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呼兰河传》最大的感受就是荒凉。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关于呼兰河传你有什么感想呢？下面是我整理的萧红《呼兰河传》 读后感 1000字范文三篇，以供参考。
萧红《呼兰河传》读后感1000字范文
萧红笔下的一座小城，坐落在昔日的黑龙江省呼兰县。这座小城极为普通，从南到北的十字街贯穿整个小城。一个个生活在这普通小城里的普通人，共同编织成《呼兰河传》的故事。
全书由“整体到局部”的结构先总写呼兰小城的地理情况、城市内部的构造等等。再写人，但这本书无主要角色，用小城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为线索，把小城的面目徐徐铺开。作者用叙述生活的口吻描写的事件当中，有善有恶，有悲有喜，黑白交织，如灰色的、大笔点染的水墨画。
“灰色”——这是我读完《呼兰河传》的第一感受。白与黑交织，便构成了灰。《呼兰河传》有令人愉悦的片段，有能激励人心的人物。我至今都记得在第五章有一个片段：“于是我从祖父的身上从上往下挣扎着，喊着：‘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童趣与天真如钻石一样镶嵌在本书中，但仅存的美好便大抵这些了吧。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呼兰小城的“文化活动”。先是跳大神，大神是要请的，而且还要献上布匹，大神不高兴了还要杀鸡。既然活动成本这么高，呼兰城的市民为什么还要心甘情愿地去做？我认为可以从上下文寻得答案：呼兰小城有为神鬼服务的店铺，以扎彩铺为例，文中作者用细致的描写写出了扎彩铺里金碧辉煌的阴间宅子，加之以豪华的特殊服务——有专门的人拉车，有穿着白净的厨子拉面，还有精明的管家管账……然而这一切是还是衣着粗鄙的人做出来的，并没有因为阴间的宅子如何漂亮而改变现世的生活。作者也在文中说，并未见到做扎彩的人给自己做一间阴间宅子。放河灯也是一大特色活动，例如此场景描写：“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看着，看着，那灯就灭了一个，再看着看着，又灭了一个，还有两个一块儿灭的。于是就真像被鬼一个一个地托着走了。打过三更，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文字虽简洁，但在我脑海中一下子就有了画面：在视野的尽头，灯在河的远处一个个地灭掉，每灭掉一个，天色便暗了几分。待到灯全部都灭完后，这河，便又恢复死寂。
哪有阳间人渴望阴间的道理？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明人们对现世的不满、失望以及对虚无缥缈的“来世”的憧憬。听着大神唱着跌宕起伏的调子，难道他们感受不到内心的空虚吗？向鬼神求幸福安稳，渴望来世的荣华富贵——而这一切，是谁造成的？
作者情感已不必多说，读者自知。而打动我的是灰色的回忆：如黑白交织，生活不是一昧的美好、顺利，也不是一昧的困难、坎坷；只有风雨交织、雨后天晴的生活最是真实，也最是动人。
昔日的黑龙江省呼兰县今日已物是人非，哈尔滨市呼兰区代替了呼兰县。但萧红笔下的呼兰小城，似一缕若有若无的炊烟，跨过历史的河岸，飘过了呼兰，飘过了黑龙江，飘过了中国北方……向沿途的旅行者诉说这娓娓道来的故事，喜悲交织的故事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萧红《呼兰河传》读后感1000字范文
萧红用朴素、率真、细腻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二十世纪初东北呼兰河的社会风貌、自然景观，也通过《呼兰河传》这部作品向我们介绍了她童年天真活泼、幸福寂寞的生活，并通过儿童的视角和感受，揭露并批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和习俗及其对劳动人民的毒害，表现了北方劳动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呼兰河传》，茅盾曾称之为小说创新的别体——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中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不仅带给人们一定的认识价值，而且给人以极高的审美享受，她的美学价值也同样让人惊叹。
一、社会生活之美
《呼兰河传》中萧红所描述的呼兰小城的社会生活是美的。最起码，在作品中，这样的社会生活带给了作品中的人物们美的享受。
作品中描述了很多呼兰河人日常生活中的盛举。在作品的第二章开始，萧红就向我们一一介绍了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还有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一系列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盛大活动。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候，人们是兴奋的，充满活力的，无疑，这就是人们内心感受到美的表现。
跳大神，大神来疯疯颠颠地闹一番，还要收去本家的很多钱，单就这件事本身，人们是绝笑不出来的。可是，萧红在第二章第一部分刚开始介绍跳大神就写到了：“先说大神。大神是会治病的，她穿着奇怪的衣裳，那衣裳平常的人不穿；红的，是一张裙子，那裙子一围在她的腰上，她的人就变样了。开初，她并不打鼓，只是一围起那红花裙子就哆嗦。从头到脚，无处不哆嗦，哆嗦了一阵之后，又开始打颤。她闭着眼睛，嘴里边叽咕的。每一打颤，就装出来要倒的样子。把四边的人都吓得一跳，可是她又坐住了。”其实在常人看来，这样的大神疯疯癫癫地闹，一定是不可取的，可是，小说中的人们却还为她能在这里跳而内心充满了安慰，虽心有不舍却还是装成内心满足地将钱送给大神，生怕又惹什么不幸。
所以，跳大神这个活动是人们乐于参与的，送走大神后人们内心得到安慰，二者合一。最终，呼兰河小城的人们在为这件事议论纷纷，生活也因这件事而变得丰富多彩，这就可以成为美。因为这样的生活让呼兰河小城的人们得到了美的享受。这就是呼兰河小城的社会生活之美。
二、自然之美
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用儿童的视角写了很多有趣的人、事、物。读者读来也是趣味横生，能够感受到小女孩的天真、烂漫，也能够体会到小女孩细心地观察生活，以及其内心的单纯和善良。由此，作品中对于呼兰河那独特的自然风光美的描写就更添了几分儿童的闲适与悠然。
