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教学方法分析探讨启示论文（共6篇）
从古到今，我国的人口就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人口问题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现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着经济学学科性质不突出、学科一体化不够、学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创立中国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学科建设的难点与特点，提出研究对象与主线、目的与任务、指导思想与方法，设计该学科的框架结构与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定位。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人口经济学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第1篇：人口经济学观点对开发扶贫的启示
1一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没有人的存在，既不会有经济活动的动因，也没有经济活动的动力，正是人的存在和人类活动，才推动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才推动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演进。满足人的生存和消费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它将人类经济活动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向现代发展的逐步推进。从生产角度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为：首先，小规模的人口制约着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不利于规模经营的采用，男耕女织是与中世纪的人口规模相联系的，人口增长却扩大和提高了总的需求，从而扩展了市场规模，机械化大农业和纺织业就是与当代人口规模的扩大密切联系的。其次，人口增长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增加产出，就必须增加劳动人手，就要求更大规模的人口。在当代，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的人口，人们就难以享受到优质的人性化服务。从另一个方面说，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口也就越多，科技和经济活动的潜能就越大。其三，如果说人口的膨胀限制了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劳动力的扩充则有利于产量的提高和财富总量的增长。在人口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口和嘴的增加，还要看到手和脑的增加，不能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而过度强调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其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压力会变为一种反压力，正如赫希曼所认为：“社会共同体进行的阻止生活水平下降的活动，使得该共同体增加了控制环境的能力和为发展而组织自己的能力”。从消费角度看，人口增加不仅推动着生产规模的发展、组织生产体制和能力的进步，还推动生产朝着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朝着精耕细作和节约资源的方向发展。人们不断萌生的新需求不仅推动着科技进步和产出的提高，还会促使人们去发现新的资源，充分地利用旧资源。正是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多样化消费和需求欲望，人类才在生产上有了各种发明和创造，才最终推动着生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马尔萨斯也曾说：“假若没有强大的人口压力，人类本身就不会摆脱野蛮状况。”
2过度的人口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伴随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既从自然资源和环境表现出来，也从影响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来。从资源环境看，它主要表现为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必然带来粮食供给的巨大矛盾，即人粮矛盾，人粮矛盾的解决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既靠精耕细作也主要靠开垦荒地来解决，树木的砍伐和草场的开辟，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漠化、石漠化、盐碱化，可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生物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中的土地被占用更加剧了这种危机。大量“荒地”被开垦，加上人口增加对森林做原料、建筑材料、生活用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造成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从而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伴随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淡水资源也逐渐变为一种稀缺资源，同时，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也加剧了水资源污染，这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水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点，人口增加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大量开采和利用不仅使资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可能引发矿难，经济发展中对此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能源是工业生产的润滑剂，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过渡使用不仅使不可再生能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会造成环境污染，新能源的开发也会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总之，人口的增加不仅给自然资源增加了压力，而且还会付出高昂的环境和经济成本，投入与产出之比越变越小。
人口增加也会从对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压力来影响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口与人均收入。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一是加剧了人地矛盾，二是引起消费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三是家庭人口的增加使支出增加，不利于资本积累。
第二，人口与生活水平。人口的迅速增长会引起食品、衣物、住房等需求的上升，但由于缺乏诸如原材料、熟练工人、资本等相关要素，人们生活需求品在短期内不可能迅速增加，其成本和价格必然上升，使生活成本提高，从而使原本就低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人们极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第三，人口与农业发展。农业人口的增长会造成人地矛盾加剧，会增加更多的隐形失业人口，从而降低人均收入，使储蓄和投资水平双双下降，阻碍农业经济发展。
第四，人口与就业。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从而增加就业困难。
第五，人口与基础设施。人口膨胀会加剧基础设施供给的紧张，如果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会减少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处在两难境地下的政府只好力不从心地从事部门间的平衡工作。
第六，人口与资本形成。人口的迅速增长会消耗更多的新增产品，资本积累和形成的速度下降，社会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源会减少，尤其是国内消费的激增会减少出口，导致国际收支的恶化。
第七，由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使人们会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并在实际上削弱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
第八，人口增加会引发许多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正常经济秩序会遭到破坏。
3膨胀的人口：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贫困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过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导致非生产能力的人口增加，被抚养的比重增大，尤其少儿负担系数加大。其次是人口高增长使其人均水平与低增长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在参与分配的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增长缓慢的矛盾作用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低增长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极不协调。国民收入最终要分解为消费和积累两大部分，积累率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增长速度影响，经济不发达、人口增长快的地区，其积累率就越低，并面临着较大的人口、资源和生态压力。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4的新增国民收入被新增人口“吃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积累和经济发展。中国长期将经济增长率确定在8%左右，这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们可以被解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新增人口，大约为3%；第二部分用于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大约为2．5%；而另外的2．5%则用于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所以贫困地区的出路在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因地制宜地改变产业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贫困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交互影响的，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之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增长快、生产和就业结构单一、科技文化落后、人民生活亟待改善的现状，膨胀的人口使经济和资源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十分凸显。