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视角下不同经营主体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供需现状

　　以南京郊县地区为例，基于外包视角，探究了小型农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种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经济技术社会化服务的供需现状。结果表明：一方面，不同经营主体对于技术外包服务的需求有所不同。就小农而言，由于其种植面积小，基本不存在技术外包需求;就专业大户而言，其是否选择技术外包受到生产成本和种植作物类型的影响;就家庭农场而言，由于种植面积大，其对于技术外包服务的需求较高，多在机械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不同地区技术外包服务的供给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我国技术社会化外包服务的供给发展严重不足，还需要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社会化服务功不可没。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体系和模式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并逐步向系统化、多元化靠拢。农业社会化服务包括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物资供应、生产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以及农产品的包装、运输、加工、贮藏、销售等各个方面[1]。然而，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无论是小型农户，还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仍然主要停留在播种、灌溉、收割等生产环节的技术层面。

　　目前，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劳动力逐渐从农村转移，农业劳动力严重缺失;且购买大型机械设备造成生产成本过高，无法保障农民的收益，也不利于农业的持续经营。基于此，技术社会化外包服务应运而生，成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

　　技术社会化外包服务是指小型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将某些农业生产过程中自身难以完成的技术操作，交由机械化水平高、操作经验丰富的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外包服务供给主体来完成，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促进产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我国迅速发展，播种、灌溉、收割等生产环节的技术外包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

　　1文献综述

　　针对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专门研究已不在少数。陈超等[2]和基于江苏省三县的面板数据，利用C-D生产函数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环节外包能够有效提高水稻的生产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效应有扩大的趋势。对于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从农民自身特征来看，户主年龄[3-4]、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4-6]等因素对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一门手艺、家庭收入结构等因素对外包行为产生正向影响[6]。从生产条件来看，土地细碎化程度[3-4]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规模、政府补贴、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对外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5]。

　　同时，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农业技术服务进行了相关研究。一方面，王瑜等[7]和黄武[8]以农户为基本对象，探究了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意愿、需求内容和优先序，明确了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发展的不足;另一方面，孔祥智等[11]和王金华[12]研究发现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供给主体不足、资金短缺、体系不完善、机制不灵活等问题，并提出服务应向多层次、多主体、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建议。

　　从已有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供需研究多以小农为对象[7-10]，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需现状则鲜有论述;另一方面，多数学者对于生产环节外包和农业社会化服务都是分开研究的，基于外包角度的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仍缺乏论证。鉴于此，笔者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南京郊县地区为例，基于外包视角，探究了小型农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种经营主体对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供需现状。笔者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比了三种不同的经营主体对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现状之间存在的差异，将以往的研究对象范围进行了拓宽;二是从外包的角度探究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供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这对于技术外包服务的推广、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优化和完善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不同经营主体的案例分析

　　2014年7～8月，笔者以南京郊县为例，针对外包角度下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供需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比较了小型农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之间需求的差异，并对不同地区的技术外包服务供给现状进行考察。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如下。

　　2.1 小型农户

　　2.1.1

　　江宁区。江宁区的农户规模和作物种植种类各有不同，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多种植蔬菜，用于满足自身需求或小型自主售卖。由于蔬菜种植机械化要求不高，且作物面积小，一般不存在技术外包需求。种植规模较大的农户多种植水稻，由于购买大型机械的成本较高，其外包需求多为收割环节。

　　2.1.2

　　六合区。通过调研发现，六合区的土地大面积被政府征收，每位农户自家拥有的农用地仅667 m2，种植的蔬菜、作物也都用于自身食物供给，属于自给自足。还有部分农户则是将大面积土地承包给外来承包商，再由承包商雇佣他们进行种植。就服务供给来看，当地的六合区龙池街道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会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提供技术外包服务方面的信息，促进了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完善与发展。对于有外包需求的农户，该服务中心负责为其联系农业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供给主体，起到了桥梁作用。

