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祭祀文化 祭祀诗起源于原始社会,一直沿至周代。《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十分广泛,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远古社会的 历史 风貌。其中祭祀性质的诗歌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浓郁的宗教气息和鲜明的思想特征而自成一类,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中的祭祀诗是指那些在祭祀活动中咏唱的赞颂神灵、祖先、祈福禳灾的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有祭祀山川、祭祀农神等,但更多的是祭祀祖先的篇章,其突出的特点是浓厚的宗教观念与鲜明的 政治 目的,及对祖先、神灵的模糊刻画,展示的是人在回顾中追寻远祖的根源,将传统化为生存本领的一种精神努力。 在《周颂》31篇中,直接描写祭祀或与祭祀有关的诗有21篇,这21篇之中,祭祖诗占14篇;《大雅》中祭祀诗有8篇,其中祭祖诗就有5篇。可见与各种神灵相比,周人更加重视祖先神灵。《礼经・祭义》云:“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而在先秦时代,古人常以左为尊。《信陵君窃符救赵》中记载,信陵君迎侯赢时,就以“虚左”表示对侯赢恭敬之虔诚。“右社稷,左宗庙”则表现出周人对祖先神灵看得比社稷之神重要。 祭祀诗中以祖先为对象的居多,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分为敬祖和敬宗两个方面。凡父之父以上皆称“祖”,天子祖七庙,即祭其父之父以上者六代以及其始祖。“宗”也是祭祖的名称,周公宗祀文王,就是以子祭父,又称其所自出之祖曰宗,从血统上推源其祖宗,而致其祭祀。祭祀对象为祖先最多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周代社会政治和人们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祭祀诗源于祖先崇拜,周王朝建立之初,祖先崇拜在承继血缘宗统、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宗族力量和强化本族统治方面起到重大作用,是祭祀诗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 《诗经》中众多的祭祖诗反映出独特的祭祀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为加强、巩固统治者统治地位服务的,其次是宣扬孝道,加强家庭、部族成员的凝聚力。 11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为巩固统治地位服务 周人祭祖诗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宣扬上天授权周王统治 天下 。《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昊天,即上天,上帝;成命即明命;二后指文王、武王。即是说,文王和武王之所以统治天下,是上天授权使之然,是天意。《周颂・执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是说成王、康王也是由上天授权统治天下的。《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这是成王规戒自己的言辞,是说自己按照天意当统治阶级很辛苦,很不容易。《周颂・桓》:“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这是说成王承天意统治天下,勤勉不懈。如此宣扬上天授权周王统治天下的诗句于祭祖诗中还有,不再一一列举。二是抬高其祖先神灵的地位,将其祖先神灵与上帝平等起来。殷人的祖先在上帝之下,听命于上帝;但周人心目中,其祖先地位远远超过了殷人祖先,俨然与上帝平起平坐。《大雅・文王》:“文王涉降,在帝左右。”这是说,文王之神灵在天上助天升降进退,时时都在上帝左右。而且周王祭上帝之时,常配以先王,似乎自己的祖先神灵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则表明一方面祭天帝时配以先王,又表明周人始祖后稷之德可以与天帝相比。《周颂・我将》之中也是祭上天时配以文王。 不论祭祖诗宣扬上天授权周王统治天下,还是抬高其祖先神灵的地位,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神化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地位。关于用祭祖加强其统治地位,历代统治阶级都明晓这一点。《礼经・祭义》云: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可见,古人将祭祀当做“治人之道”来看待的,而祭祀之中祭祖是最重要的。祭祖是发自内心的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心怵而奉之以礼”。周王将自己的祖先与上帝等同起来,周王有“天子”的称谓,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借以抬高祖先神灵的地位来抬高自己的地位,神化其统治,愚弄人民,使自已的子民更加臣服于自己,表现出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潜在心理。祭祖中祭的是神灵,娱的是神灵,而实则借娱神来“治人”,这一点《国语・楚语》说得非常明白: “合其州乡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百苛,珍其谗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暱,信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 祭祖既有如此好处,绝非可有可无,而是治国的根本要政,当然受统治阶级重视。《尚书・洪范》中说,治国有八政,其中祭祀为第三位,足见统治阶级的重视程度。通过祭祖,周朝的统治者宣称上帝的意志就是政治理性,只有顺从上帝的意志,政治方能 清明 ,国运才能长久,而自己又是“天子”,顺理成章,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上天的旨意,万民都应该遵从。可以说,周人祭祖是披着神的外衣,道貌岸然,神秘地凌驾于世界之上,实际完全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并且像政治诗、怨刺诗、讽喻诗一样,有迫切的政治目的和功利性,其政治色彩远远大于宗教色彩,宗教只是外衣而已。 21宣扬孝道,加强家庭、部族成员的凝聚力 讲求对父母的孝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形成的优良传统与美德。中国古代社会以“孝”作为衡量人格的重要标准。《礼经・祭统》: “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也。尽此之道者,孝子之行也。” 礼曰:“祭先所以报本也。”所以祭祖是报本反始之意。礼曰:“圣人反本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报者谢其恩,反者归其功,可见祭祖也有歌功颂德之意,重视孝思,“不忘乎心”,祖宗虽已死亡但祖宗之音容宛在。 古人认为灵魂不死,而周王处处在祭祖之中表现出自己的孝道与恭敬,因为在他的意识里,祖先神灵会给自己降福禳灾。周人的祖先都是杰出人物,所祭之祖有文、武、成、康、大王、后稷等。《维天之命》中“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既赞颂了周文王的丰功伟绩,又表明了追随文王的决心;《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中追忆后稷的伟大,认为只有后稷才能为万民之统帅。周氏部族最为重要的祖先是大王、文王、武王、成王等著名的先王,他们生前在现实生括之中都对本民族的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诗经》中的祭祖诗一方面歌颂祖先的伟大功绩,使周部族实现了其发展史上的根本性转折,从一个普通的殷商属国一跃而成为至尊的华夏共主,另一方面表明自己追随先王的决心,要再接再厉,要固守基业,将周氏部族发扬光大。 周人认为,先祖死后,其灵魂仍能发挥重大作用,他们是后代子孙心目中的神圣先王和英雄,是本民族的保护神,而且比生前具有更强大的能力。周人通过祭祖的方式,赞颂祖先卓越的功绩,从本体膜拜发展到精神崇拜,是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的肯定,从而把祭祀者的感情统一到对其共同祖先的追思与崇拜上。对统治集团来讲,由于具有血缘关系,祖先成为子孙后代的最直接的保护神,而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来说,祖先崇拜具有最为强烈的排他性。 对祖先的祭祀态度是衡量其是否尽孝道的重要标准之一。周人相信祖先神灵于冥冥之中会关照自己的现实生活,并视自己的孝心来给自己赐福或降灾。既然祭祀祖先是福及自身、荫及子孙的大事,所以周人于祭祀之中常常表现出自己的“孝道”。参与祭典活动之人,除了国君以外,诸侯、外族也担任助祭工作。祭祀的祝词,以描述先王功德盛美,子孙宜信守师法之形式居多。 “祭则观其敬也”,祭祀时,子孙的孝道就表现在对祖先的“敬”中。每次祭祖,周王都要精心准备祭品,以示对祖先神灵的恭敬与孝心。祭祖对牺牲的要求非常严格,毛色必须纯。《小雅・信南山》载:“从以骍牲,享于祖考。”骍,赤黄色。古人尚赤,故用纯黄色的牛为牺牲。牛单是纯赤黄色还不一定就能用于作供品,必须“吉”才能用。祭品准备除严格之外,还要求“尽物”以示孝心。 “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食。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苛可为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 君王祭祖所穿的服装制作精心、复杂,而且还要占卜,选那些“吉”的世妇“使缫”,染成朱绿色、玄黄色,而后才制成君王祭祖仪式上所穿的服装。此外,祭祖时周王态度恭敬有加,也是孝道的表现。祭祖时,周王是“齐齐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其孝敬之心至也”。 对祖先崇拜本是原始社会就有的,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却不断制度化,被纳入到约束人们行为的封建规范一制之中。与其他宗教崇拜形式相比,祖先崇拜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形成加惠本族,排斥他姓的心理暗示。同时,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全民族的共同始祖和祖先,在祖先崇拜力量的作用下,民族始祖是凝聚全民族的旗帜,是民族种姓的象征,也是全部族的精神核心和象征,通过祭祖这一形式,从先祖的神灵那里获得精神的鼓舞和福佑,使福佑施之于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宗族,达到了预期的心理暗示,加强家庭、部族成员的凝聚力,强化家族、部族观念,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基础。 祭祀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宗教内容之一的祭祀活动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祭祀就是通过固定的仪式向神灵致以敬意,并且用丰厚的祭品供奉它,请求神灵帮助人们实现靠人力难以达成的愿望。祭祀的产生与人类早期对 自然 界感到神秘、恐惧有关。在中国古代 传说 中的黄帝时代,人们已经具有较为发达的灵魂和 鬼神 观念,并且产生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有关祭祀的最早记载,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对自身存在的困惑不解,对自然变迁的无知无奈,使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从本质上说,祭祀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 原始时代,人们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认为是有神灵主宰,“万物有灵”的观念也由此产生,人类感激神灵,但也对他们心存敬畏,而古代先民们又相信人死后具有灵魂,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并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这种敬畏众神的心理便是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祭祀便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 生物 。 