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缘何搞计划经济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新中国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就建立起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执政者的意识对制度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是人们不可能凭空创造历史。
旧中国经济体系的遗产，新中国为稳定经济采取的临时性政策，冷战国际环境，以及共产党人对经济体制的认识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市场的削弱和计划经济的扩张;稍后实行的赶超战略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更使得建立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成为大势所趋。
旧中国的经济遗产
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旧的经济基础对新中国构建新的经济体制有着深刻影响。旧中国的经济体系在国民党统治末期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官僚资本占中国总资本的一半以上，且集中于现代企业和金融业，其生产经营带有垄断性;二是旧中国实行的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依靠市场生存的民营企业受到政府管制的极大影响。
由于旧经济体系的这两个特点，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便相当顺利地建立起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并在这一部分率先实行计划经济。原先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系实际也延续下来，只是共产党的廉洁和高度组织性使新政权对经济的管制远比国民党时代有效。
旧中国经济体系还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手工业和农业以个体经济为主，它们始终是数量巨大但力量最弱的一部分。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经济的过程中，还是在稍后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对待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是一件困难而又复杂的任务。但是，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已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一分散庞大的群体自身不可能形成一致的目标，这就决定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基本会跟着共产党走。
稳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物资匮乏、长期财政赤字等严重问题。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成为经济领域的当务之急。中共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短时间内就成功扭转了经济局面，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形成了一条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
为打击猖獗的投机活动，稳定物价，人民政府首先采取严厉措施，有效禁止了银圆和外币投机活动。史称“银圆之战”。其中，最有震慑力的行动是1949年6月上海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随后，面对投机资本转向炒粮、棉、煤的情况，人民政府通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运这些物资，择机投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受到致命打击。史称“米棉之战”。继此之后，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统一财经的决定。很快，全国便实现了财政收入、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的统一。这一系列有力措施不仅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扭转了财政长期赤字的局面，也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雏形”。但同时，作为市场经济高端的资本市场被取缔，物价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政府控制。
当时，为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政策制定者们在主观上希望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私营商业方面，贯彻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允许私商有一定的利润。然而，这种愿望并未实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厂倒闭、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为此，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在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运输等方面采取措施，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
这种调整的结果是，从表面上看市场情况一时出现好转，但私营企业的资金、原料受国家控制，其产品销售亦受到国家的控制，依赖于国家的订货、收购、包销。在上海私营工业总产值中，加工订货和自产自销的比例变化明显，1949年分别为10%和90%，到1952年则为58.8%和41.2%。在无形之中，私营工商业已经处处需要依靠政府才能生存，而政府也一步步地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范畴。当时看来，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回顾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政策，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角度看，是非常成功的，工农业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从利用和发挥市场作用的角度看，这些政策和措施并不符合想要达到的目的。取消资本市场、控制生活必需品及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和销售等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不断加强，市场在决定价格、产品和原材料供求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弱化。虽然市场经济的一些形式还保留着，也有一些试图繁荣市场的措施出台，但这个市场其实已越来越不完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生命力。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成分在不断增长，一系列行政干预所取得的短期效果也使得实行计划经济看起来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冷战国际环境的巨大掣肘
冷战时代的外部环境对新中国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影响可能更为巨大，也更为长远。它不仅制约着新中国的初始选择，也使得这种选择日趋固定。在此后很长时间，几乎看不到能够吸引中国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外部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希望能较快恢复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并抱着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起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新中国最初的对外经贸政策是据此制定的。当时对外经贸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国在华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允许其继续营业，其税赋仿照国内私营企业。二是贯彻“管制”和“保护”并行的外贸政策，团结鼓励和组织私商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这时，私营进出口商较为活跃，其经营额约占全国进出口额的1/3，其中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额的一半，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方面，所占比重较大。
但此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急剧减弱。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立被迅速固定化。受封锁和禁运影响，国内的外商企业纷纷停业或亏损。在中国政府宣布管制美、英在华公私资产后，到1952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已不足1949年的1/3。此时，主要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私营进出口商也受到严重削弱，其经营额仅占全国进出口额的7.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对象基本局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
获取外国援助以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朝鲜战争后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都大大加快了中国走向计划经济的过程。一方面，要获得苏联的援助，就要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衔接;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实行现代化的经验，此时除向苏联学习外，找不到更好的榜样。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但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直接。共产党人认为计划经济具有优越性这一信念，作为意识形态因素发挥的影响是逐渐增强的。
在中国，关于市场与计划谁优谁劣的讨论事实上早已存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经济界就有人提出“自由的不受干涉的经济已经过时”的观点。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认为，战时中国经济政策应为计划经济，战后要实行“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将“人民的经济自由与国家的经济计划融合为一体”，还制订了准备在战后实行的内容详细、门类齐全的经济计划。
