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当前的信贷高增长及其风险

　　自去年11月中央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去年后两个月新增1.2万亿元,占去年全年新增量的25%;今年前5个月新增5.83万亿元,是去年全年新增投放量的1.2倍。巨量的新增信贷一直备受争议,监管部门、商业银行、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意见莫衷一是,观点纷纭。
　　对此,中央、监管部门及各家商业银行基本持肯定态度。银监会主席刘明康4月1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就集中代表了三方的观点。他认为,今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和基本建设项目,涉及民生、商务领域,比如仓储、物流、农业等,结构合理;虽蕴育着风险,但是可控;银行业拨备已经超过9000多亿元,基本能够覆盖风险。
　　但是质疑的声音一直不断,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短期的信贷巨增会存在资源误置,导致两三年后产生新一轮不良贷款。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和《华尔街日报》持这种观点。二是以基础设施为主的信贷投向无助于拉动民间投资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安邦财经在其5月7日编发的《每日金融》中就撰文表明此观点。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较长,对投资者来讲意味着投资回报下降、投资回收期拉长,内生的金融风险加大。《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表示了这种担忧。四是贷款高速增长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吴庆就持这种观点。这种情况下,合理分析和判断当前的信贷增长,对金融机构今后的信贷投放和监管机构的监管导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巨量的信贷投放不会出现整体的流动性风险
　　
　　1、巨量信贷投放是保增长大局的需要。影响不断扩散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去年三、四季度我国对外贸易和gdp增速大幅下滑,“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因此去年11月,中央及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这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中央计划为1.18万亿元,只占29.5%,其余2.82亿元投资计划需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民间投资来承担。但是,我国地方财力有限,民间投资也因经济发展态势不明、投资领域受限而难以迅速增加。在这一特殊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承担起扩大投放、刺激经济增长的社会责任。实践证明,今年大规模的信贷投入,有效解决了4万亿元政府投资的资金配套问题,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对宏观经济短期内止跌回稳起到了积极作用。
　　 2、银行对贷款受限时期储备项目的集中投放以及表外项目表内化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目前的信贷高增长,不会出现整体的流动性风险。我国从2003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又进一步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中央银行还不断通过指导性计划、调增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窗口指导等措施控制银行的信贷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家商业银行尽管储备了大量成熟项目,但受货币政策限制,一直无法实现有效投放。一些银行只有通过发放信贷替代产品来满足客户的信贷需求,如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去年就采取这种方式为客户分别融资2471亿元、896亿元,从而导致了过去几年金融机构贷款增长不快。从紧货币政策向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转型,使得金融机构有了实现投放的条件,同时,许多银行出于担心货币政策随时调整、早投放早受益的心理,以及贷款收益高于信贷替代产品的情况,或抓紧储备项目的投放步伐,或将表外项目表内化,于是出现了当前信贷投放的井喷现象。但是目前的信贷高投放还不会造成我国金融机构整体上的流动性风险。前5个月,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存比为73.4%,仍低于2007年的73.6%,5月底的余额贷存比也只有66.3%。而且这种井喷随着银行储备项目的减少,力度也会逐步减弱,前五个月信贷增长的趋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3、巨量信贷增长是银行业在内外因素影响下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最佳选择。近年受适度从紧和从紧货币政策的制约,我国金融机构贷存比迅速从2003年的76%下降到2007年的67%。2008年受资本市场大幅下挫、资金不断回归银行体系的影响,又进一步下降到65%。如果说这种下降在前几年出于降低资产组合风险的考虑,是我国金融机构主动选择结果或可接受状况的话,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彻底地改变了这种态势。2007年以前,我国金融机构往往采取购买债券、将资金拆放给西方国家银行等手段来分散信贷风险,获取收益。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类业务收益大减、风险剧增,金融机构不得不大力压缩。2008年,仅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三家,证券投资、拆放给西方商业银行的资金就减少了2802亿元,这些资金急需寻找新的收益渠道。但是由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流动性充足,国内债券的投资收益也大幅下降。于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回报,金融机构唯有加大信贷投放。