最初的祭祀活动比较简单,也比较野蛮。祭祀对象包括所有的神灵:天地祖宗、社稷山川之神、前哲令德之人、天之三辰、地之 五行 。祭品多用食物,包括猪、牛、羊、鸡等。毛色纯一的牲畜称牺,体全为牲,牛、羊、猪合称三牲,是最隆重的祭品。还有以玉帛、人、血等作为祭品。祭祀场所主要有平地、坑、坟墓、宫庙、坛等。祭祀方法多有燔烧、灌注、瘗埋、沉没、悬投等。民间祭祀仪式繁多,祭品五花八门。主祭者一般为巫师、祭司、家族长等。祭祀对象多为自然神、图腾物、祖先及鬼魂等。除部分带有迷信色彩外,祭祀已成为人们寄托感情的方式或民族习惯。 众多的祭祀诗文及相关记载也形成了独特的祭祀文化。祭祀文化的兴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左传》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国之大事也。”祀即是祭祀的意思。祭祀和征战,反映两个现实层面问题:直接的交战, 决定 国家存亡;间接的祭祷,透露生活安定的愿望。《战国策》中有云“祭祀必祝之”。《管子・轻重己》中:“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 夏至 ,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麦。……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详细记载了祭祀的礼节、祭品及服饰。《礼记・祭法》中:“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记载了古代制定祭礼的原则。”《礼记・祭统》中也有“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诗经》中更有诸多的祭祀诗文,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诗经是记录西周到春秋中叶的诗歌，那时候还没有到秦朝，不存在记载秦朝祭司这是诗经关于祭祀的资料，希望能帮到LL~ 《诗经》中的祭祀诗的基本内容是写的人神相接，上通天帝，通过赞颂神灵来祈福禳灾。也有人认为只要是写到祭祀或者用于祭祀的诗歌都是祭祀诗，但这种说法有点过于宽泛，如果这样，有些史诗、农事诗也就变成了祭祀诗了。所以我们还是取狭义之解的祭祀诗，即“宗教祭祀活动中咏唱的赞颂神灵、祈福禳灾的诗歌”。《诗经》的祭祀诗主要集中在《颂》中。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祭祀诗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一、《诗经》中的祭祀诗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环境的一切变化，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在他们的眼中，万物有灵，除了祭祀祖先的灵魂，之外，还有天地、山川、河岳皆为可祭祀之物，于是祭祀诗就有了更多了内容。 例如：《维清》：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 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称颂文王政无败乱极清明，文王典章是根本。自从祭祀那上天，到有天下功竟成，这是周家的祥祯。 《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说天生万物在岐山，为祭祀岐山之作。 《时迈》：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 薄言震之，莫不震叠。 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载戢干戈，载橐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这首是武王周公巡守祭山川百神的诗作，诗中提到上天保佑周室，初用威力震动它，天下都害怕臣服，又来安宁神灵，依次祭河及岳神。 《般》：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 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这是周成王时颂武王巡狩祭祀河岳的一首诗，诗句气势充沛，赞颂周邦的美，封禅四岳大山小岭，九河合一依次往，普天之下巡遍，山川众神都配享。 二、《诗经》中的祭祀诗是一种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狭隘的功利观念的宗教政治文学。 神灵产生于祭祀活动中对天地万物的存在认同，人们渴望神林的存在，希冀神灵能带给国家的富足和生活的安宁，而这样的渴望往往要通过国家的统治来加以实现，所以在人民们心中，天子就是受命于天，其意志是不可违背的，祭祀就为统治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因而在祭祀诗中，很多篇章都体现出它的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宗教政治功利性，成为专门歌功颂德的作品。 例如《周颂·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诗中说：美在不停的运转，这岂不是光明呢！文王之德大而纯。嘉言善道丰富我，我应该把它收聚尽，以制法度顺文王，曾孙后代都奉行。这是周公制礼时祭祀文王的诗，在这里，他极力赞颂文王之德，“于乎”，不光明吗？文王之施德教之无倦，美其于天同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受命于天，成王积德而宽厚，巩固天下得到和平。”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菲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 陈常于时夏。” 周公在祭祀周始祖后稷时称其德可配天，可于上天同祭祀。 三、《诗经》中的祭祀诗中的祖先、神、天，基本上都是抽象的概念，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描绘。 画鬼神易，因为在人们的心中，鬼神无定形，中国的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鬼神的形象大抵都是比较模糊，或者说是一种抽象的感念，而没有具体的形象，如对“天”的解释，“天者，清也，虚也，大也”，人们的心中，盘古开的那片天地是气，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这种理解和西方的看法不同。希腊神话中对神的形象刻画十分具体生动。如宙斯、赫拉、阿佛洛狄忒、普罗米修斯，个个都是十分鲜活的形象，威力神的凶恶、河神俄刻阿诺斯的怯懦神使赫耳墨斯的奴性，都栩栩如生，而《诗经》中的缺少这样的形象刻画，在《周颂》中写了文王之德，武王之自强，，但并没有作细致生动的描写，仅仅用称颂的口气来表明他们的功德，使得这些“先王”、“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也表明了中国人对神与人的心灵关系的认识、审美情趣不同与外国。 《诗经》祭祀诗只是整部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是我国诗歌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这些，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了解周代的政治思想和上古的宗教文化，但上面所讲的内容，也只是一点浅见，《诗经》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人们的思想，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只言片语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今后还需要我们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参考自新华网陕西频道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祭祀性质的诗歌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浓郁的宗教气息和鲜明的思想特征而自成一类,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中的祭祀诗所表达的内容有祭祀山川、祭祀农神等,但更多的是祭祀祖先的篇章.其突出的特点是浓厚的宗教观念与鲜明的政治目的,及对祖先、神灵的模糊刻画.展示的是人在回顾中追寻远祖的根源,将传统化为生存本领的一种精神努力.祭祀诗的出现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产物,保存在《诗经》中的祭祀诗是当时周人的宗教观、天命观、价值观在文学领域的“结集出版”,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概言之,《雅》、《颂》中的祭祀诗,展示的是人在历史的追忆、回顾中开掘自己的根源,将历史与现实相接,将传统化为已有的精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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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就有“君子比德与玉”的道德观念，把人品之德、仁、智、义容纳在玉之色泽、质地、形状上，于是有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玉质佩饰也就成了显示身份与教养的标记，如《都人士》“彼都人士，充耳秀实”这里的充耳是古代的饰物，悬于冠冕两旁，下垂耳际，用玉制成。秀是玉的另一种称谓，从这里可以看出都人士是京城中的贵族男子，出身于有礼法的大户人家，《著》中的琼华、琼莹、琼英是指一种红色而有光泽的玉，也是一种饰物。
很好的反映了几千年前玉文化的发展情况。《诗经》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内容丰富，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周代社会的诸多方面的信息。其中和玉有关的诗句，也很好的反映了几千年前玉文化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是除了考古出土玉器以外，最直接也最早的能反映中国人爱玉惜玉的文字材料了，其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2、微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3、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4、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5、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6、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7、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8、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9、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10、"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11、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2、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13、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1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15、论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呈现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原文】《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讲义】：和韩国、日本的朋友相处，彼此之间，总免不了要夸耀自己民族的文化优越性，时常说到的是本国国民的情商与浪漫。