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在回顾总结生育意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生育意愿的变化和影响因素，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提出了中国特色生育意愿研究的思路和方向，认为中国特色的生育意愿理论是生育政策调整的依据。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人口增长模式很快从过去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模式过渡到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近十年来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人口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独生子女家庭面临风险增大……2011年两会上，不少代表提出“放开二胎”，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仍要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众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要求之间存在差距。关于人口政策是否应该调整的争论，关键在于了解群众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支配着个体的生育行为。各种鼓励人口增长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育意愿和生育观的中介来实现的。因此生育意愿一向是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政策能否奏效的重要因素。

　　对我国来说，由于人口转变并不是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道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生育观的变化，进而导致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因此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观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根据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精神文化的变迁往往落后于物质文化。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固然改变了传统生育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但作为一种观念文化的生育意愿却有着自身的文化惰性，并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同步的表现，而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表现出一种相对滞后的特点(风笑天，张青松，2002)。当前我国的低生育率是不争的事实，但一旦撤销政策的外力，究竟是否会出现生育率的反弹?这就需要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只有人们树立起现代的生育观，我国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的决定性时期。生育政策旨在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但在确定如何改变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他们行为的原因，也就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只有了解了人们希望生多少孩子，有什么性别偏好，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才能谈到如何用政策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鉴于此，本研究从生育意愿角度入手，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在生育意愿领域研究的成果，希望为今后研究指明方向，提供思路。

　　一.概念界定

　　(一)生育意愿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态度、看法和倾向。生育意愿涉及三个问题：一是生育的目的，即为什么要生育子女;二是对生育的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的数目;三是有关子女性别的看法，即希望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徐璨，2009)。顾宝昌(1992)在分析“生育的三维性”时指出，任何一次生育行为都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三个方面。因此，生育意愿应该包括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时间和意愿生育性别等三个方面。赵文琛认为生育意愿应该包括生育性别取向，理想子女数，对子女素质的期望，包括健康、品质、智力等(赵文琛，2001)。由于生育质量意义广泛，操作化比较困难，在实证研究中较少涉及。《当代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陈彩霞，张春元，2003)对生育质量进行问卷调查时，采用了“希望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指标，笔者个人认为比较片面。根据《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姚从容，吴帆，李建民，2010)、《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经济学分析》(徐璨，2009)等实证调查文献，对生育意愿的操作化涵盖生育目的，生育时间，子女性别，生育数量四个维度。这四个方面也是目前衡量生育意愿的实证调查中最普遍的维度，并且性别和数量维度最被看重。袁振在茅倬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测量生育意愿的第五个维度——非原发性生育意图，即由于外界刺激而产生的生育或不生育的意图，如舆论压力，追求事业，政策法规压力等。计划生育政策使人们在生育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因此在回答有关生育意愿问题时，多少会受到现行生育政策干扰，表现为一种有条件的生育意愿(乔晓春，1999)。但是根据袁振的第五维度，笔者认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此类误差，并且可以反映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综合以上研究，本研究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生育时间，非原发性生育意图五个维度对生育意愿进行操作化。

　　(二)生育观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对生育的看法和评价。生育观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但随着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文化观念(如教育、知识、风俗等)的改变，生育观也会随之改变。在生育观和生育意愿的关系中，生育观决定着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是生育观的具体体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生育意愿一类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关的重数量、轻质量和强烈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意愿，另一类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关的少生、优生和无性别偏好的现代生育意愿(冯玉平，2007)，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传统生育观和现代生育观。

　　二、建国以来家庭生育意愿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有关生育意愿的资料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

　　人们的生育意愿主要表现为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五六十年代我国妇女的初育峰值时间多在婚后第二年，生育间隔以2~3年的比例最高(贾志科，2009)。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施行以后

　　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意愿生育数量下降，城乡意愿生育子女数差距缩小。

　　根据风笑天的研究，在1979年至1999年，城乡居民理想生育子女数均有所下降，并且城市居民理想子女数总体上低于农村。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一3人为主，内地及落后地区则以3孩及以上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一2为主;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多以2孩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以1孩为主(风笑天，张青松，2002)。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表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3和1.60(姚从容等，2010)。

　　(二)意愿生育性别上，“男孩偏好”减弱，“一男一女”成为最普遍的意愿生育组合。

　　90年代农村居民仍有强烈的男孩偏好，但城市中男孩偏好已经不明显(风笑天，张青松，2002)。2006年调查表明，城市中至少想要一个男孩的育龄妇女占54.49%，农村为69.30%(贾志科，2009)。但农村在一孩情况下，男孩偏好比较严重。2006年的调查表明，全部被调查者中，57.31%的育龄妇女希望有一男一女。梁宏2007年对广东调查发现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升高而升高(梁宏，2007)。