　　
　　二、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信贷投向不会产生大的资产安全性风险
　　
　　今年以来,我国主要金融机构的人民币新增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一季度为例,主要金融机构投向基础设施行业的人民币中长期贷款为8948亿元,占新增中长期贷款的50.1%,分别高出2007年、2008年16.8和1.9个百分点,增长显著。应当说,这一投向结构是金融机构对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态势的合理反应。
　　1、基础设施落后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需要银行信贷投放配套解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认为,实现经济增长,优良的基础设施(道路、机场、水、电力等等)必不可少;纵观历史,基础设施建设给民营经济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框架,民营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公用基础设施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许多情况下,普及和加速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于市场。然而,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收周期长,资本主义的神学对这些投资一概都不提倡,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得不到保证它自身长期成功所需要的东西。我国当前的基础设施与现实需要相比有极大差距,春节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大城市交通拥挤和用水紧张的现实都很好地说明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但是,由于政府投资的不足,作为国家直接控股的国有银行或国有企业持股的股份制银行不能简单地效仿西方商业银行,而必须提供信贷配套,保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
　　2、加大基础设施信贷投入有助于“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节节攀升,呈现出高位运行和快速上升的态势,一直保持在70%左右,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导致我国近年基础设施建设也围绕出口而建设,东南沿海基础设施建设快,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采取了以扩内需为切入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东南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积极推动东南沿海企业出口转内销。但是,固化的出口导向型基础设施存量势必加大产业转移和出口转内销的成本,遏制产业转移和东部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动机,增加中西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购买东部企业产品的难度,既不利于刺激生产,也不利于扩大内需。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成为破解“扩内需、保增长”政策实施瓶颈的重要杠杆。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的信贷投入,不仅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人们的消费热情,而且可以降低产业转移和各区域间的交易成本,间接地刺激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积极生产和销售,同时也有利于刺激内需。今年以来,国内消费持续增长,尤其是汽车销售连续五个月稳居全球第一;五月份,我国工业经济增加值同比上升8.9%,内资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首次突破40%,同比增长40.6%,增幅比四月份高5个百分点,基本上回到了2007年的水平。这些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3、信贷投放向基础设施倾斜是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实现高收益、低风险发展的现实选择。首先,基础设施贷款风险相对较小。不同的行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风险程度不同,就当前来看,由于全球经济仍未企稳,我国出口增速还在下降,经济增长的前景不确定,全球性的过剩产能给产品价格和企业赢利带来了严重的下行压力,企业投资动机受到内在抑制,银行贷款风险也较大。尽管危机时期人们对基础设施的使用量会少一些,但不论在哪个经济发展阶段,它还是整个社会经济最大的必需品,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我国还属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方面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会越来越高。因此,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看,金融机构加大这方面的信贷投入整体上风险并不大。其次,基础设施贷款收益较高。基础设施贷款往往期限较长,而我国的法定贷款利率期限越长越高,投向基础设施能够给银行带来较高收益。同时,由于现行政策规定,银行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一年一调,而且我国的利率调整频率并不高,基础设施贷款也可以较好地规避利率风险。最后,当前增加基础设施贷款为金融机构今后其他类贷款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基础设施贷款的增长将推动我国基础设施的改善,进而为民间资金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旦民间投资活跃,金融机构就可以转而加大对它们的信贷投入,实现信贷业务的持续增长。
　　
　　三、三类风险需要从宏观上予以高度关注
　　
　　当然,当前的信贷高增长并不是没有风险之虞。总体来看,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还必须注意把握三类系统性风险问题。