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中就节选了书中一段经典描写——火烧云。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这晚霞色彩绚丽多变，作品中的人们齐齐的在傍晚向西面的天空看去，聊聊天，笑呵呵的。一幅充满闲适、无限美好的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堂堂的了，一会儿金洞洞的了，一会儿半紫半黄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呼兰河的人们一天的事情做完了，吃过晚饭，都愿意出来看看这晚霞，炫丽、夺目，看到“天边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
火烧云的形状同样是多变的：“五秒钟之内，天空里有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那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在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再过一秒钟，没有什么变化。再过两三秒钟，那匹马加大了，马腿也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一条大狗……一个大狮子……”这多变的形状，一个个精气神十足的小动物，充满了希望，同时在他们身上也寄托了呼兰河小城人们的希望，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景是美的，这憧憬同样是美的。
三、人性之美
看过作品，读者们都能够知道，整个呼兰河小城都可以说是愚昧保守的，然而，我们却能在萧红的笔下，在这个愚昧落后的小城中找到几位真、善、美的人物。毋庸置疑，文中的“我”是个非常聪明可爱、充满童趣的小女孩。这是整部作品中最真、善、美人物的代表。“我”在后花园独自玩耍时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我”独自在家外走失，遇到好心人被送回家过程的描写，“我”跟文中的小团圆媳妇的对话描写等等。萧红将“我”的天真、善良、童真写得生动充满童趣。读者读来也能够在“我”的身上很容易发现人性的美。
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就是作品中的“祖父”。文中的祖父是个忠厚善良，有点可爱的慈祥老人。他具有着长者的风范，有知识，而且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童心未泯。“祖父”对“我”疼爱有加，所以，“我”能从小就跟他连成一气，玩在一起，这也使得萧红整部作品中所描述的“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童心美和田园美。“老祖父”带着“我”在那充满田园风光的自家后花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作品中提到，后花园有一个玫瑰，到了五月的时候，花开得像酱油碟那么大，花开得很茂盛，几乎满树都是，花很香，招来了很多的蜜蜂，嗡嗡的很是热闹。祖父正蹲在地上拔草，小姑娘摘了二三十多玫瑰花一股脑地都插在了祖父的帽子上，祖父蹲着，知道小姑娘在捉弄自己的帽子，却不知到底在干什么。红通通的二三十朵玫瑰花都在祖父的帽子上，祖父却不知道，小姑娘一边插一边笑，当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这样一直忍着，回到屋里，祖母正好看见祖父头上戴着满帽子的红玫瑰花，也足足笑了一阵，祖父自己知道了同样忍不住笑。知道过了好一会，只要提起“今年春天的雨水……”祖父自己也还是忍不住笑。祖父与“我”相处的点点滴滴都充满了欢乐，这样描写的一桩桩一件件事也都充分展示了文中“我”童趣的欢乐、纯真的美。
就像朱光潜先生的看法：“人生艺术化”在审美本质上强调的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人性之美也正由此体现。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让学生了解课文写法，习作技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整本书阅读中，我们作为老师，不妨带着孩子们去了解、体会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的美学意味，作品中描绘的生活情趣等等，我们的教学会丰富多彩，学生的所得也会更加充实。
萧红《呼兰河传》读后感1000字范文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头一次听说了《呼兰河传》这本小说的名字，就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十分奇怪，因为按理来说，所谓“传”，应该是给一个人写的，可这本书却要给一条河写传记？在这个学期，借着名著阅读的机会，我终于有机会去接触这本书，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所谓“呼兰河”，其实是作者萧红故乡那座小城的名字。这本书，则记录了发生在这座小城里面的零星小事，而这也造就了它与其它传记或者小说最大的不同：没有贯穿全文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因此，有人会觉得它不是一部小说。
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是小说，更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是有主人公的，但这个主人公并不是一些具体的人物，而是以书中所提到的人物为代表的在那个时代绝大部分的中国人！
呼兰河这座小城是寂寞的，是凄清的，是荒凉的。在这里，每个人都过着平淡而枯燥重复的生活，但他们是悠然自得的。在这里，你看不到一丝外来侵略的痕迹，没有封建的剥削与压迫，行文平淡，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生动的描写，但你从字里行间，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受到从作者内心流露出来的一份悲哀。
小城的要道上，有一个巨大的泥坑。大家习惯于绕行，可曾有谁想过修一下路而一劳永逸？
