也曾以御史大夫虚衔授予统兵将领。汉武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亲自裁决政事，逐渐将御史大夫所担负的机要秘书工作交给尚书署办理，于是御史大夫的职权日见缩小。西汉后期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则称司空。 秦汉时，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统领侍御史若干人，具体负责对朝廷百官的监察以及掌管国家收藏在兰台的图书档案；同时统管地方的监察长官刺史。 秦朝时，在地方各郡派有监御史，督察地方官员。 西汉初，曾废除御史监郡的制度。汉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作为监察区。每州下辖若干郡，长官为刺史。州刺史根据朝廷规定的六条标准督察地方官吏。武帝晚年，又设置司隶校尉，负责察举京城三辅、“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及弘农等郡官民违法行*之事，成为监察系统的重要官员。西汉御史监察系统的官署叫御史府或御史大夫寺，东汉改称御史台或兰台寺，所以古人也把监察官员称作“台官”。 2.九卿 九卿是指中央朝廷的九个重要官员和官署，它们是： 奉常 汉代改称太常，掌宗庙礼仪、占卜祭祀等事，史官、博士等为其下属。 郎中令 为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郎是皇帝的侍从扈卫人员，有中郎、侍郎、郎中之分。太中大夫等及议郎为非武装人员，掌议论。 汉武帝时，郎中令改称光禄勋，职掌不变。又设期门郎、羽林郎，为皇帝微行出猎时的武装侍从。 卫尉 掌管各宫门的守卫，属官有仆射、公车司马令等。汉代，卫尉统领的军队称南军。 太仆 掌管皇帝的舆马，及军事用马的牧养。 廷尉 掌管刑罚讼狱，是全国的最高司法官。朝廷遇有大狱，皆由廷尉审理。 典客 掌管接待少数民族、藩属国来朝事宜。汉武帝时，改称大鸿胪，掌管诸侯王、列侯及内附部族朝觐郊迎之事。 宗正 主管皇族宗室（包括公主）事务。属官有都司空，掌管对宗室犯罪之人的处置。 治粟内史 掌管国家谷帛租赋。汉武帝时改称大司农。汉初，治粟内史仅掌农业及仓廪，另有“大内”一官与之并行，掌管国家财政。改大司农后，大内为其属官，称都内，主管财货，掌国家的金库。 少府 掌管全国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给皇帝私用，凡皇帝的衣食起居、医药供奉、器物制作等皆在其属下，因此是宫廷事务的总管。武帝以后，其职权日益缩小，但是其下属尚书署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则权势不断提高，后来终于脱离少府，独立成尚书台，分曹治事（指分科办事）。 实际上，中央朝廷除了九卿，还有一些重要的高级官员，例如： 中尉 掌管京师地区的戍卫治安。汉武帝时改称执金吾，平时巡逻街市，皇帝出巡则为前导。 将作少府 主管宫室、宗庙、陵园的土木建筑工程。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匠。 典属国 掌管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事务。汉成帝时，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水衡都尉 汉武帝时设置，掌管上林苑及诸池航政。 3.加官 秦时有侍中、散骑、中常侍、给事中等官，多由宦官充任，以侍奉皇帝。汉朝沿袭秦制，有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诸吏等官号，朝廷官员如具有这些官号，便可随时出入禁中，以备顾问应对。这些官号被称为加官。其中给事中可审核尚书奏事，诸吏可纠察弹劾内廷诸官，散骑随从皇帝乘舆之后，可随时提出建议。 二、秦汉的地方官制 秦汉地方实行郡、县制。至东汉末年，形成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 1.京师 秦朝的京师行政由内史掌管。内史位秩与列卿等同，也参议朝政。西汉武帝以后，京师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部分，分别由三官治理，称为三辅。三辅长官位同列卿，可参议朝政。 东汉迁都洛阳，京师行政改由河南尹治理。 2.州 东汉末年，作为监察区划的州的长官刺史，逐渐具有了行政、军事大权，于是州便成为郡上一级的行政区划了，刺史也就成为集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大员了。 3.郡、王国 郡是低于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其长官秦时称守或郡守，汉景帝以后改称太守。下有郡丞，为其佐助。又有郡尉，掌管一郡的军事甲卒，汉景帝以后改称都尉。 汉代与郡同级的还有诸侯王国。刘邦称帝后，翦除异姓诸王，除长沙国外，只封刘氏子弟为王，所封之地称国。汉初的诸王国割据一方，有自己的军队，所置官署与中央朝廷一样。当时朝廷只向王国委派太傅（辅导诸王）和丞相（统率王国百官），御史大夫以下官员，都由诸王自己任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诸王国的势力对中央朝廷威胁越来越大，并最终酿成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的叛乱。为了限制和打击地方王国的势力，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削藩”建议，命令诸侯王不得过问王国的行政事务，撤消诸王对官吏的任免权，并且改丞相为相，掌管王国民政，直接向朝廷负责。此外，还裁撤了一批官吏。汉武帝进一步实行“推恩令”：“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7)从此“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8)了。东汉王国制度同西汉。 4.县、侯国 秦汉时，郡下辖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县，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均由朝廷任命。县的令、长之下设有县丞，为其佐助之官；又设县尉，掌管一县的甲兵军事。据出土的湖北云梦秦简看，秦朝每县不只一个尉，多者可有四尉。史书中有时称县的丞、尉为县长吏；对县的低级官吏如斗食、佐史等称为县少吏。县官署中也是分曹治事，例如被称为主吏的功曹，便是主管县少吏的选用和考绩。此外还有主管文书的令史，主管监狱的狱掾等官吏。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之下还有乡、亭、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汉代统治者强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因此十分重视三老制度，东汉时甚至在郡和王国都设置三老。