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之后的宏观经济学的理念分析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奉行凯恩斯主义原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这对于应用经济学家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和满足感。凯恩斯主义原理在财政政策和经济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简单的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不仅在逻辑上通俗易懂，而且其在经济上的应用能给每个人带来切身的好处。这种经济学看起来像是应用化学或者物理学那样摆脱了意识形态上的困难，允诺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实现经济扩张。也许有人会争论如何分配这白得的好处，但是有人若要否认这种好处的存在就很荒唐了。可以理解的是，非经济专业人士最初对这种允诺持怀疑态度，然而肯尼迪－约翰逊总统时期持续稳定的繁荣局面打消了他们怀疑的念头。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重大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萧条和通胀传播到了其他发达国家。这些事实并不是由于回到紧缩货币、平衡预算等过时的“古典”原理所导致的。相反，它们是和政府的巨额赤字与货币的快速增长一道出现的；尽管根据现代凯恩斯主义，承担通胀的风险可以获得快速的实际增长并降低失业率。
    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预测总是失准或者预测所根据的学说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并且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创新之处。经济周期的研究者所面临的任务是对理论遗产进行分类，以判断所谓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卓越贡献中哪些可以改造利用，哪些应该抛弃不用。虽然这个分类过程的结果如何还远不明朗，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势必要重新讨论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基础问题。
    一、宏观计量经济模型
    凯恩斯主义革命从其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来看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这并非凯恩斯的本意，也不是其最杰出的几位追随者的观点。但如果不这样看待这场革命就无法解释它最重要的几个特征：宏观经济学向数量的、科学的学科进化；在对经济行为进行确切的数据描述方面的进步；政府官员对技术性经济知识越来越强的依赖，以及在调控经济方面对数控理论的引入。正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如此有利于明确的计量模型的形成，它才会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主导的科学地位。
    因此，无论是凯恩斯革命的成功还是它最终的失败，都不能仅仅从凯恩斯本人的著作内容上加以理解。我们需要知道宏观计量模型的构造方法以及它们能“有效”协助预测和评估政策所必须具备的特征。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引入以下几个符号。
    一个计量模型是一个方程组，它包含几个内生变量（变量由模型决定）、几个外生变量（变量影响模型但不受模型影响）和随机冲击。模型的思路是使用历史数据来估计模型，再利用估计结果来评估不同政策的效果。出于实用性的原因，模型一般采用标准线性形式，其结构形式如下①：
    
    
    到此为止，我们的讨论都是高度一般化的，并且以上形式化讨论也并非专门针对凯恩斯主义模型。每个声称能够提出量化经济建议的人，都要解决从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中识别结构模型的问题。最简单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使用的那些复杂模型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建议固定货币增长率的货币主义模型而言亦是如此。对于那些自称不属于计量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建议也同样如此，尽管其隐含的内在的结构无法为专业人士所批判。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过程，无论逻辑是否完善，结构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任何学说只要是从观察到的经济行为量化评估不同的经济政策就都必须包含上述步骤。
    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计量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计量模型通过对、和施加一些先验的约束条件来识别结构参数。这些约束条件通常可以归为以下三种类型④。
    Ⅰ.先验地设定和的许多元素为0。
    Ⅱ.对扰动向量的序列相关阶数和交叉性序列相关的程度施加约束条件，相当于先验地设定的许多元素为0。
    Ⅲ.先验地把变量分为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外生变量相对越多，越有助于模型的识别。