在小团圆媳妇被开水烫死之后，小城里面，可曾有谁对她产生过一点同情？大家的口中，谁不是说着妖魔鬼怪之类的话？大清已经灭亡许久了，但封建迷信的思维方式，仍为这座边陲小城的人们所广为接受并传播。人与人之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一丝温情……人与人之间，是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这座没有什么新闻的小城里，偶尔也是会有一些活动的：跳大神、唱大戏、放河灯……但这些活动，也如白开水一般，平淡重复，没有花样。充斥在其中的，仍是19世纪流传下来的迷信习俗。连在这部小说中习惯于记叙的作者也忍不住在章末议论了一句“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
好在这本书并非从头到尾都是如此的压抑，在书的开头，你尚能感受到一点温馨与快乐。年幼的萧红和她的祖父在一起，于自家的后院玩耍，一起念诗……然而越往下读，你越能感受到一份沉重，而在这沉重之中，也有美，却是美得凄婉，美得病态，使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之感。
萧红写呼兰河，确实只是在写呼兰河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物质缺乏的年代，人们逐渐变得麻木，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致于精神也匮乏了。
萧红是以笔代刀，用含泪的微笑写下了一座小城。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萧红和丁玲都是活跃在上世纪30年代文坛的著名女作家，但她俩的风格是不同的，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之一，萧红的作品向我们呈现了抗战前后东北农村的面貌，《呼兰河传》就是作者在怀旧和追思中的哈尔滨家乡的社会总面貌的呈现，作者用一颗童心关照他人和社会，表现了其率真与自然的性格特征。萧红以鲁迅为恩师，这里的《饿》，也是在“我”的观察和叙述中实现的，冷眼旁观里道出“社会的吃人”本质，人情冷暖，本文拟从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角度分析此文。 马斯洛需求理论向我们显示了，生理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人的温饱问题，温饱问题的解决是全面走向小康的必然条件。而在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因天灾人祸及社会现实引起的饥“饿”问题就是最根本，最普遍的民生问题。从“我”对“列巴圈”的渴望中，从在黑夜里滋生出“偷”的邪念中，表达了“我”对食物的渴望，对生的渴望。好像作者在《生死场》里描述的一样荒诞，“ 人和牲畜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这是“我”站在饥饿者的立场来看待生命。然而“我”又是一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在羞耻心的抗拒下，知识分子的“我”做了第一次犹豫。于是，在饥饿驱使和道德限制的双重斗争下，“我”的内心一直是矛盾而焦虑的，甚至将我的爱人“郎华”视作了我的敌人，当然母亲也是，在“生”的这条狭窄的单行道上，“人吃人”，“社会吃人”的故事古而有之，这里，“我”在强调生的重要性时，活生生地剥离了我的社会身份，家庭身份，我不是一个爱人，社会人或者说女儿，我只是一个在死亡边缘的求生者。 叙述者通过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把“我”的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情。 现当代画相的最早圣手是鲁迅，他在他的杂文里向读者呈现了两类相，奴才相和流氓相。而这里作者萧红透过“我”的观察，为我们画了一张“饥饿相”或“求乞相”，她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的妇人，一个母亲，为了获得食物而在街上行乞。而这样的形象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怜悯，“我”和街上的人反而像看客一样观赏着这场随时可能演变成死亡的悲剧，“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看客的内心是麻木的，同为受害者的身份，反衬出他们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心里，这就是众生相的普遍性。而这个妇人不是一个人的代表，而是那个时代的一类人的缩影，他们为“生”而挣扎，为“生”而行乞，他们似个人理想破灭后终将走向末路“骆驼祥子”，他们也像在死亡前痛苦挣扎的“祥林嫂”，都是被时代和社会抛弃的一类人。 在限制性内聚焦视角下，叙述者无法走进妇人的内心，只能通过“我”来观察和讲诉，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去揣度，也降低了故事的虚构性，显示了更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如果说前文的“我”还在挣扎，那么文末的“我”已经彻底被赤裸裸的“饿”的现实打败，把“贪吃相”的“我”呈现给读者，也预示着青春时的“乌托邦”想象的破灭。老师的女儿，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 青春时的“我”何尝不像这小女孩，“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读书的时候，学生都充满着理想，拥有着抱负，不知道，更没经历过为现实奔走的辛酸。而当真正经历时，“我”发现昨天的自己是愚钝的，像“被青春诱惑了”，而做了不切实际的梦。好像小女孩仍活在自己的伊甸园一样，小女孩成了活得明白的“我”的反观，她仍不自知，而“我”已为她的将来哀婉了几次。尽管曹先生仍像导师，像黑暗时代的灯塔来指引我“只有忠心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但他的女儿却在背离他的道路上，而“我”也在满足于温饱的生活里消沉，甚至曹先生“十三岁”就结婚，遵从传统陋习的行为，无疑都是对曹先生“言以载道”行为的嘲讽。 当曹先生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我脱口而出的“是”，道出了人情的冷暖，“我”与郎华虽是同居，然而“我”是孤独的，在求生的道路上，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在一个个自己画地为牢的“乌托邦”理想里，我们迷醉过，但在现实的当头棒喝下，我们必然清醒。