　　(三)生育目的城乡差异显著，城市注重情感因素，农村“传宗接代”观念依然占主导。

　　虽然传宗接代的生育目的有所遏制，但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仍然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生育目的;城镇居民的生育目的则表现出了较多的现代特征(贾志科，2009)。2002年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生育动机中“情感需要”所占比例最大，农村中“传宗接代”比例最高，其次是“养儿防老”(姚从容等，2010)。但是“儿”的意义有所变化，不仅仅指“儿子”，一些农村家庭出现“养女防老”的动机(朱红权，2008)。

　　(四)生育时间上，由“早婚早育”转向“晚婚晚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开始稳步上升，生育年龄呈持续后移趋势(姚从容等，2010)。从长期看，生育时间对于人口增长有重要影响。邦加茨曾提出关于“一孩政策”的替代方案：如果中国妇女都在25岁生育一孩，间隔4年再生育二孩，则可以将2000年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达到与一孩政策基本相同的人口数量控制效果(John Bongaarts and Susan Greenhalgh，1985)

　　总体来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在子女数量方面下降明显，晚婚晚育成为主要趋势，生育目的多样化，但传统“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仍居主导地位。性别偏好转变较小，在一些地区“男孩偏好”依然强烈。

　　三、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现代化程度

　　1929年，人口学者汤姆帕森首次提出“人口转变理论”，基本观点是，人口发展的趋势随现代化进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尽管这一理论由于对促使人口转变的现代化程度没有明确的界定而引来许多质疑，但Kirk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都不足以对各国人口转变的具体时间和速度进行明确的解释，经典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为人口发展指明了趋势(Kirk，1996)。这一理论表明生育意愿和现代化呈现相关关系。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表现为正相关，即现代化刺激人口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现代化使人们生育愿望减弱。

　　(二)家庭

　　贝克尔将消费者选择理论用于生育率的分析，即家庭的生育决策是建立在成本—效用基础上，决策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并提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Becker，1960)。他将人们的生育行为放到市场中去分析，假设收入增加会提高人们对孩子质量和数量的消费需求，但人们对孩子的质量期望会大大超过对孩子的数量要求。里宾斯坦在成本—效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边际生育行为”概念，即在考虑是否多要一个孩子时，人们通常会权衡带来的效用增加和成本损失。他认为养育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孩子衣食住行，接受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花费)，也包括间接成本(又称机会成本，为了生养孩子所损失的接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Leibenstein,H.，1974)。这两位经济学派的先驱虽说都是把家庭生育行为作为内生变量进行经济学分析，但是他们的理论基础有所不同。来宾斯坦是以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而贝克尔是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因此来宾斯坦相对贝克尔更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贝克尔则把孩子看做耐用消费品，在家庭层面上分析对孩子的需求。George Hondroyiannis(2010)对27个欧洲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水平高的国家，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力大，抚养孩子成本高，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也恰恰符合成本—效用理论的解释逻辑。父母不愿意为增加孩子数量付出高额成本，而是将支出用于提高现有孩子的质量，以期未来的高收益。

　　(三)文化传统

　　特定的文化环境塑造了特定的价值观，价值观和伦理，习俗对生育观念和生育动机的影响不容小视。尽管是人口经济学领域的开山鼻祖，里宾斯坦依然重视文化对生育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生育行为的分析，应该在“理性决策”过程中纳入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Leibenstein , H.，1974)。另有学者指出，所谓“理想子女数”，并不是纯粹的个人偏好，生育意愿是植根于文化习俗之中的(Elizabeth Thomson &Yvonne Brandreth，1995)。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生产功能是家庭的首要功能。人多不仅意味着劳动力充足，在农业生产中有优势，还意味着在一定群体内的权威，正所谓“人多势众”。多生育成为了人口增长的不二选择。中国农村社会被费孝通称为“礼俗社会”，家庭本位观念占主导，对祖先宗族的崇敬使得“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孝道文化下的“反哺模式”催生了“养儿防老”观念。在传统观念中，生儿子会带来心理满足和优越感，而没有儿子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们会面临着生育的群体压力，在孩子的性别偏好和数量上没有太多理性选择的余地。李银河就认为生育文化是影响中国农民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西方“理性经济人”假说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李银河，2009)。

