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方式转换与后发国家发展的实证样本分析

赶超发展是所有后发国家谋求摆脱落后地位和跻身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的必由之路。自有国家以来，领先与追赶就是与人类经济社会竞争性发展和世界文明螺旋式上升相伴随的基本内涵。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后发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先发)国家的历史。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追踪了16世纪以来500年间主要世界大国的沉浮兴替演化轨迹，反思评价了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而前者的获得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科技进步及其先进组织是经济繁荣的基础，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军事强大的支撑。大国兴起源于科技创新导致的经济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扩张；而大国之衰往往衰于科技进步缓慢、制度变革滞后和政策失败，包括过度侵略扩张以及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等造成的经济落后[1]。兴衰成败之基均与技术以及由此驱动的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也即与增长方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密不可分。而增长方式是需要依据内外环境变化而不断适应、转换和创新——激发出源源不竭的驱动力，保证后发经济体持续追赶和最终超越领先。如果不能保证更加强大而持续的增长动力，则追赶进程将难以保持而无法赶上并超越领先者，使一度成功的追赶半途而废。考察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对领先经济体的追赶过程和前景无法脱离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考察及其与领先经济体的模式的比较。前苏联的赶超、崛起和衰落是20世纪世界经济赶超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值得深入剖析，以便为21世纪的新兴经济体的成功赶超提供镜鉴。
    一、相关研究综述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法，决定着生产力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按照效能高低，通常将其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类，或者先进型与落后型两种，前者指通过要素数量追加或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后者指依靠通过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而实现增长与扩大再生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以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以高度集权和国有经济居于垄断地位为保障，通过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加速赶超发达国家为手段，使前苏联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大国崛起。但自进入1970年代前苏联经济便登顶而衰，到1981年就被日本超越，再过十年国将不国。实践证明，其赶超发展模式存在致命软肋而且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缺乏。对于前苏联赶超失败，国内外有很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展开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前苏联经济赶超失败源于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西方国家为拖垮前苏联而故意开展冷战，前苏联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与美国平起平坐，不得不在基础较差和投资来源不足的情况下，牺牲农业和轻工业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严重畸形，最终拖垮了前苏联经济。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11)[2]等指出，前苏联存在着过度军事化和工业化，很多年份的军事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3，比同期美国和北约国家高出4-5倍，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给前苏联经济造成了难以承担的巨大压力，加上与经互会国家的不正常贸易、企业与国营农场规模过大且专业化程度低等一系列结构性扭曲，都是前苏联国家经济崩溃的根源。
    有观点认为，前苏联是过度依赖能源经济，而国际能源价格的下跌使前苏联外汇短缺，进口不足，进而导致国内短缺严重，加剧了居民的反感和愤懑。如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后世界石油价格猛涨，燃料和原料出口收入大增，支撑了前苏联经济的一度繁荣，导致改革与创新的动力的丧失，而1980年代国际油价下跌又使前苏联经济陷入衰退[3]。
    还有观点认为，前苏联经济衰败源于其增长模式落后、经济效率低下。陆南泉(2007)[4]等认为，前苏联经济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这种增长的边际效率不断衰减需要不断追加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当要素量追加增长率下降时，持续增长就难以为继，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缺乏自我修复机制，难以进行有效地自我调整和改变。景维民、郎梦圆(2011)[5]等也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战期间除外)，前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依靠不断的技术革新而是依靠持续追加新的生产要素实现的。但这种追加是要受到要素资源供给潜力约束的。事实上，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要素投入增量就开始趋于缩减，而经济盘子的扩大与投入要素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从而维持曾经的高速度已不可能。
    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状况为何长期难以扭转呢？很多学者指出，前苏联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增长方式落后难以扭转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缺位。抑制经济增长的“绑定约束”既与市场自由程度不足有关，也与国家能力不足、人力资本缺乏和基础设施投入不够有关。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中央计划部门直接支配社会生产资源，包括从供给到需求、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的各个社会经济环节和整个生产链条。这要求政府必须全面准确地获取信息、及时有效地处理信息。但在多层纵向垂直的信息管理与传导机制下，信息难以畅通，而由于涉及多部门、部门间及部门与地方之间协调的问题，各部门和地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歪曲甚至伪造信息，使得中央计划部门无法真正及时了解和掌握复杂多变的经济信息，因而，只能在缺乏真实准确数据及其变动的情况下提出计划指标。其决策者的主观偏好极强，失误概率较高，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损失浪费自然难以估算。华盛顿中央计划经济预测中心高级顾问赫伯特·列文在1980年代就发现，前苏联经济中的关键问题是不能及时排除旧技术和运用新技术。前苏联整个经济体制不能很好地调动和使用其资源，也无法按技术所需求的方向去调动劳动力，不能使资本及时更新。更为严重的还在于其阻碍技术进步和发明。在经济发展成熟的阶段，增长中来自投入的驱动作用逐渐降低，而技术进步与发明的作用日益重要，而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很迟钝。[6]李慎明(2011)[7]等指出，前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 制机制进行改革。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在这种大锅饭经济体制下纪律松弛问题日益严重，计划纪律性、执行力、政府职能控制力不断衰减，征税纪律松弛、影子经济盛行、财产与合同权利保障不力、法规执行能力孱弱等，无法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还给企业增加额外成本负担，历次改革均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不合理的经济体制。