人口与资源是一种反向变化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人均占有耕地就越来越少，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就越来越差，在收入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很难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粮食产量。我国贫困地区多分布在山区丘陵地带，其土地垦殖指数小，土地资源开发已达极限，在经济发展无力抵消人口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很难脱贫致富。人口数量与质量也存在一种反向变化的关系。由于贫困地区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缓慢、人均收入低、积累能力差，其落后的教育和科技成为其未来发展的软肋。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又是由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所决定的。贫困地区劳动者低下的科技文化素质对经济技术结构造的改善构成严重制约，成为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结构落后、资源不能有效开发、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低、生态恶化的根源。收入影响投入，投入又制约收入，过低的收入使贫困农民除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外，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基本的农业生产投入都难以维持，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
4适度的人口：贫困地区协调人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口压力是一个热点话题，其含义包括：人口过剩；人口非适度状态；相对于土地承载力而形成的人口过剩状况；人口过剩对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压迫，或是对地球供给能力的压力；人口增长，尤其是过快增长；泛指人口问题。在贫困落后地区，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过剩，包括相对和绝对过剩，“一个没有能力生产满足其国内消耗所需要全部粮食的国家，就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所谓相对过剩，是指“由于人口过剩导致的人口压迫生产力或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现状，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生产力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而有所缓解。”所谓绝对过剩，是指“由于人口过剩导致的人口与生产力相互压迫和相互反动的状况，这种状况不能通过生产力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而有所缓解，而只能通过减少人口来缓解。”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都有一个容纳人口生存限度的问题，低于下限，会造成劳动力不足、市场不繁荣、生产无需求的状况，高于上限，会造成人地矛盾、人资矛盾、生态破坏、失业等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后果。适度人口包括空间上的适度和既定生产方式下的适度。从空间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都有一个人口容量的最大极限，它决定着资源是否可持续支撑、生态是否会遭到破坏、人们对生活是否满意等。法国人口学家索维认为：“适度人口也就是一个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当然，适度人口不完全是一个主观指标，它指某个区域在一定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最适宜的人口容量。这包括：第一，资源存量按照永续利用的原则和一定的速率能够提供使用的土地、水、能源、矿藏等的规模。第二，在环境方面，它决定于水、大气、土壤对形成污染的自净能力。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在适宜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报酬率的前提下能够提供给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数量。第四，社会进步方面取决于劳动者的总体文化水平。从生产方式看，科技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变革也会影响适度人口内涵的变化。科技进步可以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度利用；可以变废为宝，可以开发新的可替代资源；可以对生态进行有效的整治，扩大生存空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可以促进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开发。为此人口容量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人口容量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密切联系，世界各地扩大人口容量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资源输出型，资本优势和资源环境消耗型，劳动知识优势和资源节约型。所以区域人口容量也与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密切联系。就我国贫困地区来看，它们中的多数属于人口绝对过剩，从而给自然资源、生态和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压力，在资源和生态、生产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人口质量等方面形成恶性循环，这些地区既要努力控制人口，同时也需要加快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努力提高人口质量，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力争将人口绝对过剩转化为相对过剩，以减轻经济发展过程中源于自然和社会的压力。
作者：陈海峰
第2篇：有关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的探讨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作者：陈玲
第3篇：创立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设想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立的二级学科，它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目前，在国外，既未见有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与教材，也没有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融合为一体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但国外对作为独立学科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把资源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开展较早，相关著作与教科书较多。在国内分别以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书籍较多，把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视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以《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较多。但是，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较少，作为教材的居多。但问题是，这些教材大多没有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看成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而是把它视为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简单相加，在结构上表现为“三大板块”。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这种情况，既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二级学科来建设的思路不相适应，也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更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不相一致。
无论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实际看，还是从学科建设的需求看，现有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都存在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学学科性质不突出。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定位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如邬沧萍，穆光宗（2000）提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管理等诸多学科的一个综合。也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属于经济学范畴，如张象枢（2001）、罗丽艳（2003）。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有其基本的落脚点和明确的研究方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应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因此，学科建设要突出理论经济学的特点。但现有著作大多没有很好反映学科的经济学属性，基础理论薄弱。具体表现为：一是大多数著作与文献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理论基础缺乏全面论证，使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甚至一些教材没有独立的理论章节；二是大多数著作对技术性的、微观性的、专题性的论证比较多，而宏观性的、整体性的内容论证不够；三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学说史中人口生存与发展、生态经济思想等的深入分析和论证，甚至一些教科书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四是现有研究文献都是从狭义上理解资源、环境，没有把社会资源纳入资源的范畴，也没有把社会环境纳入环境的范畴；五是现有文献只是研究资源的利用、开发以及有效配置，对资源的培育与创造研究不够，甚至没有研究。实际上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资源的培育与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第二，学科一体化程度不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虽然涉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内容，但它不是这三门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关键范畴与主要内容，这些关键范畴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是自成体系的。然而，大多数研究文献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进行简单堆砌，板块化现象严重，对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不够。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教材在体例上分为三部分，即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在总体上是三大板块，“只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并没有把三者统一到一个科学严谨的分析体系之内，由此成为学科发展的硬伤”。
