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综述下的贸易综述

  一、引言
    一国的对外联系往往是其国内发生变化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在经济层面，一国的开放主要体现为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其过程即是对外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全球或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能够给本国带来好处，积极参与到各种类型的一体化中。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基础的内容当属贸易的开放（如取消关税壁垒）。以贸易开放为特征的对外一体化对国内的经济地理有着复杂的影响，它不仅会影响到国内产业的空间分布，还会对国内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甚至会作用到国内的政策或政治格局（孙哲和刘建华，20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贸易开放与国内经济地理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目前已有的关于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理论文献而言，多集中于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学这三个领域。追溯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对区位、地理、空间等问题的研究，一直都与贸易理论密切相关，体现贸易开放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贸易成本（trade cost）”也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变量（Fujita et al., 1999）；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劳动力流动的假设上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将贸易成本与运输成本结合，考察企业和产业的空间集聚或分散；最近的城市经济学开始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城市规模，其关键的切入点也是以运输成本为表现的贸易成本。传统贸易理论和早期的城市经济学关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等“先天因素”对产业区位的影响，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目前的城市经济学则主要在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和存在运输成本的框架下研究产业的空间分布。实证方面，学者多关注于一国贸易开放后国内制造业地理的变化及其对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包括原有城市结构的变迁、区域政策的转向等问题。本文拟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从理论基础、特征表现（即城市经济）和福利涵义这三个经济学维度对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相关研究展开综述，并分析对外贸易对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地理的影响，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指出未来的研究趋势。
    二、产业地理的涵义
    产业地理（industrial geography）是传统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术语，指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层面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如汽车产业的地理分布等，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子概念。① 在国外，从事产业地理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地理学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克鲁格曼及其合作者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② （Krugman, 1991b; Fujita et al., 1999），也把产业地理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我国，最早涉及产业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人文地理领域的学者，最近，陆续有经济学者利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对产业地理展开研究（梁琦，2004；黄玖立，200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产业地理”这个词汇在不同研究者看来，其涵义也不尽相同。Harrington（2002）认为，产业地理主要研究各部门（产业）的生产和生产系统，而经济地理却包括消费、生活水平、甚至要素的生产或配置。Walker（2003）也认为，传统工业地理关注于产品的生产以及制造的地理分布，包括生产性的服务。他的研究通过劳动力、企业以及工厂的空间分布来考察产业地理。Watts（1987）指出，产业地理的中心问题是解释产业活动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份额会增长或下降，包括过程和结果。孙哲和刘建华（2007）认为产业地理是指产业经济地理，包括产业从事经营活动所在的地理位置（location）、地理范围（geographical reach）和地理集中度（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由此可见，产业地理的范畴要小于经济地理，它的领域多限定在生产的地理结构。③
    最近20多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区域、城市和贸易等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地理和制造业地理展开研究，人们对制造业地理的特征、形成和发展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在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方面，主流经济学家做了突破性贡献，④ 这使得产业空间分布的正式经济理论模型的得以诞生，并以此发展成为目前的新经济地理学。正如Harris（2000）所认为的，一个对产业地理有重大影响力的新的研究正来自于经济学家。新经济地理学基于规范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对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分散进行解释，较之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更具理论的一般性和经济运行的内生性，也容易为主流经济学所容纳。这样，经济活动的区位研究就被顺理成章地带入到了经济学的殿堂。⑤
