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中国当代金融研究的理论分析

　　2013年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金融问题的成果众多。对于金融改革、金融发展、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农村金融、外汇储备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既有规范性研究，也有实证性研究。笔者选取的是实证性研究文章，特别是其中从较长时段进行研究的论文，综述了研究进展与主要观点。总体上看，学者们立足于现实热点问题，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实证性研究，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运用数理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但实证研究过多地依靠数理模型，而得出的结论似曾相识。学术界需要用当代中国金融的丰富资料，加强非数理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金融改革的研究

　　一些学者对中国金融改革进行实证性分析，讨论了近十年央行的改革、金融转型、民间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问题。

　　王松奇评价了中国人民银行近十年的改革，认为在周小川主政的十年间，央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方式出现新变化。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央行及时将稳健的货币政策改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经济企稳后，又将货币政策适时恢复为稳健状态。在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上，央行通过对销政策，成功遏制了资本流入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 但也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 央行十年改革无法忽视的遗憾有三：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央行等金融部门没有一人向中央财政发出示警， 央行缺少足够的敏感性;二是在推进中国金融改革方面，央行积极推动小贷公司设立，但这不是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正确之道; 三是15年来的历史业已证明，央行大区行制度基本失败。 [1]

　　潘英丽认为，中国金融改革与转型，就是要退出实施了近6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金融抑制政策具有推进工业化战略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成功的渐进经济改革过程中也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时过境迁，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时退出，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一是信贷需求和供给的急剧膨胀以及融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二是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向国家财政集中转嫁;三是资本市场功能的扭曲和瘫痪;四是银行体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受到威胁; 五是社会资本“脱实入虚”导致产业空心化趋势明显。促进金融成功转型已刻不容缓。 [2]

　　郭梅亮从金融功能视角分析了国有银行的效率， 认为国有银行具有市场金融功能与财政替代功能双重属性， 两种功能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国有银行在不同阶段的效率。 中国国有银行从产生开始就充满了政府因素， 只要国家对国有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需求依然存在，就会有其发挥财政替代功能的社会基础。这决定了国有银行制度转变将是一个渐进式过程。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国有银行财政替代功能下的效率就一定劣于金融功能下的效率，而要结合所处的制度条件具体分析。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应仅局限于短期提高国有银行的自身绩效上，而应重视国有银行功能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的藕合性。 [3]

　　在民间金融改革研究上，温州金融改革成为研究焦点与切入点。徐军辉认为，中国的民间金融是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产物。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4]

　　一些学者则关注温州金融风波对民间金融管理改革的影响。唐岫立认为，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与欧美金融危机有相似之处。一是存贷比高企;二是民间金融机构众多;三是获贷相对容易，抵押物倾向于房地产，抵押资产评估机构虚高评估资产价值，企业“资金链”断裂后，“担保链”也变得很脆弱;四是民间借贷缺乏监管。 [5]

　　唐高平认为，温州的民间借贷是自发秩序在中国金融领域内的演进和扩展。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过程，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在经济体系内部的型构与扩展。但金融领域的演进秩序仍然是政府严格管制下的人造秩序，自发秩序处于金融压制状态中，使得中国民营经济生存、创新、转型升级面临自发秩序自身难以克服的金融困境。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发秩序最先、最完整地演进和扩展的地区，其所表现出的经济现象，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预示。 [6]

　　许经勇指出，爆发于2011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标志着传统的以血缘、亲友关系为纽带的民间借贷已经走到尽头。高利贷是搞垮温州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高利贷之所以具有生存与发展空间，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允许民营资本创办银行，未能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民间借贷只能潜伏在地下钱庄。始于2012年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民间金融改革滞后的问题，旨在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制度化。当前在温州地区、珠三角地区、闽南地区试行的增量式金融改革，是我国增量式经济改革模式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但是，由于这种增量式改革是在不触动存量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就导致存量体制与增量体制的运行规则明显不同，两种体制不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使得增量体制很难健康成长，更谈不上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对二元结构约束下的温州金融改革的制度绩效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7] 的确，如中国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的调研所言，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以来， 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一些关键领域面临政策瓶颈，改革进展弱于预期。 [8]

　　学者们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乔瑞从政策演进看农村金融改革的进程，认为，中共中央先后发布的13个文件涉及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支持“三农”的发展。一是从单一的农村信贷服务向全方位金融服务转变; 二是从单一农信社向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转变; 三是从机构功能建设向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转变; 四是从自我发展向政策扶持与法律约束相结合转变; 五是从单兵独进向农村金融总体改革转变。 [9]

　　田学思、高连水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6年)和第二阶段(1997～2002年)改革的总体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

　　--------- ，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的改革则具有明显的理性推进色彩。 第一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农信社为基础的合作制金融、 以农业银行为主体的商业性金融以及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的“三足鼎立”组织架构。第二阶段，“三足鼎立”存量机构组织体系不变，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遭受政策限制，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第三阶段，存量组织机构之外的增量机构改革开始起步， 新的金融组织形式再次出现。总体看，农村金融改革重机构改革而轻体制建设，市场化进程中行政干预始终显著。 [10]

　　陆磊重点评价了近十年中国农村的金融改革。他认为，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经历过两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一是1996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了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组织构成农村金融“三大支柱”的金融改革;二是200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合作制” 金融退出历史舞台，农村金融改革重点是解决农村信用社的财务困难。第一轮改革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试图通过规划蓝图设计一个一揽子的农村金融格局， 第二轮改革则明显具有现实主义痕迹，即以突破农村金融机构的现实经营困境为主题。2006年以来，农村金融从传统意义上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创新期，第一从存量改革转为增量创新，第二从传统产品转为服务创新。但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在于该向谁、以怎样的服务半径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这些问题仍然处于探索中。未来十年中，必须解决如何构建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和管理体系，如何构建与中国特色农村经济要素流动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11]