    凯恩斯的《通论》提到了很多第一种类型的约束条件。在书中，凯恩斯根据几个只包含少数变量的简单关系式建立起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其中之一就是消费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基本规律”。这意味着方程组（1）中的一“行”只包含当前消费和当前收入而没有其他变量，因此也就对许多和施加了零约束。同理，根据流动性偏好关系，货币需求仅仅是收入和利率的函数。用明确的方程式把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表达出来，可以发现（1）式和（2）式构成的模型是由许多第一种类型的约束条件所构建的。
    对（2）式中控制误差项的系数进行约束在理论上很难找到理由，因为误差本身就是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那部分变量的运动。早期的计量经济学家采用了统计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假设，这些假设在农业试验中被证明是有用的并且成为现代统计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这些约束是否有道理，把的多个要素设定为0有利于模型结构的识别。
    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分类也是先验决定的。内生变量在一定制度下是由私人行为决定的（例如消费或者私人投资支出）。外生变量是由政府控制的（例如税率或者货币供给）。这种区分反映了两个词的一般含义：内生意味着“由经济体系决定”，外生意味着“影响经济体系但不受其影响”。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量经济学模型已经能够很好地拟合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在简化式（3）不仅能很好地拟合过去的数据，而且在短期预测上也被证明是有用的。并且，通过施加上述三种约束，结构参数、和能够得到识别。使用这种估计结构，模型可以模拟不同经济政策的效果，例如税率、财政支出或货币政策。
    凯恩斯主义对结构模型识别问题的解决办法随着理论和统计上的发展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许多发展是由那些同情凯恩斯传统的研究者的努力推动的，并且许多进步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模型失败之前取得的⑤。
    从宏观经济学发端开始，它就因为缺乏微观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而遭到批评。正如里昂惕夫（Leontief, 1965，持反对意见）和托宾（Tobin, 1965，持赞同意见）很早指出的那样，凯恩斯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创建具有不同假设条件的理论领域。但是，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理论研究的一个主题就是用微观理论提出内生变量，这种微观理论建立在个人最优化行为这一经典假设的基础上。但是，如果要通过第一种类型的约束条件来识别一个给定的结构方程，我们就需要可靠的先 验信息说明某些变量是外生的，而现代微观经济学几乎从未提出凯恩斯或者宏观计量模型所主张的那种约束条件。
    我们来考虑一个对宏观模型识别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对未来价格、税率和收入水平的预期在许多需求和供给函数中都起重要作用。例如，最好的计量模型中，投资需求应反映企业对未来减税、税率和要素成本的预期，而劳动供给则取决于工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要识别这种结构化方程，通常假设个人对某个变量的预期是该变量的几个滞后值的函数。然而，宏观模型自身的内生变量（包括要素价格和通胀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一个明智的个人会使用模型中许多（通常是大多数）内生和外生变量的现值和多个滞后值，来形成关于任何一个变量的预期。因此，实际上任何假设个人最优化行为的理论都会与对预期形成的识别所施加的约束条件相矛盾。更进一步说，为了模型的识别而对预期施加的约束完全是任意的，而不是从反映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得出的。宏观模型缺乏一般性原则就说明了这样的问题，例如为何预期通胀率应为滞后通胀率的线性函数（各滞后值的权重之和为1），但是在目前几乎所有模型中这样的假设仍然作为识别的约束条件来加以使用。对预期问题的随意处理并不是这些模型的边缘问题，因为预期在模型中的作用无所不在，并对模型的动态特征具有很大影响（凯恩斯本人也坚持这个观点）。现有的模型无法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中得到预期的约束条件，这一点表现出这些模型更深层次且更具一般性的失败，即它们无法从任何一致的动态优化问题中得到行为关系。
    至于第二种类型的约束条件，现有的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对进行了严格的先验约束。模型一般假设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忽略交叉方程的滞后序列相关；同样还会假定过程的阶数很短，从而仅允许存在低阶的序列相关。现在来看，引入这些约束条件并不具备理论基础，并且可以预见经济理论也无望很快地提供任何基础。原则上，模型的识别并不需要施加任何这种约束条件。第二种约束的使用将会增加对第一种和第三种约束的需要。无论如何，现有的宏观模型都对做出了严格的约束限制。