在共产党人的观念中，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并没有打算立即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领导人告诫说，“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但“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和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
对比旧中国与新中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认识，可以看到，双方都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走计划发展道路。但在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看来，实行计划经济理由是中国经济落后，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仍应实行自由经济;而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正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所以没有在整体上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而必须经过一个半计划半市场的过渡阶段。现在不仅不能马上消灭市场，还要利用它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计划经济只能先在国营部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则是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的事情。
大规模经济建设、三大改造与
计划体制的相互促进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基本完成。此时虽然市场力量在减弱，但中国经济仍是一种混合状态，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私营经济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0.7%，并吸纳了92.27%的劳动力就业。其后，随着开展大规模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开始考虑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建立全面计划体制的过程开始加速。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0月，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得到其首肯。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共领导人的思想中，实现工业化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时称之为“一体两翼”。“一体”即以社会主义工化为主体。所谓“两翼”，一是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失去“两翼”，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无法起飞。
与此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订过程中开始实施，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的热潮。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时，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赶超战略。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在各方面基础十分薄弱、各类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要求加强经济计划并建立全面的计划管理体制;而为了保证这一体制的顺利运转，又需要提前进行所有制改造，并尽快完成这种改造。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陆续开始。按照最初的设想，这将是一个持续十余年的过程，基本方法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从1953年初至1955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大体是按照上述设想进行的，发展比较平稳，但到了改造后期，速度便不断加快。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最先开始，在加速过程中也起着“领头羊”的作用。1953年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后，粮食供应立即全面紧张，粮食收购不足，粮价上浮，由此带动工资上涨、物价全面波动。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于当年10月决定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这一措施的实行，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物价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在这一背景下，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由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后，全国农村立即掀起了合作化高潮。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冬季起步，发展较快。相当一部分个体劳动者意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得到政府扶持，希望不再单干而吃“公家饭”，有实行合作的积极性。1954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手工业者广泛地组织起来。在农业合作化和公营经济的带动下，到1955年冬，手工业合作化进入了高潮。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头戏，原先估计这将是最困难的，但实际发展却很快，大大超出了中共领导人的预料。1955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对某些重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即，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入高潮。现在，人们不难理解，在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市场逐渐失去作用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已很难生存，也无利可图。因此，很多资本家是抱着“丢包袱”、改变成分的心态参加公私合营的，这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的一面;另一面“晚上抱头痛哭”，则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无奈与对昔日时光的留恋。
1955年年底至1956年年初，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相继召开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宣布胜利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中国都笼罩在盛大的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就当时的情况看，三大改造的加速进行的原因，虽部分来自领导者的急于求成，但改造也的确受到各个阶层的拥护，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也反映了大势所趋时的从众心态。
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
经济体制的形成
经过三大改造，中国经济成分的变化是极其明显的。在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这种情况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零。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与此相适应，各种集中统一管理经济的部门建立了起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覆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不仅在城市，也在农村，不仅在工业，也在农业和商业。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物价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人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等，无不在计划控制之下。
1957年，中国经济的计划程度和集中程度已达到顶峰。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有12项：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等等。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1953年为115种，1956年为308种。国务院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已由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个。国家统配的物资，1951年为33种，1953年为112种，1956年为342种。
回顾这段历史，有人会想，如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混合经济体制能维持不变，中国是否就能避免“弯路”，较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这种假设难以成立。把一种过渡性体制固定化需要相当的条件，而客观环境并没有提供这种机会。当人们憧憬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美好前景时，很少有人会为市场的衰落而担忧，因为当时看来这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好事”。
单一公有的全面计划经济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的经济体制。无论今天人们如何评价其利弊，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正是依靠这一体制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国家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以及它的严重缺陷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才逐渐显露的，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作者：章百家 朱丹 来源：党史文苑 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