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发展的文献综述

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部门一直以来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长期以来为国有资本所垄断。然而，自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另一股资本力量——民间资本陡然崛起，而这股力量也在逐渐地向银行业渗透，那么这种渗透是如何发生的？渗透的方式和未来的演变又是如何？
　　一、我国银行业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
　　以1978年为起点，可以将银行业的改革划分成四个阶段，将民营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见下表1）。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使得民间资本不断壮大，并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丁平，2010）。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民间资本对中国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企业数量占全国的70%以上，85%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90%以上的农村转移就业源于民营经济（王元龙，2011）。图1显示了1980年到2009年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从82%下降到31%，而民间资本所占比重已从13%上升到24%，毫无疑问民间资本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银行业，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由于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管理体制、经营理念等方面曝露了越来越多的弊端，已无法适应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巨额的呆账坏账、产权主体缺位、垄断低效率等问题都迫切要求进行国有商业体制的改革——引入多元主体、完善治理结构、充实资本金等。一方面，巨大的民间资本需要寻找逐利的渠道，而银行业无疑是其青睐的对象，另一方面银行体系需要引入全新的民营主体才能真正引入竞争，运用体制外的力量加速国有银行的改革和银行业整体实力的增强（徐滇庆，2002）。“新36条”的出台以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陆续进行的股份制改革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根据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难发现经过股改后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控制权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民间资本除了充当为银行体系提供“新鲜血液”的功能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即没有参与管理与决策的权力，更不用说与现有的银行体系构成竞争的局面。那么为什么要把民间资本排除在控股的行列之外？只允许民间资本走资本准入（即入股）的道路，而不是机构准入（设立民营银行）呢？
　　二、国家效用函数下的制度选择
　　诺斯指出，统治者或国家提供博弈规则（即制度）都有双重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然而，这两个目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第二个目标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即只有在有效率产权的基础上才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第一个目标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国家自身收入的最大化（王清星，2006）。如图2，国家是选择oa>ob，还是oa　　资料来源：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1996）
　　国家不仅是最重要的主体，且国家的选择始终影响到下层结构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其并不是完全依照制度均衡与否和需求的大小来决定是否进行制度创新，而是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因而金融制度的供给仍取决于国家效用函数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即取决于金融制度安排给政府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王睿，2004）。国家直接控制金融的收益主要是两个：一是有金融的税收贡献和经营收益；二是过渡阶段国家通过其控制和影响力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国家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主要有四个：一是支付的信息和监控成本；二是国有金融组织相对增多的经营费用；三是低效率配置金融资源的损失；四是增多的不良资产损失（林波，2000）。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将国家在金融方面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x1代表国家直接控制金融获得的净收益，P代表直接控制金融的收益（上述提到的两种收益），C代表控制金融付出的成本（上述提到的四种成本），x2代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x3代表金融安全或金融稳定，x4代表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宏观结果。其中，x1是国家的直接收益（短期收益），x2、x3、x4为间接收益（长期收益）。此外，该效用函数还存在意识形态、产权安排等约束条件（对约束条件在此不做具体分析）。
　　根据效用函数，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
　　第一，在改革前，为了保持渐进式改革中制度变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国家建立起具有垄断性产权的国有银行，动员分散的民间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进行支持（张杰，1998）。这种平稳过渡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以体制内产出的牺牲来换取体制外产出的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是不能够持续的，必将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社会的瘫痪。另一方面，在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没有完善之前，民营银行的大量涌现是不必要的，因为民营银行的成长对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所起到的作用相对于“金融安全”来说还是有限的（思拉恩·埃格特森，1996）。同时，国家通过垄断金融资源索取金融剩余，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随着改革的进行，从国家自身的效用来看，控制金融资源带来的成本——收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产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民营经济的比重正在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国家为控制金融资源的成本付出也越来越大。同时，x2，x3，x4这些间接收益的变量正在纳入国家的考虑范畴，因而必须在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之间寻找新的均衡点，结果就是放弃一部分金融控制权，引入新的民营主体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的这种让位是有限度的，相较于牺牲控制权和安全，国家更愿意牺牲效率，这也是设立民营银行处处碰壁的原因。
三、渐进改革：从有限准入到开放准入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要害既不是直接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也不是由国家建立金融市场，而是激励足够多并有交易能力的新金融产权形式的产生（张杰，1998）。只有当这一情况时，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见图 3）。
　　图3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过程
　　图3中，R1和R2代表两种既定的金融资源，U1、U2、U3代表不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社会效用的无差异曲线，U3也代表帕累托曲线。PP曲线代表生产可能性边界。金融资源的配置起始点是A点，表明政府垄断下的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低效用。随着金融改革的进行（主要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点从A点移到B点，并与PP曲线相交。B点位于U2曲线说明该配置下社会效用有所提高，B点也在PP曲线上，说明国有银行的效用和收益实现最大化，也就是国家租金实现最大化，但仍未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只有当非国有银行进入且与国有银行形成有效竞争时，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肯可能在C点（U3曲线和PP曲线的切点），实现帕累托最优（段卫平，2002）。也就是说，国家对于x1、x2、x3、x4这四个效用变量的偏好顺序必将发生变化，即由对于短期利益的追求（x1），转向对于间接利益（x2、x3、x4）的追求。“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形下，相对无效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产，统治者面临着或者灭亡或者修改基本所有权结构以使社会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生产效率”（诺斯，1980）。因此，设立民营银行、引入多元竞争主体将成为必然的趋势。
　　诺斯、韦伯、温加斯特等人在《有限准入秩序：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思路》一文中提出了“有限准入秩序”与“开放准入秩序”这两个概念来归纳社会秩序。有限准入秩序通过限制竞争、创造租金来进行，而开放准入依赖开放和竞争。有限准入社会的稳定，来源于统治联盟中的个人和团体克制暴力冲突的愿望，这样的制度通过各种限制来制造租金，从而维护和平。他们不仅仅是为利益集团服务，更深层的作用是控制社会的暴力冲突。竞争、开放和自由市场的引入可能破坏维护社会稳定的租金创造机制，威胁现有社会秩序的基础，并带来暴力泛滥的危险。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演进有个转轨过程，首先，在有限准入社会内，有可能建立成熟型的有限准入制度，在精英阶层内部先出现非人格化的交易。其次，统治联盟逐渐发现，非人格化教义的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由此逐渐扩大准入的范围，转轨过程因之启动。因此，在我国，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和高额国民储蓄是支撑中国渐进式转轨的基本力量，然而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却是国家控制力（王曙光，2004）。假如不存在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能力，则在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地方力量和拥有自身私人收益的国有银行便会依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行事利用逐步获取的信贷配置权利把信贷资金配置到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非国有部门就会比国有部门在获取信贷资金上更具有比较优势，从而难以保证对国有部门的金融资源供给，导致体制内产出的下降（钱颖一，1995）。所以，政府保持对金融的实际控制力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则，在国有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取得实效性进展之前，非国有金融安排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有限（段银弟，20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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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sterdam，Boston：Elsevie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