    现在我们讨论第三种类型，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型模型都对变量进行先验分类，要么是严格内生变量，要么是严格外生变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一个变量是否可以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现值和过去值的情况下确定，并以此为根据判断该变量是否外生，这一判断与这一变量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否在事实上与其他变量相关这一计量上的重要问题无关。并且，根据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最近发展，我们知道这种任意的判断过程是不必要的。西姆斯（Sims, 1972）业已证明，在时间序列中外生性是可以检验的。西姆斯证明，假定（1）式中的在计量意义上严格外生必然意味着给定y和x的时间序列就可以对特定的约束条件进行检验。根据西姆斯的理论所进行的检测应该用来判断外生和内生变量。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有不少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也对这种检验的有用性持否定态度。
    三、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失败
    因此，有很多理论原因使我们相信，那些通过当前宏观经济方法识别的结构参数实际上并不是结构性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当前讨论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干预下这些模型的结构仍能保持不变。但是，某个模型是不是结构性的，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如果宏观计量模型搜集到参数稳定性的记录，尤其在外生变量和扰动的随机行为下仍能保持稳定，人们就会对先验理论判断的重要性产生怀疑。
    然而，事实上，除了超短期的无条件预测外，主要计量模型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表现都很糟糕。通过把过去的序列划分为多个时期检查参数稳定性随时间的变化，这种正式的统计检验总是表明参数在变化。并且，建模者本人也暗中承认这一问题，他们通常会利用附加因素的精巧模型进行预测，从而抵消模型与实际序列的持续偏离。
    宏观计量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经受了决定性的检验，尽管这固然不是谁所设计的。所有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有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之间的权衡：通胀率越高，实际产出就越高（或失业率就越低）。例如，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模型预测美国失业率将维持在4％，这与4％的年通胀率相一致。以这一预测为基础，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敦促实行有意的通胀政策。当然我们不能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际推行的反复无常的政策都归因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建议，但是根据这些模型，这一时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应该产生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失业率水平最低的十年。然而众所周知，政策产生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这是经济计量上的大规模失败。
    这次失败并没有也不应该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转向其他流派。和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总是比某个特定的方程组更宽泛、更有弹性；一个模型失败了，人们总是希望以同样的思想为基础找到更成功的模型。然而，这次失败已经产生了某些重要后果，并且对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科学的应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政策来说核心的一点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在科学意义上与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非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相比缺乏更完备的基础。以下例子可以看到这一广泛共识的后果：当前旨在“保住工作”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如果放到十年前，凯恩斯主义者会说财政政策能更有效地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天当然没人会把这个建议当回事，自然也没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事实上，十年前还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直接管制的替代手段的经济学家，现在则越来越把这种管制视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补充。这个观点看上去像是：如果人们拒绝遵循我们设定的适应于人们过去行为的方程，那我们就颁布法律来迫使他们这么做。
