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的研

摘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界定入手，梳理了理论界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不同阐释，探讨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衡量，阐述了城乡差距的表现及成因，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这些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本质内涵；城乡差距

　　一、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界定
　　早期的研究，没有使用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概念，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重农主义、乡村商品经济三个方面的含义（何独明，2008）。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对于统筹城乡的内涵分析还很难达成共识，许多对于统筹城乡的研究融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中，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生态学界以及城市规划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统筹问题进行了探讨。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是在处理城乡发展问题时，要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与进步（段利军，2004）。其内涵可归纳为四个层面，即城乡通开、城乡协作、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徐光，2004）。
　　从统筹内容角度分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有不同的内容划分方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既有制度层面的统筹（劳动力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财政分配和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也包括要素层面的统筹（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还包括城乡关系层面的统筹（三个重要关系和两个衍生关系：产业关系、区位关系、居民关系；工业和农民的关系、农业与市民的关系）（姜太碧，2005）。也可分为：城乡关系统筹（政策层面上由重工轻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向农村发展倾斜）、城乡经济统筹（影响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方面）及城乡社会统筹（制度创新、社会进步、公民的政治权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赵云，2005）。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还包括城乡发展统筹方面的内容（李岳云，2004）。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包括统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鞠正江等，2003）。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统筹城乡的主要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资金投入和城乡体制调整（丁一，2006）。从城乡分治的角度，统筹城乡发展的客体（对象）是城乡关系，包括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组成的有机整体，核心是统筹城乡的社会进步（胡进祥，2004）。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要以城乡配套的大改革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大调整（顾益康，2003）。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城乡良性互动，是它的核心内容。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整合起来，促进传统二元结构转变，增强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祝瑞波，2004）。统筹城乡发展的主体是政府（胡进祥，2004），各级政府把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整体来统一规划，以保持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孔祥敏、冯雷，2005）。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格局，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祝瑞波、倪志钢，2004）。
　　从以上相关内涵界定可以看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是转变二元结构，目前的重点是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现有文献对双重二元结构的成因分析不够深入，缺少从宏观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角度进行的分析。
　　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城乡统筹度）的衡量
　　一般地，学者普遍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ri）、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rls）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rcl）来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状况（urhd），例如，郑钦玉（2009）、赵彩云（2008）采用基于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来构建衡量城乡关系的综合性指标，以期更综合全面地反映中国城乡关系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别从城乡间的人类发展指数，收入、消费、教育、健康，预期寿命等方面来分析和量化城乡关系。但该指数没有考虑到平等问题，并且指标权重相同缺乏客观依据，因此邱风、王利芳（2009）根据中国国情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平等指数，提出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概念，并进行了城乡比较分析。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1.城乡比值。一般而言，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既可以运用相对差异来衡量，例如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比值等，也可以运用绝对差异来衡量，例如标准差、极差、差值等，但最常见的是采用差值和比值来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
　　纵观已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文献，多数研究采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例如，吴永生等（2007）、付海英等（2006）、高珊等（2006）、王婷（2008）、杨振宁（2008）、陶浪平（2008）等。
　　ui=ri/ci（1）
　　i=∑ri/ci×pi（2）
　　（1）式和（2）式中，i表示第i个指标，ui表示城乡间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ri表示农村指标的数值，ci表示城市指标的数值，p i表示该指标的权重，i表示城乡统筹度。
　　城乡统筹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系发展的程度，即城市要素和农村要素流转与协调的程度。一般而言，评价结果应接近于1，偏离1的程度越大，说明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程度越高；当i等于1时，城乡就实现了一体化。
　　然而，有些指标是逆指标，这些指标的农村值要大于城市值，例如反映城乡消费结构的恩格尔指数。在存在逆指标的情况下，若利用（2）式去计算城乡统筹度，就会造成计算结果存在很大的误差。现有文献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基于此，张元红等（2009）提出一个修正的城乡统筹度：
　　i=∑（1- | ci-ri/ci |）×pi（3）
　　2.实际值和目标值比较。现有文献中，还有另外一种测评城乡统筹度的思路，即将城乡统筹指标的实际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当前城乡融合的程度（例如，陈鸿彬，2007；许玉明，2004；邓玲、王彬彬，2008）。
　　用差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ui=fi/gi （4）
　　i=∑fi/gi×pi （5）
　　（4）式和（5）式中，gi表示该指标的目标值，fi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pi表示该指标权重。陈鸿彬（2007）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指标为参照系，以2020年为达标年，在进行分析和预测后确定了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目标值。
　　许玉明（2004）在参考四个信息源的基础上，经过主观分析、专家分析、数据分析等，得到了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这四个信息源为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重庆市及所属的县（区、市）相关指标数据资料中的较高水平以及国际标准。邓玲、王彬彬（2008）主要用趋势预测法确定目标值。该研究对指标值进行了分类预测，阈值的确定参考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等中的标准。
　　3.对两种城乡统筹衡量方法的评论。两种方法在选取的指标上会有较大的不同。第一种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当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但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更苛刻，因为很多指标缺乏既分区域又分城乡的数据。第二种方法主要测评城乡统筹的现状和目标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方法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指标都有分城乡的数据，所以，这种方法在指标的选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难点，即如何确定目标值。目前已有的文献在确定目标值时都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说服力。
三、关于城乡差距的表现及成因方面
　　统筹城乡的目标是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目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日益突出的城乡差距问题对中国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了障碍。