　　2.1.3

　　来安县水口镇。由于水口镇是安徽省扩权强镇试点镇、滁州市经济强镇，为了确保经济的发展，水口镇更加注重工业的发展，单纯依靠农业谋生的村民大幅度减少。目前当地的土地流转率达75%左右，传统农户用于种植的土地面积较少，多种植小面积的蔬菜、粮食用于自给自足，靠自己积累的种植经验完全可以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成本方面考虑，除部分收割环节的外包外，没有其他外包需求。而当地除了政府部门提供统一买种、技术员上门指导等服务外，其他的技术外包服务供给很少，且信息不畅通，农户对外包服务缺乏了解。

　　2.2 专业大户

　　2.2.1

　　水口镇有机蔬菜种植专业大户。

　　安徽省来安县水口镇位于南京经济“1小时都市圈”的核心层，是安徽省扩权强镇试点镇、滁州市经济强镇。水口镇的土地流转率大幅度提高，使得专业大户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增加，较为典型的是一位从事有机蔬菜种植的专业大户。他的种植基地规模共约26.67 hm2，有机蔬菜种植面积约5.33 hm2，目前已进入成熟阶段，其他土地计划种植果树和粮食作物。

　　据介绍，目前有机蔬菜种植基地的经营模式是自产自销，政府进行适当的补贴，各个生产环节都是自己雇佣劳动力完成的，没有任何环节进行了技术外包。在进一步了解中，我们发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生产有机蔬菜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各个环节大多都靠人力劳动完成，对机械的利用较少;另一方面，有机蔬菜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很高，这就需要良好的栽培管理。该蔬菜基地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农民进行生产，不但解决了生产环节的人力问题，而且本地农民对当地的气候、土壤等条件都非常熟悉，在各环节进行生产时也更加熟练有序。同时，还专门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对蔬菜种植和生产中的技术环节进行严格把关，时时掌握和了解蔬菜各阶段的生长情况，并做好病虫害的监控和防治工作。基于以上两点，尽管成本较高，但人力带来的优势是技术外包服务无法比拟的，因此蔬菜基地的负责人更倾向于雇佣劳动力完成生产。但由于其经营规模将会随着果树和粮食的种植逐渐扩大，从长远来看，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使蔬菜基地的固定成本过高，无法保障收益的稳定，不利于该大棚的持续经营。因此，负责人表示在以后会在播种、收割等阶段尝试技术外包服务。

　　2.2.2

　　江宁区横溪街道云台村西瓜种植大户。

　　横溪镇位于南京市江宁区西南部，是远近闻名的西瓜之乡。横溪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西瓜种植业，涌现出大一批西瓜种植大户，全镇西甜瓜种植面积达1 067 hm2。

　　据专业大户介绍，最早进行西瓜种植时，其规模仅为1.27 hm2，在种植技术、生产方式等方面相对落后，在灌溉、病虫害防治等许多生产环节及各方面都需要技术指导。由于对技术外包服务不了解，他主要通过向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取经、参加政府组织的技术培训等方式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农业技术外包服务的推广，专业大户加入了南京绿桥瓜果菜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将横溪镇的西瓜种植大户集结起来，由专门人员负责联络科研单位，对专业大户进行技术培训，并提供从买种到种植再到销售的“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外包服务，解决了专业大户在种植中的技术问题，实现了标准化、清洁化、高效化生产。同时，专业合作社还引进优良西瓜品种，对新技术进行推广，有效提升了横溪西瓜的品质。依托南京绿桥瓜果菜专业合作社，分散了专业大户的种植风险，使其放心种植新品种、使用新技术;合作社提供的技术外包服务也解决了西瓜生产环节中的技术问题。现在，该专业大户的西瓜种植面积已达6.67 hm2，年纯收入达到40万元以上，他自己也成为了横溪有名的“西瓜种植大户”。