韩国的朋友说，每年的初雪，情人之间，无论相隔多远，都要相聚赏雪的，皑皑白雪是纯真情感的最好印证。日本的朋友总是说到樱花节，每年樱花盛开的时候，大公司都放假，男男女女聚到樱花树下，载歌载舞，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便在这样的季节里悄然生长。山河不惊，岁月静好，是东方民族温馨的迷梦。我自然无颜对韩、日朋友吹嘘我今日之国民如何如何，但我正告韩、日朋友：这样的情人节，在我们的先人那里也是有的。对于物候的敏感，以及潜在的天人合一的群体意识，是东方民族共有的特征。我要说的是诗经时代的情人节。在中国的民间文化里，七夕是可以视为的情人节的。但七夕的起源并不是十分的古老，七夕成为中国民间的情人节，和唐明皇、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誓约有关，即使不是源于此，至少它也起过很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但诗经时代的情人节与七夕无关，那时代的情人节是上巳。孙作云先生有两篇很重要的文字，有助于我们对于诗经时代情人节的认识。其一是《诗经恋歌发微》，其二是《关于上巳节二三事》（均收在《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中华书局，1964）。前者以民俗为线索，通过对《郑风·溱洧》等十五篇诗经作品的分析，论证了《诗经》中许多恋歌与上巳节有关，指出：上巳节的风俗，是在春天聚会、在聚会时祭祀高媒和祓契于水滨以求子，《诗经》中有许多恋歌是在这节日里唱出的。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写成，追述了上巳节的起源以及它在后代的演变。一般读者对于上巳节的印象可能来自王羲之《兰亭序》，但这已经蜕变为文人墨客表现风雅的道具，更接近于上巳本色的应是杜甫《丽人行》里所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三月天气，万象皆新，草木疯长，阳光明媚，丽人们徜徉河边，临水照花，爱慕者们在努力追随、接近……。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环境，正是爱情生长的温床。《郑风·溱洧》的开篇便是如此。“溱与洧，方涣涣兮。”简简单单七个字，传递给我们多少欣喜、兴奋和欢乐的气息！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人的活动周期和自然界成对应关系，寒冷的冬天是蛰伏的季节。裹着厚重的衣物，手脚都不灵便，思维也冻结了，我们难以创造和表现。春天到来，阳光从一张张的绿叶上爬过，磨薄了我们的翠绿的衣袖。脱去一冬的重负，束缚太久的手脚急需舒展，蛰伏已久的心灵渴望飞扬，我们如何能不起舞和歌唱！听呐，郊外的溱河和洧河解冻了，我们听见那河水如同我们的血液在哗哗地流淌。我们如何来表达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呢？我们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奔向河边，在河边飞跑，彼此诉说内心的喜悦。 爱情和喜悦之情一起在我们的心灵里疯长，我们陶醉在这一片春光里。“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短短十四个字，为我们勾勒和呈现了一副欢乐祥和的游春图。这是一副永恒的中国文学游春图。《论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童子五六人，冠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相比之下，多了些文人雅士的雍容华贵，少了里巷男女的真切和烟火气。李后主的“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冯延巳的“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对春日冶游的追忆，庶几近之。但对环境的勾勒和渲染，总觉不如“溱与洧，方涣涣兮”来得直接和声势浩荡。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北京的朋友问我北京春天来的标志是什么，我做了各种的回答，都被他一一否定。最后，他告诉我，老北京判断春天来的标志是北海的冰开始融化。我自己喜欢附庸风雅，常到水边去走。紫竹院和什刹海的冰还没有全化，成群的野鸭子们已经在展现他们优美的舞姿，像战斗机一样轰炸薄冰。东坡的“春江水暖鸭先知”，老杜的“长安水边多丽人”，都将水暖河水边人或物的活动，当作春天的表征，大概也是他们高于一般诗人之处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十四个字好。接下来的“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亦好。或许大家要揣摩这士与女的关系。他们或许认识，女孩子可能心里老早喜欢这帅哥，今儿个正好找个借口一起玩儿。或许并不认识，只是一见钟情而已。这女孩儿的内心大约有几分羞怯，但她决不做作，她大胆地邀请，真诚、执著，略略有点儿缠人，以至于对方不忍拒绝。坦诚、率真，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特色。健康和温暖的气息，真令人神往。这样的文化心态，在今日几难梦见。我只在每年元旦的北大未名湖狂欢会感受过。那时候，人和人的心灵之间是不设防状态。新年的钟声敲响，无数的青年从各个方向涌来，无论性别，无论相识与否，彼此友好地招呼和微笑，或是一群人拉成一个圆圈死命地跑，或是大家排成长队绕未名湖转圈。歌声和笑语，是今夜的未名湖。那时候，仿佛回到了诗经时代，总让我想起《郑风·溱洧》里满是青春与喜乐的那一段对话。我之所以格外喜欢这篇诗，是因了春的缘故。本篇不着一个“春”字，却处处透露和洋溢春的气息。春天是恋爱和欢乐的季节，国风的爱情诗多半关乎春天，本篇尤胜。本篇的艺术表现亦有特色。我们读这篇诗，仿佛是在看电影，这里分明有着镜头的切换：开篇是一个全视角的总场景：哗哗流淌的河水边，是无数手拿兰花欢笑的青年男女。紧接着，镜头一转，用了定点视角，将光圈固定在一对青年男女的身上，展现了他们交往的细节过程。接下去又是一个全视角的放大镜头，是无数的“士与女”互赠芍药，定情嬉笑。这样鲜明的画面感，也是诗经作品特有的。后代的诗歌，尤其是近体格律诗定型并成为诗坛主流以来，诗歌里便少了这样鲜活的场景感，也少了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场景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国风作品的根本特征。附：这里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四月移花带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可见芍药是在农历四月开花，而不是在三月三日的上巳节。历代的学者，多主张“赠之以芍药”的“芍药”不是今天的芍药，是另一种香草。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三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言体的特殊体式着眼。四言适于抒情而不适于叙事，即使叙事，也要以场面铺叙和抒情式的赞颂为主，才能发挥四言体的特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32 。四言体一般以四句两行一章为基本单位。最常见的是前两个半句以景或事起兴或譬喻，后两个半句即转入实说本义。正如朱熹所说:“盖兴是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33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34 上句下句都指两个半句合成的整句，上句虚起而下句实指，这是兴体每个基本单位的一般体制。而一首四言诗是由两个以上这样的基本单位叠加而成的。《国风》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两三个基本单位的重复，而《小雅》和《大雅》则多有长篇。《大雅》极少用兴，《小雅》有许多篇是国风的延长和扩展，结构就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一章加长到六句八句或七句九句，也仍然保持首句虚而下几句实的基本结构。这种上虚下实的程式要求上下句式的整齐对应，恰与四言体式相辅相成，尤其适宜于多章重叠和复沓。所以兴体之多，几乎占《诗经》的一半以上（朱熹、姚际恒与毛公所标的兴体互有异同，但在毛公标示的116首以外，又增添了30多首兴体）。兴体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即事即景起兴时，上句的虚写只能取一种物的某个特征或一个场景给诗人印象最突出的某一点，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有些诗虚句取象十分精炼，对于实句所咏之事或情有点睛作用，如《郑风·野有蔓草》的虚句只写草野上露水盈盈，就把男女邂逅的环境以及美人“清扬”的气质都烘托出来了。《小雅·湛露》写朝阳晒干了露水，则是点出夜饮醉归的时间和背景。这类虚句和实句其实属于同一 情景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全诗是用两章或三章重复虚句和实句的这一基本组合，同时每章虚句描写露水的情状稍加变化以便换韵，于是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典型的兴体。毛传所标的。《邶风·泉水》《邶风，北风》《风·柏舟》《郑风·风雨》《陈风·月出》，《小雅》的《车�》《斯干》《苕之华》《黍苗》《采绿》也都属于此类。由于其中不少上句明显是下句的背景描写，所以又被后人视为赋体。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上句写事写景的取象过于简单，而看不出它与下句的承接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被判断为兴体。因为一般认为兴的取象与应句不一定有明确关系。如《召南·行露》开头三句写夙夜踏着露水来往，非常难解，看不出它和后面两章实写女子指斥对方诉讼自己的内容有何关系，所以毛传以为兴。朱熹认为这三句实写男子的违礼之行，才引起下文的争讼，应是赋。分歧就在对这三句的理解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秦风·黄鸟》的虚句写黄鸟止于棘，与三良殉葬之事似乎无关。其实黄鸟在棘树上啼叫很可能就是从实景中取来的一个片断。娇小的黄鸟以其活泼的生命与强壮的三良被迫就死的情景形成一种对照，使诗人深有触动，于是以此为兴。《小雅》的《菁菁者莪》《蓼莪》《南山有台》《杜》都与此类似。因此前人判断这类即事即景的起头是否为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上句和下句之间是否以虚对实的关系;二是复沓的各章是否以同样的上句重复开头。兴和赋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小雅》里最为突出。一部分《小雅》由于内容的丰富，需要描写较多的景物、较大的场面和较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突破四言的基本表现程式，便将一个完整的场景切分成一个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一个单位成为一章，连缀组合成诗。简单一些的如《小雅·我行其野》:全诗三章都以主人公独行野外，看见樗树茂盛，采摘野菜起兴，应句实写被弃的怨恨，感叹婚姻的不幸。无论是主人公的动作还是所取的植物，都与实句内容没有类比意义乃至感觉的关联。但三章合起来就是一个弃妇边采野菜便感叹自己命运的完整场景，与《卷耳》写思妇边采卷耳边思念丈夫的情景一样。《小雅·何草不黄》四章，前两章虚句写草黄草玄，后两章虚句写旷野中“非兕非虎”和幽草中藏着狐狸。如果把四章的虚句和实句分别连缀成章，就会发现虚句都是写征夫在旷野中所见原野之景，实句都是感叹征夫四方奔走、不得休息的苦处，与后世五言行役诗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四言的体式，才把完整的情景拆分成四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加上前两章连用“何……不”相因为兴的句法，便化赋为兴了。