    科学地看，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打开了另一扇门。研究和修改主要计量模型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少，而研究替代性经济周期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人们对发生凯恩斯主义革命的理论上的原因以及对与凯恩斯同时期或更早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给予了更多关注和尊重，而这些思想在过去就被认为过时了。
    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些发展将把我们带往何方。当然，有些人还会继续相信，通过修改几个结构方程、加减几个变量或者分解不同的方程组，凯恩斯主义模型存在的问题可以在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我们一般性地表达了批评意见，特 别强调了这些模型的内在特征，故而在这一框架内进行修补是徒劳的。对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的失败所做出的另一种回应就是抛弃整个分析方法。
    第一种回应明确肯定凯恩斯革命数量化的、科学的目标以及迄今为止所建立的各种模型。第二种反应则把模型及其目标一同抛弃。我们相信还有如下一条中间道路。
    四、均衡经济周期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们并未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特殊的经济学分支，设定特殊的假设条件来解释经济周期。凯恩斯建立了这个子学科并命名为宏观经济学，因为他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周期的特征。古典经济学立足于以下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市场出清；第二，个人最优化行为。那个时代的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严重程度，看起来都与这两个假设无法调和。与此相关的是，统计显示总需求和价格水平与实际产出和就业正相关，而古典理论认为一般价格水平这种纯名义量的变化只会引起单位变化而不会改变实际情况，显然现实与理论是相互矛盾的。
    凯恩斯从古典假设条件的禁锢中脱身之后描述了这样一个模型，其中经验法则（例如消费函数和流动性偏好）取代了古典经济学家坚持从选择理论推导出来的决定函数。不是假设市场出清——对于劳动市场来说，这一假设与经济萧条的严重性显然不符——凯恩斯采用了货币工资是粘性的这一未经检验的假设，也就是说货币工资处于一定水平或者通过某种过程而不受他所要分析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在凯恩斯笔下，均衡和古典这两个术语具有正规的标准的含义，似乎排除了任何应用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修正。均衡被认为是指处于静止状态的系统，有些人认为均衡和古典两词与理想情况是完全等价的。因此，处于古典均衡的经济不会为政策干预所改变或改进。术语如此使用，那就难怪鲜有经济学家会把均衡理论视为理解经济周期并设计政策来缓和或消除周期的起点了。
    近年来，均衡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恐怕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家们活到今天都要认不出来了。现在如果说一个处于多元随机过程中的经济是均衡的，指的仅仅是在每个时点上，上述两个假设条件都得到了满足。这一发展主要来自阿罗（Arrow, 1964）和德布鲁（Debreu, 1959）；这意味着仅仅通过观察一个时间序列就认为这是不均衡的现象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试图发现某种在计量上可检验的经济周期均衡理论，并将其作为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方法是反革命的，因为该方法认为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错误地放弃了用均衡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任何可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宏观计量模型能与FMP模型的详细程度相媲美。但已经有人建立了小型的均衡理论模型，说明在古典假设的范围内有可能解释经济周期的一直被认为是隐含着的关键特征。均衡模型同样回答了为何凯恩斯主义的估计模型脱离原来的样本就不再有效。我们现在就来描述经济周期的关键事实以及新古典模型的处理方法。
    出于某种原因，大多数经济学研究者长期在否定古典宏观经济模型方面追随凯恩斯，认为古典模型无法解释关于经济总量时间序列的重要特征。或许古典模型最重要的失误就是无法解释价格或工资水平与总产出或就业的正相关性。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失误就是古典模型无法解释总需求（例如货币存量）与总产出或就业之间的正相关性。古典模型的静态分析通常表明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决定与价格和总需求的绝对水平无关。但是时间序列中广泛存在的正相关性似乎和总需求（通胀）与产出（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相一致，而与古典的中性假设相矛盾。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确实包含了这种因果关系。
    现在我们用严谨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为何在保留市场出清和个人最大化收益的古典假设下仍然会出现这些相关关系。模型建立的关键一步是放松许多古典分析中关于个人具有完全信息的辅助假设。新古典模型仍然假设市场出清和个人行为最优化，个人根据包括他们所知道的相对价格在内的实际变量做出供需决策。然而，每个人只拥有有限信息，对某些价格的了解要多于其他价格。根据有限信息，个人对所有影响其供需决策的相对价格作出可能的最优估计。
