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CPI涨幅与GDP增速相关关系变

摘　要：

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CPI涨幅与GDP增幅经历了几轮波动，1997年之前的几轮经济高增长，物价都出现了明显的高涨幅；1998-2008年我市GDP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物价涨幅却保持低位运行，我市经济运行从高增长高物价向高增长低物价转变，反映了CPI涨幅与GDP增速相关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发生了一些变化。为此，本课题拟对我市改革开放以来的CPI运行特点，CPI涨幅与GDP增长的关系变化情况进行描述，着重通过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改革因素、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CPI构成的限制、政府宏观调控水平提高等因素进行原因分析，并结合当前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变化的实际，提出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和市场价格调节机制，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市CPI的运行特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市CPI经历了4次比较明显的上涨，分别发生在：1984-1985年，CPI最大涨幅为17.2%；1986-1988年，CPI最大涨幅为21.9%；1990-1994年，CPI最大涨幅为21.5%；2006-2008年，CPI最大涨幅为4.9%。从涨幅变动趋势看，我市CPI涨幅经历由价格改革初期小幅波动，到价格改革中期大幅波动，到市场调节小幅波动三个阶段组成（详见图一）。
　　图一：1978—2008年我市CPI变动周期图(%)
　　
　　1、价格改革初期小幅波动阶段（1978-1984年）。1978年，我市开始恢复“文革”中断的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统计，即现在所说的CPI。1979年国家通过大幅提高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动价格总水平的快速上升，即我市CPI从1978年0.1%上升到1984年的3.1%，但由于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国家主要精力是增加供给，解决温饱，市场以卖方市场为主，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尤其是农副产品短缺现象极为严重。因此，国家为保证供给、控制物价，实施价格调节措施主要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调节手段，这期间我市价格处于小幅波动阶段，CPI年均上涨1.5%。
　　2、价格改革中期大幅波动阶段（1985-1996年）。我市历史上CPI波动较大的三次均发生在这一阶段。第一个波动期1985年，国家对价格改革实施了“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政策，进一步调整和放开农副产品价格，除少数重要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由国家定价外，其他农副产品均实行市场调节，多年积累的供求矛盾在市场调节下爆发，CPI开始大幅上升，涨幅达17.2%；1986年国家为缓解价格高企，又加强了政策调控，CPI快速回落到6%。但随着价格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1988年我市CPI涨幅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高点，也是我市历史上第二个较大波动期，涨幅达21.9%。1990-1991年，国家针对前期价格改革领域出现的问题，为稳定物价，遏制通货膨胀，对价格改革思路进行调整，实施了“管、调、放”相结合的价格政策，对新调价项目进行严格控制；对农副产品定价进行严格管理；对部分放开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实行调价申报，价格涨幅明显回稳，分别上涨4.6%和7.5%。通过两年的价格改革过渡期，1992年我国价格改革开始从“调放”结合模式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阶段，重点“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价格调控模式。国家出台了价格改革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放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产品价格权限；地方各级政府调整了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与价格变动密切相关的房地产、流通行业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定价思维还没完全改变，再加上盲目投资、竞相攀比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的问题较为突出，国家多年积累的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高信贷投放的深层次矛盾开始释放，CPI涨幅长时间高企，1994年涨幅达到21.5%，为我市CPI的第三个波动期。针对价格改革出现的通货膨胀新问题，1996年出台了一系列完善价格改革、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CPI涨幅回落到10.5%，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也表明大规模的价格改革措施基本顺利完成。
　　3、市场调节小幅波动阶段（1997-2008年）。一是价格紧缩期。1997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大幅下降，国内需求低迷，再加上粮食价格持续下滑，CPI涨幅回落至6.7%，其后五年CPI持续在低位徘徊，年均涨幅仅为0.3 %。二是价格平稳运行期。2003年开始，随着价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价格管理方式的不断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不断理顺，市场调控价格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市迈入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期，2003-2007年五年间我市CPI年均上涨1.7%，而同期GDP升幅达到了14.4%。三是价格波动期。2008年开始，由于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的进一步紧密，受国际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我市CPI涨幅达到4.9%，为近十年来最高，也是我市价格市场机制形成后，第一个波动较大的年份。
　　二、CPI波动与GDP增长的关系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与1978年相比，2008年我市GDP增长超过61倍，年均增长14.2%，与此同时，我市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34.9%，年均上涨6.1%。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价格上涨幅度。从GDP和CPI的时间序列图看，随着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迈进，尽管CPI波动和GDP增长在周期性波动中幅度有所区别，但其大致趋势仍基本一致，二者随时间关联波动（见图二）。