较复杂的如《白华》，一般都说是申后遭周幽王疏黜的怨诗。八章的虚句取象中的白茅，菅茅，桑薪，鱼梁上的�和鸳鸯等，大都是与婚姻有关的比兴，实句都是思念和怨恨“之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小雅》对《国风》比兴方式的吸取和综合。但是如果再联系取象中白云“露彼菅茅”、池水浸润稻田、鼓钟传于宫外、路上踩扁的石块等描写来看，又可以构成一幅远近分明的图画，可以看出主人公是在宫外的郊野上见到种种景色而无限伤怀，那些与婚恋有关的景象最能触动诗人，便尽量收拾入诗，于是形成了此诗比兴与赋交杂的结构。《小弁》与此类似，八章中前五章都是即目取景，有的与心情有关:寒鸦归飞的安闲反兴自己的不安宁、桑梓兴自己对父母的留恋、见潭水而兴自己如水流无依、鹿成群和雉呼偶，反衬自己孤独;但也有的景与下句所写心情没有直接关联，如周道上的茂草、柳树中的蝉鸣、清潭中的芦苇等等，可以看出所有取景，甚至包括第六章用于相因为兴的兔和行道上的死人在内，都是诗人在周道上独行所见。《四月》也是写南方行役的感叹，但时间跨度更大，景物中凡可寄寓心情的都尽量选入，剩下的景物描写便成为所谓无意义的兴。《小宛》各章的连缀似无章法，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背景当是作者在田野上，看到鸠、脊令、桑扈等鸟儿捕虫、啄谷，百姓在地里采豆苗、虫子出土等景象，便取其中有所感触的物类为兴。全诗总的情绪是惶惶不安、战战兢兢，但各章所抒发的感慨却涉及怀念父母、贫病无计、行役辛苦、指斥昏乱、甚至教育后代等很多方面，由于思绪庞杂，就不易看出其虚句都是就眼前情景中取象。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由于《小雅》即事即景的起兴目的不在景色和场面描写，只是引起抒情，所以不按景色的远近层次排列，而是随手撷取与心情关合的物象，从而形成了赋比兴错杂的章法，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清晰的思理逻辑。如果与《小雅·吉日》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四言体式和比兴的相互制约作用。《吉日》是从头到尾描写一天田猎的过程和场面，在诗经里很少见，可以说是全篇赋体。为了顺序描写这个过程，不用比兴，全诗只有前两章开头两个 字都用“吉日”，末章采用了两行相似的句式。全诗的句意衔接很顺畅，但各章没有形成节奏感鲜明的句序，这说明在不用比兴的时候难免丢失一些四言的典型程式。但是反过来看，在即事即景的兴体中，即使全诗以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场景为背景，只要采用上句虚下句实、或相因为兴的句法，也可以变赋为兴。而在这种情况下，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往往是不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有意之兴和无意之兴掺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即事即景的兴和赋往往是相对的，无须作硬性的界定和区分。四言体式的特征和初民观物的联想方式虽然使完整的场景往往要拆分成比兴的形式，限制了四言体在写景写事方面的表现力，但是也使四言产生了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首先，由于兴句只能点出引发感兴的环境中某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状景的鲜明简洁往往能达到极其含蓄传神的境界。如《秦风·蒹葭》写清秋时节在水边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惆怅，伊人的似虚似实，追寻过程的曲折恍惚，经青苍的苇丛和凝霜的白露烘托，更能牵动萧飒缥缈的遐想。《召南·小星》《郑风·风雨》《唐风·葛生》《陈风·月出》等兴句写景都有类似的点睛效果，胜过无数笔墨。其次，比兴作为虚写的上句，在多章的复沓中稍加变化，在《国风》中往往为换韵的需要。《小雅》自觉地利用了这种长处，便可以大跨度地表现出时空的转换。如《小雅·采薇》前三章分别以“薇亦作止”“柔止”“刚止”起兴，由薇的初生、长大、变硬见出岁月的流逝，兴起战士久戍不归的“忧心”，这就增加了四言表现的张力。《小雅·四月》与此同理。再次，多章连接的四言比兴体可以因每章比兴取象的不同，而引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各章之间不一定有清晰顺畅的思理联系，这就形成四言长篇断续无迹的章法。《小雅·大东》是自觉利用比兴和四言体式以表现复杂内容的典范之作，不但组织严密，且章法新颖，突破了《小弁》《白华》《小宛》一类无序的长篇结构。第一章以取食起兴，“有�簋飧，有棘匕”与第七章“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在比兴取象的形貌性质上首尾呼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引起第二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展示出周人掠取东人所必经的大路。第二章以织布起兴，第三章以运柴起兴，第四章写周人衣着光鲜，与第二章对比呼应;第五章在本章内再次对比周人和东人的饮食、衣饰，是对前四章的复沓。随即转入下半章和第六第七章对天象的描绘。这一转折的思路并不自然，只是为了引出一系列比喻:织女不成报章，牵牛不能服箱，天毕星如捕兔之网，南箕星不能簸糠，北斗星不能舀酒浆。不但如此，“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挹取于东”35 ，这样就巧借天上星名，概括了东人的饮食衣服都被西人夺走的不平。全诗大体上前半篇实写东人被搜刮奴役之苦，后半篇用比喻从虚处讽刺西人。前后遥相照应，如“有天毕”、北斗的形状与开头的“有棘匕”;北斗舀酒浆与第五章的酒浆;织女星与第二章杼柚;牵牛服箱与第三章以车载薪，都有形貌或事理的关联。但是各章之间意脉时断时连，第五章本身的转折尤其突然，脉理的接续依靠前半实写和后半比兴的对应和复沓，以及隔章对比和首尾呼应，所以章法断续而富有变化。曹操的《短歌行》之所以具有转折腾挪、断续无迹的艺术效果，关键就在掌握了《小雅》利用比兴分割章节，各章思路转折比较自由的特征。曹植《赠白马王彪》虽是五言，却也运用了《小雅》在一个较长的行役过程中取即日之景为比兴，以多章上虚下实的基本单位相连缀的结构，分七章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在回归东藩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满怀悲愤。他们都深得《诗经》的创作原理，把握了四言独有的表现特性。综上所述，解读《诗经》只要尊重文本的原义，《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比”是从说明事义的目的出发，寻找类似的物象作出贴切的类比，即使不说出比义，象和义之间总有一个明确的联想点连接。“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可见毛公看到兴句和应句之间联系不一定明确的特点，是其功绩;而夸大并利用这一特征附会政教，则是其局限。隐语说努力发掘初民联想的深度，有所创获，但将比兴的联想固定在象征比附的思维方式上，而且混淆了诗歌与易象联想方式的差别，又失去了“兴”的美感和韵味。比兴是人类创作诗歌最自然的表现方式，任何时代的民歌都长于比兴。但在《诗经》里，比兴是作为两种基本的构思方式出现的，其运用的广泛和取象的丰富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歌都不能比拟 的。这是因为初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主要凭藉感觉的敏锐和经验的积淀，这种基本的联想方式正是最适宜于比兴的。而四言作为最早的诗体出现，其体式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可以强化四言的节奏感，最充分地体现四言体诗化的优势，因此比兴与四言体式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后代各种诗体使用比兴的性质都有所不同。比喻在后起的辞赋里更多地用于修辞，五七言诗处理情景关系不需要上虚下实、多层复沓的形式，“兴”原为兴发感动的本义也在山水诗兴起以后增添了新的内涵36 。“比兴”作为合称，又成为唐代诗歌革新中体现“风骨”的一个概念，转化为一种自觉使用的更富有理性意识的表现手法，比兴与诗歌体式的关系也就不再成为必然。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四言诗为什么和比兴结合得如此密切的原因。①赵制阳将汉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关于“兴”的解说归纳为义理说、声歌说、起势说三大类。见其《诗经赋比兴综论》页131，台湾枫城出版社1975年版。②《文心雕龙·比兴》。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苏辙《诗论》解释“兴”时认为“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五》，四部丛刊本。④郑樵《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⑤朱自清在《兴诗的意见》一文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见《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版。⑥刘大白《六义》说“兴就是起一个头，借著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见《古史辨》第二册。⑦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第98页及1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⑧同①，页129。此外，赵沛霖先生受到闻一多先生“隐语”说的启发，从考察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入手，探索《诗经》中某些“兴象”如何由宗教观念内容发展成诗歌艺术思维中的习惯性联想，此说影响较大，但可惜例证不足，没有以《诗经》全部“兴象”的统计分类为立论的基础（见其《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90年代以来，研究比兴的缘起及其思维发生学的文章渐见增多，成为比兴研究继续深入的新动向，这些思考都或多或少受闻一多的影响。这里不一一胪列。⑨ 11见拙文《“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待发。⑩ 28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95页。第1165页。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 22钟月芳《春天、鱼、水与风诗的比兴》，香港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192页。 14如孙作云解《汝坟》末章，认为“鲂鱼 赤页 尾”是指鱼在交尾期间的一种生理现象，“王室如毁”指 礻某 社神庙的热闹景象。见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15 1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第117—138页，开明书店1947年版。16 17 20 27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又名《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第1—3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19如胡承珙释《汉广》诗说:“诗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兴，如《齐南山》、《小雅·车》及《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者皆是。此言‘错薪’、‘刈楚’，已从婚姻起兴，‘秣马’、‘秣驹’，乃欲以亲迎之礼行之，礼所谓婿‘御妇车’，‘御轮三周’是也。”（同⑩第52页）释《野有死�》又说:“今考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同⑩第11页）。释《车�》篇也说:“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同⑩第1144页）。