    因为人们没有完备计算所关心的相对价格的必要信息，在估计相对价格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误差。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个人会把所有价格一般性的上涨误认为他们所销售的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导致他们突破原先的计划而增加产品供给。由于所有人都在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总产出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只要总体价格水平高于个人根据先前的信息所做出的预期，那么产出增长就会发生。相对应地，一旦总体价格水平比预期价格低，总产出就会下降。这里采用了理性预期的假说：个人会最大程度地利用其所拥有的有限信息去了解有关的客观概率分布。这一假说是以遵循均衡理论原则的方式提出的。
    根据新古典理论，对总需求的扰动导致未预期到的价格总水平变动与总产出对先前计划水平的修正有正相关性。进一步说，新古典理论意味着该修正与未预期到的任何与总需求决定相关的变化都有相关性。在多数宏观模型中货币供给是总需求的一个决定因素。新的理论可轻易地解释对总产出的修正和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
    新古典理论虽然认为通胀或货币供给与产出水平正相关，然而这一理论并不认为该相关性可以为政策当局所利用。也就是说，货币当局无法实行系统的积极政策并达到高于实行弗里德曼（Friedman, 1948）和西蒙斯（Simons, 1936）建议所实现的产出水平（他们建议货币供给维持不变增长率而不对经济情况作出反应）。这是因为根据新古典理论，总产出是货币供给在现在和过去所未被预期到的变动的函数，只有在货币供给比预期水平高时产出才会提高。但是货币供给不可能在整个经济周期中都高于平均水平。所以，该理论能够解释人们长期认为古典宏观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相关性，而且在遵循古典理论假设和赞同消极的货币政策方面保留了古典特征。
    体现主要新古典特征的标准的小型计量模型已经建立起来（Sargent, 1976）。这些模型采用了理性预期假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模型通过前文所说的三种类型的约束条件而得到识别。然而，这些“古典”模型还依赖于第四种识别的约束条件。这种约束条件来源于概率经济理论，该理论在凯恩斯主 义框架内并不起任何作用。这些约束条件一般而言不会采取第一种类型中的零约束形式。相反，通常的形式是、、参数的交叉方程约束条件。约束来源于经济理论所说明的当前决策取决于个人对未来变量的预测，并且给定过去的变量则这些预测就是最优的。这些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形式不像令一些参数等于0那么简单，但它们的经济含义很好理解。在计量中利用这些约束条件来进行估计检验的方法正在迅速发展。
    最近均衡宏观计量模型的另一个进展就是大大减少了对第三类约束（把变量严格区分为外生和内生）的依赖，尽管这种依赖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一进展主要来自于模型在个人对未来变量进行最优化预测方面的日益强调，以及西姆斯所证明的严格计量上的外生性与时间序列向量的最优预测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Sims, 1972）。建立具有理性预期的模型必然要考虑哪些变量有助于预测别的变量。如果变量y有助于预测变量x，那么根据西姆斯的理论，x对y而言就不是外生的。可预测性和外生性之间联系的结果就是在均衡宏观计量模型中内生和外生变量的区分不再完全是先验基础。
    均衡宏观计量模型的关键特征就是，由于对、、进行了交叉约束限制，所以如果政策干预改变了政策变量在方程中的形式，那么许多方程的参数一般而言都会改变。由于凯恩斯主义模型忽略了这些交叉方程的约束限制，所以当描述政策变量的方程发生变化时，该模型一般假定所有其它方程保持不变。我们认为这是在关于政策变量或外生变量的方程发生变动时凯恩斯主义模型失效的重要原因。我们希望新的方法能使我们预测在政策变量变化时所有方程的变化结果。如果要声称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量化描述，我们就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和计量上的发展还未完全结合，尽管二者在概念和操作上距离很近。我们认为目前最好的均衡模型是以后发展的原型，并希望以后的模型在政策制定中能发挥实际作用。
    但是我们不应低估均衡模型在计量上已经取得的成就。麦考伦（McCallum, 1976）、巴罗（Barro, 1977）和萨金特（Sargent, 1976）已经对初期的模型进行了估计以及严格的计量检验；从结果来看，这些模型看来能够解释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包含复杂交叉方程约束条件的更成熟的新模型尚在建模过程中（Sargent, 1978）。迄今为止的工作已经表明，在对样本的拟合程度上，均衡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一样好，从而也说明拟合程度并不能为信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提供任何根据。
    五、对均衡理论的批评
    均衡理论在解释经济周期时最核心的观点是：如果影响个人决策的变量发生了未预期到的变动，那么经济波动就会发生。显然，这意味着政策很难抵消这些初始变动。首先，政府必须设法预见私人部门所看不到的冲击却不能把信息提前披露出来。虽然设计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理论模型并不难，但是很难想象这样的模型能应用于什么样的实际情况。其次，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本身必须不为私人部门所预见（显然历史上发生了多次这样的情况），而与此同时，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所处的状态相关。这样，政策要发挥效果就要求私人部门认识不到政策的系统模式。