亭的设置同邮驿制度有关。 列侯的食邑称侯国。汉代以县令、长为侯国的相，主管侯国行政，他们不向列侯称臣，只供给地租。 三、官秩和爵位 1.官秩 秦汉时期，官的等级称秩，以“石”数区分，而另以斛计算各级的俸禄米谷。唐代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中对此虽做了一些介绍，但实际上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根据史籍记载，两汉时期的官秩大体有如下一些级别：万石、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东汉无）、八百石、比八百石（西汉成帝时将这两级废去）、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东汉增）、百石、斗食、佐史。 据聂崇岐《汉代官俸质疑》推断，西汉官秩约有二十级，东汉约有十六级。西汉的俸禄，有时是钱谷均发，但后期似乎全部折钱；东汉则大致是钱谷兼发。 2.爵位 秦自商鞅变法后，逐渐形成二十等爵制度，它们是： 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爵本来是统治阶级内部体现不同政治地位的等级称号，由于秦在与山东六国争雄的战争中，大力推行军功爵制，就把爵的使用扩大到平民范围中来，这就使爵的社会作用大为增强，因此秦人的官职和爵位往往混同使用。 秦朝不封王，汉初则封有一批同姓王和异姓王，后来刘邦定下只封同姓子弟为王的誓约，所以汉朝的最高爵位实际是王。此外，汉朝还袭用秦二十等爵制，只是因避讳汉武帝之名，把彻侯改为通侯。秦汉时又把第八级爵以下称为民爵，以上为官爵，普通吏民获爵不得超出第八级公乘爵。在秦汉确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以后，军功爵制难以推行，于是爵位的使用又逐渐恢复到统治阶级内部了。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为了奖励军功和缓解财政拮据，曾另设十一等级的武功爵，允许富人用钱买爵，但不久就停止了。 东汉后期增设了县侯、乡侯、亭侯等爵。这些侯虽然以某县、某乡、某亭的地名相称，但实际上只是虚名，并不在该地食邑。 3.服饰 汉代区分官员等级的服饰主要是冠和绶。 汉代文官戴进贤冠，冠上有突起的梁，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这是以冠上梁数区分官职高低。 在秦汉，绶是区分官职高低的最明显的标志。先秦时，绶是贵族、官员佩带玉饰时系玉的彩色丝带，又称为组。秦汉官员用绶系官印，佩带在身上。后来为了表现位秩高低和权力大小，官员们可以不带官印，但必须佩带印绶，使人一目了然。《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了自天子至百石之官所佩绶的颜色和长度。秦汉的三公、九卿等高级官员，分别用金印紫绶和银印青绶，所以人们常以“金紫”或“银青”作为高级官员的代称；并且以“解绶”、“解组”表示辞官。 秦汉时职官的服装都是黑色。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色尚黑，于是官服也用黑色。汉承秦制，官服也用黑色。 同战国时代的各国官制相比，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的郡县制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加强自己的统治，中央集权的确立也有助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但是秦汉的职官制度也有其局限性，例如作为朝廷高级官员的九卿中，既有负责军国大政的职官，也有只管内廷事务的职官，二者混杂在一起，对于有效地处理国家大政是不利的；此外虽然各级官府的主要长官是由朝廷任命的，但其僚属却可由这些长官自行辟除，这就容易在官员中结成党派，从事分裂活动。选官方面的任子制度也会助长封建特权的滋长和官吏素质的下降。这一切表明，中国的封建职官制度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秦汉以后，武官的设置可分为三个方面： ①警卫皇宫和京师的将领； ②掌管军事行政的武职； ③领兵作战的将帅。 太尉（汉武帝时称大司马）掌全国军事行政。 大都督 都护 卫将军 镇军大将军 大将军 骠骑将军 车骑将军 左将军 右将军 前将军 中郎将 军师将军 先锋将军 偏将军 奋威校尉 折冲校尉 祭酒 旗门 骁骑 小校
秦汉时军官制度是不断发展的，秦承袭战国后期的部曲制度：将军是全军统帅，都尉掌一郡兵马或一个战略要地，主持一个多兵种合成军团，重装步兵战斗为主，其下编有部和曲，指挥结构扁平而简单，规模较大，下属单位比较多，一曲的规模在千人左右。级别呈现为：伍长→什长→屯长（五十人）→百将、当百、五百主、五百将→候（曲候、骑将）→司马（部主、骑司马、车司马）→都尉→将军楚汉时期，由于各路旧贵族纷起，以及战争中骑兵的广泛使用，原来的部曲建制规模急剧缩小，“校”这种军事编制结构大量涌现，适合规模较小的数千人战斗，兵力的调配更加灵活，资源利用更加充分有效。汉初基本延续了上述发展方向，并且逐步完善，形成了汉代独特的部曲制度。由朝廷任命将军，其下设立列将、裨将二级或者裨将一级的分支指挥结构。在将军之下，则是校、部、曲的三级战术结构。在军队构成机制上，继承了秦代的特色，以普遍征发为基础。军职级别大体为：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等→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偏将军应该就是杂号将军之末，但与其它两字将军地位有别）→四征、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卫将军→骠骑、车骑将军→大将军
我甚至认为“郎”字是假借“良”字而来的，若再往上追根溯源，公卿的“卿”字也是良的一种，亦即“卿”字的中间就是“良”字，它是地方自治体--乡的代表者...如果进一步想象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国家的祭祀中列于门中两侧廊下的士就是郎，而集合于外庭的应是庶民。因为“卿”字中间是“良”字，今日在读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时，在其论述汉代阶级之时，在注中提到“郎官”的相关问题。感觉非常有意思，故而引述出本论。我甚至认为“郎”字是假借“良”字而来的，若再往上追根溯源，公卿的“卿”字也是良的一种，亦即“卿”字的中间就是“良”字，它是地方自治体--乡的代表者...如果进一步想象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国家的祭祀中列于门中两侧廊下的士就是郎，而集合于外庭的应是庶民。因为“卿”字中间是“良”字，所以，卿应该是良之特殊者。关于这个问题，宫崎市定在其他文章有论述，然没有中文翻译本，故不得查，但是，从上面文字可以观察到两点：1.郎，作为官职的存在，是由“良”而引出，包括“卿”，同时卿与乡--地方自治体相关。2.