    目前，国际上将产业地理一般界定为制造业的空间（地理）分布，这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制造业总体的空间分布结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通常以产业份额或就业份额表示产业地理多为此意；二是制造业中的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实证研究中，无论是传统经济地理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讲到制造业地理，都会细化区别分行业的空间结构。例如，在描述中国制造业地理时，主要的描述指标有：中国制造业的地区（空间）分布特征，中国制造业中的各行业的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画出各种指标和类型的中国产业地图，以此形象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时空特征、现状、变化与趋势。
    三、问题的缘起：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的关系
    通过对外贸易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是近现代众多国家走向强盛的重要途径，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提高各贸易参与国和世界整体的福利水平；强调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和产品差异的新经济理论也证实了贸易能够为各国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贸易国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of growth）。从历史和目前的事实来看，对外贸易是一国走向国富民强的必经途径。从地理大发现后殖民贸易时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到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贸易时代的英国，再到二战后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无一不是通过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实现经济起飞，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奇迹。如果我们将对外贸易看作为一国开放的重要标志，那么可以发现，凡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融入世界的国家或朝代，大多走向了繁荣昌盛，而闭关锁国带来的只有落后或走向落后。⑥
    当对外贸易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时候，靠近贸易 伙伴国或进出口便利的地区便具备了先天的发展优势，国内与进出口密切的产业开始向这些地区集中，由此导致了国内制造业地理的变化。例如，由海运贸易而兴起的沿海经济就是典型的对外贸易对制造业地理作用的结果。在世界各大沿海经济带中，美国的“双岸”经济带、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工业带、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北大西洋沿岸经济带，而且处于这些经济带的产业，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出口导向型的产业，这说明了对外贸易是影响国内制造业地理的重要因素。传统经济地理学着重从地理优势等外部自然条件论述对外贸易对区域内制造业地理的影响，而新经济地理学更注重强调贸易的其他因素（如规模经济、产业关联等）对制造业地理的作用。一国贸易政策的转向往往伴随着国内制造业地理和地区差距的变化，典型的案例来自墨西哥在加入NAFTA前后国内制造业地理的变化（Hanson, 1998）。对外贸易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对外贸易也在重塑国内的制造业地理。而中国最近30多年的发展正是印证了上述结论。⑦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内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国内经济地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制造业产出大量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产业的分布在东中西的空间维度上严重不均，呈现出中国目前独特的制造业地理，并由此导致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最明显的是，凭借对外贸易上的地理优势、历史形成的工业基础以及优惠政策（如设立经济特区、吸引FDI等），东南沿海省市的工业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集聚着大量的经济活动。从时间趋势上看，东部出口迅速扩张，而中西部增长则相对缓慢，1992年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内经济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一个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的收入差距从总体上也呈现上升趋势（刘夏明等，2004）。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地区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Fujita and Hu, 2001）。Fan and Scott（2003）发现，集中程度高的制造业生产率也越高，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产业。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Ge（2004）认为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如果说对外贸易引致国内制造业地理的变迁是企业、产业因果循环和自我强化的结果，无关乎社会福利，那么同样是其导致的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不仅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改革初衷，更直接挑战社会稳定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科学发展的理念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冲突，从而引起了决策层和理论界的重视和关注。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对外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因为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地区发展差距。产业活动的集聚是国内经济地理和产业分布的典型特征，集聚地区因为“集聚租”从而获得发展的优势，而东部沿海产业集聚的形成正是来源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关于对外贸易、制造业地理与地区差距的关系，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大多集中于北美和欧盟的情况；对中国对外贸易开放与国内经济地理的研究文献还不多，也不够深入，不能准确解释目前中国的情形。在本文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对此展开评述，以此呈现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方面研究进展。