    对均衡模型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其政策含义的反应。宏观经济学的任务是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消除私人部门的不稳定性引起的经济波动，这（曾）是个如此广泛的共识以至于认为这个任务不该或者不能执行的看法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无论有何理由或者证据。显然我们应对这种反应抱有同情，对治愈病症的信心为寻找治本的方法提供了动力。然而，相信有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存在是一回事，有科学证据表明这种政策存在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为一谈毫无疑问是危险的，而以这种混淆来评价理论是否符合现实就更糟了。
    人们固然会质疑均衡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周期的事实。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坚持现有模型仍然具有初步试验性质的原因。这些模型的特点已经体现了新古典理论的实质，而就此来揣测此种模型成功的概率或者询问十年内取得什么样幸运的成果，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以下是对新古典理论采取悲观态度的四个主要原因：
    （一）均衡模型不切实际地假设市场出清
    均衡模型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所有市场出清。换言之，所有观测到的价格和数量都是企业或家庭决策的结果。这实际上意味着传统上竞争性的供需相等，尽管其他市场类型也在考虑范围内。因此，如果有人把劳动市场没有出清当作基本“事实”，那么他立刻就会认识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但我们实际掌握的事实只有就业和工资率的时间序列以及失业调查资料。市场出清只是一个原则，不是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来证实的；要对这些序列作出恰当的行为假设，市场出清原则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市场出清的替代原则，例如假设第三方拍卖人带来价格刚性和市场不出清，由于其并未很好地描述劳动市场制度，所以反而是“不现实的”。
    非出清劳动力市场更合理的根据是一般为期两年或三年的长期劳动合同。合同时间长短并不影响这个问题。阿罗和德布鲁告诉我们，如果合同期限无限长而价格与工资同样取决于在每期市场都出清的假设下可得的信息，那么长期合同下的价格—数量过程将会与每期市场都出清的情况一样。均衡理论提供了一种构建长期合同模型的方法，这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因此，存在长期合同的事实对均衡理论能否应用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在个人进行最优化的均衡模型中是否能充分考虑实际中存在的合同。费雪（Fischer, 1977）、菲尔普斯和泰勒（Phelps & Taylor, 1977）、霍尔（Hall, 1978）证明，如果把每期市场出清的假设换为长期合同，且长期合同适应于有限的信息并独立于货币和财政体制，那么均衡模型的一些消极结论会得到修正。根据经济理论，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会促使合同只考虑随时可得的一部分信息。但是该理论还认为，合同所依赖的信息来源并非永远不变，而是随着采集信息的成本和收益而改变。对过去25年内各国劳动合同的差异以及美国劳动合同演化的考察都支持这一理论假设。
    所以这里的问题实际上与凯恩斯和古典经济学家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在分析不同的货币和财政体制的效果时，是否应该把现有工资合同的表面特征视为是给定的？古典经济理论不这样认为。为了理解长期合同对货币政 策的含义，我们需要一个使合同能对不同货币政策体制做出反应的模型。现有均衡模型在这一方向上的扩展可能产生有趣的结果，但是并不太可能导致对均衡模型政策含义进行重大修正。
    （二）均衡模型不能解释周期运动的“持续性”（序列相关）
    第二种批评来自于这样的观察：如果个人的预期是理性的且其所考虑的信息包括了预测变量的滞后值，那么个人的预测误差必然是序列不相关的随机过程。也就是说，平均而言，某一时期的预测误差和先前时期的误差是不应该被观察到相关性的。因此很多批评者认为，由于实际产出、就业、失业等存在的高度序列相关性，均衡模型的解释力极为有限。托宾（Tobin, 1977）直截了当地说：“最近的一个流行解释认为就业波动是因为暂时混淆了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让雇主和工人误以为存在大量的工作机会，只有等到他们认识到其它价格也发生了变化之后他们才能按正确的价格进行销售。同理，当通胀低于预期的时候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个模型只能解释劳动力市场的短暂失衡。”
    那么怎样才能解释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失业持续的周期性呢？我们只能认为自然失业率本身就在波动，认为失业率的变动是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不是由于一般需求不足引起了非自愿失业。