21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见《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第18页和第1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该文甚至说鱼笱“类似女阴”，这样具体的联想和类比不但发挥过分，而且与诗意也并不切合。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24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25赵沛霖《兴的源起》，第75页。26关于诗和易的关系，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诗经》学者论及。但大多侧重在二者思维方式相同的方面，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隐语说论诗多引《周易》中的《彖传》和《象传》甚至王莽时期的《焦氏易林》为证，而且夹杂着许多主观的推测和假设，这是不科学的。《彖》阳《象》的作者虽然不能考定，但哲学界公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不能据以证明与《诗经》时代周人的观念相近，因此笔者只取卦爻辞的本文加以论证。29姚际恒《诗经通论》卷11，中华书局1958年顾颉刚点校本。30 33《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31 32关于四言体“句序”的论述，参见拙文《论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六期。34《诗传遗说》卷2，见徐乾学等辑《通志堂经解》（十七）第9984页，台湾大通书局1969年版。35欧阳修《诗本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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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爱情【摘要】《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流传史了，其中的婚恋诗对于今天的而我们来说依然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或公子爱慕佳人，或佳人思念公子，或妇人遭丈夫抛弃，或婚姻受到父母阻拦等等。这些男女之间最真挚的感情，在《诗经》中也诚挚的反映出来了，这就是《诗经》的魅力。【关键词】 爱情 婚变 男女在《诗经研究丛刊.第九期》中，王许林将《诗经》中的婚恋诗分为五种：“一见钟情”型、“忠贞不渝”型、“相思苦恋”型、“思妇哀怨”型、“棒打鸳鸯”型。这五个有趣的词语几乎概括了《诗经》中所有婚恋诗的类型。通过学习后，在我看来，“一见钟情”型的多为男子思恋女子：“忠贞不渝”型的自然说的是女子对配偶或是对恋人的忠贞不渝；“相思苦恋”型的则包括《诗经》中出现的各阶层任务，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思妇哀怨”型的则多表现在思念男子和被男子抛弃后所发出的哀怨；“棒打鸳鸯”型的则是追求自由恋爱而不得了。看了《诗经》中的《国风》，则会发现《国风》中多描写爱情和婚姻。《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看了《诗经》中的《国风》，便对男女的感情充满憧憬。孔子当年给弟子们教授的内容也包括《诗经》。可见《诗经》在社会的地位，后来的官学也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这就更加促进了《诗经》在大众中的传播。我觉得《国风》中关于描写婚恋的诗，大多采用了“兴”的手法，比如说像《关雎》，开头一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言河畔的水鸟，再言及心上人。在《汉广》中也有类似的手法，“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先说到南方有高大的树木，没有福分在下面休息。再说到汉水有“游女”，却追求不到。不仅仅是这两首当中采用“起兴”的手法，在《蒹葭》、《野有死麕》、《邶风·燕燕》、《子衿》、《鹊巢》、《草虫》等等。这种手法在今天的歌曲中也用得很多，尤其是在“信天游”中用的较广泛。不自觉的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太阳下上明早依旧爬上来，鸟儿飞去明年依旧会回来，我的青春一去不会来”。这句歌词是不是跟《诗经》中广泛用的“起兴”手法一样呢？在我看来《诗经》中婚恋诗就是两大种：恋爱诗和婚姻诗。恋爱诗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单相思，自然包括男子单思女子和女子单思男子。二是相互思念并爱恋。第三类应该归于未婚男女初试云雨一类了。婚姻诗则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生活幸福、甜蜜恩爱型。二是婚姻受阻型。三是婚姻受挫型，而婚姻受挫又可以划分为“单纯的怨妇”和“刚强自爱”型的。下面对以上分类做出具体的说明和阐述。一、恋爱之苦涩（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位于《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被世人传唱了两千五百多年后依然广泛的被男子们用来抒发对女子的爱慕，尤其是那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几乎都会这么一句。可见《关雎》比周杰伦的歌曲流行程度还要广！《关雎》中的男子，据学者们推测应该是贵族青年男子，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可以看出来了。在寻常百姓家是不会有这么好的乐器的。而《汉广》中的男子则不同，他应该是一个农家子弟了，“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言秣其马”等，这些都是只有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才会做的事情。可见男子爱慕女子也是有等级差别的，贵族中的男子则可以想尽一切自己能用到的手段来取悦自己的心上人，而出身低贱的男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就是“求不可得”。身世的差别就导致爱情的差距。另外，还有一首诗也很美，因为它描写的风景很有情趣，那就是《蒹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用“蒹葭苍苍”四字反复吟唱，回返往复，韵味极深，加之其写到的“白露”、“水中央”、“水中湄”、“水中汜”的景象和地点，都像画面一样，不禁让人想到了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我记得还是在初三的时候翻阅父亲的书柜时偶然发现的，从来不爱多看书的我尽然坐下来把那本书看完了，可能当时的我正处于青春期，对爱情有懵懵懂懂的感觉，所以才会有兴趣把那本书读完。《蒹葭》这首诗也是在初三的时候学的，在看《在水一方》的时候我自然地想起了《蒹葭》，因为这两篇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最相似的就要数对河流的景物描写了，也许琼瑶老师就是看完《蒹葭》后才有了《在水一方》这么一部作品的。古人说过，男子思女子多在秋季，秋季万物凋零，多阴，而男子属阳，因此秋季多为男子思恋女子；而女子思君则多在春季。《蒹葭》中描写的“白露”应该是秋天来临的标志吧！我想《蒹葭》是否与古人对男子怀人的说法相一致呢？（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子衿》读到这首诗，让我想起了高一时候我们班一个男生给我写的“情书”，第一句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是由于我才疏学浅，只知道曹操曾经作诗的时候引用过这两句，不知其真实含义，所以高一的“情书”时间就不了了之了。现在看来，这首诗就是写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在城门口的等待她的情人，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好意思去找你呢？“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女子在城楼下等得甚是辛苦，“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呀！明明才分离，却又开始思念你，仿佛有九个月没有见面了！“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女子思念男子总是多于男子思念女子，人们常说，男人拿爱情当点心，女人却拿爱情当主食。看着这痴情的女子在城门下等的那么着急，我都不免有些替她担心起来了。看到《子衿》，又让人想起了《静女》，《静女》中的男子也是在城楼下苦苦的等着自己的心上人，而心上人却似乎是有意要戏弄着憨憨的男子，弄得男子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二、恋爱之甜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男女之间就通过水果来传情，看上了就抛出自己手中的水果。砸向自己的心上人，这与现代社会确实不同，在现如今，那对情侣不是从“我爱你”“你爱我吗？”开始的？在求爱这方面，到没有古人那么风趣，就像我曾今看到一位男子向女子表达爱意时说的话一样“今天的月亮真好！”月本没有感情，阴晴圆缺全凭自己，但是有情的人儿，让无情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吗？就像“木瓜”“木桃”一样，喜欢他就把手里的水果砸向他吧！三、爱到浓时的激情碰撞这一类的诗则是古代男女幽会的诗句了。在《诗经》中，女子多聚集在桑林，而男子若想念女子，想要与心上人约会，那么就去桑林吧！“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采桑的的女子真多呀！罗敷不就是被称为“采桑女”的吗？桑林，是一个充满性爱气息的暧昧场所，《诗经》中收录的诗大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关于民间的性爱，自然是少不了的了。除了桑林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与相爱的人发生云雨之情，那就是古代的狩猎场所。《野有死麕》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对于这首诗，众说纷纭，但我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女子在于男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急切而又羞涩的诗，并且是发生在狩猎场所的。何以见得？我们来看这第一句“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以及中间的一句“林有朴椒，野有死鹿。”麕和鹿不是一般的动物，麕又是獐子，一般只有贵族男子在涉猎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打猎到的，由此可见整首诗中发生的事情是在园囿之中发生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吠兮！”能不能看作是少女急切而又羞涩的心理呢？至于很多学者把它说成是男子强暴了女子，我并不认同，男女之间偶尔偷欢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没有史料的证明下，有诗意的想象是美好的。四、婚姻挫败而生怨妇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总有人偏偏要自掘坟墓。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女子被抛弃的形象总会有的，而且古代休妻还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古代，女子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又时候就像东西一样被男人玩赏着，当有更好的玩物时，便毫不犹豫的抛弃自己的配偶。无论是古代女子还是现代的小白领，谁能容忍自己的丈夫移情别恋然后将自己抛弃呢？我想古今中外的女人应该是立场一致的吧！在《诗经》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怨妇，仅仅是指责丈夫或者恋人的不忠，哭诉自己的不幸。