曹先生的“票子”带来了生的曙光，也彻底将现实暴露，让人在现实的砧板上妥协，或等待被凌迟。 本文《饿》，文如其名，从饿写起，最终也在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中结束，首尾呼应，在叙述者的讲述中，给读者呈现了“饿”的普遍性和“生”的出路问题，饿即是个人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哲思问题，我们一边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挣扎，也一边反思着社会和个人原因。反观历史的同时，照明了我们的现代生活，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的今天，由“饱”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又一个“生死场”的缩影出现在眼前，我们忙着生，忙着死……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含义 走进萧红，走进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萧红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手法，以孩童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呼兰河的民风民情，有愚昧，无知，也有亲情的流露。而今《饿》，不但是众生相，更是永生相，第一人称内聚焦的手法将其丑恶的变质刻画到极致，走进萧红，就要走进她的眼睛，一探这世界的荒谬与惨淡。 ①小说视角和叙事剖析，参考书籍胡亚敏《叙事学》； ②此文写于2017年10月，曾被川大文学评论补习班选作学习范文。原名《“乌托邦”的毁灭——浅析萧红〈饿〉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运用》
读萧红的文字总是给我一种淡淡的感觉，很轻很飘很安静，但是冷不丁的又会抓一下你的那种，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有一种空旷质感；又像一个未涉尘事的孩子，描述上细致入微，还充满童趣。 深深被她在《呼兰河传》中描述的后花园倾倒。园里那些花儿、草儿、果儿、虫儿，那些在阳光下极尽舒展的植被、小动物们，高兴怎样就怎样。完全孩童的视角，没有成人世界的好与坏准则，没有条条框框，怎样生长都是合理的。这又何尝不是她最喜欢的状态呢，她的性格也是属于这种自由漫长型的，没有世俗的教条评判标准，她的逃婚、恋爱、不参政，哪一点不是对当时当地的俗条说“不”呢，就是这样一个精神追求极度自由的一个人在与萧军的恋爱长河里，却屡屡委屈压抑自己，以致身心都受到极大伤害，尽管如此，重病在床弥留之际却依然希望萧军的探望。为之心疼的同时，也不由得感慨至情至性的人对爱情的投入也是如此飞蛾扑火的全身心投入。前段时间看她写鲁迅的回忆录，一如既往的淡淡风格，但是明显多了很多趣味。对鲁迅的描述如此细致，以至他的一句话、一个笑容、一个场景甚至呼吸，都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细致到鲁迅如同在我的世界里生活着、工作着、甚至高兴着、深沉着，最后死去。虽然是淡淡平静的语言，却让我像个傻子似的笑、暖也让我哭。平静的文字，却如此有力量，当属萧红。 鲁迅真应了那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承诺。生时备受青年喜欢，是青年的精神导师，也是实业导师。“民族之魂”当之无愧，锋利笔尖刻画出的犀利的文字不知唤醒了多少浑噩之人，燃起多少热志青年，驱散人们内心的迷雾与黑暗，带来光明。 因其语言的犀利，也不知受过多少愚昧国人以及日本人的攻击与嘲弄，而他比朋友还要坦然面对周边的恶意。三点陪客到深夜再开始工作到凌晨，身负多任，最后56岁逝世，万物同悲，用巨星陨落形容也不为过。当然鲁迅的伟大，当今的小学生估计都知道，根本不需要我多加赘述。 通过萧红独特视角，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更加生气的鲁迅，而不是总是被捧在云端的伟人。 而我想说的是他生活的哲学性，将哲学延伸到生活，切实的分析生活问题，这是让我佩服的。如儿子海婴吃到不新鲜的食物马上吐出来，在大家都尝了锅里的食物，认定是新鲜的而质疑海婴时，鲁迅另辟新径，去吃海婴吐出来的食物残渣，从而确实海婴并没有说谎。他说“有问题必要是有所凭借的，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另外他对青年的用心程度以及态度让我不由得心生尊敬，对萧红等青年第一次造访的客人会亲自下门口送别并仔细教他们如何辨认门牌，叮嘱他们记住房号，明明自己吹不得凤受不住寒，却依旧如此坚持。只要有客人造访，无论多晚无论病得有多重只要能说话，都会选择陪客，不忍客人失望而归。有青年求助，都倾力相帮，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实业上，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现实里。这样一位居高位却又如此温暖朴实的长者，又怎能不心生敬意呢。 感谢萧红的回忆鲁迅，让我有机会感受到这么鲜活充满生气的伟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他，是百年来文坛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他，曾经高高在上，在神坛上身不由己地充当着政治家的武器，他，在重重包围中不断地进行着突围，在痛苦中沉重的思索，将自己的灵魂与多灾多难的华夏大地的命运深切地结合在一起，终铸定“民族魂”的不朽传奇，写到这里的时候，料必读者也猜到了他的身份，是的，他，便是鲁迅，在熠熠闪耀的历史天空中那尤其璀璨的一颗。而多年来，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读到的鲁迅，也往往都是一个横眉怒目的斗士的角色，不苟言笑，运笔入神，从来都是大义凛然的样子，而在读完王晓明先生的鲁迅传后一个丰富的鲁迅便跃然纸上，他有脆弱、有痛苦、有彷徨、有挣扎，当然也有在困境中的超越与涅槃。天才从来都不是横空出世的，而在其成长的道路上必然有着鲜为人知的苦涩与酸楚，鲁迅亦是如此，他的敏感与多疑，他的文章中不自觉的透漏出的绝望与虚无，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从不无悲切地写道：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的凄惨经历使他小小年纪便饱尝人间冷暖，小时候的鲁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在那个时候，周家俨然是名门望族。