    批评者通常认为新古典理论对总需求波动不够重视，而是依赖对总供给的扰动来解释整个经济周期实际产出的波动。正如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 1977）所说，“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是由传染性的懒惰症所导致的。”
    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合理区分冲击来源和传播机制，而朗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在其1933年的经典论文中就强调了这个区别。即使新古典理论认为总需求冲击是序列不相关的，但传播机制把冲击转化为了实际变量的序列相关的运动在逻辑上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已有细致的理论工作表明具体的传播机制正是这样运行的。
    第一个传播机制产生于企业迅速调整资本和劳动存量需要耗费成本。这些成本使企业要持续地对他们接收到的相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这一机制使企业把序列不相关的对相对价格预测的误差转变为要素需求和产出的序列相关的运动。
    第二个传播机制在多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里已经存在。家庭对物质资本和其他资产的最优积累计划把序列不相关的冲击转化为序列相关的对实际资产积累的需求。这是因为个人总想把未预期到的收入变化部分划分为消费和资产积累。因此，下一期资产需求取决于初始存量以及价格或收入未被预期到的变化。这种依赖关系使序列不相关的意外冲击转化为对物质资产需求的序列相关的运动。卢卡斯（Lucas, 1975）说明了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把总需求预测中的误差作为冲击来源的。
    第三种传播机制来自于搜寻理论（McCall, 1965; Mortensen, 1970; Lucas & Prescott, 1974）。搜寻理论试图解释为何失业者不接受工作而等待未来更好的机会是理性的。类似地，该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会让职位空缺以等待更合适的应聘者是最优的。主要出于技术原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一致性的理论模型，使这一传播机制把总需求预测中的误差作为冲击，但是这个机制最终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个人具有不完全信息的模型中，前两种甚至第三种机制都可以从引入序列不相关的预测误差得到实际变量序列相关的运动。那些认为新古典模型必然把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归因于总供给变化的观点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三）计量模型是（对数）线性的
    大多数按照均衡模型进行的计量研究都包含建立变量线性（但通常参数高度非线性）的统计模型。这一特征遭到了批评，因为一般都存在比线性模型提供更好模拟的非线性模型。变量线性的模型不能分析冲击和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多阶矩的系统性效应。这种效应一般出现在与风险厌恶相关的内生变量中。
    新古典理论大多采用线性模型并没有理论上的原因而只是技术上的原因。采用理性预期的计量研究在技术上的主要要求就是给出分析表达式的能力，即要把个人的决策规则表达成目标函数中参数的函数，以及控制外生随机过程的参数的函数。具有二项式的动态随机最优化问题的确满足这一要求。在动态随机最优化问题中，只有少数几种目标函数形式具有相同的分析上必要的易处理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计算机技术要处理这样一类函数，但就目前的大多数目标而言，线性决策规则是最方便的。在有限的函数中进行选择并不涉及原则问题。理论上，我们知道可以使用复杂的递归方法进行计算，从大范围的目标函数中得到非线性决策规则。在估计它们的参数时并不会涉及新的计量原则，只是在计算机上花销更多罢了。进一步说，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而言，线性随机差分方程是具有很强适用性的工具。用非线性模型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核心特征是否更好仍然没有定论。
    （四）均衡模型没有考虑学习行为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等人对理性预期模型提出的批评是，大多理论和经验研究假设个人在随机静态环境中长期行动。因此，通常假设个人发现了预测所需要的变量的概率规律。莫迪利安尼说：“在逻辑上，本杰明·弗里德曼注意到均衡宏观经济模型忽略了明确的学习模型，认为出于这个原因，该模型只能被理解为对长期均衡而不是短期均衡的描述，因为在长期中没有人想要重新订立合同。但这样的均衡宏观经济模型并不算成功，也几乎没有任何政策意义。”（Modigliani, 1977）
    但是，均衡模型假设冲击是随机静态的且个人了解概率分布只是为了分析上的简便而并不是分析的必要条件。以上两个假设都可以舍弃，但这样做会失去模型的简洁性。事实上，在应用“分离原则”的二次目标函数的框架内，我们可以应用卡尔曼（Kalman）滤波法得到最优的线性决策规则和依赖时间的系数。在这个框架内，卡尔曼滤波法允许在获得了新信息之后应用贝叶斯学习过程来更新每期最优的预测规则。卡尔曼滤波法还允许从非静态外生过程产生最优的决策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理论可以建立模型说明个人如何把过程的非静态性与贝叶斯学习过程应用于外生变量来得出个人决策规则中依赖时间的系数。