    四、产业地理的理论渊源：从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艾萨德（Isard, 1956）就宣称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⑧ 俄林（Ohlin，1933）也强调产业区位论与贸易理论应该结合起来更好地解释产业区位和区际贸易模式。⑨ 克鲁格曼在《地理和贸易》中开篇就提到“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国际经济学家，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所思考和写作的都是和经济地理有关，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⑩对产业地理的理论解释，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要素禀赋的区域差异，新贸易理论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效应，而新经济地理学则突出规模收益递增、需求联系效应和成本联系效应以及积累循环机制等。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同质产品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经济学框架下，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区位决定和选择取决于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源于资本、技术、资源禀赋等的空间分布，主导性区位模式是产业间专业化分工。(11) 如果没有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产业将在空间上均衡分布。此外，由于新古典贸易模型假定不存在贸易成本，所以，需求并不影响产业区位。但新古典贸易理论不能解释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类似的区域产业分工，也不能解释产业内分工和贸易，更无法解释地区间的产品内分工。
    新贸易理论在垄断竞争市场和差异化产品的假设下，强调即使不存在资源和技术差异时，规模经济也能够促进国际贸易（Krugman, 1980），同时引发制造业地理的变化。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企业集中在少数区位；为减少交通成本，企业集中在市场通达性最好的区位。而规模经济的实现与产品的市场需求紧密相关，“市场规模效应”也决定和影响着产业区位。当企业面临严重贸易障碍时，产业活动将较为分散；随着贸易成本降低，具有规模经济的生产活动将接近消费者市场。总之，在一体化市场的环境下，规模效益递增产业会更趋于集中。进一步，假设资源禀赋和技术不存在空间差异，但劳动力可以迁移，新经济地理模型将产业区位完全内生化，产业地理取决于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91a）。除规模经济的作用外，产业间的需求联系促使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生产者接近产品采购商（即后向关联），而运输成本联系促使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消费者在空间上接近其供应商（即前向关联），产生一个自我积累的集聚过程，推动产业空间分布沿着一定路径发展，最终达到一种区位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取决于产业最初的空间分布和产业特性（Venables, 1996）。产业空间集中与贸易成本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中间水平的贸易成本将会导致最集中的产业分布。此外，新经济地理还发现了一些可能导致产业分散的因素，如要素成本差异、最终需求和土地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不经济以及低工资等。
    
    总之，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外在“先天比较优势（First Na ture Advantages）”对产业地理的影响，认定要素供给决定产业区位；新贸易和新经济地理模型则发现了内生的“后天优势（second nature advantages）”可促进产业的地理集中，产品需求成为重要的区位因素，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同样的研究框架，只是一个强调国际间的商品流动，一个侧重国内的劳动流动，模型的结论都归结于产业的地理结构。显然，现实中的产业空间格局应该是“先天”和“后天”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正是对外贸易、产业联系以及要素流动组成了“后天”优势。
    五、贸易开放与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国家产业地理的演化
    发展中国家经济地理的演化，特别是城市化的进程，往往与该国的贸易开放相关，已经有不少文献对此展开详细的讨论（Rosen and Resnick, 1980; United Nations, 1991）。实证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大城市比发达国家规模类似的城市要更具主导地位，Hanson（1998）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开放初期大城市出现原因：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企业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作用会使产业和劳动力集聚于国内的某个城市，墨西哥城就是墨西哥1986年前封闭政策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放，这些大城市的主导性倾向慢慢减弱（Williamson, 1965; Wheaton and Shishido, 1981; Henderson, 1999）。Ades and Glaeser（1995）研究了导致大城市的绝对主导地位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较高的对外贸易壁垒、落后的国内交通运输、政治力量的集中增强了大城市的主导优势，塑造了封闭经济体里特大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独特经济地理结构。而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内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在亚洲，韩国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Henderson et al.（1998）研究了其他地区贸易的便利性、大城市的日趋拥挤以及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如何使得韩国制造业从首尔分散到周边地区。该研究也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随着国内经济地理的变化所承担的功能的转变：随着韩国开放型经济的深入发展，首尔仍是多种重要产业的设计、研发、销售和总部的基地，但一些制造活动开始迁移到首尔的周边地区，周边地区更专业化于某个特定的部门，从而形成目前韩国的产业地理。