　　图二：1978-2008年CP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CPI波动与GDP增长明显相关。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市GDP增长与CPI涨幅情况，GDP增幅峰值出现在1984年（22.7%）、1993年（30.1%）、2003年(15.2%)和2007年（14.6%），CPI涨幅峰值分别出现在1985年（17.2%）、1988年（21.9%）、1994年（21.5%）、2004年(2.5%)和2008年（4.9%）；1989年我市经济发展跌入低谷，GDP为-3.1%，CPI涨幅也在次年回落至4.6%。这表明历次价格上涨都伴随着经济增幅的高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不过，经济增长启动要先于价格上涨，当GDP增幅达到高点时，CPI涨幅基本在次年达到涨幅高点；当GDP增幅回落时，CPI涨幅也基本在次年表现回落态势。
　　2、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变化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市CPI涨幅的几轮波动都与GDP增幅密切相关，这种相关关系随时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是CPI与GDP的波动幅度逐渐平缓。1997年前我市的几轮GDP高增长，都伴随CPI高企，而2003-2006年我市GDP增幅均超过10%，CPI却没有出现人们预期 的高增长。我们以1997年为分界点对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滞后一阶进行相关分析，发现1997年前的CPI涨幅与GDP增幅的相关系数仅为0.16，价格波动主要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调控为主；1997年后的CPI涨幅与GDP增幅的相关系数提高到0.60，比1978-2008年整个时段的相关系数高0.16，这时期的价格波动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
　　二是CPI对经济影响的敏感度有所减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增幅高低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影响更加直接，但对CPI的影响要滞后一些。影响CPI波动因素更加复杂。受市场供求的影响，消费增长、货币供应速度对CPI波动的影响更加直接，从而降低了CPI涨幅对GDP增幅的敏感度。
　　3、基于SVAR模型的关系变动分析。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不是存在经济上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结构式变量自回归模型(SVAR)作为研究框架，以1997年为界即1978-1996年、1997-2008年二种情况对我市CPI时间序列、GDP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种情况(1978-1996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不是CPI上涨原因和CPI上涨不是经济增长原因的两个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被拒绝，因此，GDP增长率和CPI之间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第二种情况(1997-2008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不是CPI上涨原因和CPI上涨不是经济增长原因的两个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被拒绝，因此，GDP增长率和CPI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滞后期为1，得出的SVAR模型参数估计为：


　　结论：（1）CPI对其本身的冲击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受惯性作用当期物价上涨1%会导致下一期物价上涨1.483%。经济增长对其本身的冲击也是正向的，即若当期GDP增长1%，则下一期GDP上涨1.06%。（2）CPI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是正向的，即GDP增长率的反作用是正向的。
　　三、GDP增长与CPI涨幅关系变化的原因分析
　　1、经济从短缺向相对过剩的转变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1978年之前，我国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以短缺为主要特征，生产和生活资料都高度匮乏。居民消费长期受到抑制，甚至连农副产品和一般工业日用消费品都要凭票供应。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使经济中积累了非常大的隐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随着各种改革的推进，一方面，投资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价格管制不断放松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变化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的不断波动。1997年以后，我国经济实现了从短缺到相对过剩的转变，农副产品从品种到数量都得到极大发展，一般工业日用消费品则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短缺因素对物价的推动作用明显下降。
　　2、商品价格改革因素对物价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减小，要素价格改革的滞后抑制了价格水平的上升。1978年之前，由于国家对物价实行管制，价格水平长期稳定。从1978年开始，国家逐步解除对商品价格的管制，进行了多次价格调整并逐步放开了对农产品和一般工业消费品的价格管制，实行市场定价。在供求关系不对称的情况下，商品价格管制的逐步放开必然导致价格水平的不断攀升。1997年以后，农副产品和一般工业日用品价格已经基本放开，商品价格改革因素对价格水平的推动结束。当前，由于国家仍对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土地和资本价格实行控制，限制了成本因素对价格水平的推升。
　　3、实际经济增长率从远远偏离潜在增长率到回归潜在增长率附近，对价格上涨的拉动力量减弱。根据转化形态的菲利普斯曲线来看，价格上涨率与失业率成反向变化，当失业率提高时，价格上涨率降低，反之亦然。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同总产出缺口（指总产出与潜在总产出的偏差率）成正比，即当总产出高于潜在总产出时，失业率将趋于降低；当总产出低于潜在总产出时，失业率将趋于提高。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将总产出缺口与价格上涨率联系起来，当总产出高于潜在总产出时，价格上涨率将趋于提高；当总产出低于潜在总产出时，价格上涨率将趋于降低。从动态角度来看，只有当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一段时间后，实际总产出才会高于潜在总产出，对价格形成较强的拉动力量；相反，当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一段时间后，总产出才会低于潜在总产出，由于生产潜力没有充分发挥，价格缺乏上涨的动力甚至出现价格水平下降的情形。对于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长率，经济学界多数人的共识是大约处在9%-10%的区间内（也有研究认为目前潜在增长率高于10%），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恰恰位于潜在增长率附近，处在比较合适的增长区间，与潜在增长率的偏差很小，不构成对价格水平上涨的拉动力量。联系我市实际情况，如果将此次经济扩张与80、90年代两次经济扩张期做一对比，在80年代，年度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是1984年，GDP增长率高达22.7%；在90年代，GDP增长率最高的是1993年，经济增长率高达30.1%；都明显高于潜在增长率，因此，也都出现了很强烈的通货膨胀。而此次经济扩张中，到目前为止，年度经济增长率最高2007年的14.6%，仍在潜在增长率附近，因此，通货膨胀率低是比较合理的结果。