　　中国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城乡卫生发展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乡产业结构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叶兴庆，2003；胡鞍钢，2004），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在内部差距和地区差距上（章国荣、盛来运，2003），财产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需要进一步考虑（郭玮，2003）。
　　中国城乡差距是长期以来由地域、政策、教育、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等因素造成的（李实，2003），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城市和农村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不同的保障条件和社会地位）、体制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因素（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城乡有别的财政投入政策和歧视农民的就业政策）（王钊，2008）。城乡差距的存在是由城乡产业功能及结构、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惯性、工业化性质、城乡制度及体制差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可回避的、特定的过程（章国荣、盛来运，2003；郭玮，2003；杨维琼等，2008）。
　　关于中国城乡差距的成因，现有文献主要可以归为以下观点：
　　1.二元经济结构。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对立，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分离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张希成，2005），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力度不对称，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是“要素涌入”，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洪银兴，2007）。同时，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强化效应和反弹效应，共同规定和制约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这种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统筹城乡发展必然滞缓（蒋永穆等，2005）。

2.政府行为。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具体表现，城乡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弥合城乡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场经济的陷阱。影响城乡差距扩张最根本的因素源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应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投资、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换言之，政府行为选择对平抑或扩张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巨大（张红宇，2004）。城乡差距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随着后来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而不加区别地把它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是没有道理的（李实、赵人伟，2006）。政府是城乡关系的缔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给者，涉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尤其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的关联度非常大（张国平，2006）。充分结合市场“自然带动”和政府“强制性带动”路径的积极作用，是加快中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丁忠民，2008）。
　　3.制度、政策。制度、政策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2001年，陈宗胜就发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制度缺陷”是体制转轨时期中国非法非正常收入滋生蔓延，进而导致全国（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通过讨论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可以发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城乡差距不断加剧的主要因素（李炳坤，2003；魏勇、俞文华，2004）。从交易效率视角考察中国的城乡差距能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而低下的交易效率与一系列带有暂时性、短期性、政府意志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存在很大关联（赵红军、尹伯成，2006）。
　　4.分配关系及地位失衡。林光彬 （2004）认为，社会等级关系和市场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分配关系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性障碍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例如，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市场活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洪银兴，2006）。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向”策略和财税收入政策的乏力导致的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给城乡居民带来了不同的地位收益， 而地位收益的存在拉大了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李卫兵，2005）。
　　5.其他。田新民（200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单纯是由城市工业化的速度决定，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并不一定是呈现“倒u”型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的壁垒以及城市部门努力提高其人口承载力所进行的公共建设投资的大小。朱允未等（2006）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相互关系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还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四、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乡收入来源的角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顾海兵（2008）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或收入来源的具体解析，认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黄祖辉、万广华等（2003）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二）资源配置、劳动生产率及产业结构等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
　　1.关于城乡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研究已发现城乡差距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其中城乡间劳动收入差距可以解释42%，户籍制度可以解释28%（shi等，2002），而人均gdp水平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与城乡消费差距正向相关，地方治理的效率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lu，2002）。
　　林毅夫、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以反映产业技术选择偏离最优资源禀赋的技术选择指数为代表）显著影响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从农村转移的资金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扶贫资金的转移等）（马从辉，2002），章奇等（2004）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方杰（2006）认为，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实践层面研究上，孙林等（2004）对南京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居民关系是造成南京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单至芬等（2006）、陈利昌等（2006）、刘奇中（2006）分别对黑龙江、广东和安徽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城乡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湖北课题组（2006）”对湖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成都就业研究课题组（2007）”成都市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赵彩云（2008）运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虑gdp、资金在城乡间不对等流动和配置、劳动力流动状况和发展机会等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相互关联。
2.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永杰、张建武（2002）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是决定城乡统筹就业的根本条件，也是城乡统筹就业的最终结果。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认为，城乡差距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过大差距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偏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割。在胡鞍钢（2004）看来，“城乡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上。谭静池等（2007）通过对陕西的实地调查，实证研究得出：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分治”使城乡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两个经济单元和两种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加上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积累效应，也导致城市劳动力价值远高于农村劳动力价值。