    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对前苏联经济赶超发展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迄今为止从经济增长方式维度对苏联经济赶超发展失败的研究，总体上还没有脱离碎片化、浅显化和表象化的洼地，甚至还未破题。本文尝试从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维度出发，探讨能更深刻和真实地刻画前苏联经济赶超失利的缘由。
    二、前苏联经济发展轨迹及其衰减原因剖析
    自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前苏联经济增长，呈现出一幅戏剧性的变化轨迹。从增长动力视角可以较好地观测解释这一变化发生的内因。
    (一)前苏联经济失速轨迹
    依靠二战前约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高速发展，前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38倍，实现了工业化，在1928-1940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3.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6%，比同期其他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出2倍以上。快速工业化使前苏联经济规模急剧膨胀，很快超越了欧洲所有大国，跻身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并依靠强大经济实力成功抵御住了纳粹德国的进攻。二战后，前苏联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自1950年到1985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9.3倍，同期联邦德国增长了3.9倍，意大利为3.4倍，法国为3.1倍，美国仅增长2倍，英国为1.3倍，使前苏联经济迅速赶上和超过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国民收入占美国的比重由1960年的58%上升到1985年的66%，工业产值由55%上升至80%，农业产值由70%上升为85%，货运量则由68%上升到136%[8]。前苏联成了几乎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但此后，前苏联经济增长不断走低，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从1971-1975年的5.7%下降到1976-1980年的3.7%，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从7.1%下降到4.5%。工业和农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从8.4%和4.2%下降到7.1%和0.5%。到1980年代末开始出现经济危机，1990年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到20%(见图1)。1981年日本的经济总量就将前苏联甩在第三位了。与美国一度缩小的经济差距重新趋于扩大，前苏联国民收入规模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5年的67%下降到1988年的64%。1990年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34.96%，前苏联人均实际消费只有美国的20%。①
    
    图1　1951-1990年苏联主要经济指标变化(%)
    资料来源：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原因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45。
    (二)前苏联经济增长衰退的分析：基于增长方式的视角
    为什么前苏联战后很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并维持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即陷入持续衰退。自然，前苏联经济赶超美国失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若从增长方式视角来看，其内在缺陷需要特别关注：
    (1)技术贡献低微，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增长
    为了获得高增长，数十年间，前苏联通过剥夺农民加速积累的方式进行大量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据统计，增加投资、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对战后前苏联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58%。如20世纪3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前苏联经济年均劳动力投入增加200万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不及西方国家水平，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缓慢，消耗偏高和产出率较低。80年代后期苏联的研发(R&D)开支占GDP的3.5%，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4%-5%的水平。[3]如在20世纪70-80年代，前苏联劳动力投入和工业投资比美国分别高出45%和40%，而农业投资更要高出3倍多，但其国民收入产出量却只有美国的2/3左右②。一项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在前苏联要经过长达10-12年的漫长历程，而美国85%的最新科研成果都能在5年内完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差距有天壤之别。70年代科技进步异常快速，市场设备更新换代频率空前提高。而前苏联过分注重传统机械制造等技术，对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关注不足，如以先进技术(氧气电气)生产粗钢的比重来衡量，前苏联与美国、西德对比：1965年苏联为14%，美国和西德分别为28%，而到了1980年，三国比例分别变化为39%、88%和93%[6]。又如，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引进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技术合作建立的拉达汽车厂年产量一度从30多万辆增加到120万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和著名轿车品牌之一[9]。但由于缺乏自主技术创新而无法保持持续的国际竞争力，拉达汽车这一品牌影响力日渐衰弱，这大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前苏联经济从勃兴到衰退的演变轨迹。测算表明，1976-1980年十五计划期间，前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2%，低于前一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的4.6%和八五时期(1966-1970)的6.8%。1978年，前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到仅相当于美国的25%，同时，原材料、燃料开采条件恶化使开采成本不断增加，如1959-1978年石油成本提高46%，天然气提高1倍，铁矿石提高36%。生产率不断下降和主要矿产品成本上升使前苏联经济趋于穷途末路。[10]