“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好一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痴情女子啊！因为自己的恋人对自己不理不睬近于冷漠，把自己的幽怨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另外一首诗的主人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谷风》中描写的女主人公，与丈夫曾一起辛勤的劳动，使家境渐渐好转。日子富了，丈夫却抛弃了她，另寻了新欢。这是她十分的幽怨，但是有割舍不下她亲手操持的这个家。诗中的女主人公勤劳、善良、柔弱、痴情，但是却遭此下场，不免让人心生怜悯之情。《谷风》中的女主人公的遭遇是不是给我们现代女子一些启示呢？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说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女人被解放了。都说现在女人顶半边天。真的是这样吗？女人可以外出工作养活自己，男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女人同自己一样在外面工作，但是家里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在大部分家庭里，男人的观念依旧没有改变，他们认为家务就是女人应该做的。这样说来女人是被解放了，解放的是女人受苦受累的权利。女人既得为生计而奔波有得为家务而操劳。如果女同胞们不幸成为被抛弃的对象，那么就请爱惜自己。五、婚姻受挫之刚强自爱“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氓》中的最后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最后几句才是文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女性刚强的一面。这首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一个勤劳善良的妇女由恋爱到婚姻破裂的全过程，看到这首诗时，似乎是在听一个弃妇讲述自己的恋爱诗的甜蜜和婚后的不幸，感觉诗中的女主人公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但是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并没有像上面讲到的那样怨天怨地怨夫君，而是总结了自己不幸的根源之后，坚定自己的信念——“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我喜欢独立的女性，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上，不能完全依赖一个人，要给自己的心灵留一点休息的空间，这也是在现代虚无的社会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就像《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虽然婚姻破裂，但是人生中不仅仅只有爱情，对于被“情”字伤害的女性们，应该多学学古人，反思一下，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很多人都知道古代娶亲都是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诗经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求得配偶是通过“媒人”来说定的，但也有美好的姻缘。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让人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在同一屋檐下念书，但是父母之命无法违背，只能嫁给马家公子，幸而中途经过山伯的坟墓，才有了现在的化蝶。不仅仅是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是这样的，在《孔雀东南飞》中不也是如此，如果刘兰芝不是要遵从哥哥的意思，也不会有后来的结果，父亲不在了，长兄就为父。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礼”，吃人的礼教害苦了多少有情人。这也是鲁迅先生极力批判的东西。现在的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在现代社会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自由的选择伴侣，自由的合法通婚，这一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子曾经曰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曰过：“小子何莫学乎诗。”由此可见，孔老夫子对《诗经》有多么高的评价，而且《诗经》一直作为儒家的教学材料，更能看出《诗经》的重要性了。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当中，又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古人的心声呢？《诗经》中的爱情，在我看来可以用四种植物来概括：芍药——这是相爱人的信物。为什么不是玫瑰？玫瑰带刺，难道不会刺伤你的心上人吗？荇菜——这应该是代表着公子们爱慕美人而不得吧！桑——这应该是情窦初开的女子们窃窃私语和男子们来择偶的地方吧！被抛弃的女子就成了落下的黄色桑叶了！木瓜——相爱的人因爱而结合，因结合而幸福！《诗经》的植物多的数不过来，劳动中的人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自然界的动植物。所以《诗经》中那些不计其数的植物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诗经》就像一条河流，有湍流、有潺潺小溪，有轻扬的流水、也有澎湃的漩涡……读《诗经》不会像读其他古代诗集那样累，因为《诗经》中流露出来的都是最淳朴最真挚的感情，没有半点造作。似乎自己就像走入了他人的内心世界一样，细细的品味，不是诗也是诗！当你觉得生活的步伐太快时，就静下心来读读《诗经》吧！它会让你沉静下来，顺着它的小溪流静静的流淌……
按照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其实就是比喻。它通过具形具色的事物比所要写的~ 是《诗经》主要的表现手法。\"赋\",是铺陈的意思,对事物直接陈述,不用比喻。\"比\",就是~-- 派派小说论坛为您解答
三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言体的特殊体式着眼。四言适于抒情而不适于叙事，即使叙事，也要以场面铺叙和抒情式的赞颂为主，才能发挥四言体的特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32 。四言体一般以四句两行一章为基本单位。最常见的是前两个半句以景或事起兴或譬喻，后两个半句即转入实说本义。正如朱熹所说:“盖兴是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33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34 上句下句都指两个半句合成的整句，上句虚起而下句实指，这是兴体每个基本单位的一般体制。而一首四言诗是由两个以上这样的基本单位叠加而成的。《国风》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两三个基本单位的重复，而《小雅》和《大雅》则多有长篇。《大雅》极少用兴，《小雅》有许多篇是国风的延长和扩展，结构就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一章加长到六句八句或七句九句，也仍然保持首句虚而下几句实的基本结构。这种上虚下实的程式要求上下句式的整齐对应，恰与四言体式相辅相成，尤其适宜于多章重叠和复沓。所以兴体之多，几乎占《诗经》的一半以上（朱熹、姚际恒与毛公所标的兴体互有异同，但在毛公标示的116首以外，又增添了30多首兴体）。兴体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即事即景起兴时，上句的虚写只能取一种物的某个特征或一个场景给诗人印象最突出的某一点，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有些诗虚句取象十分精炼，对于实句所咏之事或情有点睛作用，如《郑风·野有蔓草》的虚句只写草野上露水盈盈，就把男女邂逅的环境以及美人“清扬”的气质都烘托出来了。《小雅·湛露》写朝阳晒干了露水，则是点出夜饮醉归的时间和背景。这类虚句和实句其实属于同一 情景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全诗是用两章或三章重复虚句和实句的这一基本组合，同时每章虚句描写露水的情状稍加变化以便换韵，于是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典型的兴体。毛传所标的。《邶风·泉水》《邶风，北风》《风·柏舟》《郑风·风雨》《陈风·月出》，《小雅》的《车�》《斯干》《苕之华》《黍苗》《采绿》也都属于此类。由于其中不少上句明显是下句的背景描写，所以又被后人视为赋体。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上句写事写景的取象过于简单，而看不出它与下句的承接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被判断为兴体。因为一般认为兴的取象与应句不一定有明确关系。如《召南·行露》开头三句写夙夜踏着露水来往，非常难解，看不出它和后面两章实写女子指斥对方诉讼自己的内容有何关系，所以毛传以为兴。朱熹认为这三句实写男子的违礼之行，才引起下文的争讼，应是赋。分歧就在对这三句的理解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秦风·黄鸟》的虚句写黄鸟止于棘，与三良殉葬之事似乎无关。其实黄鸟在棘树上啼叫很可能就是从实景中取来的一个片断。娇小的黄鸟以其活泼的生命与强壮的三良被迫就死的情景形成一种对照，使诗人深有触动，于是以此为兴。《小雅》的《菁菁者莪》《蓼莪》《南山有台》《杜》都与此类似。因此前人判断这类即事即景的起头是否为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上句和下句之间是否以虚对实的关系;二是复沓的各章是否以同样的上句重复开头。兴和赋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小雅》里最为突出。一部分《小雅》由于内容的丰富，需要描写较多的景物、较大的场面和较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突破四言的基本表现程式，便将一个完整的场景切分成一个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一个单位成为一章，连缀组合成诗。简单一些的如《小雅·我行其野》:全诗三章都以主人公独行野外，看见樗树茂盛，采摘野菜起兴，应句实写被弃的怨恨，感叹婚姻的不幸。无论是主人公的动作还是所取的植物，都与实句内容没有类比意义乃至感觉的关联。但三章合起来就是一个弃妇边采野菜便感叹自己命运的完整场景，与《卷耳》写思妇边采卷耳边思念丈夫的情景一样。《小雅·何草不黄》四章，前两章虚句写草黄草玄，后两章虚句写旷野中“非兕非虎”和幽草中藏着狐狸。如果把四章的虚句和实句分别连缀成章，就会发现虚句都是写征夫在旷野中所见原野之景，实句都是感叹征夫四方奔走、不得休息的苦处，与后世五言行役诗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四言的体式，才把完整的情景拆分成四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加上前两章连用“何……不”相因为兴的句法，便化赋为兴了。较复杂的如《白华》，一般都说是申后遭周幽王疏黜的怨诗。八章的虚句取象中的白茅，菅茅，桑薪，鱼梁上的�和鸳鸯等，大都是与婚姻有关的比兴，实句都是思念和怨恨“之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小雅》对《国风》比兴方式的吸取和综合。但是如果再联系取象中白云“露彼菅茅”、池水浸润稻田、鼓钟传于宫外、路上踩扁的石块等描写来看，又可以构成一幅远近分明的图画，可以看出主人公是在宫外的郊野上见到种种景色而无限伤怀，那些与婚恋有关的景象最能触动诗人，便尽量收拾入诗，于是形成了此诗比兴与赋交杂的结构。《小弁》与此类似，八章中前五章都是即目取景，有的与心情有关:寒鸦归飞的安闲反兴自己的不安宁、桑梓兴自己对父母的留恋、见潭水而兴自己如水流无依、鹿成群和雉呼偶，反衬自己孤独;但也有的景与下句所写心情没有直接关联，如周道上的茂草、柳树中的蝉鸣、清潭中的芦苇等等，可以看出所有取景，甚至包括第六章用于相因为兴的兔和行道上的死人在内，都是诗人在周道上独行所见。