    这些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Krugman and Livas（1996）解释了特大城市的存在是由于制造业要服务一个较小的国内市场而产生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模型表明，这种关联会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程度的增加而减弱，也就是说，第三世界的特大城市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并且会随着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行而缩减。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这些特大城市的兴起大多是由于这些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相应地，战略的改变也可能制约特大城市的增长速度。他们同样以墨西哥为研究对象，墨西哥城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但随着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进行，它开始了分散的进程。作者认为这个案例具备一般性：封闭的市场促进了特大中心城市的形成，开放的市场抑制了特大中心城市的形成。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贸易的自由化能够促进产业的地理集中，这为大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Paluzie et al.（2001）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的扩张可能增加城市和产业的空间集中，因为对外贸易可以让具有先发优势的区域获得更多机会，吸引产业和生产要素聚集。 and （2004）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地理集中态势，发现对外贸易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集中。Amiti（1999）和Brulhart（2001）确认欧盟贸易一体化促进制造业地理集中和区域专业化发展。Fujita et al.（2003）研究了中国和日本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分析了日本不同城市间的产业分布，并以东京为例解释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层级结构。他们认为中国的城市朝过分大或过分小的方向发展，空间上有很强的政策依赖性，与地区移民、国内投资配置、基础设施以及FDI有关，贸易出口的激励会增强城市分级和分工的趋势。
    如果从整个国家范围上而言，贸易开放促使国内产业在一个地区扩散的同时，也会在另一个地区集聚，从而重塑国内的制造业地理。例如贸易自由化使墨西哥城产业扩散的同时，也使得一些外向型的企业在美墨边界集聚。从国家制造业地理整体上看，贸易开放促使国内产业向便利开展贸易的地区转移，生产的专业化同时得到加强，形成新的集聚区域（如新的城市）。基于上述认识，Venables（2000）从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的视角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结构，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往往存在典型的单中心式的制造业地理结构，此时制造业都集中在单个经济中心，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将出现多个中心。确切地说，是开放性的贸易政策在冲击着原有的制造业地理结构：促进了人口的合理分散化、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及地区生产专业化。
    六、产业地理与地区差距：贸易开放的福利后果
    相对贸易与城市的产业地理，有关贸易开放、制造业地理与地区差距方面的研究更为丰富，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也比较集中，主要是对北美和欧洲的经验研究。(12)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来自Hanson（1992、1996），他以纺织服装业为例研究了墨西哥对外贸易制度变革对工业区位变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墨西哥一直采取进口替代来发展工业的传统策略，这形成了墨西哥的内向型经济，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1986年前后，墨西哥先后加入GATT和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自由化程度加快，特别是同美国贸易的成本大幅下降，墨西哥的工业开始从墨西哥城分散，迁向北部地区。显而易见，墨西哥工业的这种分散式迁移，主要是相对国内市场而言，美国的市场更加重要了。但是，Hanson认为，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涉及其他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贸易自由化都会使工业变得更加分散，原因是集聚的重要力量来自于前向关联（接近投入品市场）和后向关联（接近消费者市场），一旦贸易自由化，经济转为外向型，这些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个厂商能从国外市场得到大部分投入品，并且将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将企业建在国内的中心地区了，因为此时集聚在中心的成本大于关联效应带来的收益。同时，Hanson还发现，不同产业的区位变化模 式是不一样的，某些产业部门（如纺织服装业）收益于贸易自由化和地理位置上靠近美国，而其他产业变化不大，证据也表明，区域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得到加强。Hanson（1997）的后续研究还证实了产业的分布对墨西哥不同区域的福利效应：越靠近墨西哥城和墨西哥—美国边界的工业集聚区，相对工资就越高，墨西哥因此形成了新的制造业的空间结构和地区差距。他从而最早提出了这样的结论：贸易自由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在国内集聚（也可能形成新的集聚），使得产业在国内的产业趋向贸易更便利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而Krugman（1991a）通过欧盟和美国的情况对比认为贸易开放能促进产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有利于与缩小地区差距。他考察了当时欧盟与美国的制造业空间分布情况，运用欧盟和美国的两位数行业就业统计数据，构造了地区/国家差异指数。(13) Krugman将1977年美国内部的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与1985年欧盟的法国、意大利、英国比较，发现欧盟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弱于美国各地区间的专业化程度，地区/国家差异指数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分工明显高于欧盟，各地区的收入差距也明显小于欧盟各成员国。在解释原因时，Krugman认为欧盟各国内部市场虽然逐步统一，但相比美国而言，仍存在明显贸易障碍——国界通常会阻碍贸易和要素流动，显而易见，国界这样一个天然的贸易屏障以及各国保守的贸易政策阻碍了区域内部产业分工与集聚，降低了产业专业化水平，增大了地区差距，进而影响了地区内部的经济地理。