第三，学科体系不完善。现有著作大多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研究目的、研究任务研究不够，理论体系不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主线，是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与任务的。但现实是理论体系不完善，各种版本的专著、教材内容相差很大。
二、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本来是不同于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内在联系的新兴学科，但是由于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性，在学科建设中人们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搞成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简单相加。因此，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把它建设成为既融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为一体，又区别于三者的一门独立学科，使它真正成为理论经济学中的新兴分支学科。在这里既要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建设中的难点，突出该学科的特点，又要为它进行定位，确立其研究对象与主线、明确目的与任务，设计框架结构与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所要解决的难点
第一，如何体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性质，突出经济学的特点。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强化理论研究，专设理论章节，夯实学科基础，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
第二，如何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三大板块向一体化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虽然要吸收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但又不能把它视为三门学科的集合，只是探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经济学，而不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结合。因此，难点是要建立把人口、资源、环境融为一体的学科理论基础，使原来的三门学科统一在一条主线下。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撰写一本反映以人为本，资源环境既为人的发展服务，又保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权威性的经济学著作，确立新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结构。
第三，如何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主线、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确立研究任务，建立与完善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需要反映的特点
第一，明确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定位。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它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人以及人的地位与作用，人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二是从学科属性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学学科，在经济学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研究与涉及的问题是经济学学科的灵魂与本质。
第二，明显体现经济学的理论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因此，要加强学科的经济学理论性建设。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要依托理论经济学的支持，把理论经济学作为它的发展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并不否定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存在，但它们是有明确分工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更多地研究理论层面的问题。
第三，注重学科结构的一体化。在整体设计上彻底改变“三大板块结构”的局面，在经济学的框架内把人口、资源、环境统一起来；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内把生态经济学、气候经济学、灾害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有机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四，注重学科的系统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范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主线、目的、任务等，建立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第五，反映新变化扩充新内容。在学科建设中，根据新变化，要增加“以人为本”的相关内容；增加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灾害频发问题以及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的相关内容；增加生态产业、环境产业以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内容；增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学类中其它学科相互关系的内容；增加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灾害经济学、气候经济学之间内在联系的相关内容；等等。
（三）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定位
第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首先，人的良性（有效或优质）发展是本学科的目的，要通过对人口发展的研究，实现人的良性发展。其次，本学科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环境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为任务。在这里既要研究资源与环境的配置效率，也要研究资源与环境的培育，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所追求的不是一般效率，而是协同效率，即整体效率、合作效率等。
第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学类中各种学科的灵魂与本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学类中其它学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学大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研究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和培育的学科，它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其它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与核心，理论经济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是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而应用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具体问题的。
（四）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与培育，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培育利用的协同效率为主线。具体包括：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整合配置（高效利用现有资源）与培育（在利用中创新培育新兴资源，改善环境）；三是协同效率，即追求综合效率、长远效率、深层次效率。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以人为本条件下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本质与内在规律。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
三、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生态经济思想以及人口理论为指导，以资源环境利用的协调效率为主线，坚持理论与实践、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理解人口、资源、环境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把人口、资源和环境作为影响协同持续发展的三个有机变量整合起来进行考察与研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和阐释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内在规律与有机联系。
（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方法
第一，突出系统性。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来，就是要把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唯有引进系统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该学科才具有生命力，也是避免其成为相关学科简单组合的唯一有效途径。本学科应以协同可持续发展与提高协同效率为主线，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通过一定的载体（产业）配置资源，并注意资源配置的环境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重点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紧密围绕以人为本，将人口经济理论、资源经济理论与环境经济理论统一起来，揭示其内在联系，实现协调发展。
