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述评

1邓小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出发，着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上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现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则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从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诸多科学的阐释。这些对外直接投资的思想，对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和参考意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决不是一个单向线性运动过程，而是一个双向非线性演进过程。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的情况，中国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中应主要作为“接受者”进行吸收和借鉴。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物质基础的日益雄厚，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应积极对外投资建厂，逐步发展和壮大中国的跨国企业。
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5]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6]此外，邓小平还论述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7]外国的技术只有和中国生产力的水平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不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我们既应该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应该不断地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大胆开拓，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邓小平在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还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8]因此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利用外资，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我们的国际利益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反之，则会处处受制于人，国家利益不仅得不到有效的维护，甚至可能会受到冲击和侵害。
2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中国的研究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吴彬、黄韬（1997）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二阶段理论[29]，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会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攫取阶段”。如果母国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即处于优势状态，在此状态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故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如果母国企业处于劣势状态，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若运用传统的fdi理论，这类企业是不会对外投资的），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不仅需要熟悉东道国的市场运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需要先向发达国家进行获得经验的对外投资，即经历第一阶段，占有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能转向第二阶段。

程惠芳（1998）比较优势理论[30]，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
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与人们所熟悉的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有所不同，它具有层次性、相对性、潜在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利用比较优势参与竞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比较优势竞争方式；另一种是逆比较优势竞争方式。前者有利于提高一国产业或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后者是指在经济发展中背离比较优势原则，其产业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则显得步履艰难。
3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评价
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认识到对外开放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为我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理论内核。因此，邓小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实际上仍然沿用了西方fdi主流理论的传统思路，只是通过寻找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市场或国际分工领域的个别的、有限的垄断优势，来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扩张提供一个理论方面的解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特征，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并非相宜。随着邓小平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雏形的出现，许多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实际，试图突破西方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在建立适合于中国fdi理论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吴彬、黄韬（1997）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二阶段理论；程惠芳（1998）比较优势理论、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理论；冯雁秋（2000）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阶段周期理论”[31]；毛蕴诗（2001）综合论[32]；楚建波、胡罡（2003）门槛论[33]；欧阳峣（2006）大国综合优势理论[3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