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应采取何种经济政策

摘　要：该文通过对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哈耶克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后发现，它们都有“走极端”继而“矫枉过正”的缺陷。经过论证证明，保持经济的正常发展，既不能搞“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也不能搞“计划经济”，而应该实行“经济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政策。

关键词：经济危机 ，计划经济 ，经济计划
1“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
　　古典学派极力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经济秩序应该呈现“自然”状态，政府不便于直接插手市场，它应该履行的职能范围是巩固国防、制订法律、经营私人无法经营的公共工程、调节私营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当每个人行事时，他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一支无形的手将最终带来一种个人预料不到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 [1]。
　　然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所得到的结果，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的一场令人发指的经济危机，由此使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也面临着危机。正是在此时，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政策便有了用武之地，并且自然而然地将“计划经济”不动声色地体现在这种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之中。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国家经济决策部门，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珍宝，甚而至于有些国家将政府的干预政策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吃、喝、拉、撒、睡都不放过。对于那些享有了权力并且极度地愿意表现权威，以图将自己的所有意愿都强加到所有人的意志之中的人来说，“计划经济”绝对是一面能够遮人耳目且冠冕堂皇的旗帜。但是，从自由放任，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矫枉过正的举措并没有实现振兴经济的目的，而是将经济搞得一团糟，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出现“生产过剩”性的经济危机，但一直面临着“萎靡不振”性的经济萧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它名称不同、但本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计划经济”政策所实施的种种恶果充分暴露出来之后，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便有了表现的机会，并且在美国次贷危机掀起金融风暴之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经济政策，一些人通常把它简称作“市场经济”。
　　哈耶克在他所著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社会是由单个自由人构成的，社会财富的增进源于自由人的一切活动。只有一个人能够自由的选择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才能保证社会的发明和创造。正因为如此，个人的命运应由自己决定，国家或他人不应去干预。而自由绝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它必须受法律原则的制约和保证。一个国家的法律应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并体现和制约着个人自由的发展。政府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这种体现了自由精神的法律的约束。如果没有法律制约，而是让人们听命于个别独裁者的人治，那么个人自由将受到独裁者的侵犯。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不应该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因为人治的弊病在于政府的行为因人而异，一旦权力落到某些追求个人私利的人手中，权力就会被滥用；即使权力被思想高尚的、有理想的人所掌握，那么权力也会被用来实现某种“理想目标”去建设某种“伟大的社会”，结果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祸患。所以，人治与独裁，权力的膨胀是不可分割的，而实行法治的结果起到了限制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2]
　　哈耶克所言，旨在说明政府所摆弄的一只“有形的手”，其人为的意味太浓，摆弄者总是过度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对被摆弄者则总是被视为次要。这只“有形的手”通过权力的杠杆作用，可以将摆弄者的经济利益抬得高高的，而将被摆弄者的利益压得低低的，这远不如那只“无形的手”来得公正和自然。哈耶克通过分析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当某种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像一副枷锁套在被那只“有形的手”随意摆弄的个人头上时， “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
2 “矫枉过正”与“科学干预”
　　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出发，揭露了“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极权经济的弊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人类的经济实践活动提供了有益的思想。但是，哈耶克的一些正确观点，往往也会使人们产生另一种错觉，把“计划经济”体制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完全等同起来，把政府对市场的全面干预与政府有条件的、理智的、适度的、合理的、科学的干预完全等同起来，如此这般，岂不是在倡导“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好像在暗示无政府主义的合理性？其结果，是在“矫枉过正”之后基本上又回到了“无形的手”随意挥舞的经济政策的老路上。这种“政府不能管市场”的经济政策，必然要导致国家的经济管理失控，经济风险不断扩大，最终，美国的次贷危机一触即发，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笔者通过分析后认为，反对“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没有错，但不能没有“经济计划”，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经济计划”，就不得不走发达国家在不发达时期所走过的经济起伏、反复振荡的老路。现在的发达国家已将自身的经济秩序在以前不知交了多少“学费”的前提下磨合得“齿轮对缝”，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敢说，他们无需一点的“经济计划”。没有“经济计划”，就必然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出现，只不过在时间上或早或晚。
　　政府不能搞“计划经济”，但是，在实行“市场经济”政策的同时，一定要有“经济计划”，实行“经济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政策。所谓的“经济计划”，是指在实行“市场经济”政策的前提下，政府应提前作出经过科学论证的、有科学依据的“指导计划”、“监管计划”和“应对计划”。