《四月》也是写南方行役的感叹，但时间跨度更大，景物中凡可寄寓心情的都尽量选入，剩下的景物描写便成为所谓无意义的兴。《小宛》各章的连缀似无章法，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背景当是作者在田野上，看到鸠、脊令、桑扈等鸟儿捕虫、啄谷，百姓在地里采豆苗、虫子出土等景象，便取其中有所感触的物类为兴。全诗总的情绪是惶惶不安、战战兢兢，但各章所抒发的感慨却涉及怀念父母、贫病无计、行役辛苦、指斥昏乱、甚至教育后代等很多方面，由于思绪庞杂，就不易看出其虚句都是就眼前情景中取象。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由于《小雅》即事即景的起兴目的不在景色和场面描写，只是引起抒情，所以不按景色的远近层次排列，而是随手撷取与心情关合的物象，从而形成了赋比兴错杂的章法，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清晰的思理逻辑。如果与《小雅·吉日》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四言体式和比兴的相互制约作用。《吉日》是从头到尾描写一天田猎的过程和场面，在诗经里很少见，可以说是全篇赋体。为了顺序描写这个过程，不用比兴，全诗只有前两章开头两个 字都用“吉日”，末章采用了两行相似的句式。全诗的句意衔接很顺畅，但各章没有形成节奏感鲜明的句序，这说明在不用比兴的时候难免丢失一些四言的典型程式。但是反过来看，在即事即景的兴体中，即使全诗以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场景为背景，只要采用上句虚下句实、或相因为兴的句法，也可以变赋为兴。而在这种情况下，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往往是不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有意之兴和无意之兴掺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即事即景的兴和赋往往是相对的，无须作硬性的界定和区分。四言体式的特征和初民观物的联想方式虽然使完整的场景往往要拆分成比兴的形式，限制了四言体在写景写事方面的表现力，但是也使四言产生了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首先，由于兴句只能点出引发感兴的环境中某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状景的鲜明简洁往往能达到极其含蓄传神的境界。如《秦风·蒹葭》写清秋时节在水边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惆怅，伊人的似虚似实，追寻过程的曲折恍惚，经青苍的苇丛和凝霜的白露烘托，更能牵动萧飒缥缈的遐想。《召南·小星》《郑风·风雨》《唐风·葛生》《陈风·月出》等兴句写景都有类似的点睛效果，胜过无数笔墨。其次，比兴作为虚写的上句，在多章的复沓中稍加变化，在《国风》中往往为换韵的需要。《小雅》自觉地利用了这种长处，便可以大跨度地表现出时空的转换。如《小雅·采薇》前三章分别以“薇亦作止”“柔止”“刚止”起兴，由薇的初生、长大、变硬见出岁月的流逝，兴起战士久戍不归的“忧心”，这就增加了四言表现的张力。《小雅·四月》与此同理。再次，多章连接的四言比兴体可以因每章比兴取象的不同，而引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各章之间不一定有清晰顺畅的思理联系，这就形成四言长篇断续无迹的章法。《小雅·大东》是自觉利用比兴和四言体式以表现复杂内容的典范之作，不但组织严密，且章法新颖，突破了《小弁》《白华》《小宛》一类无序的长篇结构。第一章以取食起兴，“有�簋飧，有棘匕”与第七章“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在比兴取象的形貌性质上首尾呼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引起第二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展示出周人掠取东人所必经的大路。第二章以织布起兴，第三章以运柴起兴，第四章写周人衣着光鲜，与第二章对比呼应;第五章在本章内再次对比周人和东人的饮食、衣饰，是对前四章的复沓。随即转入下半章和第六第七章对天象的描绘。这一转折的思路并不自然，只是为了引出一系列比喻:织女不成报章，牵牛不能服箱，天毕星如捕兔之网，南箕星不能簸糠，北斗星不能舀酒浆。不但如此，“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挹取于东”35 ，这样就巧借天上星名，概括了东人的饮食衣服都被西人夺走的不平。全诗大体上前半篇实写东人被搜刮奴役之苦，后半篇用比喻从虚处讽刺西人。前后遥相照应，如“有天毕”、北斗的形状与开头的“有棘匕”;北斗舀酒浆与第五章的酒浆;织女星与第二章杼柚;牵牛服箱与第三章以车载薪，都有形貌或事理的关联。但是各章之间意脉时断时连，第五章本身的转折尤其突然，脉理的接续依靠前半实写和后半比兴的对应和复沓，以及隔章对比和首尾呼应，所以章法断续而富有变化。曹操的《短歌行》之所以具有转折腾挪、断续无迹的艺术效果，关键就在掌握了《小雅》利用比兴分割章节，各章思路转折比较自由的特征。曹植《赠白马王彪》虽是五言，却也运用了《小雅》在一个较长的行役过程中取即日之景为比兴，以多章上虚下实的基本单位相连缀的结构，分七章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在回归东藩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满怀悲愤。他们都深得《诗经》的创作原理，把握了四言独有的表现特性。综上所述，解读《诗经》只要尊重文本的原义，《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比”是从说明事义的目的出发，寻找类似的物象作出贴切的类比，即使不说出比义，象和义之间总有一个明确的联想点连接。“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可见毛公看到兴句和应句之间联系不一定明确的特点，是其功绩;而夸大并利用这一特征附会政教，则是其局限。隐语说努力发掘初民联想的深度，有所创获，但将比兴的联想固定在象征比附的思维方式上，而且混淆了诗歌与易象联想方式的差别，又失去了“兴”的美感和韵味。比兴是人类创作诗歌最自然的表现方式，任何时代的民歌都长于比兴。但在《诗经》里，比兴是作为两种基本的构思方式出现的，其运用的广泛和取象的丰富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歌都不能比拟 的。这是因为初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主要凭藉感觉的敏锐和经验的积淀，这种基本的联想方式正是最适宜于比兴的。而四言作为最早的诗体出现，其体式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可以强化四言的节奏感，最充分地体现四言体诗化的优势，因此比兴与四言体式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后代各种诗体使用比兴的性质都有所不同。比喻在后起的辞赋里更多地用于修辞，五七言诗处理情景关系不需要上虚下实、多层复沓的形式，“兴”原为兴发感动的本义也在山水诗兴起以后增添了新的内涵36 。“比兴”作为合称，又成为唐代诗歌革新中体现“风骨”的一个概念，转化为一种自觉使用的更富有理性意识的表现手法，比兴与诗歌体式的关系也就不再成为必然。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四言诗为什么和比兴结合得如此密切的原因。①赵制阳将汉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关于“兴”的解说归纳为义理说、声歌说、起势说三大类。见其《诗经赋比兴综论》页131，台湾枫城出版社1975年版。②《文心雕龙·比兴》。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苏辙《诗论》解释“兴”时认为“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五》，四部丛刊本。④郑樵《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⑤朱自清在《兴诗的意见》一文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见《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版。⑥刘大白《六义》说“兴就是起一个头，借著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见《古史辨》第二册。⑦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第98页及1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⑧同①，页129。此外，赵沛霖先生受到闻一多先生“隐语”说的启发，从考察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入手，探索《诗经》中某些“兴象”如何由宗教观念内容发展成诗歌艺术思维中的习惯性联想，此说影响较大，但可惜例证不足，没有以《诗经》全部“兴象”的统计分类为立论的基础（见其《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90年代以来，研究比兴的缘起及其思维发生学的文章渐见增多，成为比兴研究继续深入的新动向，这些思考都或多或少受闻一多的影响。这里不一一胪列。⑨ 11见拙文《“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待发。⑩ 28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95页。第1165页。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 22钟月芳《春天、鱼、水与风诗的比兴》，香港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192页。 14如孙作云解《汝坟》末章，认为“鲂鱼 赤页 尾”是指鱼在交尾期间的一种生理现象，“王室如毁”指 礻某 社神庙的热闹景象。见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15 1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第117—138页，开明书店1947年版。16 17 20 27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又名《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第1—3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19如胡承珙释《汉广》诗说:“诗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兴，如《齐南山》、《小雅·车》及《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者皆是。此言‘错薪’、‘刈楚’，已从婚姻起兴，‘秣马’、‘秣驹’，乃欲以亲迎之礼行之，礼所谓婿‘御妇车’，‘御轮三周’是也。”（同⑩第52页）释《野有死�》又说:“今考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同⑩第11页）。释《车�》篇也说:“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同⑩第1144页）。21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见《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第18页和第1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该文甚至说鱼笱“类似女阴”，这样具体的联想和类比不但发挥过分，而且与诗意也并不切合。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24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25赵沛霖《兴的源起》，第75页。26关于诗和易的关系，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诗经》学者论及。