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周期分析

一、引言
    经济增长永远是宏观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话题。从古典经济学的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到近代的拉姆齐(Ramsey)、奈特(Knight)、熊彼特(Schumpeter)，他们都对宏观经济增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技术进步或者说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索罗(Solow)和斯旺(Swan)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缺少创新的情况下，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会因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而停止。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将技术创新内生化，使其成为经济体系内生决定的因素。[1][2]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也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每一次萧条都包含着技术革新的可能，而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
    一方面，创新不是独立、均匀分布的，而是集群式出现的。一个或者几个企业家的出现促使了其他企业家的出现，企业家以递增的数量出现。少数人在经济停滞阶段获得了成功，许多困难就会消失，其他人可以追随这些先驱者，通过逐渐克服障碍，直到最后创新成为人们普遍熟悉且自由选择的事情。这一过程构成了繁荣时期的意义。随着创新活动的减弱、对投资需求的降低和企业家数量的减少，经济又会过渡到萧条。[3]缺乏创新是萧条的主要原因，在周期的波谷，当利用殆尽的技术所带来的利润低得令人不堪忍受时，资本才能克服对承担风险的厌恶，并依赖于资本创新。基本创新将在萧条阶段成群出现。
    熊彼特关于创新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的观点具有深刻的意义，并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与基钦周期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熊彼特周期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中同时存在着40-60年的长周期，9-10年的中周期，2-4年的短周期。[4][5][6]
    二、英国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作为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很好的互动性。用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情况，授权的专利数量增长率代表技术创新活动的活跃度。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反映了经济的繁荣和衰退，而专利数量则体现了技术创新的高涨和低潮。图1显示了1887-2007年上述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当经济繁荣时，创新发明与技术进步一般处于低谷，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发明创新活动一般处于波峰的位置，虽然这种峰—谷对应的时点不一定完全契合。以创新活动的“谷—谷”为标准，可以粗略地划分出四个大的周期，除去第三个周期，其余的三个周期跨度都在20-25年左右。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即经济进入低谷之后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关系实证分析
    从英国的数据可以看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将这一思路应用到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中。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对上述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计算可以得出VAR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在回归过程中引入解释变量的1～4期滞后项。通过对VAR模型稳定性的检验，解全部落在单位圆内(见图2)，VAR模型是稳定的。
    
    图1　英国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历史趋势(1887-2010)
    资料来源：1887-1994年英国GDP数据来自于麦迪森(Maddison).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经济研究，2005，(4)。使用HP滤波计算出的GDP增长趋势也被称为潜在增长率。
    
    图2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接下来，笔者对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当GDP增长率和授权专利数量增长率(PAT)分别作为自变量时，作为另一个变量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分别为1.02%和4.86%，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GDP增长率与授权专利数量增长率互为格兰杰原因。
    笔者关心的问题是，经济繁荣是否会对创新活动产生抑制，创新活动是否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对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见图3)。
    
    图3　脉冲响应图
    
    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到，第0期GDP增长的正冲击对经济增长本身有积极影响，且会持续6期左右才开始下降。对于技术创新活动，该影响则是消极的。第0期的GDP增长冲击会在接下来的7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当GDP增长冲击对经济繁荣的积极影响逐渐消失的时候，即在冲击发生后的第7年-第10年，GDP增长的冲击对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在逐渐变小，并逐渐成为正值。如果创新活动在第0期发生了一个正向冲击，该冲击在最初的4年内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是负的。从第5年开始，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显现出来，并在第10年左右达到峰值。如果第0期创新突然有了较大的增长，这种冲击对于创新活动本身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冲击对创新活动的拉动作用会在5-6年内持续增加，甚至在10年之内都有正向的拉动作用。
    综上所述，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收益率的普遍下降使得创新的机会成本降低，于是企业家乐于投资于技术创新活动，因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容易出现创新活动的相对活跃期。起初小规模的创新活动会减少创新的障碍并带来后续的更大规模的创新热情，创新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集中爆发。
    一项创新活动从发明到授权到应用直至最后产生经济效益，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因而经济会在创新活动达到峰值之后的一段时间出现繁荣期，市场上随之出现过度投资行为，银行信用过度膨胀，产能过剩，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空间逐渐缩小，企业家投资增长速度放缓。这时，创新的机会成本较高，饥饿动机的削 弱会降低创新的动力，长期不间断地高速增长会促成人们对持久富裕生活的深信不疑，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待工作和风险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长波的扩张是自我消亡的过程。①[7][8][9]创新活动逐渐陷入低潮，企业无法实现预期利润，从而会减少投资，经济步入衰退阶段，直至下一次的创新热情的到来，经济才会重新进入繁荣期。
    四、中国目前的创新周期及经济周期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外围市场的不断恶化使得对外贸易增速大幅下滑，在短期内为经济增长蒙上了严重的阴影。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看，中国的TFP在1992年之后就一直处于下滑状态，2000年之后的下滑趋势得到缓和，但是并没有质的提高。有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增长中较低的TFP贡献率、潜在增长率处于下行区间、出口压力增加等原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悲观看法。②TFP虽然是一项用来判断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但这项指标的计量存在诸多问题。除去统计上的问题，TFP并没有解释技术为什么和怎样变化，创新者的作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仿佛技术创新是一种自动进行、永不停止和无法掌控的因素。[7][8][9]
    图4给出了中国潜在增长率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创新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处于低潮期，这与关于TFP贡献率低的结论相印证。[10][11][12]另外，在经济繁荣的2000-2007年间，创新活动在2000-2005年间一直在谷底徘徊，从2006年开始，创新活动的热情才重新高涨。
    