    虽然把贝叶斯学习过程和随机非静态性纳入模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与均衡模型的建模方法是一致的，但我 们却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应用成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静态的时间序列模型的方程式比较繁杂且变化多端。另一个理由是贝叶斯学习过程的假设过于空洞，除非对个人任意给定先验分布，或者找到方法从时间序列数据中估计出先验的参数来。但要从数据中确定先验分布将涉及到初始条件的估计，而且会很复杂。在解释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时候这些技巧能否派上用场还是个经验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没有区别。实际上，还没有哪个现有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融合了学习模式或者限制了非静态交叉方程的系数。
    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所批评的宏观计量模型假设个人了解静态随机过程，产生了（1）、（2）、（4）式的线性随机差分方程组。这种随机差分方程产生了一些“看起来像”经济时间序列的序列。进一步地，如果把这些模型视为结构性的（即不随政策干预而变化），那么它们对反周期政策就有意义了。这些政策含义是否正确要看这些模型是不是结构性的，而与“长期”还是“短期”无关。
    六、总结和结论
    让我们对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做一个总结，并评论一下这些观点的政策含义。
    第一个观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现有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不能给货币、财政或者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指导。这个结论部分是因为这些模型在近期遭遇了失败，部分是因为这些模型缺乏正当的理论和计量基础。
    第二，即使对这些模型做局部甚至大范围的修改也不可能显著地提高模型的可靠性。
    第三，我们可以考虑构建完全不牵涉这些问题的均衡模型，均衡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套不同的原则来识别结构性经济计量模型。这些模型的核心要素是个人是理性的，他们面对政策变化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来作出反应，引起经济波动的刺激主要是未预期到的冲击。
    第四，随着均衡模型的发展，它们已经能够解释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这些模型受到了许多批评，尤其是那些参与发展这些模型的人。但是，如果认为均衡理论原则上不能解释观测到的大多数经济波动，则显然是某些简单的误解导致的。
    均衡理论的政策含义有时会被善意或者非善意地扭曲为“经济政策不重要”或者“没有效果”，这种政策含义会使新古典经济学家震惊，因为他们在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方面已经无数次成功地应用了均衡理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否定这些成就。相反，我们是为了把这个已经应用于很多经济问题的均衡方法扩展到经济周期领域。
    如果这种做法被证明是成功的，它将意味着我们的政策思路会产生巨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认识到必须把政策看成是游戏稳定规则的选择结果，而个人应该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只有这样认识，经济理论才能有助于预测个人会采取何种行动。这种方法还认为，通过出其不意来影响行为的政策（例如货币的不稳定性和财政赤字）只能起到扰乱作用。提供有误信息并不是促进经济环境改善的系统方法。
    均衡经济周期理论的目标和构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的目标一样，都是为了提供科学手段来估计和量化不同经济政策的效果。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模型已经取得的计量上的成功，我们无法想象上述目标将如何实现。然而，除非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些模型的明显缺陷并转向新的研究方向，否则我们将失去凯恩斯革命的真实成果，一切成果都将化为泡影。
    本文完成于1978年6月，由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资助研究，发表在“菲利普斯曲线之后：持续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After the Phillips Curve: Persistence of High Inflation and High Unemployment）会议论文第19号，在《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中重新编辑出版。
    注释：
    ① 线性只是出于方便起见而并非原则问题。
    ② 回归方程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到一致性的估计。
    ③ 在P[,s]和Q[,s]的这些表达式中，没有预先定义的矩阵都视为0矩阵（例如所有下脚标为负数的矩阵）。
    ④ 这三种类型显然没有包括所有可能的识别约束条件，但基本上可以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计量模型的识别约束条件。其它识别约束条件可能包括，诸如对∑组成部分的先验信息，、、的分量之间的交叉方程约束等等，但这些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里都不常见。
    ⑤ 对凯恩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