第二，突出基于中国现实的案例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大多数教材都是翻译过来的，大多数以国外案例为主。因此，在本学科教材编写中力求以中国案例来说明，尤其要增加对现实问题的分析。
第三，突出“史—论—图”一体化的体例。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材编写要突出学科特色，采取“史—论—图”一体化的方法。系统介绍学科及学科研究问题的演进，全面准确阐释学科基本理论；附加“专栏”、“相关链接”、“大事记”等形式，增加知识量和可读性。
四、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结构应分为六篇十八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篇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定位与研究方法，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提出及意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等内容；第二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研究目的、研究任务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三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产生与演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发展思想（含人口理论）以及经济学说史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第二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主体——人及其人口经济思想，包括四章内容。第四章为人本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论述人本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的异同；第五章为人口经济思想的演进，论述早期的人口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以及当代人口经济思想；第六章为人口经济的微观经济学解析，包括人口生育率的经济分析、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人口迁移的经济分析；第七章为人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解析，包括宏观人口经济分析、人口分布与城市化、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
第三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载体——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培育，包括三章内容。第八章论述资源的概念、特点与类型，把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心态资源；第九章为资源的地位与作用，分别论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地位与作用；第十章为资源的分布、配置与培育，论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区域与行业分布、配置及培养等问题。
第四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环境——环境的协调与培育，包括五章内容。第十一章为环境的概念、特点与类型，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第十二章为环境的地位与作用，论述人类发展（经济与社会）与环境，环境问题的经济与社会原因，中国环境与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第十三章为环境评价与污染控制，论述环境价值论与经济评价、环境价值的评价方法以及环境污染控制的设计等问题；第十四章为灾害经济学与防灾产业培育，论述灾害的类型及其社会经济特性，中国灾害的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灾害风险最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防灾产业的培育等问题；第十五章为环境与环境产业的培育，论述环境与环境产业培育的意义，环境产业的构成与分类，环境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及环境产业培育的重点等问题。
第五篇为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包括三章内容。第十六章为人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本质和内容，论述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本质和内容等问题；第十七章为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包括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等；第十八章为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包括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的意义与基本思路，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包括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比较），以及建立我国现阶段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设想等问题。
作者：白永秀
第4篇：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我国在积极响应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于1998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增设的一个二级学科，隶属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分析人口发展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策略建议。
由于创设时间较短，学科交叉较多，又是新兴交叉学科之一，学科建设和教学实践仍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所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学科内容动态性、学术观点多样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紧密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特殊性，传统的以讲授理论为主或理论与实习教学各自独立进行的教学方法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而采用传统教学法与互动式教学法相结合，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互动教学法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分析
互动式教学法是要求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的各个环节，让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使其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同时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作用，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互动参与、互相进步，实现共同目标的多向交流的教学方法。笔者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发现，主题讨论法和案例教学法是比较有效的互动式教学方法。
1.主题讨论法
主题讨论法是强调在教师的精心准备和指导下，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通过预先的一定意义的教学内容主题的设计和组织，启发学生就特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
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中运用主题讨论法，能够让学生与教师很好地互动起来，取得良好效果。具体方法是：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各章教学过程中，根据每一章所要讲授的理论知识要点，结合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当前的热点、焦点问题，提出一到两个讨论主题。要求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围绕主题，课下充分收集资料，准备提纲和发言稿，课上组织各小组进行讨论，让同学们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在讲授《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章时，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现状及问题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和“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等讨论主题；在《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章教学中，让学生围绕“中国资源开发利用研究”“逆城市化现象”“如何评估环境价值”“探讨控制环境及污染的方法”等主题进行讨论。为了使讨论能够充分深入展开，避免流于宽泛，对每一个主题都细化为若干个具体问题。以“中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为例，首先课前将这一主题拆解为几个具体问题（或者说是几个讨论方向），如“为何中国经济未发达而人口先老龄化（未富而先老）”“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延迟退休的合理性”“人口红利期是否结束”“老龄产业的发展”“国外养老保障中可以借鉴的经验”等，然后将同学们分为若干小组（每小组3～5人或5～8人），每个小组选择一个具体问题准备讨论。要求同学们在收集公开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调研，收集一手材料通过梳理材料，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观点或结论。课上讨论时，可以是小组成员自愿发言，也可以是小组选出代表发言，讨论中同学们可以对相同观点补充完善，也可以对不同观点反驳切磋，在同学们全部发言结束后，教师进行总结点评，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继续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在主题讨论全部完成后，以小组为单位撰写一篇3000～5000字论文或报告，文中标明小组成员各自负责的部分。教师据此考察同学们对理论知识及思维方法的学习掌握程度和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了解教学的效果。
