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区，农业是西部地区的基础产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耕地面积44 986.2万公顷，占全国的36.96%，人均耕地面积1.22公顷，略高于0.91公顷的全国人均水平。但是西部地区农业的基础地位却比较薄弱。要想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首先必须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提高，走出一条西部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道路。农业产业化为西部地区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组织载体，是符合收缩转移、集中发展的农业现代化思路，也是实现西部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概况

1. 生产力水平低下。由于土壤质量品位较低，开发利用难度较大，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沙化，自然灾害频发，西部地区农业基础十分薄弱。除关中平原、四川盆地、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和天山南北麓地区外，西部许多地区的农业长期处于原始分散、自给自足的发展状态中。这种以低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凭借落后的生产技术经验，以增加劳动力数量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无论从土地综合生产率还是劳动力生产率水平看，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2009年西部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产量仅占全国的26.8%，油料产量仅占全国的26.2%。相对于西部耕地面积占全国36.96%而言，西部农产品生产率很低。如果我们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数用H表示，而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数用L表示，从H：L的值的大小就可以初步估计出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与全国农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如果H：L的值等于1，那么表示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当，如果H：L的值小于1，那么表明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比值越大，差距越小，比值越小，差距越大。如果H：L的值大于1，那么表示超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统计数据显示，这一比值最低的是花生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全国平均产值的仅有新疆地区，其余9个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比值为1：9；其次是谷物，比值为3：9，再次是油菜籽，比值为4：8，最后为棉花，比值为4：5，所有比值均小于1。这说明西部地区在农业发展水平上是低于全国水平的。

2. 产业结构不合理。在西部地区农林牧渔的大农业结构中，传统农业比重过大。畜牧业、渔业、林业对地区农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偏低。除西藏、青海外，2009年其余十个省区市农林牧渔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结构均呈现出传统农业独大的现象。而且，传统农业内部也呈现出结构单一，粮食种植比重大、经济作物比重小的现象。多数西部农业产业链条较短，对产品的贮藏、运输、销售等延伸产业主要依靠外地企业。而对产品的深加工，则几乎完全由外地企业在外地进行。许多西部地区的农民，在低价出售初级农产品后，仅能在产品的人力分级挑选、包装搬运过程中赚些辛苦钱。不少西部地区仍然停留在男耕女织、放牧牛羊等传统的农业经济阶段。而且由于历史上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历程中，过度强调了能源重工业的发展，除去棉毛纺织等少数传统轻工业，农业几乎被排斥在工业化的视野之外。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落后使西部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低、附加值低，进一步导致农业总产值低，农民增收困难。

3. 科技含量低。西部地区农业科技投入长期不足，虽然也聚集了不少农业类科研机构，但是西部地区并没有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机制。西部教育基础相对落后，广大西部农民因为偏低的文化素质，限制了其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接受掌握能力。这增加了在西部地区推广农业科技的阻力。此外，西部农业服务力度不够，服务形式长期局限在脱粒、排灌等基础项目上，产前技术指导、产后信息化等农业支持十分乏力。这导致了西部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竞争力不足、经济效益差，产品与市场连接不畅等结果。

再加上建国后西部地区长期走重工业化道路，过分强调对农业生产要素索取，最后造成西部农村地区封闭发展、生产力落后，城乡发展失衡，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弱等发展问题。西部地区必须彻底扭转分散经营、效率不高、结构失衡、科技含量低下的农业发展模式，高度重视工业产业链条向农村、农业拓展延伸，加快引导先进生产要素向农村、农业聚集扩散，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把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物质基础建立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之上。