    图4　中国潜在生产率与授权专利数量变动趋势图(1988-201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笔者进行了HP滤波分解。
    考虑到5年左右的滞后期以及中国产研结合可能出现的延迟，创新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会在2012年之后逐渐显现。笔者认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不仅要看到当前潜在增长率的下滑，更应该看到创新发明活动的迅速高涨，后者正在为未来的增长积蓄力量。即便金融危机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可能会放缓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对中国经济增速会大幅下滑的担心大可不必。仅仅依据TFP和潜在增长率的下滑断定中国进入新一轮的长周期，为时尚早。
    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最初选择的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要保证赶超战略的成功，必须建立相应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就是林毅夫等人定义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13]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包括下列因素：在宏观政策环境方面，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能源原材料低价格，农产品、其他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低价格；在资源配置制度上，运用行政性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手段代替市场的职能；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实施国有化和人民公社为特征的微观经营体制。
    中国的改革最先从改进微观激励开始。改革开放之后，资源配置制度越来越松动，这就与仍然偏低的汇率、利率和能源、原材料价格的矛盾越来越大。[13]目前的问题在于，渐进式改革使得中国继承了赶超战略时期的体制，微观经营单位的自主性虽然有了很大提高，物价也渐趋市场化，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获取信贷等资源时仍然存在区别。[14]
    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了48%，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③而投资活动主要受政府的信贷投放控制，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仍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图5　不同行业的经营效率及研发比率比较(2010)
    资料来源：Wind中文数据库。
    由于一些行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因而这些行业的利润率远高于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仓储邮政业、建筑业、能源类行业的营业利润增长率非常高，但技术进步贡献率却很低。创新会受到这种扭曲价格引发的高利润率的抑制。资本更倾向于对收益率高的行业进行投资，而不愿进行风险大的研发创新活动。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笔者发现，传统行业获得了大多数的银行贷款，而R&D投入较高的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等新兴行业，所获贷款的占比仅为0.32%。④
    因此，要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中国经济就必须重视技术创新。要鼓励技术创新，除了增加研发投入外，还必须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有三点：(1)减少计划性、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运用，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2)在生产要素价格方面，要减少行政性的扭曲，尽量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配置，使得各行业能够尽可能地按照公平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3)继续扩大微观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减少干预。以上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经济中异常的收益率，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相对公平的环境。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布朗(Brown)和迈克(Mack)将经济危机时期重大技术创新集群的原因解释为在经济的利好时期设计通常都会被推迟，而在萧条时期，这些积累起来的想法就会被实施，新的想法也会被探索。[8][9]
    ②这方面的观点多出现在业界。比如，高善文.新周期渐行渐明流动性阶段缓解[Z].安信证券，2011-04-20；彭文生.2012是起点还是终点：中国经济周期的逻辑[Z].中金公司，2011-11-15。这些报告认为2011年是中国经济的拐点，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将启动增速下滑的长周期。
    ③根据单伟建提供的数据，美国在20世纪初的高速工业化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期，投资率也从未超过20%。参见单伟建.人民币是高估的[N].亚洲华尔街日报，2005-06-23。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日本的投资率最高水平为1970年的39%。
    ④该数据基于2010年上市银行年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