运用主题讨论法教学，通过课前分组收集资料和课上集中讨论，有的放矢，紧密联系实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使同学们能够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与教师形成良好互动，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增加了师生间、同学间的协作精神和友情。同时，这一方法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加强对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的训练，也有助于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对广大同学写作毕业论文及今后从事实际工作也有意义。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也是一种有效的互动方法，主要是教师围绕所讲内容，采用典型案例，让学生以分组或个人的形式，通过课前预习准备，课上进行分析讨论，课下以报告、论文的形式总结。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经常与主题讨论法结合使用，对于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明显的效果。
虽然案例教学法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实际中人们往往将之与传统教学法的课堂举例说明相混同。实际上案例教学法与课堂举例说明是有根本区别的。案例教学法是通过师生围绕典型案例进行讨论来实现对知识的传递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教师引导和学生参与的互动教学方式；而课堂举例说明是教师为了讲授清楚某一理论知识点，特别用某个案例来应证，是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式。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中，结合主题讨论法合理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法的关键是要选择好典型案例，难点也在于案例选择上。与经济学核心课程相比，目前国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教材大都偏重概念和理论，案例偏少，一般一章仅有一到两个案例；而国外类似的教材案例较多，往往一小节就一到两个案例，但都是以英美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案例，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有较大差异。这也增加了教师选择案例的难度。选择案例原则上应尽量结合相关理论知识，选取难易适中、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典型案例。如果案例太难，学生会因知识储备不足而一时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失去学习的兴趣，参与度低，讨论无法有效开展，教师也会陷入被动，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如果案例太简单，学生又会感觉太轻松，无须深入进行分析思考，也会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精心选择国内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提出问题，让同学们围绕案例和问题进行讨论。如选取的典型案例有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2009～2011年瘦肉精系列事件、2010年认识反式脂肪酸、2011年地沟油事件、2012年螺旋藻铅超标事件等。案例教学时，一般授课前一到两周发放相关案例，让学生提前阅读案例内容，查阅相关资料，收集信息，思考案例所附问题；同时鼓励学生提出新问题供大家课上讨论。授课时先给学生们展示相关案例内容及背景资料（图片、视频），然后组织学生就案例及所附问题进行讨论，对相关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从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探讨案例所反映的深层次社会现实问题及其发生的深刻原因，提出应对策略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等。通过案例的学习讨论，一方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与理念得以在师生间顺利传递，并且得到同学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学生们思考分析研究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锻炼。
二多媒体教学法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中的的应用分析
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运用好传统教学手段（黑板、粉笔、挂图、模型及体语等），更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目前，对于多媒体教学的认识仍有一定偏差。一方面，有人认为只要使用多媒体授课，效果一定比传统授课方式好；另一方面，有人则认为多媒体授课只能使教师和学生更懒惰，课堂授课质量更差。实际上，教学中科学合理地应用多媒体手段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效果。因为，通过多媒体既可以生动地表达出很多抽象的概念和关系，更好地呈现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连贯性和整体性，而板书却难以实现这一点；同时，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够充分节约板书的时间，有利于教师将收集的大量关于本专业的资料，通过多媒体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从而使得教师在单位时间内能向学生传递更多的知识，增加了学生的信息接收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思考热情，提高学习效率。
多媒体教学的关键是把握好应用的度（即要合理应用）和掌握好应用的方法（即要科学应用）。教学中，过度应用多媒体容易导致教师对多媒体的依赖，在其头脑中缺乏完整清晰的理论知识体系，这样一旦发生诸如停电、电脑死机等意外情况，授课就大受影响；同时，由于多媒体教学信息量比较大，如果快速连续播放幻灯片，就会使学生或忙于记笔记而疏予听课，或注意了听课而忽略笔记，常常顾此失彼，教学效果反而不如传统方法理想。因而，教学中教师要认真学习备课，对所讲课程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要点要做到心中有数，清楚哪些内容适合传统方法，哪些内容更适于多媒体教学，将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方法合理结合起来。在具体使用多媒体时，应注意幻灯片间的停顿，给学生思考、记录笔记的时间；而且要注意做到有主有次，确保学生把要点记下来，因为并不是每幅幻灯片都需要重点讲授；当然最好是课前把需要学生做笔记的知识点打印出来，发给学生。此外，教师必须在课前认真制作好多媒体课件，这样才能在课堂上通过语言、数据、图片，以及视频等形式给学生带来生动多样的信息。如笔者在讲环境问题时，通过多媒体展示大量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扩大、水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和工业垃圾成灾等的图片和视频，让学生们充分了解相关信息，深刻感受到环境破坏的危害性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欲望，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教学水平。
总之，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可以节约板书时间，传递更多的知识信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三结束语
概言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新兴学科，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很好地把枯燥的理论知识与鲜活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采取以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师生互动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将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与主题讨论法和案例教学法结合起来，形成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并且合理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思考能力、实践创新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和水平。
作者：刘涛
第5篇：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偏好的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SexRatioatBirth，SRB）是指在一定人口规模下平均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
根据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人口的经验数值，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波动，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应该对应出生103-107名男婴。这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会略高于女性。出生时男婴数量略多，之后每个年龄男性的死亡也略多，这样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就达到了1：1的比例。相比较正常取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果超过107就被称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刘爽（2009）利用《联合国人口年鉴》“出生统计专辑”，对所提供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103-107的范围内，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和地区总数的约92%。其中，又以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占到总数的46.8%。偏离103-107的只是极个别国家。并且这种偏离也是有高有低。[2]宋健、金益基（2009）进一步分析了本世纪初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好为105的国家和地区占所有国家和地区总数的比例2000年为48.0%，2002年为45.2%，2003年为47.1%，2005年为42.6%。世界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105，2005年为106。仅有个别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如位于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2000年和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86、位于北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9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也不多，仅有位于亚洲的中国、韩国和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3]