二、 西部地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的战略取向

西部地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要有利于发展特色农业经济。西部经济体系的基础在农业，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点在特色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把分散经营、不成规模的特色农业生产单位聚集起来，使特色放大，增加特色农业的吸引力，不仅可以扩大特色农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能够吸引东部企业资金甚至外资投入到特色农产品的开发中来，而且也可以依靠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形成合力加大对特色农产品的科研投入，促进特色农产品走绿色、生态、高端发展路线。特色农业本身又具有生态农业的性质，其发展对西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又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比如鄂尔多斯落实钱学森先生的沙产业发展思路，大规模的在沙漠中种植柠条、沙棘、沙枣等沙生植物，在发展造纸业、饮料加工业、羊绒纺织业等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同时，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反过来又推动农业产业化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取得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兼而有之的发展效果。西部地区可以借鉴鄂尔多斯以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为基础的产业化发展道路，结合本地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通过产业化，突出特色、扩大优势，加强农业在地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西部地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要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是西部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西部农业要通过调结构来增效益，一定要改变结构单一、脱离市场需求的产品结构；一定要改变各自为战、不成规模、经济效益差的组织结构；一定要改变依靠出售初级农产品，获取微薄收益的收入结构。农业产业化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业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确定主导产业，培育具有西部特色的农业产业带、产业群、产业基地。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投入科研力量对农产品加大开发力度，延长产业链，多层次、多途径的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从而满足多样性、高品质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扩展市场空间。农业产业化可以促进西部农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西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聚集组合，促进西部农民收入的较快增加。

西部地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要有利于农民增收。我国西部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东西部差距明显体现在东西部农民纯收入这一指标上。我国贫困地区也主要聚集在西部农村。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西部农村产业化发展滞后，农业生产长期停留在不成规模的简单体力劳作阶段。农业产业化根据现代社会追求健康、绿色、环保的消费需求，通过发展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建设规模化的特色农业基地，带动产、储、运、销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突出的区域性支柱产业，把独特的农业优势转化为显着的经济优势。无论是发展当地乡镇企业，还是引入外地企业，农业企业的发展都将为西部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开辟新的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在农业产业化带动下的集约化经营，必将提高土地等农业要素的生产效率，创造出更多的产业价值，直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业产业化对改善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设立农业产业基地要求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这些设施有助于改善西部农户生产条件，提高西部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西部地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要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于绿色、生态内涵。市场规律对西部农业产业化提出的要求是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不仅要遵守经济规律，更要遵守自然规律，应当因地制宜地发展在农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得到有效发挥的特色农产品。这样，在农业产业化的带动下，西部农民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必然会有所提高。在这种意义上说，生态建设本身就是农业生产。二者能够有机地合二为一，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可以取得巨大的生态效益。

三、 西部地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的对策建议

1. 确定主导产业，发展特色农业。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要按照市场需求和本地资源禀赋确立具有特色的主导产业。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具有突出的特色农业发展优势。一定要立足本地实际来确定主导产业，主要从产量的比较优势和质量的特色优势两方面来进行定位。从省级区域来看，根据《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0》数据，2009年西部多个省区市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三位。比如内蒙古的羊肉产量和牛奶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22.65%和25.66%，豆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产量的7.42%；广西的木材产量和松脂产量位居全国首位，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13.63%和44.90%，油桐籽产量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产量的19.02%，油茶籽产量居全国第三，占全国总产量的11.41%；重庆的薯类产量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产量的9.49%；四川的薯类产量、肉猪出栏头数和猪肉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分别占全国的15.43%、10.72%和9.70%，核桃产量居全国第三，占全国总产量的12.63%；贵州的油桐籽产量和薯类产量均居全国第三，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14.88%和6.97%；云南的核桃产量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总产量的19.52%，橡胶产量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产量的48.22%，松脂产量和豆类产量均居全国第三，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15.45%和6.76%；陕西生漆产量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产量的15.37%；新疆的棉花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产量的39.58%，羊肉产量位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产量的11.25%，核桃产量居全国第三，占全国总产量的12.69%。 数据的比较体现出西部地区农产品的数量优势，为西部地区选择主导产业提供了思路。此外，广西、内蒙古等地的糖料，陕西、新疆的瓜果，贵州的茶叶、蚕茧，云南的花卉、烟草等农业产品品质好产量高；宁夏的枸杞，内蒙古的沙棘、莜麦，陕西的荞麦，西藏、青海的青稞等农业产品极具区域特色。