　　1、高度关注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原本资本充足率就低于国有控股银行,自有资金有限,存贷比较高。如去年底,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高于12%,贷存比都低于65%,而一些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到10%,贷存比高于70%。去年四季度,人民银行允许四大国有控股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缴存较低法定准备金,增加信贷投放比例,到今年一季度末,部分股份制银行的贷存比达到80%左右,四、五月份的贷款增长,更呈现中小银行超过大型银行的特点。一旦证券市场回暖,居民存款回流证券市场,中小金融机构就很可能会面临流动性风险。监管部门应采取窗口指导、风险警示等手段,及时予以提醒,避免中小金融机构出现现实的流动性风险。
　　2、高度关注区域性信贷风险。当前,一些地方正在采取发行地方债、城投债的方式募集资金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乡镇都开始组建城投公司,通过土地运作,招商引资建设小城镇。今年一季度,我国城投类企业债增长迅猛,共发行216亿元,达去年第四季度的2.8倍。这些债券以及配套的银行贷款主要用当地未来几年的财政收入作担保。但是,据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测算,即使不包括“隐性债务”,目前我国地方债务总余额也超过了4万亿元,约相当于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一旦未来宏观经济或政策发生变化,地方政府主导的市政工程将会受到较大影响,从而导致银行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对暂时还缺乏发展潜力的中小城市、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慎之又慎。
　　3、高度关注过剩行业的信贷风险。为了保增长,一些地方重新启动了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行业或项目,如钢铁、电解铝、小煤矿、小水泥等的投资。这些项目成长性差、竞争力弱,银行信贷风险极大。商业银行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能为了获取暂时的贷款高收益而放弃标准,给这类项目发放贷款,给今后埋下更大的风险隐患。
　　
　　四、以战略眼光把握具体行业或客户的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或逾期不归还贷款本息而引起商业银行收益变动的可能性,它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国内外金融机构基本都在采用内部评级法来量化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主要运用借款人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以及债项到期时间四项指标,对借款人按时、足额履行相关合同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简单的评级符号表示信用风险的大小。期限被认为是最明显的风险因素,它是借款人完成贷款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本金、利息和费用)需要的最长剩余时间(以年计,通常为该金融工具的名义期限)。期限的改变影响着借款人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及最终的信用风险。譬如,一笔1亿元的贷款,期限一年和期限十年,可能产生不同的违约损失。不断扩散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我国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对国内实体经济正在产生严重影响,导致其按期偿还银行贷款出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我国金融机构必须有战略的考量和应对思路。
　　总体来看,当前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第一类:一些行业或企业受到我国周期性经济调整和金融危机的叠加影响,下游需求整体减少,出现暂时性的财务困难,原先约定分期偿还额的,每期无法足额偿还;原先约定一次偿还的,到期可能无法全额偿还。而按当前的风险分类办法,必然向下迁徙,成为风险贷款或有风险隐患的贷款。但是,应当看到,一旦经济企稳或复苏,这些行业或企业将重新焕发生机,迅速发展,贷款风险也就会消除。第二类:技术、管理居于行业前列、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因原有的需求方受金融危机影响破产、倒闭或需求减少,销售出现困难,可供偿还贷款的现金流减少,无法按时偿还贷款。但是,这些企业一旦找到新的销售对象,或经济复苏,将重新焕发生机,贷款风险也自然消失。第三类:技术、管理落后,但销售渠道、对象稳定的企业。这类企业技术更新、产品升级、改进管理后还可能进一步重生,让银行的贷款风险出现转机。第四类:技术、管理落后,处于过剩行业,或从发展趋势看技术、产品属于淘汰类的企业。这类企业即使将来经济恢复增长,也不会焕发生机,金融机构的贷款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信用风险,我国金融机构不能因为风险贷款的增加而惊慌失措,也不能简单地一收了之,将企业置于死地,既影响实体经济的复苏,又给今后的营销带来困难,而必须树立经营、运作的理念,从金融机构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应对。对第一类借款企业或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坚定信心,继续给予支持,采取延长贷款期限、减少分期偿还金额等手段,与企业共度难关。对第二类借款企业,金融机构除采取延长贷款期限、减少分期偿还金额等手段给予缓冲期外,还应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针对其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利用银行广泛的客户关系为其联系新的销售对象,帮助其销售产品,尽快走出困境。对第三类借款企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给予信贷扶持,或推动其兼并重组,促进企业起死回生,规避信贷风险。对第四类借款企业,金融机构则应及时采取措施回收贷款,积极化解信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