然而好景不长，在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陷入因科考舞弊案锒铛入狱，他的父亲周伯宜也与次年突发疾病，并在几年后不治而亡，一连串的打击，使得周家迅速败落，而当时鲁迅正是心智初开的时候，亲戚族人的白眼，路人的讥讽，贫寒生活的凄凉，与以前家道中兴时截然相反，年少的鲁迅就在这种家族日趋败落中逐渐成长，虽然他仍葆有年少时的纯真良善，然而，这种环境不可避免地也扭曲了鲁迅，他敏感、多疑、对世人的劣根性感受强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毕业论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需要背景。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是不算好写，但是只要你还算聪明，也没有很难。就是熟悉你的内容，多找一些相关的文献，多看看他们写的。
把知网上跟你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内容都看一看，总结一下，整理好研究综述后就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再结合自己对研究对象的了解和体会，进行撰写。对于这个不熟悉的课题，可以从中选取一个自己相对熟悉的切入点进行解读和分析。
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天下没有好写的论文，每个人在撰写中都会遇到困难。如果实在因为不熟悉才没办法写得深入，那么至少可以做到工作量饱满、资料详实，或者切入点新颖，做到有理有据，能够自圆其说即可。
写毕业论文，不是件容易事情，想过关，得花费一番心血。
今年多所高校都发布通知要求严查本科生论文，部分学校还将对已毕业学生的毕业论文开展质量跟踪监控。即便学校没有明文规定，许多同学也能从导师的叮嘱和要求中感受到，想成功毕业，大概得挠秃两百根头发。
毕业论文，名义上是大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标志和成果，实际上却是一批批年轻人彻底脱离学校、进入社会前必须要渡的劫。一般本科毕业论文字数上要求最少5000字。这5000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写的，从选题、结构、格式、内容都是有一定要求的，需要和指导老师进行反复的沟通和确认。
大部分同学从写论文到最后定稿基本上要花费半年的时间，可见毕业论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于论文写作来讲，因人而异，对于擅长写作的人来讲，其实相对容易，毕竟论文写作带来的好处，是大部分人都想要的，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呢？对于那些自身平能力比较差的人来讲，的确比较难，有可能对于论文写作是一头雾水，这里就难倒一大片，有的人为了走捷径直接在互联网上抄袭。
是真的，确实很难写，主要还是选题，一定要是感兴趣的，这样才能写好，一般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始写论文，5月份答辩，字数也有严格要求，重复率不能太高。
一定要结合实践，根据论文题目，充分、大量的搜集查找资料。可以通过图书馆各类藏书和情报机构电脑文件检索，国际互联网络的远程登陆、查询、浏览或阅读大量文献资料来获取论文素材。
最关键的就是答辩，不过一般老师不会那么严格，只要答辩认真对待，都能过得，学生都能顺利毕业的，不用太担心论文，主要还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和依据。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为《生死场》，是萧红以此笔名写的第一部作品。 我读过之后觉得，在小说中，萧红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及她们的身体，女人的生育、病痛和死亡。 女性的身体就像一个生死场，“它”存在，孕育着生命，又慢慢走向死亡。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六月夏天的正午，天气异常炎热。跛脚的农夫二里半和他的儿子罗圈腿正在满世界寻找自家走丢的山羊。 父子俩找遍附近种着白菜的菜田和青穗的高粱地，太阳火热地炙烤着大地，依然不见山羊的踪影。 二里半的妻子叫麻面婆。 正午时分，麻面婆正在洗衣服。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侵着每个麻痕下流，汗流到嘴了，她舔尝一点盐的味，汗流到眼睛的时候，那是非常辣，麻面婆急切用湿手揩拭一下。 土房的窗子、门，望去像洞一样。麻面婆踏进门，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 过了一会在席子下面，麻面婆抽出一条自己的裤子。她用裤子抹着头上的汗，一面走回树荫放着盆的地方，她把裤子也浸进泥浆去。 裤子在盆里大概还没洗完，可是却被搭到篱墙上了！也许已经洗完？麻面婆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有必要时，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别的。 邻居家的烟囱，浓烟冲出，被风吹散着，布满全院，烟迷着麻面婆的眼睛。 麻面婆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她粘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她烧饭，她的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 她家的烟囱也冒着烟了。过了一会，她又出来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拥着茅草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母熊带着草类进洞了。这一段描写细腻传神。 没有找到自家走丢的羊，并在找羊途中与村民发生冲突，被人打了一顿的丈夫二里半，回到家里拿妻子麻面婆撒气。 二里半骂着妻子说：“混蛋，谁吃你的焦饭！”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 读到这些段落时，我不由的想起去世多年的奶奶，一个裹脚老太太。