西部地区应该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发展品种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农业经济。同时，要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向导，把有无效益、效益高低作为确定主导产业的标准，培育各类民间组织、经济组织打破区域界线，开拓市场，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最有效益的产业上，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2. 以龙头企业和乡镇企业作引导。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龙头企业的作用十分关键。西部地区应当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需要，用优惠政策吸引东部产业转移发展本地产业化龙头企业，或者通过财政金融支持扶植本地乡镇企业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做强做大。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西部地区要通过扩大开放，发展租赁经营、股权合作等组织形式，引进地区外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乡镇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布局分散是西部乡镇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要有相应的政策引导措施将分散的乡镇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经济，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此同时，聚集在一起的乡镇企业又会形成城镇化的推动力量，为“三化”互动创造条件。西部地区要鼓励已成规模的龙头企业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和定向收购等方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建成相对稳定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以增强农业产业化带动功能。

3. 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生产布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西部地区工业化污染较少，有条件把初级产品转化升值为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走特色农业品牌化道路。在此基础上，西部地区要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鼓励引导集约化经营，使分散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摒弃没有规划的低效率生产模式。目前，西部不少地区仍然没有完善的城镇土地使用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土地政策不完善，严重制约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农村土地难以流转，农民离开土地后缺乏长期有效的生活保障。因此，西部地区应当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制度，创造产生农业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条件，使更多的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最终，西部地区应该形成以生产基地为载体的区域化特色产业布局，促进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需求牵动企业、企业带动生产、基地连接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生产基地要以农户为单位，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特征，进行规模化、一体化生产，要有统一的生产标准，在品种、生产、包装、保鲜各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同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通过有效方式减少农户经营风险。

4. 畅通流通体系。畅通的流通体系是产业化发展的必备条件。其中包括农产品运输畅通、销路畅通、供求信息畅通等等。流通体系建设也要以专业化、集约化为标准，而不能是零散的、粗放的。西部地区要依托特色农产品发展农产品专业市场和产地批发市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各种自我服务组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加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为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比较畅通的流通渠道，西部地区应当依托国家政策支持，把握历史机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针对一些西部地区存在私设收费站、高额收取过路过桥费等现象，西部地方政府要发挥管理监督职能，整顿物流渠道，规范物流市场，减少农产品的交通运输成本。供求信息是产业化发展的指针，直接反映了市场容量和产业发展情况。西部地区要强化产业信息化建设，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合理控制生产规模，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科学创新产品系列，体现出产业化经营的优势。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运用网络技术构建产业信息平台，为农产品流通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5. 以平稳的协助机制和有力的配套政策为保障。广大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自我发展能力差，需要在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协助下，逐步建立自主独立的农业产业化链条。针对这种情况，西部地方政府应当通过规范各种订单合同，提高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履约率，根据市场需要和产业化发展水平，建立产前、产中、产后综合协调的农业产业化服务机制等措施，为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社会组织性质的专业委员会应当为农业产业化项目提供规划评估等服务，发挥连接农户与市场，减少市场风险，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地方国资委下设的国资公司要助推企业转制，积极投入到农业产业化中来，对民间投资起到吸引带动作用。农业产业化要形成规模就需要有相应产业化组织配套。西部地区应当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组成比较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应当鼓励龙头企业、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户创办各类农业合作组织；应当支持各级供销社和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创办合作经济组织，并鼓励和引导农户加入这些组织，发展科技农业，提高生产效率；应当鼓励农户自发成立各种行业和产业协会，共享市场信息、共谋发展大计；等等，由此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农户协同联动的利益联动机制，使农业区平稳地由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为产业化经营。

作者：蒋选，张辰（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