“郎”与“廊”相关，主要体现在国家祭祀活动中所处的位置。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这个角度引申，符合古代的宫廷政治。九品官人法研究[日]宫崎市定 / 2008 / 中华书局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按以郎为男子之称及官名者、皆良之假借字也。”也可对第一点得到印证。关于第二点，《说文解字》 无 “廊” 字，北宋徐铉新附 “廊” 字，并认为 ，“廊 …… 汉书通用郎”，即认为 “郎” 是 “廊” 的省文，这种说法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但是与祭祀是否相关，并没有相关的直接证明，不过宫崎氏的猜想有一定的合理性。关于郎官，在战国之际就已出现 ，在《韩非子·孤愤》中：“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起初为天子左右的近侍，到了战国末期 ,郎官对当时政治有很大的影响 ，如公孙衍、李斯等皆以郎入仕而封侯拜相。秦汉郎官 “入奉宿卫，出牧百里”，既是皇帝的侍卫近臣 ，又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因而汉董仲舒说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 中郎” 。其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按秦汉的宫省制度 ,帝王所居可分为宫中、 禁中，那么对应起来，郎中给事禁中者为中郎 ，给事宫中的称郎中，给事宫外者为外郎。统称所谓三郎 。即中郎、 郎中、 外郎也。三郎由上隶对应的朗将，朗将及郎中由郎中令统一管辖。而郎官制度的盛行却是在汉武帝时期，提别是汉武帝实施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中外朝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因此在皇帝身边亲信侍卫这些近臣，开始以补吏的形式获得枢机要地，且掌管实职 ,一般初补高一级的内朝近卫侍官。如东方朔以常侍郎补太中大夫给事中。因此，随着郎官的人数的增加，其分工也指向越发明确，即名目更加多样化，伴随着的是管理体制的完善，同时，其分管的职能也比以往更加复杂。汉武帝在汉初 “三郎” 的基础上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把中郎一分为三，包括中郎及派生的议郎与侍郎，并相应地设置了三中郎将 ，即以五官中郎将统中郎，左中郎将统侍郎，以右中郎将总议郎，以此构成新的三署郎，成为文职郎官的主要去向。其二，将郎中一分为二 ，遂有车郎、 户郎，分隶属车郎将和户郎将，这部分政治意义不大，成为类似于行政后勤部门。其三，为加强中央的宿卫力量和对付匈奴战争的需要 ，去掉外郎，以期门、羽林代其职。在后世，期门更名为虎贲，其与羽林几乎成为历代王朝近卫军的称谓，是为武职郎官的主要去向。其四，改制郎中令为光禄勋，统管所有的郎将及诸郎。这项改革之后，三署郎成为官僚候补人员，他们等待着被派往需要的地方，成为人才储备池，即所谓的“郎出治百里”，比秩三百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成为成为郎官。在汉代，还残留着朴素的平等思想，连宰相的儿子也要承担守卫国境的徭役义务，一年三天，并不像后世可以通过金钱或者家世得以豁免。但是，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存在一定的特权阶层，上文所述的郎官便是庶民与士族的明显区分，庶民出仕，从书记做起，大部分人通过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努力只能做到令史，比秩百石。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郎官呢？在宫崎氏的论述中，基本有四类：1.具备良家子资格。包括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及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上流阶层弟子中选拔武艺高强者为“郎”，去向多为期门、羽林。2.根据父兄的官职可以推荐，即“任子制度”，父兄若为两千石，即为公卿，任期满三年可推荐一名子弟为“郎”。3.依据入赀情况，也就是后世的捐纳，若逢灾年，捐纳谷物六百石或钱财三十万者可为郎。4.根据学问，如果是侍奉大儒的门人或者举孝廉考试合格者，亦可为“郎”。前两者主要反映出身，第三者反映家世，而第四点，看起来给寒门留了一条路，可举孝廉在实际操作层面并不是能够正儿八经地选拔人才。因而，郎官毫无疑问是上流社会子弟为官的第一步，对于普通庶民来讲，实在遥不可及。后来 ，郎官由内廷走向了外廷。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复杂演变后 ,遂在隋唐完成了由内向外的转变过程。
三公九卿 历史群英汇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晏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代己有此词，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秦不设三公。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栩和御史大夫。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从武帝时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称为三公。 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集权制而削弱了丞相的权力。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辅政，以后享权重臣如张安世、史高、王凤等人，都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于是大司马权越丞相之上。成帝绥和元年（前8），采纳何武的建议，将御史大未改为大司空，又把大司马、大司空的律禄提高到与丞根相等，确立起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哀帝元寿二年（前1）改丞相名为大司徒，和今文经所说的三公名称完全一致。又将原有的太傅和新增的太师、太保置于三公之上，头衔高而无实权。西汉未虽是三公鼎立，但仍以大司马权力最大，如董贤、王莽均以此职而专擅朝政。新时，沿袭了西汉三公制。 东汉初仍设三公官。公元51年，改大司马为太尉，改大司徒、大司主为司徒、司空。三公各置秩为千石之长史一人，又各置掾属数十人。以太尉为例，下有分管诸事的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贼曹、金曹、仓曹等曹。三公府当时简称为三府。三公中仍以太尉居首位。 