　　2.3家庭农场

　　2.3.1

　　来安县国宾家庭农场。来安县国宾家庭农场位于安徽省来安县水口镇，占地约133.33 hm2，以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为主。

　　据介绍，国宾家庭农场生产的粮食种植面积大，在播种、收割等环节需要依赖多台大型机械进行操作，而购买大型机械的成本较高，因此该家庭农场将机械操作的环节进行技术外包。另外，由于作物种植面积较大，进行病虫害监查防疫单纯依靠雇佣人力难以完成，因此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也具有外包需求。

　　该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是与涉农龙头企业合作，由涉农企业向家庭农场提供“四代一管”服务，主要包括代育秧、代耕种、代收割、代收购和植保管理五项服务，从而解决了农场生产过程中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农场的生产效率。对于其他生产环节，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农场雇佣劳动力完成。政府除了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外，还定期指派专家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并协调供销农资公司，采取服务优化、价格优惠、付款延迟等措施，帮助家庭农场解决购买生产资料时存在的资金周转困难、市场信息失灵等问题。

　　2.3.2

　　江宁区湖熟镇祥鹏家庭农场。江宁区湖熟镇祥鹏家庭农场规模为100 hm2左右，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小麦、水稻和油菜。该农场实现了很高水平的机械化，除了水稻插秧是人工操作外，农作物的收割、种植、运输等都是机械化操作。

　　农场主介绍说，祥鹏家庭农场的经营主要是依靠自己购买大型机械和雇佣劳动力，虽然在许多生产环节存在外包需求，但很少尝试，主要原因是当地提供农业技术社会化外包服务的主体较少，且信息不畅通，不知道怎么联系。对于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当地政府会定期组织相关的技术培训，由农业技术员讲解播种、灌溉、病虫害防治等环节的操作，但由于理论性太强，在实践中难以应用，并没有取得非常理想的效果。通过当地农业部门牵线搭桥，该农场与江苏省农科院和南京农业大学结成“科技帮扶对子”，将农科院和大学提供的新品种在农场中进行种植，遇到技术问题时直接向院校的专业人士进行请教，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农场收入的增加。此外，该农场还实现了“统一购种、一体经营、统一销售”，使产销更加有保障。

　　3 结论与对策

　　笔者以南京郊县地区为例，基于外包视角，探究了小型农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种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现状，并对不同地区的技术外包服务供给现状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由于小型农户的种植面积小，考虑到技术外包高昂的生产成本，其多选择通过自身经验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对于技术外包服务的需求很小。

　　(2)专业大户在少数人力难以完成的生产环节存在技术外包需求，但其是否选择外包会收到生产成本和种植作物类型的影响。一般来说，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专业大户对技术外包的需求较少，其人工监督成本较大;而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经营者会在作物的播种、收割等环节存在外包需求。

　　(3)就家庭农场而言，由于种植面积大，其对于技术外包服务的需求较高，主要是在作物播种、收割等机械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环节和病虫害防治环节。然而，虽然不同的家庭农场的技术外包需求具有相似性，但技术外包供给的组织形式和费用等现状的不同会对其外包行为产生影响。

　　(4)不同地区技术外包服务的供给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我国技术社会化外包服务的供给主体较少、体系不完善，且费用高、服务效果差，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本研究只针对南京郊县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可能无法推广到全国层面;另一方面，由于文中涉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数量较少，得到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能无法作为一般性结论。比如对于家庭农场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宁波市，其外包视角下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的供需是怎样的?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1)农民应提高自身的积极性，广泛参与，带动外包服务供给的发展。

　　(2)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供给主体应创新服务模式、降低服务费用，提升外包服务的效果。

　　(3)当地政府应给予外包供给主体相应的资金支持，帮助其优化自身的服务设施、减少其成本负担;出台相应政策，鼓励有能力的组织发展技术外包服务，增加供给主体。同时，应起到桥梁作用，完善相关机制，保证农业技术外包服务的信息畅通。

　　作者：李静 来源：安徽农业科学 2015年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