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民工荒”问题的探析

摘　要：民工荒问题困扰着我国企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并没有枯竭，只是有原来的无限供给变为现今的相对有限剩余。由于农民工主体和观念的改变，惠农政策的效果显现等原因，我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通过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等政策可以缓解民工荒现象。

关键词：民工荒；产业升级；刘易斯拐点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央政府实施特区建设，开放沿海城市等发展战略，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和浙东南等沿海地区依靠外资引进和发展出口加工业强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也拉大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纷纷流向发达的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民工潮”。由此，人们习惯于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2004年初闽东南、浙东南和珠三角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开始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即所谓的“民工荒”。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沿海地区2000万农民工下岗失业，返乡回流。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回升，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招工难”，再次爆发了新一轮“民工荒”。2011年“民工荒”进一步深化，很多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被迫停掉部分生产线甚至关门倒闭。
　　以上现象反映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民工荒”的原因是什么？是简单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还是有现象背后更加复杂的原因？蔡昉（2005）认为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段树军（2011）认为“用工荒”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用工荒”并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技术性短缺。李波平，田艳平（2011）比较分析了2004年和2010年开始的两轮“民工荒”，指出由于区域格局变化，农民工主体价值观念变化和惠农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促使沿海和内地城市出现了用工紧缺的状态。章亚男（2010）指出从第一产业产值所占GDP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的比较来看，中国还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谢韬（2010）从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还未出现。以上文献大多就“民工荒”现象做了描述和简单的原因分析，还不是很系统，本文试图更加深层次地剖析“民工荒”问题。
　　二、此轮民工荒的特点
　　1．沿海地区和内地争抢农民工。东部沿海城市企业深入内地，各个火车站、汽车站都出现了火热的“接站人”。上海更是利用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而内地如成都、重庆、武汉等中西部城市纷纷采取下达招人指标、到车站码头围追堵截、加大宣传力度、给出优惠条件等措施，招揽农民工留在本地工作。由此可见，此轮民工荒发生地域有所扩大。
　　2．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加大。当前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倾向，“第二代”打工者约占新求职人群的80%。除工资薪酬外，他们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对就业环境要求高，并且对城市生活方式有更高的期望。
　　3．普工短缺占大部分。2004年的农民工短缺表现为熟练工、技工短缺，尤其是高级工严重缺乏。2010年开始的农民工短缺，普工短缺占大部分。目前，广东企业用工普工缺口约占总量的68%。1
　　三、此轮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机过后用工反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型企业遭受重创，大量企业由于接不到订单而出现了半停产、停产、关闭、破产的情况，而作为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纷纷失去工作，被迫返乡回流。据农业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2000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就业增长，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沿海制造业企业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加大。特别是春节过后，由于企业提前开工和招人，很多农民工还在家过年，企业又遭遇了“招工难”。
　　2．农民工长期低收入的反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依靠大量廉价、技术含量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成本、发展外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增长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和权益，极大的减少用工成本而形成的。低工资、低劳动成本带来的低效率可能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落入“低成本陷阱”。当前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工资—低成本—低效率—低竞争力”链条的断裂，这些低收入的制造业企业对农民工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了。
　　3．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导致了较高的迁移成本(王美艳、蔡昉， 2008)。在权益上，农民工不仅工资低，而且人身安全和尊严、平等择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居住等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仍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处于城市社会底层。随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在很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离开工作岗位，于是产生了“民工荒”。
　　4．农民工主体及其价值观念在变化。20世纪60年代出生，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年龄的限制，再加上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农民工纷纷还乡回流。第二代农民工是80年代后出生、新世纪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民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外出务工就业价值观念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新生代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提高收入并不是唯一目的，他们更注重追求生活质量，效用目标和偏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刘传江，徐建玲，2006)。他们在社会地位、合法权益、社会保障、人格尊严、子女入学等方面的诉求日益凸显。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精神有所欠缺，常常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而频繁跳槽。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高，平均每人每年 换工作0.45次，而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新生代农民工跳槽频率是老一代农民工的近6倍(长子中， 2009)，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沿海地区企业在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合法权益等方面改变不大，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工荒”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的抗议。
　　5．惠农政策效果显现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原因是农民负担重而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在早期，相比农村而言，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比较高。但是随着国家连续出台惠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新农村建设等，使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这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也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量小于企业实际需要量，结果带来了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此外，在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实际购买力趋于下降，而流向城市的成本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净收益下降，缺乏向外流动的经济诱因。
　　6．人口红利衰退期渐进。刘易斯（1954）在他开创性的文献《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角度，讨论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他的理论后来经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 and Fei，1961）拓展，形成了含有转折区间的二元经济模型。在拓展的刘易斯模型中，有两个关键性地转折点：刘易斯第一拐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拐点，即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的点。目前，对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而是劳动力供给从实质上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刚性工资变成了弹性工资，并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实质性上涨。
　　四、政策建议
　　2007年底全国人口的城镇化比重达44.94%，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生产中创造同样产值所需的劳动力只是以前的1/25。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截至2007年底，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1.3%，基本是1978年的1/3的水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40.8%。这种产值和从业人员的分配比例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远低于城市。这种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第一源动力，也是农民工这类人群存在的主要原因。然而从上述两组数据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高达40.8%，远高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相同的斯里兰卡和埃及。这说明第一产业中中国仍然存在较多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中国目前的“用工荒”并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技术性短缺。中国许多地方还存在大量应该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短期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是丰富的。劳务大省河南的数据显示，该省有7000多万农村人口，4700多万农村劳动力，富余劳动力3200多万人，至去年年底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363万人，还有800多万人需要转移。所以刘易斯第二拐点还未到来。针对民工荒现象，提出如下建议：
　　1．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企业应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和结构，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
　　2．政府充分发挥职能，弥补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由于农民工输出地和需求地不能相互协调，劳务信息不充分，管理网络不健全，使得劳动供给的信息无法传递给用工单位，劳动需求的信息也无法传递给打工者，造成劳动力的盲目、无序流动，从而导致了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政府建立全国有影响力的招工就业网站，可以将我国农村劳动力巨大存量的潜力发挥出来。
　　3．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劳动法律法规缺失，伤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国家对此应设立相关的法律保护参工者的利益。还有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待遇，与市民的巨大差别会使这个群体难以融入城市，久而久之较高工资的吸引力也无法体现。因此，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使他们能够得到市民化的待遇，从而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并能最终留在城市。
　　4．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较长时期内的特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民工培训力度，提高民工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可持续就业能力，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把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
　　
参考文献：
1、 李波平，田艳平，《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1期。
2、 王美艳，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 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
4、长子中，《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北方经济》，2009年第5期。
5、章亚男，《中国现存“民工荒”问题的实质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8期。
6、蔡昉，《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中国经济前景分析》（刘国光等主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