尽管裹着小脚，依然每天忙里忙外不辞辛苦的劳作。 有时候奶奶做饭稍微晚一点，奶奶便会遭到爷爷的训斥。此时的奶奶并不与爷爷争辩，她只是习惯的低着头一边继续做事一边默默听着爷爷的责骂。 在那样一个男权社会里，麻面婆和许多女人一样并没有反抗意识，并未觉醒，只是任由丈夫随便呵斥责骂。 小说中出现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老王婆，老王婆是二里半和麻面婆的邻居。 老王婆在夏天的晚上爱给大家讲故事，述说自己无穷的命运和遭遇。 今夜，王婆领着两个邻居家的妇人，坐在一条喂猪的槽子上，她们的故事便像流水一般在夜空里延展开来。 老王婆说：一个三岁的孩子，我把她放坐在草堆上，我去喂牛，草堆在屋后。等我想起孩子来，我跑去抱她，我看见草堆上没有孩子。 我看见草堆下有铁犁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恶兆。偏偏孩子跌在铁犁一起，我以为她还活着呀！等我抱出来的时候。 读到这时，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嫂的儿子阿毛是被狼叼走吃了。 和祥林嫂不同的是，王婆失去孩子后，并不像祥林嫂那样絮叨消沉颓废，王婆的孩子没了，她依然顽强坚忍地活着。 在那样一个时代，妇女生孩子就是在阎王爷面前走一遭，自生自灭。王婆是她们村庄最果断最镇定的妇产科医生，是怀孕女人的救世主。她的举动看似简单野蛮，却拯救了许多妇女的命。 王婆就像余华笔下的福贵，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面对死亡的现实，活着的福贵默默承受，坚决活下去，绝不轻易认输。 王婆的丈夫是赵三，赵三有个儿子叫平儿，平儿并不是王婆所生，王婆只是平儿的继母。 赵三脑子灵活，他感到养牛和种地的收入不足，必须到城里去发展，赚得其他收入，于是他每天进城，他渐渐不注意自家的麦子，他梦想着另一桩有希望的事业。 夏天的夜晚，麦子正在麦场，还未打好。 忽然，闪电，雷响，风起，要下雨了。 高粱地像要倒折，地端的榆树吹啸起来，有点像金属的声音。为着闪电的缘故，全庄忽然裸现，忽然又沉埋下去，全庄像是海上浮着的泡沫。 领家和距离远一点的领家有孩子的哭声，大人在吵嚷，什么酱缸没有盖啦，驱赶着鸡雏啦，种田的人家嚷着还没有打完麦子啦！ 萧红这段对夏季村庄夜晚收麦之时要下雨的细致描写，真是生动形象传神，每读到此，忍不住要多读几遍。 夜晚要下雨了，村民谁不起来收拾自家的东西呢。
萧红于1942年1月22日离世，巧合的是，我正是在同月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早些年读过《呼兰河传》，那天边热热烈烈的火烧云，如在眼前;还有掉到井里的烧鸭子的美味,也让我满口生津。踏入这生死场，却又是另一番场景和感受。 书中前十章描绘了东北边陲小城的乡人的生活面貌和恩恩怨怨，后七章主要叙述日寇入侵及乡人的觉醒和抗争。 萧红十分擅长对乡村场景的描写，比如，“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结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小风开始荡漾田禾，夏天又来到人间，叶子上树了！假如树会开花，那么花也上树了！” 萧红在运用比喻手法时，反复去弱化人和动物的区别。比如，写到“麻面婆”，“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写“金枝”，“可是金枝好像患着传染病的小鸡一般”；写“月英”，“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写到村里生育的女人，“只有女人在乡村夏季更贫瘦，和耕种的马一般”；写到上吊的菱花和祖母，“三岁孩子菱花小脖颈和祖母并排悬着，高挂起正像两条瘦鱼”，这些比喻无一不在表示，人，卑微低贱如牲畜。李碧华感叹“中国人太多了，生命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落脚处。” 书中写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在父权下挣扎的女人，她们的身体和命运，都任凭摆布。生育，对她们而言，是一种残酷的刑罚。那这些可怜的女人们做错了什么，要无端遭受这样的刑罚？萧红曾对自己的坎坷人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一生所有的痛苦和不幸，都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或许，这句话就是答案吧，性别就是原罪。 文中王婆的那匹老马，年轻时为人们辛勤劳作，年老被主人送到屠宰场，榨干最后的价值——一张马皮。王婆悲痛万分地卖掉老马，最终换来的钱还是交到了地主的使人手上，“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没有代价。”这群女人们，如同最低贱的畜生，“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狗感到满足，狗不再为追求食物而疯狂，也不再猎取活人。”那人呢？女人呢？遭到命运鞭笞的女人们，被打骂，被欺侮，被牺牲，她们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的。 萧红认为 ，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命运多舛的她所承受的苦难，让她的目光聚焦在金枝、王婆、月英这群女人身上，为她们发声！为她们呐喊！为她们控诉！ 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故事都是一个死胡同，暗无天日，没有出路。在《羊群》中，赵三的儿子平儿一开始被雇做牧羊童，后来在羊背上玩耍被主人毒打辞退，这才和赵三一起去集市上卖鸡笼，可是最后鸡笼卖不出去，平儿终于还是回去牧羊了；在《到都市里去》，年轻寡妇金枝为了躲避日本人的侮辱，乔装打扮逃往都市去讨生活，在都市中遭到盘剥欺辱，最终还是含泪回到村庄；在《荒山》中，村民们坚决反对地主加地租的要求，最终，兜兜转转还是回到原点，“地租就这样加成了！”。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萧红在《生死场》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鲁迅在《生死场》序言中写道：“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到底是鲁迅啊，一针见血，从以下几个片段可见一斑： 文中王婆三岁的孩子小钟摔死在铁犁上时，她这样回忆“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以后麦子收成很好，麦子是我割倒 的，在场上一粒一粒我把麦子拾起来，就是那年我整个秋天没有停脚，没讲闲话，像连口气也没得喘似的，冬天就来了！