    区域经济一体化既然对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那么其对区域内成员国的福利影响也就不确定。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研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产业集聚地区的福利水平会得到改善。因此，不同的地区对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开始就有优势的地区将产业从初始条件不利的地区吸引过来，形成“中心”。这会引起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竞争，小国或落后地区会对经济一体化感到恐惧，担心它们的产业会被相邻较大地区“中心”吸引过去，自己成为“外围”。中心—外围模型中，如果贸易成本很低，规模经济足够大，在国民收入中可以自由流动的产业份额较大，结果将会形成一个集聚的中心，而反之，制造业的生产就可能平均分布，所以，国家或地区有充分的激励使用贸易保护或其他政策来确保他们得到中心，或至少避免他们原有的中心被他国或地区夺走（Krugman, 1991a）。这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依据。Behrens（2003）认为贸易成本降低对国内经济地理的影响取决于国内的运输成本，在基础设施落后和国内区域间贸易量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的自由化很可能加剧了地区发展差距；而在国内基础设施较好和国内区域间贸易量较大的国家，贸易自由化会使得国内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其实，Behrens的研究涉及对外经济一体化和内部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在一国内部一体化水平不高的情形下，较高的对外贸易自由度会加剧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当然，上述论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促使有的地方成为制造业的中心，而其他地方成为外围，成为中心的地区不可流动要素获益而其他地区的不可流动要素受损（因为他们不得不进口所有制成品）。然而，当贸易成本进一步下降，两地区的福利不仅会上升，而且会趋同：当运输成本为零时，区位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对外围地区而言，经济一体化与福利之间有一种U型关系，充分的一体化是好事，但迈向一体化的初期可能会造成伤害（Krugman, 1991a; Puga, 1998）。为保证自己的福利水平，更多做法是，某落后地区可能开始征收临时性关税，确保本地区是中心，一旦取得制造业决定性的领先，该地区就会取消关税，并向其他地区游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这也成为保护幼稚产业论和落后国家初期实行进口替代策略的强有力依据。现实中这样的做法也的确帮助很多国家夺回中心，并成为现在自由贸易的倡议者。(14) 正是因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国家影响的复杂性，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各国对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千差万别：东欧和南欧的国家削尖脑袋拼命想加入欧盟，墨西哥正享受着NAFTA带来的经济增长，东盟的“低度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而东亚经济一体化却面临诸多困境。(15)
    同时，很多实证研究也都发现了另一个曾经发生在墨西哥的事实：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也能通过接受投资和产品出口增加本国的产品份额，但这会改变国内的产业的地理，并导致本国内部发展的不平等，例如国内产业布局呈现集聚，国内不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等。Esteban（1997）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过去十多年欧洲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的不平等性在增长，同时，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性在下降。如果欧洲的工资结构反映的是在当地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小于国家内部的工资差距，那么更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可能加剧目前的趋势，即在外围国家在平均工资追赶中心国家的同时，外围国家内部贫穷的地区却更加落后。Puga（1999）在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范剑勇（2004）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联合国开发署在拉美10国内部(16) 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Krugman and Livas（1996）利用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更为严谨的研究。他们通过建立一个两国三地区的理论模型认为，国际贸易还会通过一些更深一层作用机制，来改变国内经济的福利水平。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产生集聚。模型虽然没有直接解出一个解析解来表示这些变化对国内经济的福利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直觉告诉人们，贸易能带来许多收益（模型的数据模拟的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拥塞成本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函数图形是凸的。所以更均匀的人口分布可能会提升经济福利水平。同时，产业集聚使厂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它最终会带来真实收入的增加和地区发展的差距。
    七、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地理：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区域产业集聚越来越明显，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形成了目前东中西部差异巨大的制造业地理结构。但关于中国对外开放 与产业空间分布研究文献并不太多，学者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为关注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已经很高的情形下，对外经济一体化与制造业地理方面的研究又重新受到关注。但研究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制造业地理集中的关系并不确定。Fujita and Hu（2001）发现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生产结构差异在不断扩大。Hu（2002）在Elizondo and Krugman（1992）的基础上，考察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的影响。数据模拟显示，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贸易成本的降低，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程度在增加。Bai等人（2003）发现区域保护对产业集聚有负面影响，而九十年代中国产业集聚的总体程度却在不断增加。黄玖立和李坤望（2005）、Ge（2006）、金煜（2006）、赵伟和张萃（2007、2009）的研究也明确揭示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Wen（2001）通过历史对比发现，制造业产业在改革以后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沿海省份而非整个东部地区，这种产业集聚是由交易集聚和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集聚共同推动的，与对外贸易并无直接关系。