汉光武帝刘秀推行更极端的帝王集权，不使权归大臣，名义上仍设名位显贵的三公官，但实权渐归尚书台。和帝、安帝开始，外戚、宦官更更迭专权。外戚窦宪、梁冀等，都拜为大将军，大将军开府置官属，位在三公上。三公不仅受制于尚书，而目还要俯首听命于外戚、宦官，有的甚至就是他们的党羽和亲信。按照经学家的说法，丞相辅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如果出现各种灭异，皇帝丞相都要引咎自责。东汉时，皇帝犯罪责推向三公，故每有水旱等灾，三公常被策免。所以仲长统说三公有名无实，“备员而已”。学习古今历史；体验官职升迁；享受功成名就，让我们共建属於历史爱好者的天地。历史群英汇，历史论坛! C+ u- i7 [. Z4 w8 p东汉末年董卓为相国，居三公之上。公元208年，曹操罢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为丞相。两汉时实行了两百年之久的三公制至此遂告终止。曹魏重新恢冥三公之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依然位居极品，且开府置僚佐。但买权则进一步向尚书机构转移。至隋，三公不再开府，僚佐全部撤销，完全变成虚衔或“优崇之位”。宋代以后，往往亦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但其虚衔性质不变，并渐次演化成加官、赠官。明、清同。 秦汉时掌管政务、魏晋以后逐渐不具实权的朝廷诸官。各代“九卿”不一。西汉时九卿是列卿或众卿之意。先秦文献中有三公九卿之说，但秦并没有这种制度，西汉初也不见九卿名称。
就写二战以后如何重新振兴，经济和科技如何发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政治学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随着教学改革研究的深入发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与政治学科整合势在必行。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 高一历史 论文 范文 ，欢迎浏览。
《 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培养 》
摘要：高中历史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学能促进学生情感态度培养及正确价值观树立。由于高中历史教学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现代历史发展，教学时在爱国主义情操的影响下，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
教育 不仅是培养知识和技能，而且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活动。教育目的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成为有尊严、有情感的人，帮助学生逐渐成为高情商的素质人才。基于新课程的要求，高中历史教学中在给学生传输历史知识，陶冶学生爱国情操方面要有所提升，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加大力度培养学生处理事务，应对各种关系的情商能力的发展。
一、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内涵
情感、态度、价值观指认识目标时产生的认知状态，这种认知状态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个性化的发展特征影响。所谓“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反馈是否符合自身认知，人对不同的客观事物会产生相对应的情感态度。例如：悲伤或喜悦、喜爱或厌烦、激动或压抑，等等。一定的情感认知倾向和情感反馈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也是情商的集中体现。“态度”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对客观事物进行的反馈，是相对持续性较长的内在反应，是哲学中提到的主观意识。“价值观”是情感与态度的内在评价标准，是对事物价值的评价准则。明辨是非对错，判断真善美、假恶丑的评价标准，对事物进行合理处理是提高情商的重要部分。人通过自身形成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指导自身行为。因此，在学生阶段通过历史人物的 事迹 、历史事件的发展分析培养学生建立正面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进而提高学生处理事务的情商。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
历史学科是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发展的学科，历史发展有客观存在性，在高中教学中通过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起因，提升学生的情感尊严、伦理道德、社会素质等人文素养，同时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及明辨是非能力的发展。由于历史人物会起到榜样或警示作用，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的变化，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智商与情商双向发展。
(一)创建情境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历史教学由于历史客观存在性及事物发展完整性，为创建情境教学提供了可能性，创建情境教学法，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将历史事实以视频形式或播放相关史实材料帮助学生回顾历史事件。让学生通过自身情感反馈和认知体验，达成情感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价值观。学生在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后通过消化理解历史事件，将历史事件中的很多关键要素转化成处事与待人的态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爱国主义情感，在此使用情境教学法，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提高综合素质，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在讲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课时，教师应为学生创设情境模式，如毛泽东答记者问，学生应站在历史角度进行回顾，这将有助于知识巩固。情境创设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使学生更能体会历史人物的心理，促进学生情感的转变，并让学生学习到历史人物处事的睿智和待人的智慧手段。