　　第一，指导计划应该符合经济学原理，为经济发展指引出正确的方向。它是在诸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案中，精选出最适合于本国国情、使经济可持续地均衡发展、可达到使社会财富增长速度最快之目的的方案，作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纲领，它的构成不仅包括产权结构理论、分配理论，还要覆盖人口与社会分工、环保与能源、社会政治与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经济计划”中的指导内容，实质上就是一个“发展纲要”。它在经济上体 现出哈耶克所称的“法治原则”。
　　第二，监管计划是指，对各个经济部门，国家要有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监督管理方法和措施，针对不同的经济时期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部署，便于政府及时地掌握经济运行中的最真实的情况。一旦在个别领域发现问题，就可迅速地予以纠正，有效地防止经济泡沫的膨胀和蔓延。
　　第三，应对计划是指，将一些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设想在前，针对所出现的问题而提前制订好应对办法，而不要“临时议事”。这样可将某些人为的因素降至最低。譬如，失业率升高后，达到什么程度采取A措施，达到什么程度采取B措施。又譬如，出现了通货膨胀后，达到了什么程度，A1措施是什么、B1措施是什么、C1措施是什么……其他的措施是什么；又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A2措施是什么、B2措施是什么、C2措施是什么……其他的措施是什么，等等。为了排除应对计划的人为因素，最好利用现代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只要把目前经济状况的各项指标输入之后，它就可根据提前经过科学量化的应对计划给出应对办法，不以某个政府的代表人的好恶为基调来作出较客观的答案。当然，不见得计算机软件可将所有的问题包揽其中，也不见得它所给出的答案都那么详细和具体，往往还需要人为因素——某些经济管理者的大脑再作分析和决策，但显而易见，这种人为因素已经无关大局的确定，仅是作出细致的调整而已。
3“跷跷板”与“反向调控”
　　所谓的“指导计划”、“监管计划”和“应对计划”，即是笔者在前面所说的政府对市场有条件的、理智的、适度的、合理的、科学的干预。这样的一种“经济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当经济发展过热，尤其是通货膨胀超过一定限度时，就要提前出台一些遏制措施，有效地防止经济泡沫的膨胀，降低经济风险；当经济发展过冷，尤其是通货紧缩来临之时，就要提前出台一些振兴措施，有效地防止经济衰退的加剧，提升市场信心。因此，“经济计划”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总是“反向调控”的。
　　为什么要进行“反向调控”？这是笔者总结出来的“跷跷板原理”所得出来的结论[3]。当经济发展的“车轮”向通货紧缩的一面驱动时，“跷跷板”就会出现倾斜，而这又促使经济发展的“车轮”加快下滑的速度，反过来又进一步致使“跷跷板”加快倾斜的幅度。这就是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危机的全过程。反之，当经济发展的“车轮”偏向于通货膨胀一面时，同样会导致“跷跷板”发生倾斜，继而促使经济“车轮”加快向通货膨胀方向下滑的速度。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运行中，当一种情况对经济发展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人们的社会心理会不由自主地对此作出与改变这种不利影响正好相反的抉择反应，结果就会导致这种不利影响愈发严重地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譬如，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便担心手中的货币会贬值，物价会进一步上涨，因而人们本能地作出抛出货币多购进商品的决定，可恰恰是这样一种决定，会导致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物价提高。过热的消费极度地刺激了投资，厂商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大量贷款不惜付出高利息，加大了商品生产的成本，致使物价进一步提高。物价的攀升，更让人们担心货币贬值，于是消费更加狂热……反之，当通货紧缩发生时，人们的社会心理所作出的反应正好与上述相反。总之，人们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所作出的本能反应总是使某种不利的影响越发加重。
　　因此，不能指靠那一只“无形的手”没有理智地瞎挥舞，还必须依托国家、政府所形成的一只“有形的手”理性科学地作出部署，两只手相互制约、相互支撑，使经济有秩序地发展。也就是说，让“经济计划”这只“有形的手”将经济发展的“车轮”控制在“跷跷板”的中心区域内，即：当将要发生通货膨胀时，这只“有形的手”就侧重出台一些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往“通货紧缩区域”内加点法码；当将要发生通货紧缩时，这只“有形的手”就侧重出台一些刺激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往“通货膨胀区域内”加点法码。这只“有形的手”需要不时地摆来摆去，小心翼翼，为的是使经济发展不过热也不过冷，保持在一个较平衡、较稳定的状况下。当然，国家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起调整作用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度，只要扶持过度或抑制过度都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这只“有形的手”其职能就是保持经济平衡，它的任务就是防患各种经济风险。
　　在过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不可取的，但现在仅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正确的选择是，既不要搞官僚主义形式的“计划经济”，也不要搞自由放任形式的“市场经济”，将它们二者之中的优势吸取过来，扬其长、避其短，在建立“市场经济”基础的同时，辅之以适当有效的“经济计划”，这样才能既保留“市场经济”的活力，又防止经济发展的盲动。因为以前出现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有经济计划不周造成不能提前预防的错误因素。
4应否监管“监管者”
　　“经济计划”是政府的一项职能，而制订“经济计划”的政府部门里的政府官员，也是无法完全摆脱“经济俗气”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在计划的制订中会不会借机制订出对少数人更有利的政策，尤其是在制约机制还不太健全的时代，这种弊端还无法较彻底地避免。这就使经济理论常常处于两难状态：如果没有政府的“经济计划”，完全靠那只“无形的手”自由摆弄，那么按照经济自然的发展规律来说，富裕的只能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不得不与贫困为伍，由此使大多数人丧失了经济自由，其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危机无可避免；相反，如果有了政府的“经济计划”，让政府的那只“有形的手”自由摆弄，那么按照现实中常见的政治规律来说，大多数人的贫困问题会得以重视，但同时可能会使一些少数人富裕得更容易、更轻松、更自由。
　　问题的关键不在应不应该有“经济计划”，而是在于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经济计划”，在于这个“经济计划”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在于这个“经济计划”对哪些人更有利或者更没利，在于这个“经济计划”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究竟能提供什么好处。因此，尽管“经济计划”中已经有了包括“监管计划”在内的关乎经济正常发展的各项计划，但对于这些制定“经济计划”的部门和人，也应该有“被监管”的义务，也就意味着，国家应在政治体制上完善有效的监管机制并发挥正常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43～44页。
[2]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西方经济思想库》，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三卷第73～74页）。
[3]张春津：《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学家》，://user/7247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