到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到冬天我的背曲得有些厉害，在手里拿着大的麦粒，可是，邻人的孩子却长起来了！······到那时候，我好像忽然才想起我的小钟。”我当时看到这一段时，心中受到的震撼远非语言所能描述的。 《罪恶的五月节》里，传来儿子被枪毙的噩耗，王婆服了毒，赵三在乱葬岗掘完坑子，买了棺材，穿好寿衣，王婆还有呼吸！人们怕她“借尸还魂”，赵三一扁担“切在王婆的腰间”，王婆终于“一点气息也没有了，她被装进待在门口的棺材里”，要订棺材盖了，可是“王婆终于没有死”，她要喝水！ 在《传染病》一章中，村里爆发了传染病，“赵三喃喃着走出家门，虽然全村的人死了不少，虽然庄稼在那里衰败，镰刀他却总想出卖，镰刀放在家里永久刺着他的心。”虽然传染病带走了许多村人的生命，但是赵三依旧心心念念着卖镰刀。 生死场中，乡人们咬紧牙关苦苦挣扎，生死场边缘，生机和希望依旧蓬蓬勃勃地生长着。有多沉重的苦难，就有多顽强的坚忍，愿你我都能从其中获得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王阿嫂的死、看风筝、生死场、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黄河、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 不得不说，每一个故事读下来总是带着悲伤，其余故事中的人物总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或许这与萧红悲剧的一生有关系吧，她笔下的人才会如此让人心疼。 1.王阿嫂的故事 王阿嫂，处于极其低下的地位，不得不给地主干活，即使这样，也总是吃不饱。丈夫也是给地主打工，却因为一次不小心把马腿磕伤了，被地主罚了一年的工钱。从此一蹶不振。躺在麦秸垛上被地主一把火烧死了。王阿嫂此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哭天喊地又有何用，还是扔在乱坟岗上了。王阿嫂还是照旧去地里干活，日子紧巴巴，还收养了一个闺女。等到快生产时，终究是干不动了。最终孩子生下来死了，王阿嫂也死了。 2.看风筝 看风筝中主要是一个老人，萧红并没有给予他名字，闺女死了，老人去工厂要体恤金，只是工厂不给，无奈老人只得回乡下生活，吃睡都很勉强。有一天，正在睡觉，乡人告诉他儿子在他家里，老人听到该消息十分高兴，立马去找儿子（儿子已经离开三年，这三年儿子被抓进监狱了，此时刚刚释放三四天）。只是赶到乡人家里时儿子早已离开，儿子是故意躲着他的。后来又听乡人说儿子死掉了。老人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孩子们放风筝。 对于该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感情，我有点捉摸不透，也许是因为我并无法感受当时时代中的感情。 3.生死场 生死场中涉及的人物较多，讲述乡人们当时的普通生活以及抗争时乡人们奋力抗战的故事。 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女人的悲哀故事。年轻被追求的时候，男人唱歌各种讨好，甜言蜜语，结婚之后日子难过得很，更多的男人会打自己的妻子，对于他们来说，妻子真真的只是一个仆人吧。故事中的王婆在结婚前强行与自己的男人在一起，无可奈何，只能结婚。（王婆之前育有一女一子，书中并为用过多的语言描述他们。只是在王婆服毒自杀时，女儿过来哭丧，还被赵三撵走了。乡人问儿子去哪了，谁知儿子已经被枪毙了。据我的理解平儿应该是他们的养子（依旧是王婆服毒自杀时，平儿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之前的母亲死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当时王婆并没有真正死掉，当所有人正在哀悼时，王婆有了反应，吐黑血，只是赵三并没有以为她活了，更多的人以为是不好的事情，赵三拿起棍子就往王婆身上打，这下自然没有反应了，那就装进棺材准备埋葬吧。只是要下葬时，王婆还是活过来了。 个人觉得赵三对子妻子并没有太多感情，死了就死了，也并不伤心。夫妻之间的日子也是得过且过吧，彼此之间都是在将就着。 另一个女人金枝，也是悲催的一生，家里只有母亲，年纪轻轻便被男人所哄骗，怀孕了，不敢告诉妈妈，干活也是心不在焉。母亲一直以为她是肚子不舒服。直到后来实在是瞒不住了，便在金枝的要求下结婚了（起初，二里半来提亲，对象正好是金枝喜欢的人，只是母亲不愿意。后来金枝告诉该男人，母亲不愿意，男人心里并不着急，还觉得不同意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已经到手了）。婚后的日子自然是很不好的，怀有身孕依旧要天天做家务，忍受丈夫的谩骂。即使生完孩子，依旧要干活。一天，丈夫生气，二人吵起来，丈夫竟然把闺女摔死了，尸体被扔进了乱坟岗。（不得不感慨生命的廉价）。之后丈夫死了，金枝又跟妈妈生活在了一起。怎么办呢，抗战时期，地也荒了，金枝独自一人去城里了打工去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给男人缝被子的活，金枝还年轻，那些男人自然不会单纯地让金枝缝被子，好不容易攒了两元钱带给母亲，母亲自然是高兴的，还让金枝去城里挣钱去（母亲哪里懂得女儿所受的屈辱）。金枝想要出家当尼姑，可是寺庙已经人去楼空了，只是听说尼姑也跟别人跑了。 在那个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谈什么爱情与理想，为了填饱肚子，人们已经不会在乎那么多的事情了，毕竟对于人们来说温饱问题才是头等大事。 4.牛车上 讲述从外祖父家去祖父家的牛车上的故事。 外祖父家的女佣人，要去城里看儿子。在旅途上讲述她的故事，她的男人是一个当兵的，离开以后，一直没有回家，直到有一天，听别人说自己的男人是逃兵要被枪毙，她便带着儿子去询问男人的下落，只是一直问不着。说是逃兵们都还没有被送过来。直到有一天，轮船送来了一批逃兵。当兵的不让靠近，她远远的看不清楚脸，究竟一个也不像是自己的男人。她问当兵的男人的名字，是否在这些人里面，结果是她男人是个领头的，不在这一批，之后会送过来。再然后依旧是没有见到自己的男人。 其实赶车的舅舅也是一个当兵的。 5.家族以外的人 主要讲述有二伯的故事。有二伯是家里的一个仆人，一辈子没有结婚，从小就过着苦日子（几个月就没有了爹娘，喝羊奶长大的，所以长大之后因为感恩一直不愿意吃羊肉）。 6.黄河 故事主要发生在船上。