　　二、金融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

　　在金融发展研究方面，学术界仍然沿袭前人的研究思路，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地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讨论金融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的关系。

　　在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2013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在研究方法与基本结论上，并没有突破已有研究成果。如，赵小克、李惠蓉将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贡献率和金融发展效率作为解释变量， 运用1978～2011年的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再检验。 结论是：(1)金融贡献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金融规模的扩大会加速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发展属于“供给导向”模式。(2)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受阻。(3)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12] 此类文章还有许多。

　　另外，一些学者借鉴学界的成果，从区域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赖娟运用1952～2011年的年度数据，分析江西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三点结论：(1)影响江西经济增长的不仅仅是金融发展规模， 还有金融发展效率;(2) 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江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3)江西金融发展效率的低下，抑制了江西经济的发展。 [13] 晋阳秋、 郭春霞、 黄甜甜以四川为例， 以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 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认为，四川省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相关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但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不为因果关系。 [14] 张丽娜等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实际情况， 使用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的引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 [15]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王颖华、王静实证研究中国29个省区1995～2010年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金融效率的提高都能缩小收入差距， 但金融规模的扩张会扩大收入差距， 且金融规模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金融效率对其的影响程度。[16] 吴锦运用1990～2010年31个省(区、市)的分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结论是：从全国的总体来看，1990～2010年金融规模拉大了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所不同。[17] 徐汝峰利用1978～2009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 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衡量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18] 蒲茜、余敬文利用1978～2008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 指出农村金融发展有助于减少农村贫困，农业贷款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就会下降0.39个百分点。 [19] 张全红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1978～2011年广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 发现广东省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 广东省金融发展规模显著地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以存贷比衡量的广东省金融效率的提高却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严重抑制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0]

　　农村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又是重点研究问题。

　　胡振华、陈恒智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农村金融规模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则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1] 胡帮勇、郎永建认为，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各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结构、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减弱。 [22] 张丽娜、王静检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23]

　　一些学者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华志远指出，山东省农业贷款的增加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而农村居

　　--------- 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则对农民增收起到抑制作用。但却无法得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影响方向，也就是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尚需进一步分析。 [24] 崔晓东认为，江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江苏农村金融相关率每增加1%，江苏农民的收入将会增长近35%。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虽然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25] 金晓燕、徐立平得出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与农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民收入的提高会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结构和效率。 [26] 高新、车明诚指出哈尔滨市农村金融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投资效率提高未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27] 司燕翔、王媛等人指出，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与农民纯收入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8] 潘海英、宋焕认为，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带来的是负效应;短期内，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变化能有效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但具有滞后性。 [29]

　　王定祥、吴代红等基于金融资本视角，讨论了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 认为，1952～2010年，金融结构与效率的变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但金融规模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并且中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和时滞性。1978～2010年， 金融规模扩大、结构改善和效率变化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无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生互动发展机制尚未形成。 [30]

　　此外，李青原、李江冰、江春等人从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层面，探讨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以及政府干预可能产生的影响。 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改善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信贷干预会显著地导致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 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31]

　　三、货币政策的研究

　　对于货币政策的研究，集中于研究近10年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影响因素、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方面。

　　周小川总结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特点。认为，在过去十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表现出了走热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对称特征，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 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多重目标：一是维护低通胀;二是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三是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维持相对低的失业率;四是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其中，防通胀在货币政策中分量最大。 传统上以CPI稳定为单一目标的主流货币政策框架面临巨大挑战，在应对挑战过程中，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兼顾改革和转型需要，保持了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从过去十多年的经验看，由于对行政手段比较熟悉，有时仍会出现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与一些行政手段并用的情况。经济与行政手段并用可以产生政策合力， 有时它是一种优势，但也会产生政策效果不易把握、政策力度波动过大和制度安排不稳定等问题。 [32]

　　孙俊研究了近年来货币政策转向与非对称效应问题。 认为过去五年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和针对性，相机抉择，频繁转向。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体现出如下特点：(1)调控规模幅度之大，时间频率之密实属罕见。 (2) 政策调控频繁发生方向性转变，其间政策基调依次经历稳健、适度从紧、从紧、适度宽松、稳健，又将趋向宽松。(3)政策实施与初始基调存在偏差。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 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同种政策正负向冲击效果的非对称性。第二，在经济低迷期，正向货币供给冲击的潜在通胀成本要小于负向利率冲击， 佐证了增长主义的货币当局对于增加货币供给的路径依赖。第三，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时滞性。 [33]

　　方先明、 裴平讨论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依据和有效性问题，他们基于2001～2012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的结论是：中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主要依据，兼顾股票价格指数水平;中国货币政策调整是有效的，但其作用存在时滞，尤其是在商品市场更为明显;商品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是相通的，当人民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时，货币资金会在两个市场之间流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调整的有效性。 [34]

　　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中介指标是关键因素。田光宁、廖镇宇等人研究了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一直使用新增信贷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1996年， 央行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但近几年来，这种调控作用在减弱。2010年底，央行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随着新增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逐渐减小，信贷对最终目标的影响逐渐减弱;社会融资规模对最终目标的影响呈增强趋势;广义货币供应量始终对最终目标有较大的影响。中国过去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二元政策传导机制正逐渐向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的二元政策传导机制转化，社会融资规模的可控性有待加强。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