从时间上看，我国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为108.4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高达118.06（详见表1）。从空间上看，1982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正常，基本维持在103-109之间，只有4个省份高于110；2000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17个省份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于121以上；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5以上（详见表2）。从城乡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失衡，农村高于城市。根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4]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5]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男孩性别偏好
从所收集的国内外文献看，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人口学因素，如种族、家庭规模、父母年龄、出生孩次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等；第二类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城乡差异等；第三类是自然生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哺乳情况等。这三类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比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中，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就是夫妇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变动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族未来，而且对于全球的人口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当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顾宝昌和罗伊（GuB和RoyK）（1995）参照东亚其他地区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现象后认为，失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种新的人口趋势，它平衡着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的父母对性别偏好的渴望和小家庭的要求。[6]鲍思顿、顾宝昌等（PostonJR，Gu，Liu和McDanie）（1997）通过对男孩偏好和我国分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的分析，证明了男孩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
国内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深入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比如，穆光宗、陈俊杰（1996）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性别偏好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8]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199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的上升，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致，“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关键作用。”[9]李冬莉（2001）则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父权、父居和父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地调查，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偏好产生了不同影响：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性别分工对妇女更加不利的地区，传统家庭制度被保留，性别偏好很强；而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一些地区，妇女收入的增加使其家庭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家庭制度的变迁，性别偏好逐步弱化。[10]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政府的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都认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根本性的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11]正是夫妇的微观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
三、男孩性别偏好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生育观中的男孩偏好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习俗，其根本原因还是现实生活中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女性在学习、就业、收入等方面仍受到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根本性的提高。正如米德·凯恩所指出的那样：“男孩偏好实质是妇女地位低下，即妇女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的，而妇女依赖于男性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社会性的制度结构层面上，即劳动的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继承制度、宗教习俗、婚姻和家庭规则等。”[12]男孩偏好的经济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最早对孩子效用进行探索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stein），他在1954年和1957年相继出版了《经济-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两部著作，阐述了家庭规模可以通过父母对孩子取舍的决策来实现的思想，并提出了边际孩子的合理决策理论，开创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时代。[13]随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于1960年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对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决策进行分析，详细论述了子女的成本—效用理论和数量质量替代理论。[14]他们认为，人们生育决策主要跟男孩与女孩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即跟男孩与女孩发挥的效用有关。刘鸿雁、顾宝昌（1998）通过在皖北地区进行的性别偏好调查发现，男孩的主要效用还是以传宗接代为主，其次才是养儿防老，接下来才是提供劳动力；而女孩的主要作用是体现在精神需求上。[15]由于男孩和女孩存在着不同的效用，就表现出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效用期待不同和普遍偏好男孩这一症结。另外，加上我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进一步扩大了男孩和女孩给父母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距，预示着生养男孩就将在经济上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效应，强化了对男孩的偏好。
2.就业的性别差异。按照性别划分，劳动力可以划分为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劳动力的最初性别分工是由于家庭财富的增长，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家庭制度从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男性逐渐成为承担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女性则成为承担家务活动的主要劳动力。[16]在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市场参与率、就业率、兼职率和行业职位选择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我国2010年《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1.4%和48.6%，但是就业比率上女性要远远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7.2%，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并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详见表3）。从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100%）来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详见表4）。①
3.行业和职位的性别差异。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种原因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存在性别隔离现象。②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劳动人口中的性别隔离始终是深深扎根于性别分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隔离现象发生在行业、职业内部或之间，并最终导致了男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也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我国职业划分原则，共有73类职业，其中1-5类为管理人员，6-23类为专业技术人员，24-27类为办事人员，28-36类为商业、服务业员工，37-42类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43-73类为产业工人。李春玲（2009）统计了我国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女性就业者在这73类职业中的百分比，详细观察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在管理人员职业中的比例虽存有明显上升，但比重仍然很低，管理人员职业依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详见表5）。[17]
4.工作期限的性别差异。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干部、女工人50岁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而男职工、男干部一律60岁离、退休。有差别的退休年龄规定主要是考虑当时很多职业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女性较难胜任，因此具有一定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家务逐步社会化，并且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这一变化趋势要求在退休年龄方面作出新的变革。虽然我国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断调整，但男女实行不同退休年龄的现状至今没有改变。工作期限的差异，直接带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彭希哲（2003）通过计算考察男女由于退休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异。他假定男女青年22岁毕业后开始工作，并有相同的起始工资1000元/月，以后每工作一年工资增长3%；同时还假定不存在就业和职务提升中的性别歧视。通过计算，他发现按照现行的退休制度，男性在60岁退休，女性在55岁退休。那么，男性退休工资为2985.2元，而女性为2575.1元，比男性少13.7%。[18]