Ge（2004）的实证研究显示支持Hu（2002）的结论，高度依赖外贸与外资的产业集聚在接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Gao（2004）用1985－1993年跨省数据检验了若干理论在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中的解释力并认为，竞争程度高、国有比重低、交通状况好的地区其产业增长也较快。对外贸易对产业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Chert et al.（2005）的实证工作表明，与地理、历史相联系的经济开放政策推动了产业集聚过程。Hu（2002）建立了一个中国的产业集聚模型：东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产业集聚的初始地区，并且这种领先地位因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而得到强化。沿海和内地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正是这种产业集聚的结果，而内地的地理劣势正是因为其在国际贸易上的运输成本。薄文广（2010）基于中国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特征和制造业地理集中的关系，认为资源型产业集中度最高，高技术产业集中度居中，其余类型产业集中度最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贸易便利的地理位置和外商投资可以促使高技术产业在沿海发达地区集聚。
    黄玖立（2006、2009）将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地理的影响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由于交通运输尤其是海洋运输上天然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政策优惠措施，东部沿海省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这就解决了私人储蓄不足的制约，诱发了一个类似“大推动”的工业化过程（比如深圳）。其次，沿海地区由于更靠近国外市场，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对较大的市场（国内和国外市场）获得迅速发展。最后，工业在自身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下，所创造出的“后向联系”使得内地资本要素和其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向东部汇集。Ge（2004）也强调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对中国制造业地理的强化机制，东部地区较高的工业份额与较大的消费市场导致东部企业的利润高于中西部企业。东西部的工资差别吸引劳动力向东部流动，而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又进一步扩大了东部的消费市场，吸引更多企业移向东部市场。
    同时，黄玖立等人（2006）还认为，仅靠对外贸易无法解释同样处于东部沿海的环渤海地区（冀辽）为何在区域发展中相对落后的事实，他们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地区产业发展差异性的一部分。从对传统赶超战略遗留下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的继承关系看，各个地区在人力资源、技术甚至政策上的禀赋条件从一开始就有不同。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也是显然的：东北三省做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改革初期其在技术水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上明显优于许多后起的省份。其次，东部和中西部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件（比如降雨量）不同，这就导致了东部在土地肥沃程度（黄仁宇，1997）、适合居住程度上优于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鉴于制造业只有在市场容量、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才能发挥规模经济并获得快速发展，产业逐渐集聚到东部。Ge（2004）通过计算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9年25个制造行业(17) 就业的分布基尼系数得出，中国制造行业的集聚程度明显随时间增加；大部分制造行业（除了饮料制作业与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地理分布随时间发展更加不均匀；平均集聚系数在十五年间有显著的增长：就业集聚系数增长35.8％，产出集聚系数增长41.0％。
    八、相关启示
    如果从全球的层面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甚至国际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产业地理的一个特例：在这个学科中，国界和主权国家政府的行动在决定生产的区位时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Krugman, 1991a）。在目前低度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贸易以商品的流动形式塑造着全球的产业地理，尽管国与国之间资本的流动也更加便利和频繁，部分地替代了国际贸易，但有较大份额的投资仍以获得贸易收益为最终目的。贸易和投资的互动造就了二战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格局，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各贸易国国内的经济地理。本文着重就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方面的研究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评述，通过分析目前的研究进展和相关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启示和展望：
    （1）新经济地理学正以一种规范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取代部分贸易理论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融入一个研究框架中。基于此，目前主流的、影响较大的关于对外贸易和产业地理方面的研究多是来自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者，并且，随着更多实证方法的出现，该领域的研究将更具解释力和可检验性。
