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首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的重要讲话和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对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促进长远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市经济和信息化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加快调整首都工业经济结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
首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经过多年的努力,首都工业经济在发展质量和效益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力支撑了首都经济的发展。2009—2013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9.2%;企业利润年均增速15.1%。2013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及水耗比2009年分别下降41.8%和35.8%,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发展不协调、不均衡和不可持续等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历史积累形成的矛盾与问题,北京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改善城市运行环境,保护生态发展环境,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成为当前首都工作的重中之重,对首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布局力度不够,部分区域及行业准入门槛把关不严等原因,各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仍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城市性质的业态和环节,甚至还存在一些污染企业,而新经济新业态发育不充分,亟须进行结构优化调整。此外,由于过去各地局限于自身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造成京津冀地区产业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竞争,亟须加强产业分工协作,通过产业一体化带动区域协同发展,尤其是北京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首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必须统筹兼顾有舍有得
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是个长期、系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统筹兼顾。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敢于直面矛盾,主动担当,也要有长远的谋划,深入研究,通盘考虑,做到既稳当前、又利长远。
要围绕首都核心功能定位,主动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加快调整疏解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瞄准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的发展方向,加快构建“高精尖”的新型经济结构,带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遵循国际化大都市产业发展规律,力争用5-10年时间,一方面保持全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相对稳定,有力支撑全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以设计、集成、电商等高端环节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以信息服务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新业态,使其比重占全市GDP的30%以上,实现首都经济结构大幅升级,业态明显改变,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为此,必须紧紧立足首都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有舍有得,坚决清理淘汰落后企业,严格控制增量企业,优化调整存量企业,集中优势资源支持发展重点企业和新型业态。
一方面,要大胆“舍”,即疏解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按照“禁一批、关一批、控一批、转一批、调一批”的思路,分类疏解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禁一批”就是禁止新建、扩建首都不宜发展的工业项目,全市范围内不再布局一般制造业。“关一批”就是坚决就地关停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产业,全面治理镇村工业大院。“控一批”就是对水泥、石化等保障城市运行及民生的行业实行总量控制。“转一批”就是对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一般制造业实施整体转移。“调一批”就是对高端产业中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环节,按“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原则实施环节调整,主动在京津冀进行全产业链布局。
另一方面,要努力“得”,着力发展与首都资源禀赋和城市战略定位相匹配的两大产业和三大新经济形态。
一是培育承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创新型产业。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方面,加快实现技术体系的自主化、商业模式的平台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资源利用的国际化,合理引导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导航与位置服务、智慧城市等若干个重大集群,发展自主可控的系统软件、工业软件和信息安全软件,促进软件行业结构更优、质量更好、人员更精、发展后劲更足。在制造业方面,重点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移动智能终端等电子产品以及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的研发设计等环节,鼓励研发新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蛋白抗体药物,提升整车控制器、动力电池等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发展环境污染监测及治理装备、新能源装备等产业,打造一批“无人工厂”,依托京津冀区域谋划布局大中型直升机、高端无人机以及航空金融、保险、租赁等服务业。
二是做强有基础有特色的优势型产业。推进自主、高端品牌乘用车,以及高效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的发展,培育汽车金融、租赁、展会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城市轨道交通产业建设。支持知名品牌进行区域合作和扩张发展。保护传承提升工艺美术特色产品,发展具有中国驰名商标、北京市著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等都市产业的研发设计、精品制造、销售展示等配套环节。鼓励企业发展生物质能发电、废弃物处置等循环经济和“静脉”产业。
三是发展服务经济、总部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推动产业向价值高端化、体量轻型化、生产清洁化发展。发展服务经济,打造世界“设计之都”。发展服务型制造,促进传统优势制造企业经营重心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向软件、设计、商贸等服务型企业转型。做大一批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做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吸引国际高端设计人才,实施工业设计师“万人计划”。发展总部经济,打造世界“总部之都”。打造一批千亿级、国际化、多元化运作的市属国有大企业,支持其参与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创新型企业总部,精选一批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大企业总部在京发展,同时增强总部经济对区域联动发展的带动作用。发展平台经济,打造世界“创新之都”。鼓励传统制造业与IT行业相互渗透、跨界融合,推广线上线下、众包、创客、云制造等新型商业模式,培育一批平台型企业。开放公共信息资源,支持打造一批功能完备的信息消费平台。
首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多措并举强化联动
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涉及多方利益,必须统一各方认识,通过多种手段,调动各方广泛参与,增强工作合力,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一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政策、信用、舆论等多种措施,形成倒逼机制,推动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退出。研究制定水、电、气阶梯价格机制,执行新的排污费收费标准;完善企业信用数据库,发挥信用“黑名单”的作用;对违反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规定的企业加强综合整治,推动关停退出;通过舆论手段,发动社会力量督促相关企业退出。同时探索节能环保、土地使用、职工安置等方面相关激励和补偿政策,以财税调控方式鼓励相关工业企业主动调整退出。
二是按照产业发展必须与区域功能定位相一致的原则,优化全市产业布局,形成差异化、特色化产业发展格局。从功能区角度,首都功能核心区适度发展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高端总部经济形态。城市功能拓展区重点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部分承接功能核心区的相关产业转移。城市发展新区重点发展承载国家战略部署的创新型和优势型产业,部分承接城市功能拓展区相关高端制造环节的转移。生态涵养发展区适度发展符合区域定位、环境友好的产业,严控工业总量规模,保留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可替代的产业。从开发区角度,统一布局,统筹规划,全面整合现有工业开发区资源,重点发展高端园区,按照各自产业特色,引导相关企业向这些园区集聚,提升集群化、差异化发展水平,避免同质化竞争。对一般类园区,参照高端园区的标准,对企业进行腾退或者生态改造升级,积极引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三是主动规划研究京津冀三地产业合理布局,探索建立联席工作机制,研究区域全产业链合理布局的配套体系规划方案,促进一体化发展。在京构建“实验室、微工厂、母工厂、云工厂”四级产业体系,依托河北、天津打造子工厂,共建一批大规模高端制造业集聚区。依托中关村和北京·亦庄品牌,积极输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打造高品质综合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理念和经验,协调支持周边地区提高基础设施、综合配套保障水平,通过共建工业园区等方式,促进意向转移企业与周边地区的有效对接,推动相关产业有序转移。
四是坚持市场化导向,用足用好首都密集的科技智力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进一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升技术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价值创造三大能力。围绕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深化首都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推进技术、流程、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五是提升政府服务管理水平和效率,强化协调联动,保障产业调整升级工作有序推进。建立健全各部门参与,统一调度,统一行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强化工作落实。研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策体系,提高审批效率。以贯彻实施《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为抓手,构建涵盖全方位服务的市区两级公共服务体系。推进联合执法和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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