但大多侧重在二者思维方式相同的方面，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隐语说论诗多引《周易》中的《彖传》和《象传》甚至王莽时期的《焦氏易林》为证，而且夹杂着许多主观的推测和假设，这是不科学的。《彖》阳《象》的作者虽然不能考定，但哲学界公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不能据以证明与《诗经》时代周人的观念相近，因此笔者只取卦爻辞的本文加以论证。29姚际恒《诗经通论》卷11，中华书局1958年顾颉刚点校本。30 33《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31 32关于四言体“句序”的论述，参见拙文《论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六期。34《诗传遗说》卷2，见徐乾学等辑《通志堂经解》（十七）第9984页，台湾大通书局1969年版。35欧阳修《诗本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诗经》美学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学界轻视或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美学界所注重的是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想与美学、艺术理论相渗透、相结合的方法。以这样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出发，《诗经》自然被排斥在理论视野之外。我们不能否认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合理性，因为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思维而非形象思维。理论思维就离不开哲学方法的引导，就应该关注那些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和范畴命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学毕竟是一种有着独立品格和价值的学科，它除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思维品格外，还具有很强的艺术实践性。美学的研究，离不开艺术具体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来说，这种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为我国艺术审美经验最早、最形象、最生动的总结，《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同时，由于《诗经》时间跨度很长，涵盖的方面广，所包含的审美形态和现象也十分丰富，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留下巨大空白与缺陷。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具体谈谈《诗经》的美学内容及其意义。一、“和”的审美意蕴“和”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谈论得甚多。但学术界言“和”，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疏忽，那就是没有注意到《诗经》中“和”的意蕴的重要性。实际上，《诗经》中“和”的审美意蕴和观念十分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和”的审美意识发展演化的重要一环。《诗经》中直接出现“和”一词地方共12处，其内涵较为丰富，几乎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时期言“和”的几种主要涵义。具体讲来，大致包含三层意思：1、指口味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酒既和旨，饮酒孔偕”；《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戎既平”。2、指音声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商颂•那》：“嘒嚖管声，既和且平”；3、表示人际关系和伦理的和谐，《小雅•常棣》中的“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小雅•伐木》中的“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等等，即是在这层意思上言“和”。不过，《诗经》中“和”的意义不能仅仅从语词方面来把握，而是蕴含在其整体艺术形象中的，它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和”的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范畴提出和界定上，而是表现在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美学意蕴上，表现在其所确立的基本人生态度和审美方式上。徐复观先生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①]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我以为最早在《诗经》中得到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诗经》开篇为《周南•关雎》，以水鸟和鸣起兴、吟咏男女之间的恋情，即给人一种温暖和谐，人与自然无限亲近的感受。《诗经》中诗有多种类型，如田园农事，爱情婚姻、征战宴饮等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诗，人与自然的融怡亲和，都是其基本倾向所在。《小雅•采薇》写出征战士久役归来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虽充满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风秋雨，朝花夕实的景象来体认人与自然生命之节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谐的心态却是显见的。又如，《小雅•无羊》写牧羊：“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角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其人情物态描绘莫不毕肖自然，这若非对人与自然关系抱一份极亲切的认同，决不能道出。《诗经》中宗庙祭祀诗，也没有了殷商人那种虔敬、恐惧的心理，祭祀神，是为了人，希望神赐福于人，山川神灵亦开始成为人心中的自然，成为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我们读《周颂•般》：“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真美啊，我周邦，封禅四岳把山上，小山大岭也都祭、九河合一依次往”），所体察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对自然神灵的亲近从容的心境。《诗经》还多鸟兽草木之名。关于这一点，孔子也曾谈到，认为这是读《诗经》的一大益处。司马迁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以达意”；（《太史公序》）郑樵云：“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通志•昆虫草木略序》）均很重视鸟兽草木之名之象对《诗经》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意义就在于借鸟兽草木一类自然事象，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息息相通的亲密关系。在《诗经》中，我们常见以蔓生野草喻女子出嫁、缘木而生喻女子依从男子共同生活；女子歌唱多以采薇采厥起兴，而男子歌唱多以刈楚刈萎起兴，这种起兴又多喻男女私心爱慕之情；睹桃花灼灼，即感女之青春和美艳，（《桃夭》）观梅花盛开而衰，即悲青春和爱情之流逝；（《摽有梅》）见风雨鸡鸣，则有亲人之盼，（《风雨》）见春日载阳，黄莺鸣啭，则惹无限春情（《七月》）……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成为诗人情感心灵的写照。应该说，《诗经》以鸟兽草木等起兴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意识已非常成熟，这正是《诗》“和”之审美的重要意蕴所在，对中国古代“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的形成，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况为：“水沓山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其实，刘勰这里所言的人与自然和谐融怡的“物感”审美方式，早在《诗经》中就具备了基本的审美原型。言《诗经》之“和”，我们还必须看到，《诗经》中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和关系把握，实与它所表现的人伦亲情和关爱是深刻统一的。《诗经》多以鸟兽草木起兴，这不仅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感情，心灵对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伦内涵。赵沛霖先生说，《诗经》中许多诗歌，如《邶风•燕燕》、《邶风•凯风》、《唐风•鸨羽》、《小雅•伐木》、《小雅•鸿雁》等，“都是以鸟类的‘他物’来引起有关怀念祖先和父母的所咏之词”。[②]不管是不是直接追念祖先和宗族，《诗经》中鸟的起兴，确常常象征着种种人伦亲情关系，其形象也如有的论者所说，是“关关嗈嗈、和谐鸣飞”，“含有和乐绸缪的意味”。[③]《诗经》基本是周人的作品，周人那种本源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对家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关爱，均在《诗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小雅•常棣》是最早歌唱兄弟友爱的诗；《小雅•鹿鸣》、《大雅•灵台》则把君臣之乐渲染得无比温馨和谐；《小雅•甫田》写“古王者爱民重农之意，”“如许亲切”；（方玉润：《诗经原始》）而《王风•葛藟》，表达一个孤儿孤苦无依，欲认他人做父亲，欲认他人做母亲，皆得不到帮助、顾念和关怀，其语沉痛之至，又不忍卒读。显然，这些若没有人与人之间那种忠诚恻怛、和睦关爱的情感，是不能写出的。《诗经》写人伦亲情，最为动人出色的则是夫妻之情。《郑风•女曰鸡鸣》、《周南•卷耳》、《卫风•伯兮》、《豳风•东山》、《郑风•风雨》等，均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都写出了人生人情的至真至诚，“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方玉润：《诗经原始》）遂为千古夫妻情爱诗之祖。《诗经》这种人伦亲情之“和”的表现，亦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在《诗经》时代，史伯、晏婴、医和、子产等人都曾言“和”，他们或言自然事物之和，或言审美心理之和，或进入社会伦理层面言和，但均未进入人伦亲情这一领域。儒家从孔子起提倡“中和”，包含着对人伦亲情的重视。应该说，这种重视，与《诗经》有直接的关系，不然，孔子就不会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价上，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命题。不少人认为，是孔子等提出的“中和”论为后世艺术审美奠定了基本原则和标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若没有《诗经》中人伦亲情表现，若没有《诗经》这一类作品的艺术实践和开掘，由孔子提出的儒家“中和”理论，就还很可能是一个较为空洞、抽象的理论原则，难以化成一种深醇、亲心相通的现实感受，也很难真正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重要方式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