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分析

[摘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将建成自由贸易区,2015年实现自由贸易。作为中国主动创建的第一个区域性贸易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将对中国的经济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起到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经济效应政策措施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回顾
　　
　　1997年12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了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针。
　　为扩大双方的经贸交往,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9年在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提议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正式成立。专家组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及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国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
　　2001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
　　2004年1月,双方启动了“早期收货计划”,600种农产品先行降税;9月,东盟10国一致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11月,双方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并于2005年7月开始全面降税。
　　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市场开放承诺,并于2007年7月生效。
　　
　　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的影响
　　
　　1.扩大了贸易规模,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2007年,东盟以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总额已达到2025.5亿美元;同时东盟也成为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出口总额达941.8亿美元。cafta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同时通过外贸的增长和内需的扩大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将极大拉动中国经济增长。cafta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会增加55.1%,以此拉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3%,达35亿美元。
　　2.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双方商品结构具有水平型分工特征,有利于获得贸易创造效应。从中国—东盟专家组用gtap模型对ca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结果来看,cafta的建立能拉动中国和东盟出口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同时,建成后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一个拥有18.5亿人口、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2.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使得中国企业面对更广阔的市场,能给促使中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获得规模效应。
　　3.促进资本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互动效应。截止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协议投资近10亿美元。cafta建成后,将实现投资自由化,各种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必然进一步增加。研究表明,如果增加30亿的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领域和重化工业的全要素生产力将提高0.853%和0.983%。cafta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会增加55.1%,以此拉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3%,总值增长22亿美元。同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解决国内家电、纺织、重化工和轻工业等行业出现的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4.促进区域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区域内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我国将从东盟进口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以及资源型工业加工品;而向东盟出口加工食品,以及钢铁机械、运输产品和电子产品(成品)。这种贸易调整体现了成员国间生产的比较优势,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5.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东盟在中国的亚太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双方的合作,是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外交的重要部分。通过构建cafta,与东盟各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过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当然,构建cafta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国际贸易地理方向来看,双方的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双方的竞争在所难免。其次,主导权问题存在争端。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中,任何一国的经济实力都比不上中国,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势必要与中国较量一番,在即将建成的cafta中,主导权问题将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此外,cafta的构建对中国国内产业产生了冲击。农产品尤其热带水果大幅度降税,强力冲击了广东、广西、云南和海难等地的市场,果农收入直接下降,干果加工企业萎缩;东盟具有优势的产业进入中国,也会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相对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再次,是建立开放型的自由贸易区还是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也是摆在中国和东盟各国面前的问题。以apec为例,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结果各成员国获得的实惠要比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收得多。按照设想,建成后的cafta时开放型的贸易一体化组织,但今后要进一步发展势必走向紧密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开放型和紧密型之间,中国和东盟各国面临选择。
　　
　　三、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对策
　　
　　1.增强产业竞争力,构建产业协作体系。针对相关行业在cafta启动后面临的竞争问题,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我国这些行业的竞争力,加大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大对高新产业的资金投入;调整我国的出口结构,提高出口商品层次,实现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另一方面,应该在与东盟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协作体系,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分布的原则,加强中国玉东盟在第一、二产业之间的协作,在更大范围内有优化双方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与经济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合作。
　　2.积极发展产业内贸易。根据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如果两国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则两国的需求结构也越相近,进而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也就也雄厚。中国与东盟虽然要素禀赋相似,但是同种商品之间存在差异性,同时平均收入水平相近,所以双方之间的国际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从东盟六国进口和向东盟六国出口的最大的10种商品中,有6种是相同的(即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其零附件);并且这些商品时中国和东盟六国贸易额最高的种类。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六国产业内贸易潜力很高。积极发展产业内贸易,也能减轻产业间贸易的激烈竞争。

　　3.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的建设。首先要抓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增加沟通相邻国家的航线,打通因运输条件差制约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加快东、南向交通通道建设,连通西南、内地和越南等铁路、高速公路等。其次要抓好水电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通讯设施建设。此外,要共同构筑信息共享互动的平台,加快信息流通。此外,随着双方贸易额的扩大,有必要加强金融业尤其是地区结算方面的合作。可以尝试建立地区贸易结算体系,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体系的一揽子货币银行结算体系,区域内各国可以直接结算,减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波动对国际手机的影响,从而促进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4.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各国不仅要注重双边贸易的发展,更应注重更对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相对于大部分东盟国家,中国拥有比较雄厚的科技与开发能力,成熟的产业技术,完全有能力帮助东盟一些落后的国家,合作空间很大。因此中国应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帮助这些国家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通讯和科技方面进行开发。同时,中国还应鼓励国内更多有实力的企业走向东盟,利用国外丰富的资源和地理优势,降低成本,发展规模经济,增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
　　5.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抵御外部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成立cafta后,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依赖程度将会加深;同时东盟经济和政治形势依然存在较大变数,一旦出现波动,对中国经济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安全和风险防范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加强对自身产业、贸易与金融结构的监控、调整和优化,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6.加强双方政府间的了解和信任。在不断拓展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双边的政治对话和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中国与东盟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协商一致”的区域合作原则,保持和加强双方高层之间的互访和各级部门的频繁接触,继续利用apec、东亚领导人会晤、东盟地区论坛等业已存在的对话磋商机制,增强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双方应就领导权问题、贸易机制问题、运行选择问题以及南海主权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展开磋商。同时,高层之间的政治会晤还将有效地抵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cafta的构建的政治或经济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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