当兵的要渡船，船夫刚开始是不肯的，后来听说他是因为老婆死了，晚了几天，没有跟上大部队，现在要赶去找部队，也就默许他可以渡船了。在船上二人在喝酒聊天。船夫家里本是山东的，后来闯关东去了，又之后听说叔叔在山西做活，便来找叔叔一起卖点东西。叔叔死掉之后，也就没有办法了。山西和山东差别很大的。在山西也生活了十几年了，说起来和当兵的也是老乡的，本来想让当兵的带个话给亲人，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本想着说下：“我过得还好”，算了，什么也没有说，上岸之后，请当兵的吃了顿饭，便让他走了，走了之后才想起来问：“是不是这次解放军打仗胜利了，我们日子就好了”，远远的当兵的回了一句：“是的！” 7.后花园 在萧红的描述中，她的后花园是非常美丽的，在这里她有着美好的回忆，本次主要讲述磨坊里的冯二成子的故事。 本身他并不爱说话，也不懂得消遣，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拉磨，打梆子。日子一天天的过着。直到有一天听到隔壁大娘和她女儿的笑声，这笑声或许并不是第一次才有，但是冯二成子却是第一次听到。从此以后，也总是听到她们的笑声。但是并没有接触过。有一次，冯二成子洗衣服，盆摔下来，坏了，大娘便很热心地让自己闺女把自己家大盆送过去给他用，姑娘过去时，他眼睛没敢抬一下，也没有说话。只是从此以后害了相思病，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最后，姑娘出嫁了，冯二成子反而愿意去大娘家和大娘说话聊天了。有一天，大娘要搬家，说是女儿要接她过去住，冯二成子帮忙收拾，收拾到姑娘用的针线，梳子，头绳，心里依旧不舒服，最终还是将大娘送走了，那一天，他非常伤心，比送自己亲娘还伤心。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坏了，脱掉提溜着走，直到深夜，大部分人都睡了，他还在转悠，转到寡妇家，看到灯还亮着，便敲门进去了。寡妇说他的衣服已经补好了（寡妇本就是修补衣服的），还去给他买了烧饼，酱肉，喝了点酒。临走时还把剩下的饼和肉给他，只是他不要。冯二成子又转了一圈，发现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寡妇家的还在亮着，他敲门又进去了，这一夜，他们结婚了。 之后寡妇生了孩子，就在磨坊里。过两年寡妇死了，孩子后来也死了。后花园换了新主人，房子都翻整了，唯独磨坊没有修，房顶也露天了，冯二成子依旧在拉磨，敲梆子。 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一个下人的生活经历，看似平淡无奇，但是笔者认为萧红间接诉说了当时时代仆人生活的悲惨！ 8.小城三月 讲述的是翠姨的故事。翠姨是继母的继母的孩子，年龄十八九岁，有一个妹妹，十六七岁吧。性格文静，身材高挑，没有上过学，经常和我玩。而我是上了学的，经常在一起讨论穿什么好看之类的，也会在一起经常逛街。翠姨也想读书，只是碍于年龄太大。经常在我家住，我家里也非常的热闹。伯母家里有一个闺女，跟一个乡下人似的，天天跟伯母在一起，伯母做什么，她也做什么。而翠姨跟她妹妹却像城里人，尤其是妹妹，城里流行什么，她就会立刻买来穿上，也不管合适不合适。 妹妹订婚了，婆家给了许多钱，妹妹更是买的肆无忌惮，翠姨也不问为什么妹妹有这么多钱。翠姨也订婚了，婆家给了更多的钱，未婚夫比翠姨小，还在读书，定下来三年内不结婚。翠姨也是大变样，添置了许多东西，穿的也很女人，开始化妆了，而且总是涂了擦，擦了再涂，需要很长时间。之后翠姨在我家接触了哥哥（伯父的儿子），哥哥比较前卫，思想比较新，翠姨也许是动了心吧，跟他们在一起总是很开心。 临近结婚，母亲带着翠姨去置办嫁妆，翠姨总是不愿意去，翠姨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以后，翠姨强烈要求必须读书，不读书就不结婚。只是没读几天翠姨就生病了，大家都说是读书才生病的。婆家知道她生病，想要立即结婚，冲喜，谁知翠姨竟病的起不来了。母亲托哥哥来看望翠姨，翠姨很伤心，满口说着哥哥听不懂的话。 没过多久，翠姨死了，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死了。 在这个故事里，人们更多地以为读书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总是害人的。有些男生读了书之后，父母指定的妻子都不愿意一起生活了。翠姨也是不愿意接受这桩婚姻吧，忧而成疾。见识到了许多新东西，尤其是哥哥与同学们穿西装，打扮地很时尚，跟自己的未婚夫一对比，更是显得未婚夫是一个土包子，长的也不好看。翠姨向往着新生活，只是她无力去打破当时的传统，白白葬送了生命。 呼兰河传之前专门读了这本书，已经写过好像，在此不再赘述。
Talk about the consciousness summaries of women in Xiao Hong "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Xiao Hong is a authoress of extremely rich talent, "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was the her becoming famous and doing that did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1930s. Author portray Mapo son, old woman, gold branch, monthly Great Britain, five aunt Wang woman image among the novel, through to the portrayal of the women's image, have unfolded the miserable experience oppressing women under in the feudal man right thought to us, have announce deeply that causes the origins of women's miserable circumstances, has not merely carried on the strong accusation to the feudal Confucian or feudal ethical codes, and is calling women's self- awakening. Keyword: <>; Women's consciousness; Realistic mea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