　　(四)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显著。目前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替代水平，中国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究竟哪个对人口转变更关键，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ohnson,D.G.，1994;John Bongaarts & Steven W. Sinding，2009)。中国计划生育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其政治强制性，它对中国人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John Bongaarts & Steven W. Sinding，2009)。少数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主要(王金营等，2005;Yong Cai,，2010)。还有一部分“中间派”：翟振武等(2000)认为计划生育在初期起主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变化，政策性因素的作用不断减轻。此外，有外国学者认为政策的威慑力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生育率的下降(M. Giovanna Merli & Herbert L. Smith，2002)。但是由于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计划生育政策加重了人们生育的“男孩偏好”(贾志科，2009)，这也是目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学者们对计划生育政策效力的争论，焦点是探讨撤销政策后，我国的低生育水平能否维持。我国的人口转变一直被称为“诱导性转变”，在政策外力下大大缩短了完成转变的时间(Gavin Jones &Richard Leete，2002)。除非群众对生育政策的态度从服从变为内化，否则我国的生育率在政策放开后必然会出现反弹。这也正是研究生育意愿的价值所在。

　　(五)个人因素：主要有人口流动性，是否为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就业机会和职业等

　　由黎，曾淑芬(2010)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人口流动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尤丹珍，郑真真(2002)通过安徽、四川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流动经历对妇女的意愿生育性别没有影响，但对意愿生育数量有影响。李嘉岩(2003)利用北京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Paul J. Gertler 和John W. Molyneaux(1994)在印度尼西亚的调查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生育数量下降的关键。陈字，邓昌荣(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其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户口性质、工作背景对生育意愿也有影响。Lena Hensvik(2010)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群体对生育意愿，尤其是生育时间的选择上有显著影响。

　　四、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国外在生育意愿的研究方面理论贡献突出，像人口转变理论， 生育的成本—效用选择理论，边际生育行为理论等，在生育意愿研究领域堪称经典。在经验研究方面，调查规模一般比较大，但是调查对象多在西方国家，或者以发展中国家，亚洲整体作为分析单位，针对中国的研究不多。在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多是基于工业化发展的视角，对中国的关注往往集中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两个宏观层面上，缺乏具体深入分析。国内研究方面，经验研究为主，但是理论建构方面很薄弱，主要集中在生育意愿状况描述，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究和国外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目的多在于探讨中国的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西方理论照搬，经典人口理论的中国化很有必要。

　　近几年西方在生育意愿研究中发现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差距，如Alicia Adsera(2006)研究表明由于就业竞争压力，实际生育低于意愿生育。Bongaarts (2001)研究表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同时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引自杨菊华，2008)。这一问题同样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兴趣。杨菊华(2008)发现中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与发达国家的较为一致——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但西方人的生育意愿主要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中国人还多了一个维度, 即孩子的“质量”，也就是性别。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是有条件的意愿：其中必须有一个儿子。因此，在探讨中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同时关注孩子的性别维度。

　　在资料分析方面，目前对国内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在结果分析时往往过多强调对意愿子女数的关注，有些甚至以意愿生育子女数低于更替水平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依据。笔者认为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必须引起重视，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出生性别偏高的背景下。强烈的“男孩偏好”是低生育水平不稳定的显著标志，一旦放开政策限制，可能会有相当的人增加剩余数量以达到生男孩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把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直接作为政策制定和调整的依据，笔者认为这也是不妥的。笔者认为，对生育意愿的研究结果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到意愿与行为存在偏差的可能性，不能将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等同于实际生育行为。特别是对存在性别偏好的人而言，生育意愿更多是个变数，往往根据头(两)胎的性别而调整。尽管近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和实际的生育行为存在差距，但也不能否认生育意愿研究的意义。总的来说，生育意愿的研究落脚点在于反映育龄群众的生育观念，生育观的现代化是真正实现生育现代化的前提。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有目共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生很大变化，家庭生育意愿也有重大转变，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依据尚不充分。尽管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存在差距，但生育意愿是决定实际生育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生育意愿的五个因素中，“中国特色”因素应该高度关注：一是“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中国特有的生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深蒂固;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性抑制了人们生育意愿的表达。国外学者对生育意愿研究的一些结论并不能解释中国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或者说不符合中国国情。仅仅以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依据，一旦放松生育政策限制，必然引起生育率的显著反弹。生育观的现代化是生育意愿现代化的前提。在关注中国育龄群众生育观变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人口理论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意愿理论，是社会学和人口学界需要共同研究的课题。只有实现生育观的现代化，才会有生育意愿的现代化，生育政策的调整也有了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当然，笔者只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这一问题也有待于其他学者运用严谨的定量研究方法分析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