    (2)增长结构严重扭曲，限制经济持续协调增长
    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追加，但前苏联是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的落后农业国，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同时，在十月革命之后，由于推行鹤立鸡群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备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难以大规模吸引外资来解决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缺口。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前苏联只得将眼光瞄上人口较多的农民。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手段强制性地用农业补贴工业，剥夺并不富裕的农村加快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而在工业体系内部，则通过优先扶植重工业来带动轻工业和加速国防现代化。统计结果显示，从1928年前苏联开始推行工业化到1985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结束，重工业共增长了347倍，轻工业增长了54倍，而农业只增长了3.5倍。这样，就使得农业、工业和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之比从工业化初期的1928年的52∶48转变为1953年的75∶25和1985年的80∶20。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增长速度一直快于轻工业，导 致工业过度重化。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粮食多数年份无法自给，1975年前苏联进口粮食1590万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1980年人均消费水平退居世界第77位，医疗保健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4%，不到发达国家10%-12%的一半。同时，投资结构与产业内部、地区与城乡发展等方面均存在严重失调。如1981-1985年在建设投资内部结构上真正用于改建和技术改装的投资比重仅占23.6%，大大影响了原有企业设备的更新。此外，军事工业过分挤占经济发展资源。勃列日涅夫时期，前苏联军队人数从368万人增加到419万人，机器制造产品的60%直接或间接与军工有关，科研经费的75%用于军事项目，而美国仅为12%-14%，西欧国家更只有6%-7%，前苏联用于耐用消费品研发的科研投资比重仅占5%-6%[3]。
    图2　1928-1986年苏联工农业结构关系变化(%)
    
    资料来源：王跃生.苏联经济[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57。
    (三)对外部市场依赖严重易受外部冲击震荡
    对外部先进科技成果依赖大，主要先进技术专利和设备大部分需要进口。1960年代后前苏联一些先进的机械制造、电子技术、石油勘探和深加工技术等均依赖进口，如由于从意大利菲亚特和法国雷诺引进整条生产线建立起来的陶里亚蒂伏尔加汽车公司使“拉达”牌汽车成为前苏联最为普及的家庭汽车和大量出口换取外汇的少数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同时，前苏联对外部燃料和原料市场出口依赖大。前苏联出口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在1970-1980年矿产、金属和钻石等出口在前苏联出口中的比重高达1990的50%，而机械设备的出口份额不足18%[2]。当国际行情逆转时，出口收入剧降导致经济衰退，进口商品所需外汇短缺导致市场供应不足，进而降低居民生活水平。
    (四)要素追加投入衰减，导致增长潜力不足
    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民数量的减少以及农业发展滞后，劳动力供给潜力由于人口出生率特别是净人口出生率较低而出现衰减，以前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建立起来的高储蓄和高积累、高投资拉动的增长率出现递减。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边际效率不断衰减也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跌的根本性原因。如1970-1990年期间，前苏联单位生产性固定投资的实际产出量下降了约一半，意味着20年间，每一个卢布投资的效率降低一半，为获得同样的产出增量，需要追加一倍的投资额。随着劳动力供给短缺加剧、资源开发难度增加、开发与运输成本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66-1970年的年均6.8%的增长率下降到1981-1985年的年均3.1%。同时，不断提高业已居高不下的投资率，也缺乏现实可能性。这些诸多因素一起作用使高经济增长率难以为继。
    (五)经济增长脱离社会发展，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
    过度追求高增长不仅使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合理，而且由于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实际供给能力。测算表明，在1980年代中期，计划规定的基建施工项目的资金需要量，通常超出项目实际可能提供资金数额的80%—100%。未完工程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80%左右。而且，还因为忽视增长成果普遍分享和居民福利改善，影响经济协调发展和创新积极性。长期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过度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消费市场的严重短缺，以及紧俏商品配给制，收入分配不公平、官民待遇差距扩大的结果是凭票供应、排队和走后门现象突出，如在1980年代后期，前苏联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经常短缺，排队搜寻商品的时间甚至超过工作时间，使一些劳动者迟到早退劳动纪律差的现象异常突出，这严重伤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偷盗工厂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怠工和酗酒十分严重，也极大地遏制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虽然前苏联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科研机构多和科研队伍庞大，但并未产生应有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管理创新动力，产品质量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周期长等成为劳动潜力发挥不正常的必然副产品。
    三、总结与启示
    总体而言，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致命弱点以及自身修正能力的缺失限制了其持续快速增长潜力，导致其赶超进程不正常终止，这给后面的追赶型发展经济体留下了宝贵的教训。由此，可以得出的若干启示是：
