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奇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关于东亚经济高增长的争论，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本文指出关于东亚经济高增长争论很重要的在于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通过考察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1985-2008年经济增长的实绩来验证争论各方的观点，最后指出中国从这场争论中可能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东亚奇迹”最早引人关注来自世界银行在1993年9月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在该报告中世界银行将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称作HPAEs（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以之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的经验及启示。之后1994年底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只是“纸老虎”，所谓的“亚洲奇迹”不应再被当作神话。到今天距那场争论已有十多年，这十多年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绩为验证争论各方的观点提供了可能，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所谓的“东亚奇迹”。
一、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中的各方
（一） 东亚奇迹存在吗
　　似乎东亚奇迹的存在性是毋庸置疑的，连世界银行也将之作为报告的题目，但若考虑到奇迹本身的多重含义，“东亚奇迹存在吗”就成为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显然各方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世界银行为认为东亚HPAEs八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的令人注目的经济持续高增长证明奇迹是存在的，并指出奇迹的实质是“保持分配均等的迅速增长”。克鲁格曼的文章显然对东亚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是承认的，他反对的只是把这种高增长“神秘化”，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像变魔术那样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奇迹”应该只属于那些无法被解释的现象，而东亚经济的成就显然不应被归入此类。而与克鲁格曼针锋相对，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Bhagwati1996年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奇迹的确发生了：从比较视角理解东亚》，他认为，克鲁格曼的文章让人产生的“没有什么奇迹”的看法实际上误解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实际经验，如果把“奇迹”看作“结果的出乎意料”，那么东亚奇迹不可否认，需要解释的真正的奇迹是在东亚出现的其他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区都无可比拟的很高的私人投资率。
（二） 东亚经济增长是否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只是各方对奇迹含义的分歧，那么对于东亚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就是学术上的争论。克鲁格曼对此问题的观点是肯定的，他依据Kim和Lau（1994）、Alwyn Young（1994a, 1994b）的研究认为东亚经济的所谓高增长几乎没有技术进步，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增加，这种增加表现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更表现为物质资本的高投入。出人意料的也许是，世界银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克鲁格曼的意见一致，在那本著名的报告的前言，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刘易斯·T·普雷斯顿就指出，“研究表明，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从这个意义上，东亚经济获得成功中没有任何‘神奇’而言”。尽管如此，世界银行是从正面看待东亚奇迹现象的，它们研究的就是要回答为什么“每一个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上做得比大多数国家更好”，答案就是“所有东亚经济……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促进高积累和更加合理的配置资源”。
　　与之相对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增长显然是存在技术进步的，这种进步尽管可能主要来自技术的引进。Nelson和Pack（1999）提出“吸收说”，认为所谓“积累说”主张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上的高投资就可以造就亚洲奇迹是不正确的，他们研究发现“技术引进并吸收的过程要求发展一套新的技术、新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要求熟悉并有能力在新的市场上竞争，要求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和良好的管理”。在他们看来，对更现代技术的不断采用或吸收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才是理解亚洲奇迹的关键。
（三） 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是否合适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索洛提出的一种核算经济增长源泉的方法，它将产出增长分为资本增加、劳动增加以及技术进步三个源泉，在核算中索洛余量（Solow Residual）常常被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正如任何测算方法都有缺陷一样，TFP核算也由于模型假设、数据取得等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其应用和获得认可的程度。很多研究都是从运用TFP核算能否准确反映东亚奇迹本质方面来对克鲁格曼的研究提出质疑的（Chen, 1997; Felipe, 1997; Stiglitz, 2001）。问题在于，即使是质疑者也停留在指出TFP核算的不足之处上，似乎还没有一种能够替代TFP核算的经济增长源泉核算方法出现。
（四） 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关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克鲁格曼预言建立在高要素投入基础而没有技术进步的“东亚奇迹”由于遵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必定将降下来。那些主张“东亚奇迹”包含有技术进步的学者虽然大多没有对东亚经济增长前景做出预测，但可以认为在他们看来东亚经济可以持续高增长。
二、 东亚经济增长表现：可持续性检验   
　　显然，如果我们能够对此问题给出回答，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前三个问题上各方观点的可靠程度。现在距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报告已过去十多年了，通过考察东亚各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表现来检验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中宏网收集HPAEs各个国家和地区1985－2008各年GDP年增长情况(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可以看到除日本外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年增长均大大超过5%，而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一过程，这七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影响国在1998年毫无例外均是负增长，这之后年增长率又迅速回升。从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和地区年增长率在金融危机前一般较金融危机后高2－3个百分点，据此我们判断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正在减弱，这可以部分验证克鲁格曼关于东亚奇迹的观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在这里的判断不同于一般所认为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验证了克鲁格曼关于“东亚奇迹”的预言。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这些 经济并没有经历所谓的‘资本积累的报酬递减’而是遭受恐慌引发的危机（panic-driven crisis），资本大量流出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如果克鲁格曼的预言是正确的，你应该观察到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率的缓慢而持续的下降过程，但事实是一个迅速且间断的增长率下降”，所以，在他看来将克鲁格曼看作亚洲的“预言家”显得很奇怪。
三、 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对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对亚洲的关注还集中在HPAEs身上，那么伴随着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持续的高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的讨论也日益增多。
　　从东亚奇迹争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首先，我们自身应该对目前的高增长的持续性保持清醒，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使得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过去中国经济的明显粗放型增长特征，要想将这种高增长维持下去，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已变得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反映出以过去那种发展模式要继续保持目前这种高增长会越来越困难，这是由要素投入报酬递减规律决定的，而不仅仅是资源紧张、环境承载力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更多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既有助于保持持续高增长，又有助于解决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问题。
　　其次，中国应当时刻对金融危机保持警惕，从东亚各国看正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高增长过程中断。启动增长和维持增长不是一回事，罗德里克认为启动增长可能只需要有限的制度变动，但经济起飞后维持增长对制度的要求会大大提高，需要“国民经济维持生产活力和具有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Rodrik,2005）。近期中国政府集中解决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蕴藏的风险正是基于防范经济潜在的问题中国面临的制度难题。总之，中国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而随着日益融入世界经济，面临外部冲击风险加大，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制度结构，塑造有利于增长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6)
2. Rodrik, D., 2005. Growth strategie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1. Amsterdam: Elsevier.
3.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