5.收入的性别差异。王忠（2011）认为，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19]对于女性来说，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选择生育计划（如降低生育率和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家庭的角度看，较高程度的性别收入平等对家庭的形成和稳定有有利的影响，并有利于家庭的功能实施和福利改善。从宏观的角度看，性别收入公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性别收入差异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贝克尔（1985）的研究表明，当假设男女劳动力是完全替代时，对女性在经济上的歧视不仅损害女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并由此而导致投入减少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对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非常多，而我国对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并不丰富。[20]葛玉好（2007）发现，女性在工作经验回报率和工作经验年限分布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21]李实和马欣欣（2006）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城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职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发现虽然政府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即使从事相同的职业，女性的工资都低于男性（详见表6）。[22]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也表明了这一事实：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仅及男性收入的70.1%，并且差距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
6.养老支持预期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必须依靠生育男孩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家庭对男性劳动力有着现实需求。同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生老病死要依靠家庭，现实需要“养儿防老”。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有30.16%的农民主要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而生育（详见表7）。“养儿防老”既是一种养老方式，更是一种经济利益。[24]尽管现实中，子女（主要是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大多是低标准的，但是儿子确实起到了老年保险的作用，当父母年老有急需时，儿子不可能坐视不救。[25]徐勤（1996）通过对保定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儿子与女儿的支持比例接近，但儿子的人均支持量、支持总量及父母的人均获得量均明显高于女儿，养老功能向儿子倾斜。[26]宋璐、李树茁（2011）通过对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加而下降，而儿子对不同年龄的老年父母的经济帮助相对平衡；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超过女儿，且这种性别差异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逐渐明显。[27]另外，在一些家庭内，家庭的经济收入大部分归男性支配，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男的说了算，女性没有发言和支配金钱的权利，较低的家庭经济地位限制了女性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因此，在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主流，生男孩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养老没有后顾之忧。[28]
四、解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途径
认清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需要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女性地位，促进两性平等与和谐发展。
1.实施性别主流战略（GenderMainstreamingStrategy）。性别主流战略是把性别问题纳入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宏观决策的主流，也就是把性别平等主流化作为社会发展战略，贯彻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改变社会政策、制度、法律、文化和社会环境，使两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并从中受益，防止社会性别问题边缘化现象的出现。[29]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上，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纲领以确保两性平等为基本原则，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提高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其目的是把男女平等放在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中，使男女平等成为一个常规化和日常性的问题。目前，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已被纳入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30]这就需要我们从长远战略发展的视角将社会性别平等设定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并尽快建立或完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财政预算等相关支持保障体系，形成社会系统工程。
2.实行社会性别预算（GenderBudgeting）（有的学者称为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公共预算作为体现公共部门在公共事务决策中价值取向和优先选择的工具，对男女两性的生活和权力关系，会产生积极抑或消极的不同影响。社会性别预算体现为针对公共预算中男女两性不同影响的评估，是促进公共资源公正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能够运行的基础和条件。目前，我国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了社会性别预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31]为实现社会性别预算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参考。建议逐渐推广实施社会性别预算，在制定政府财政预算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更好地保护女性利益。
3.设立专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府机构。根据国际经验，强有力的国家机制在提高本国妇女地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7月3日，经第64次联大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合并目前联合国系统内的4个从事促进两性平等和女性赋权工作的机构，成立新的实体“联合国妇女署”，以加强联合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帮助联合国系统对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承诺进行问责。③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我国中央政府层面还没有专门的社会性别平等促进机构。虽然妇联在推进妇女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作为政府组织从职能定位上难以承担管理性别平等事务的责任。建议尽快建立相对独立的、高层级的协调机构，比如社会性别促进委员会，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开展一系列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出台相关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政策，为消除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赛明明
第6篇：我国人口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同时也表明中国人口政策开始进入全国性、大范围的调整。“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社会原因，实施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人口政策，并基于“单独二孩”政策，提出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原因
当今，中国人口政策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是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时导致劳动力不足；还是重新回到生育毫无控制的时代，导致资源短缺加剧，社会问题出现。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人口选择的时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粘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面对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人口政策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也只能算是“小鲜”。“小鲜”数量繁多，且很脆弱，久烹则糊，需要及时翻动。计划生育已经四十多年了，“小鲜”早已“烧糊”了，人口政策现在该翻就得翻。