    第一，需要遵循稳健而协调的发展战略，拒绝突进式、非均衡式的增长方针。通过不顾代价的高速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是前苏联一贯的经济发展战略。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早在1970年代初的研究发现，前苏联的经济发展因选择“突进”模式在带来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忽视甚至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突进式增长往往导致资源浪费，资源供给无法满足加速增长必须持续追加的投入，导致部门间的失衡和扭曲，使政府和企业为追求高速度而无法按照科学发展规律办事，不惜代价追求GDP见效快的项目，导致决策失败和巨大浪费；忽视非国有企业自主收益和居民财富增长，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引发居民的抗议和最终失去民心等等。40年后，科尔奈又指出，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因此，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11]。实际上，适当降低速度并不意味着经济崩溃，反而可以趁机从容加快更新陈旧设备，比较容易地调整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第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贡献度是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技术进步是决定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从世界发展经验看，类似前苏联等一些曾经经济高速增长国家最终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85%的减速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徘徊不前来解释。前苏联技术力量雄厚，对技术革新不可谓不重视，但为何最终输掉了技术竞赛，进而输掉了经济赶超？关键在于缺乏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的激励与保障机制。中国早就将转变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但迄今尚未取得明显成就，而且，粗放增长惯性似乎越来越顽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加剧，其技术效率在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显示其低成本优势趋于消失。因此，中国必须及时切实纠正有关增长速度、质量、动力结构和可持续性的认识偏差，将质量效率、结构合理和可持续性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加速技术创新步伐，真正建 立起国家创新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和保持动态竞争优势。
    第三，必须强化对增长方式转换重要性的认识和执行力的提高。转变增长方式不仅涉及技术创新，还因牵涉到体制机制和资源配置重构而使各种利益博弈尖锐化，阻力势必很大。前苏联领导层其实对转变增长方式重要性的认识不可谓不重视，自1960年代就发现了增长方式弊端并及时推出了专项科技进步驱动的新轨道的发展战略方针，也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但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最终在增长方式转变上马失前蹄。首先是领导层共识不足。领导层一方面强调要实施市场化改革，调整增长轨道，另一方面却念念不忘传统的计划经济大而公大而优等教条，醉心于已有成绩，在所谓维持稳定的口号下，对改革和创新畏首畏尾，叶公好龙。其次，改革方式方法欠妥。前苏联历次改革主要目标不是要彻底改变原有体制机制，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家集中计划制度，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以及干部任免制度等，而只是企图通过给国有企业扩大优先的一点自主经营权，增加对科技和新兴部门的投资，适度增加奖金，开展劳动竞赛等“微调”，以便解决缺乏竞争、人浮于事、纪律松散、效率低下等根本性问题，因而，无法达到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的初衷，最终无法真正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再次，缺乏坚决贯彻执行的胆量和能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机关的数量毫无节制地增长，1970年代前苏联出现的分利集团，即精英—官僚垄断集团不思变化并想办法遏制下层变革意愿，对这种力量壮大的坐视或放纵无法遏制恰恰是前苏联增长方式无法真正转变的根源。
    第四，坚决推进经济体制变革，切实保证增长方式转变到位。前苏联时代多次冲击经济转型，但因多种原因无法真正解决转型面临的各种羁绊和束缚，最终导致积重难返，以致经济衰败和国家解体。从前苏联的失败案例可以得出结论，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最终均可归结到缺乏转型机制保障上，即因阻力太大，体制机制变革不到位，使各种改革与转型的决议只能流于形式，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经济发展惯性无法扭转。前苏联的教训证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是比获得经济高增长更加艰难的事情，因为这更多地涉及对现有经济发展运行程序的再造、思维模式的重整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主体利益的碰撞，不可能轻易达成共识和顺利推进。因而，传统增长方式转型成功的出路在于彻底的体制变革和管理模式再造，为此，需要深刻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联动和保障。
    第五，改革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要素在增长中的贡献作用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者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可分离。劳动者的健康、劳动纪律与创新积极性与增长成果的合理分配直接相关。前苏联收入分配机制表面上大锅饭特征突出，但由于真实的官民收入与福利待遇差距巨大，官僚腐败特供与百姓有钱难买东西形成鲜明对比，对劳动者的生产纪律与创新积极性产生了严重的逆向刺激。改革以来，中国注重效率引导，竞争性与发展活力得到增强，但收入分配机制扭曲和财富积累差距扩大也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阻遏因素。迫切需要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合理界定国家、企业和个人分配份额，致力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水平，促进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潜力的发挥，使经济增长动力转向新的轨道并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在这方面，需要在研究和借鉴日本、韩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国成功转型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汲取前苏联转型失败的教训。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你追我赶的竞争性发展是不会终结。迄今赶超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而赶超失利的国家不在少数。作为最新一波追赶发展的新秀如金砖国家等正处于漫漫赶超征途中的起点，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巨大发展落差难以通过短期的低质量的狂飙突进而实现，而要寄希望于较快的、然而却是正常的、持久创新的增长上。在发展环境迥然于以往、全球资源趋于紧缺的条件下，我们尤其需要摒弃旧的资源禀赋依赖增长模式，构建新的知识驱动增长模式，避免陷入增长陷阱和尽快完成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