    （2）贸易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密切相关，众多的案例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形成的大城市都随着贸易的开放趋于萎缩，外向型企业开始向靠近贸易伙伴国或贸易便利区集聚，形成新的工业区和城市。城市经济也正随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3）对外贸易对制造业地理的集聚以及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往往是非单调性的，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区域内产业份额和发展差距首先扩大，然后再缩小，区域不平衡发展经常是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现象。由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对国家间和国内的制造业地理以及福利影响的不确定性，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对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4）中国的 对外贸易加大了东中西部生产差异，对外贸易优势使东部地区成为产业集聚区。基于规模效益的自生集聚机制将进一步扩大这一差异，东部地区的其他优势也促成了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但存在行业的差别。中国东中西部差异明显的制造业地理是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劳动流动以及政策导向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Industrial Geography一词在经济地理学上常被翻译为工业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从最近国外的研究文献看，“产业地理”（Industrial Geography）就是特指不同类型制造业产业的地理分布，是一个常用的地理学词汇（Stafford, 2003；李玉江等，1992），其含义与“制造业地理”大致相同，在本文中，我们将不加区分两者的区别，叫法视原文献习惯而定。
    ② 也称“空间经济学”。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名称的讨论，可参见《空间经济学》（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合著，梁琦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1页的讨论。
    ③ 其实，早期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者一直都将“产业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同的理解为生产的空间结构。克鲁格曼在《地理和贸易》开篇就指出，“我所谓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说，经济学的这个分支关注的是息息相关的事件发生在何处。大部分区域经济学，以及一些（但不是全部）城市经济学，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我所谓的经济地理。”
    ④ Dixit and Stiglitz在197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的论文，将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纳入一般均衡理论中，从此解决了传统主流经济理论模型与规模报酬递增不兼容的难题。
    ⑤ Krugman（1991a）认为，主流经济学一直对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即，在哪里生产）视而不见，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工具和经济学模型来描述它。二十世纪90年代初，Krugman利用Dixit－Stiglitz模型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模型），以严谨的经济学方法研究区位问题，从此，经济活动的区位和地理研究就成为了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⑥ 显然，这个结论仅仅适用于最近三四百年的世界历史。
    ⑦ 如果把中国历史再向前追溯，可以发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一直是不均衡的，但近代（公元1842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地理的空间转移并不是由于对外贸易造成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经济活动重心东移是由于“东南区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黄仁宇，1997，第126页）
    ⑧ 1956年，沃尔特·艾萨德出版了《区位与空间经济》一书，将前人的模型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
    ⑨ 俄林1933年在其《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认为，“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俄林著，逯宇铎等译，《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71－172页。）
    ⑩ 克鲁格曼著，张兆杰译，《地理和贸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1) 俄林著，逯宇铎等译，《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12) 准确地讲，主要集中于对北美中的美国、墨西哥和欧洲中的东欧方面的研究。
    (13) 具体而言，用S[,i]代表某地区/国家行业i在所有制造业就业中的份额；用“*”标志代表另一地区/国家行业i在所有制造业就业中的份额，指数计算方法为：Σ[,i]|S[,t]-S[*][,i]|假设两个地区有相同的行业结构，也就是说，对所有i，行业就业份额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指数就为0；如果两个地区的行业结构毫不相干，指数为2，因为每个地区的所有份额都相加。因此，这个指数可以大致定量衡量结构差异，并进而衡量地区分工及其程度。
    (14) 这类似于动态比较优势（Redding, 1980）。
    (15) 东亚合作起步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东盟是东亚合作的倡导者。正是东盟的倡导造就了今天的东亚合作机制——“10＋3（东盟10国＋中、日、韩3国）”，开始了东亚一体化进程。
    (1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4年10月发表的一份题为《自由贸易对谁有利？》的报告，报告在对拉美国家15年来的贸易、社会状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近年来拉美国家所采用的尽力扩大出口的贸易模式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在1990年至1999年间，拉美地区有10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加剧，仅有3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有所减低。
    (17) 国际通常的制造业地理研究特别是产业集聚的研究都集中在制造业中的细分产业，其原因是农业与采矿业高度依赖于本地的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导致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十分困难。而电力供水业与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于本地需求，而且提供的产品大部分是非贸易产品。制造业部门的各产业既是主要的贸易产品部门，又是所谓的“foot loose”产业，大部分的产业位移与集聚发生在制造业部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