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摘要：文章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利用Andrews检验统计量和Bai子样本过程以及Hansen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危机、体制改革等外部冲击和内部冲击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例如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等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结构突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也出现了转变。

　　关键词：结构突变；宏观经济运行；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

　　一、引言

　　识别和诊断出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突变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对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多是针对某单个经济变量的时序路径的结构转变点进行检验，虽然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但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性转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利用Andrews统计量和Bai子样本过程以及Hansen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并根据这些结构突变点发生的位置和阶段来判断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

　　二、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检验

　　首先，双变量回归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yt=？茁0+？茁1xt-1+？着t，t=1，…，T（1）

　　其中，yt为t时刻的被解释变量，xt为t时刻的解释变量，？着t为随机扰动，满足？着t∈N（0，？滓2）。（1）式可以用列向量表示为：

　　yt=x′t-1？茁+？着t（2）

　　其中，xt-1=（1，zt-1）′，？茁=（？茁0，？茁1）′，zt为一个备选的解释变量。由于回归方程的截距项？茁0和斜率系数？茁1都对解释变量yt的条件期望（即E（yt|xt-1））有影响，所以假设在？茁0和？茁1中都有可能存在结构突变点是合理的。所以，假定（1）式在k时刻存在一个结构突变，那么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可以表示为：

　　yt=x′t-1？茁0+？着t，t=1，…，k（3）

　　yt=x′t-1（？茁0+？啄）+？着t，t=k+1，…，T（4）

　　其中，？茁0=（？茁00，？茁01），？啄=（？啄0，？啄1）′，（3）式和（4）式用矩阵表示为：

　　yt=X？茁0+X0k？啄+？着（5）

　　其中，yt=（y1，…，yT）′，X=（x0，…，xT-1）′，X0k=（0，…，0，xk，…，xT-1）′，？着=（？着1，…，？着T）′。

　　为了全面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以及检验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Y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四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应用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和分析。数据样本为199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1季度，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统计月报》。

　　在根据方程（5）构造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突变模型以前，我们首先对这五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原因在于，利用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检验结构突变需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要满足平稳性的要求。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五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针对AndrewsupF统计量在变量非平稳的情况下无法识别模型参数的条件分布和解释变量边际分布的缺陷，Hansen（2000）提出了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有效地解决了AndrewsupF统计量的有限分布不能适用于解释变量存在均值突变、方差突变或单位根的情况。因此，本文将采用Hansen（2000）的算法结合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对模型的结构稳定性进行检验。

　　根据方程（5），分别以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4个变量作解释变量对国内生产总值Yt做回归构建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应用supF统计量对总体样本进行结构突变检验，结果表明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回归模型都显著拒绝不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原假设。而j统计量的检验结果也显示这4个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都至少存在一个结构突变点。虽然四个模型中突变点的发生时间不尽相同，但均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结构突变。

　　具体来说，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第3季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是由于从2005年7月开始，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一度处于供求紧张状态，我国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原油短缺的现象，不仅给我国消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投资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1994年～1999年期间处于长时间的收缩与衰退状态，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对于财政支出来说，发生结构突变的时间与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正好吻合。由于我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连续7年处于下滑态势，1998年底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靠净出口，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出口增长近于停滞，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作用。

　　为了检验模型中是否可能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下面根据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进一步对以上4个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结果显示，由消费作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发生的时期分别在1995年第2季度和2005年第3季度。对于投资来说，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验证了模型中仅存在1个结构突变点。而对于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来说，则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在1998年第1季度、2001年第1季度和2003年第3季度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结构突变。在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1995年第2季度、1997年第2季度、2000年第2季度和2003年第2季度发生了结构突变。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我们选取其中的部分突变点，利用Bai和Perron（1998，2003）子样本估计方法对每个子样本区间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结构突变点分割的各样本子区间内模型的截距项和斜率发生突变的情况。

　　对于消费来说，在2005年第4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这个样本区间内发生了显著的斜率突变，说明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平均消费水平，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应降低。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发生了显著的截距突变，说明这种情况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同时回归系数继续降低0.4个百分点。对于投资来说，则是截距项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第2个子区间截距是第2个子区间的7倍左右，这与我国投资在2001年左右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的实际相符，同时我们注意到，进入21世纪，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原因与这一阶段我国固定投资波动较大有关。对于财政政策来说，1998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在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减缓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这体现在1998年第3季度～2003年第3季度样本子区间的截距项显著大于第1个样本子区间内的截距项，虽然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相对于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投资和政府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较强。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开始减弱，但由4.94回归系数来看，财政政策对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依然具有良好效果。最后，对于净进口来说，三个子样本区间内的回归系数都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说明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冲击和影响非常显著，进而导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降低，但随着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依靠进出口来拉动。

　　三、结构突变点检验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消费、投资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危机、石油冲击等外部冲击下以及自身体制改革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我国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构突变。

　　2005年的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我国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大，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21世纪初我国投资结构的调整使得投资也有效改善了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速减缓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到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财政支出则由于自身的政策调整使得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1992年～2014年间发生了3次显著的结构突变，而对于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进出口来说，1998年～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严重阻碍了进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多个结构突变的存在也验证了进出口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长远来看，特别是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完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构，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和财政政策作用，逐步从依赖投资和进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以消费拉动为主，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者协调发展的增长模式，降低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依然存在，如何更加准确及时的诊断和识别出外部冲击和来自体系内部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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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项目号：10ZD&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评价中的应用”项目号：71203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调控模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项目号：11YJC79015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项目号：2013M53096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项目号：2012BS051）。

　　作者简介：刘金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闫超，吉林大学商学院讲师，吉林大学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