　　4、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也是制约物价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逐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消费、投资双轮驱动转变为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轮驱动。一方面，我国已经由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国家变化为一个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但大量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的存在，使得外需在对GDP的拉动越来越大的同时，对国内价格水平，尤其是消费价格水平的拉动却不太明显。另一方面，近年来，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发生逆转，投资在内需中的份额不断上升，而消费份额不断下降，我国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1997年的58.2%，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2.1%。相比之下，投资率则分别从1978年的38.2%和1997年的38.0%上升到2005年的43.4%。在同样的GDP增长速度下，由于消费的增速相对下降，其对消费价格的拉动作用也有所下降。而且，由于投资持续高增长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又进一步制约了CPI的上升空间。
　　5、受CPI构成限制，消费结构的升级及新的价格上涨增长点的变化难以完全体现。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消费的重点是农副产品和 一般工业消费品，即所谓的食、衣、用，这些产品价格的变化带动了整个消费价格的变动。1997年以后，消费的重点逐步转到住、行、医疗、教育和休闲。而现有CPI指标构成不能完全充分反映这些方面价格变动的影响，尤其是居民感受强烈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在CPI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反映。在CPI构成中，只包括商品和服务价格，不包括资产价格，这是由CPI统计指标的覆盖范围决定的。但与其他商品不同，住房既是商品，也是资产，具有双重属性，对两者很难进行清晰的界定。在居民住房需求快速上升期，住房的商品属性是主要的。这时，房价的变化应该通过CPI中房租价格的变化体现出来。房价变化要想反映到CPI上，需要经过由房价到房租，再由房租到居住价格，再由居住价格到CPI的传导过程，中间环节过多，难以进行准确的反映。
　　6、消费预期的改变有利于物价水平增幅的回落和稳定。在短缺经济中，消费者很容易产生通货膨胀的预期，容易诱发抢购风，从而导致消费价格在短期内大幅飚升。而在相对过剩的经济中，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大大下降，难以出现排浪式消费，尤其是在改革增支预期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其消费行为比较谨慎，有利于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
　　7、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避免了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有利于物价水平的稳定。改革开放初期价格水平几次大的起伏，与当时的宏观调控失当有密切关系。比如，1988-1989年的价格高增长与当时价格改革的强行“闯关”有关，而1992-1993年的价格高增长与当时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有关。1997年以后，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有所增强，避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急剧变化和经济增速的大起大落，尤其是货币供应和投资增速一直被控制在相对低位的水平，避免了物价的大幅波动。
　　四、几点建议
　　纵观三十多年来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价格波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时常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或通货紧缩的制约。从中得出几点启示：
　　1、避免价格过度波动，控制CPI增幅在适度区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出现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和一次通货紧缩，导致经济发展震荡剧烈，负面影响显著。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危害很大，会导致经济明显下滑，加剧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状态，降低一部分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同样，通货紧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会导致企业亏损日趋严重，生产能力闲置率大幅度上升，失业率上升，不良信贷资产和投资风险加大，使经济长期在低位徘徊。因此，价格的大起大落对整个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防止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仍将是今后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中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市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被控制在比较适度的区域之内，CPI涨幅波动不大，1998-2008年CPI平均增幅为1.3%，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首先，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态之中，制约了CPI的上涨。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中造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在这种条件下，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体制改革的推进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总供给将大幅度增加，价格向下压力仍将存在。第三，科技进步将大大提高供给能力和降低生产成本。技术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函数，它使得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或为了生产同样产品，只须投入较少的资源，科技进步将从供给和成本两个方面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总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物价水平大幅上涨就不会成为主要问题。