小鲜越糊越粘锅，如果不果断翻动的话，全部都会粘锅。同样，计划生育实行了几十年，已经跨越了最佳发展阶段，渐渐进入衰退期，导致生育率大幅减弱、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龄化加剧，非常“粘锅”。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的发展”。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扭曲了民众心理，很多人将计划生育政策当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千篇一律的执行。总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粘锅”会演变成“砸锅”了。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带有社会性，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撇开社会来谈人口。我们在考查人口政策调整原因时，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考虑问题。
新形势下，社会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单独二孩”政策的开启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更是扩大了人民消费的需求。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平稳，GDP保八发展显示疲态；市场的供求关系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也从扩大储蓄和投资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会导致需求不足，这与我们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口红利周期，即相对提高了新增长人口数量，促进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三）家庭生育心理的推动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代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大到国家层面的经济、政治关系；小到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国家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的人口心理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人口政策调整。从功利角度讲，人的行为要追求善的最大化。边沁认为，“人类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家庭选择生育的子女数时便会考虑快乐和痛苦的收支，趋利避害。在经济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有的一套“人口价值学说”，当家庭认为每一个孩子在将来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使家庭更加富裕的时候，他们会趋向于多生育子女。在我国农村地区，男孩不仅被认为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同时也是农业的重要劳动力。在精神上，出于各方面原因，如担心独生子女遭遇不测，以防万一，或者是认为生育两个孩子对孩子心理、品德成长更有利，这时父母都会选择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愿意生育两个子女，是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微观条件。
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绝大程度上缓解了低生育率状况，使人口政策与社会现实更加紧密结合。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生育率短期显著回升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如果长期低于1.8，或长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1〕历史证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最高时曾经到达7左右，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总和生育率才得以下降，降至目前的1.5-1.6。“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大大放宽了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地回升，并逐渐向1.8靠拢。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可知，全国范围内有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至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单独二孩”政策是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实行，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可以防止一下全面放开两孩，短期的累积效应会使生育率大幅度上升，大大超过更替水平，对长期发展不利。
（二）消费结构的变化
消费结构是指消费中不同商品或劳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着我国商品市场化和资源的共享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逐渐增加。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使得少年儿童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改变，从而也影响了消费结构。“单独二孩”政策少年儿童人口的消费更偏向于一些基础的、低水平的消费，如儿童生活用品花费，初级教育文化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水平的消费金额比例下降，如高科技方面的消费，而高科技方面的消费的减少会导致高科技企业的资金积累速度变慢，抑制了相关产业的规模，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经济的实际增长“乏善可陈”，但对市场的运行、资源的浪费，甚至于环境的破坏却是可以预见的。
（三）耕地压力加大
耕地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必需的生产要素，一定的耕地保有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孕育人口最重要的保障。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的人口大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而土地则是一个既定的存量，它不仅不能再生，而且还在日趋锐减。据统计世界人均耕地而积为0.32hm？，中国只有0.09hm，少0.23hm。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更多的土地资源被需要，这些地从哪里来获得？不就是从耕地面积里去拿，如此一来耕地压力不仅是水深火热，更加是雪上加霜。
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单独二孩”政策加剧了人地矛盾。国家“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各省市的细则也陆续出台，政策上的鼓励满足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育二胎的心理意愿，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加入了生育二胎的队伍中，大幅度加快了新生人口数量，这对土地的承载力是更大挑战。
三、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人口数契合生产最优化
所谓的生产最优化指的是生产与环境、资源、消费市场相适应，价值最接近边际效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只能人去适应规律以谋求发展最大化。同样，我国的人口增长也存在着客观规律，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客观规律，那么解决人口问题将不再是空话、梦话。
因此，第一，人口数量变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和，所以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的人并非是生理上的人，而是社会生产中的人。也就是说社会中应该有多少人应该根据社会生产所决定。进入21世纪，我国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水平极大提高，我们必须改变人口政策，以达到统筹人口最优数量的目的。第二，劳动力数量与就业数量相吻合。早有中国学者提到劳动力数量与就业者数量吻合之后能保持人口零自然增长率。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下，人口结构按各年龄段平均分布，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政策引导，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二）提高人口质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到：“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的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2〕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困境，探求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必须提高人口质量，使人口优势变成人才优势。邓小平强调：“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提高人口质量，增强教育水平和强化人力资本是必要的。据相关数据统计，工人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效率提高17%，假定一个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的企业将其职工全部换成高中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换成大专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因此，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明确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要求，从而达到增强人口质量的目的，明晰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三）保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
确保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对明晰我国人口政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人均耕地是上年末耕地总数与人口总数之比。所谓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指的是为了保障一定区域生产发展食物安全，而必须保护的耕地数量底线。计算公式为一段时间内人数、人均需要的粮食量的乘积与与耕地面积之比。我们可以从公式中看到：在我国耕地面积总数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假如短时间内人口增长速度高，分子变大，最小人均耕地数就会迅速提高，这时耕地压力就会显示出来。面对如此情况，今后我国进行人口政策改革，必须控制人口总量，保护耕地面积，坚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原则，否则将是人口政策之危，经济发展之末、人类生存之尽。
对此我们要：第一，保护耕地，尤其是保护肥田，用以保证必要的农业生产。第二，大力支持袁隆平院士领导的杂交水稻的培育研究项目，集中力量提高我国粮食的单位亩产。第三，在全社会倡导珍惜粮食的美德，减少在消费环节的浪费，减轻国家耕地压力。
作者：戚红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