(二)教师要对学生的情感表现及行为进行观察。高中教学中，教师通过情境教学活动观察学生的表现，这种观察需将重点放到观察学生真情实感流露方面，观察时不能带有教师的个人感情及个人色彩。教师要全面对学生开展历史教学，并从中反馈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并将学生对历史的情感反馈及态度观察学生价值观及情感态度的内在表现，无论反馈的信息是消极或者积极的，教师都应进行观察、记录，以此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帮助学生进行相关的历史客观事实引导，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学习国际关系时，教师常会提起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部分学生会模仿这一观点，因此在学生的思维过程中，教师要进行思维的纠正，帮助学生真心待人，不以国际关系衡量朋友关系。通过教师的观察和记录，及时对学生的情感态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重视、挖掘教材素材在新课标背景下，要求教师灵活使用教材，不可一味进行教材的教授，但是由于教材是承载历史和知识点的主要来源，在历史教学中重视教材的挖掘，对学生的情感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教学时需要以教材为基础，但是不完全依赖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关键步骤。例如：在辛亥革命这一课中，林觉民在革命前留的话：“重新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教师对辛亥革命背后的材料的挖掘，使学生了解到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精神，使其为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树立爱国思想，学生在情感震撼的同时自然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四)合理选取素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由于史料繁多及素材多样，教师在选取过程中应根据课程的需要进行筛选，突出学习重点，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材用量上要适中，根据课堂进行有选择的素材筛选。同时选取的素材要迎合学生的学习好奇心及对历史的向往，部分教师在素材选取时过于关注知识点的涵盖而忽略素材的趣味点，而使学生失去兴趣。因此，教师选取素材时注重知识的涵盖同时注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另外，素材的呈现一般采取多媒体的形式，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教师可以将素材呈现转移到 课前预习 阶段给学生播放出来，缩短课堂时间的同时给学生的情感奠定基础。
三、结语
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在促进学生历史知识掌握、了解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都具有积极推动意义，并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上有积极推进意义，对学生形成的处事及待人的情商能力产生影响作用。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是教育的重要理念，建立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尤为重要，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作者:刘苏莲 单位:江西省吉水中学
参考文献：
[1]肖瑛.基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达成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探索[J].长春出版社，2013.
[2]李云霞.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评价[J].历史教学，2014.
《 高中历史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性探索 》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精神培养，既能够实现教学目标，同时也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文环境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偶尔出现道德缺失和自私自利的情况，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高素质人才，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一、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1.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文精神的首要内容就是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人文精神中，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的价值，而人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最近几年，有些高中学校出现了一些极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高中生人文精神培养缺失有着重要的关系。
2.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内容是介绍优秀的 传统 文化 和传统美德的。通过典型事例的讲解，能够培养高中生的责任感及奉献精神，传承、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3.培养团队精神