　　2、把握好宏观调控力度，促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容易引发或伴随着高通胀。如1991-1995年经济增长率达18.1%-30.1%，相应地通货膨胀率1992-1996年达到10.4%-21.5%；而适度高增长则未引发或伴随通胀。因此，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均衡而适度的高增长无高通胀之患，非均衡而过分的高增长有高通胀之忧，在现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下，要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实现低通胀前提下的经济高增长，关键要看能否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均衡、适度高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即当经济表现出偏冷趋势时要适当给予刺激，当经济表现出过热趋势时则及时加以抑制。
　　3、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目前我国经济仍是粗放型经济，高增长必是大投入，高能耗，往往会引起原材料、能源供不应求，从而推动价格上涨。而随着国际国内宏观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要素价格波动的双重压力，面临着市场日趋激烈和自身优势弱化的双重压力，面临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如：在经济运行质量上，要从粗放式总量增长下的速度优先向发展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协调转变；在增长动力上，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在扩大内需的有效启动下由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基础上，要由主要依靠二产带动向一产、二产、三产的协同带动转变；在对外开放上，要由外资引进与结构调整相脱节向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扩大对外开放与发展本土经济的协调推进转变；在城乡、区域经济层面上，要由城乡二元、地区分割、相互磨擦向城乡交融、区域互动下的协调发展转变；在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由以资源高消耗以及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低质增长、粗放发展向建设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以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四位一体”的总体协调转变。可见，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需从社会经济运行系统的一系列环节上实施转型升级举措，使之彼此紧密配合。换言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突破性转变的过程，应该就是全面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
　　4、关注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经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显示，在温饱得到满足、经济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CPI将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而资产价格则可能有较大的提升，后者已经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实质性影响。考虑到我国经济结构和生活水平发生的巨大变化，在高度复杂化的经济活动中观察物价走势，仅 仅关注CPI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们应当将资产价格纳入我们的视野，更多地关注股市和房价，这些资产市场上价格的波动会加大经济波动的可能。日本在这方面有惨痛的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CPI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面对这种状况，日本的宏观调控当局失去了警惕，听任房价和股价连续多年飙升。正是这些资产价格的飙升，严重威胁着经济的健康，并最终酿成经济的全面、长期衰退。我们要特别警惕日本曾经犯过的错误在我国重现。股价和房价的影响是深远的、长期的和大范围的，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可能造成经济长期衰退。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尽管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泡沫，但已显示出若干不正常的迹象，对此应当高度警惕。
　　5、建立有效的市场结构来规避通货膨胀的发生。我国的物价走势在根本上决定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关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关系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科技革命和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因素，但这些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是宏观经济政策鞭长莫及的。因此，对付通货膨胀问题，应当更多地着眼于改革、着眼于结构调整，着眼于为宏观调控创造有效的微观基础。在市场建设方面，我们应着力于从市场体系、市场秩序、交易制度、交易秩序等方面推进改革，以便为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调整提供有效的环境和条件。首先政策应保持稳定，不轻易采取那些有较强倾向性的调控措施。其次加快体制改革。现在出现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服务价格、垄断行业的价格问题应通过调整结构来解决。垄断就是结构不合理，所以要打破垄断。应当加快垄断行业、政府管理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最后要加快结构调整。
　　6、完善相关制度，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当前我国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低价征用，转让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从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惯性。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税费政策不合理等等。因此，我们应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从生产、销售(包括到国外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鼓励节约，抑制浪费。
参考文献：
[1]程定尧，吴晓燕.《30年来浙江的价格变动及启示》浙江统计.2009/5.
[2]财讯网2007年3月2日《如何看待GDP与CPI搭配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