　　3.关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研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统筹城乡发展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h.钱纳里（chenery，1975）对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存在关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变动上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城市化与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4.关于制度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影响机理的研究。李振国（2006）认为政府应加快制度改革，增加对农民的制度供给。但陈永正等（2005）发现制度供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有限，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不同于曹明华（2005）提出的户籍、就业、保障、土地、行政管理等五方面制度创新，他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制度创新，主要依赖于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土地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创新。
　　吴冠岑（2007）从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对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马远军（2006）分析了制度问题影响城乡统筹的内在机理，制度滞后影响城乡统筹建设效率，制度失衡提升城乡统筹建设成本，制度不经济导致城乡发展不公。通过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和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发现以土地换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增加了制度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郝寿义，2004）。何西（2007）从农民、企业、政府三者利益博弈的角度构建城乡一体化最优制度求解的模型。
　　关于制度政策可操作性变量的选取方面，王小鲁、樊纲（2005年）所用模型引入的大多数变量都是与政策有关的外生变量，包括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也包括与改革进程相关的制度变量，考虑的变量分别是按人均水平计算的各省地方财政得到的净转移，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人均教育水平（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数表示）、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和铁路线路分布密度以及电话普及率，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及其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比例（反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用企业的非税上交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反映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反映腐败）。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未必能够全部通过模型中市场化指数的估计结果反映出来。陆铭、陈钊（2004）通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从经济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财政支出的结构等几个方面来考虑1987—2001年间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陆丁（lu， 2002） 以人均消费/人均gdp的变化率为代理变量衡量地方治理的效率，发现它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
　　5.其他因素对城乡统筹水平的影响。全球化对城乡差距具有正向作用（wei&wu，2001），魏尚进等（wei and wu， 2001）认为经济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其结论的可靠性不高。陆铭、陈钊（2004）后来发现在1978—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他们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另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非国有化）、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以及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比重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陆铭、陈钊，2004）发现。农产品价格变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或工农贸易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变动（马九杰等，2005）。
　　（三）实证分析方法上
　　1.多元线性回归。王培刚、周长城（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社会因素是失业率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两个变量。也有学者从二元结构系数、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变化。王小鲁、樊纲 （2005）通过计量模型（准对数二次函数模型）分析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这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制度方面的因素、劳动力流动障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收入分配的非制度化和政府腐败等因素。
　　2.灰色关联法。付海英等（2006年）构建了一套评价中微观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现状的量化指标，并用灰色关联法寻求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众多影响因素归整为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等五个因素。
　　l法。李银星、杨印生（2006）通过制定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因素，采用dematel法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主要分城乡关系统筹因素、城乡经济统筹因素和城乡社会统筹因素三类共提取20个直接或间接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发现影响统筹城乡发展较大的因素为第三产业发展、农民人均税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国家政策倾向。
　　4.分位数回归建模与分解。段景辉、陈建宝（2009）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发现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研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走出城市偏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和“城市—农村二元利益集团”政治均衡的实现（李建勇，2009）。从交易效率的视角考虑，解决统筹城乡问题的办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经济体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厉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赵红军、尹伯成，2006）。需要在非均衡发展、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多元化城镇化发展以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还要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张红宇，2004）。其根本性措施是：实现城乡等级法权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农村资源充分流动化与市场一体化（林光彬，2004）。此外，还需培育容忍合理差距的社会文化（王培刚，2005）。
具体而言，需要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钟甫宁，2003；肖万春，2003），缩小县域城乡差距（刘志澄，2003；刘奇、王飞，2003；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发展司，2004；程必定，2004），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顾益康，2003；石忆邵2004；韩俊2003），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陈进，2003；颜华，2004），推进城镇化（陈昭玖、周波，2004；王建兵2003），以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六、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指标、使用的方法、分析的视角各不相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数据存在不完整性的问题，如一些个人收入（如实物部分）没有统计上来，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都有低估的问题，而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低估程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低估。同样地，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检验中国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预测缺乏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视角泛泛地分析，没有围绕一个视角进行贯彻始终的剖析。在探究城乡差距根源时，虽然知道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目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状的描绘上，尚未构建中国现行收入分配机制的模型。

　　参考文献：
　　[1]adelman i，morris c 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2]adelman，i.，morris，c.t.，es for equitable growth[j].world development，1976，(4)：561-582.
　　[3]adelman.l，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73.
　　[4]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5]刘文忻，陆云航.要素积累、政府政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4)：13-20.
　　[6]姚耀军.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05，(2)：2-8.
　　[7]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5)：16-25.
　　[8]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2005，(3)：27-37.
　　[9]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