在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与周围的人和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文精神非常注重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树立合作观念，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当前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立的个体没有发展的优势，只有与他人进行合作，才能够增强整体的竞争力。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人文精神，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增强与他人合作的意识。
4.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才能够保证一定的平衡。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出现了一些生态问题，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部分地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如果不采取有效 措施 ，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通过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能够教会学生更好地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1.更好地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越来越重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即教学应该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理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契合国家的素质教育方针。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塑造学生健全的品格，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通过人文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人文教育，能够更好地塑造学生的个性，帮助其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只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二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有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在人文精神培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教师的人文素质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够更好地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才能够有效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策略
1.提升教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对于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需要教师不断积累人文科学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在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中 总结 经验 ，向优秀教师学习。
2.运用多种教育手段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学《伟大的抗日战争》时，应突出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激发。通过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来更好地感染学生，利用多媒体查找、播放一些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使学生受到更加深刻的影响。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通过合作探究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培养自身的人文精神。
4.组织丰富的学习活动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增强实践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使其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访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从他们讲述中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学生接受人文精神教育。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教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使学生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效增强学生的自身素质，为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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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晚唐诗人杜牧《江甫春》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引出佛教当时在中国的兴盛程度，进而阐述宗教教和当时政治的关系。具体的参考资料网上还是有很多的。希望你能写出一篇出色的毕业论文。
这个啊,其实关于日本战败后,日本如何崛起这个很好写d,要不然写近代首相为如何治理日本也很容易写^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