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分析

　摘 要： 加入WTO以来，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国外大量农产品和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形成一定威胁。采用熵权法实证测量加入WTO以来大豆、玉米和棉花三类敏感性农产品产业安全水平的演变，进而从进口来源地和进口依赖性两方面探寻产业安全的威胁源头。研究表明：大豆产业已处于“危机”状态，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玉米产业由“基本安全”转为“不安全”状态，主要威胁来自美国；棉花产业也处于“危机”状态，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和印度。针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状况，提出加强农业产业安全风险预警预控研究，确保农产品进口量与国内产业保护力度成正比以及构建农业产业安全保护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安全；农产品贸易；熵权法；进口来源地；进口依赖性
　　中图分类号：F3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062-06
　　引 言
　　产业安全，即在经济开放的前提下，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力。农业产业安全既是经济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农业和人口大国，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状况更值得关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农业开放力度加大，农产品贸易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数据统计，2002-2012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由305.8亿美元增加到1 739.4亿美元，增长了468.8%，年均递增18.9%，已跃居成为全球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其中，进口额由124.4亿美元增加到1 114.4亿美元，年均递增24.5%。其中2012年中国进口谷物1 398.3万吨，同比增长156%，突破历史记录，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大米均成为净进口国，若将2012年进口大豆计算在内，中国进口粮食高达7 236万吨，粮食自给率不仅突破传统提出的95 %，而且首次跌破90%，尤其是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5 838万吨，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虽然有其正面效应，但伤及国内大豆产业发展安全，损害豆农利益的问题不能忽视。另外，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来自进口农产品的巨大挑战，也来自于国内农业资源约束的压力。如供给农业灌溉的水源减少，水体严重污染，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耕地资源大量被占用，耕地质量下降，特别对水土资源保护不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产品供给能力，加大了国内农产品供求矛盾和产业安全风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棉花进口国。棉花进口从2001年的2.6万吨增至2012年的513万吨。
　　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的劣势，满足了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同时也给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农业贸易开放使国内农产品价格下降，尤其是畜产品和水产品；完全的贸易开放会降低农产品的自给率，不利于农业产业安全。Diao等认为，单纯的农产品贸易开放会恶化农业产业安全，而全面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才能使农业部门受益，但一些落后地区仍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曹秋菊认为，开放贸易对农业管理体制、市场竞争环境、国际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条件带来冲击，因而不利于中国农业产业安全。赵丽佳等利用1998-2007年油料和植物油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在进口供给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大量的进口也会降低农业产业安全度。
　　农业产业安全的度量主要延续了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如何维达等从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和产业控制力三个方面构建了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安全进行评估。何维达等在之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产业安全状态进一步划分为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和危机四种状态。朱丽萌采用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粮食自给率、农业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和农业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评价中国农业产业安全。
　　对于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常用的定量方法有：多指标综合法、层次分析法，但操作的难度较大，目前产业评价中很少采用这些定量方法。而专家评分法和各指标平均赋值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农业产业安全的研究中。因而现有农业产业安全的实证研究对各指标的赋值方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而会影响最终产业安全评估的准确性。同时，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贸易开放是否对农业产业安全造成影响，而忽视了对不同农产品的影响程度和威胁源头的关注。尤其在保护农业产业安全，提升安全保护水平方面，富有创新性的研究不足。基于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本文采用熵权赋值法实证度量大豆、玉米和棉花三类农业产业的安全程度，进而探寻其产业安全的威胁源头。并就保护农业产业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评价指标与方法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到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幅度加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因外部影响产生的产业安全大致包括国际贸易诱导型和国际投资诱导型两种类型。
　　首先，开放意味着中国农产品获得了更大的出口市场。加入WTO，中国农产品可以享受WTO成员国给予的最惠国税率，免受其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被削平的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进行相对公平地竞争，因此，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表现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就可以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中国的农业产业就越安全。因此贸易竞争力，即农产品顺（逆）差与同类农产品贸易总额之比是产业安全的重要指标。
　　其次，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市场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入世后，中国必须根据承诺，逐渐放开农产品市场，削减关税，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化改革，这样其他成员国的农产品就可以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打破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平衡，造成农产品自给率（即国内产量与国内消费量之比）的波动和对外依存度的上升。自给率表明中国生产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代表中国产业的稳定性。出口依存度上升意味着本国产品必须借助出口国际市场才能达到本国市场的均衡，而出口面临着汇率变动、国际贸易争端、跨国产业并购和国际产业技术标准调整四大 风险。而这些风险无疑提高了对中国农业产业的要求，加大了对农业产业安全的威胁。进口依存度上升，说明国内生产对进口的依赖增强。进出口依存度的上升都说明，国际市场的供给能力及其价格变化会传导到中国市场，影响国内价格、供给以及农民收入。因而，农业产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国际资本（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通过对国内大中型龙头企业的战略收购，控制重要农产品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进而控制市场上大宗农产品的货源和定价权。这种控制可以用外资市场控制率表示，即外资控制企业的市场销售额与国内该产业的市场销售额之比，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产业受外资的控制越强，产业安全度越低。（2）通过增加注册资本或增资扩股或者股权收购的形式以较少的资金达到对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控制，可以用外资股权控制率表示。该比值越高，产业越不安全。（3）国际跨国公司，控制农产品的进口货源和期货价格，通过降低国内进口企业的谈判能力抬高进口价格达到对中国农业产业的影响，如目前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已控制了中国80%的大豆进口货源，可以用国际大公司的货源控制率表示，该指标越高，中国产业安全度越低。（4）通过前述股权控制或者战略收购达到对农业产业中的某些重要企业的控制，从而利用这些企业在整个农业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达到对整个农业产业的控制。可以用重要企业受外资影响度表示，影响度越高，产业越不安全。
　　一般来说，研究农业产业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对敏感性农产品安全状态的研究，若能确保敏感性农产品的产业安全，就意味着其他农产品也处于安全状态，也就能确保整个农业产业安全。产业控制力指标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取造成各指标不能量化，故笔者仅选取产业国际竞争力各项指标，利用2002-2012年中国大豆、玉米和棉花的数据重点探讨入世十余年来大宗农产品贸易对相关产业安全的影响。
　　“熵”是信息论中的重要概念，它表示从一组不确定事物中所能提取信息量的多寡，用于度量已知数据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权重。当评价对象在某项指标上的指标值相差较大，表示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大，熵值较小，对应的熵权则较大；相反，熵值较大，对应的熵权则较小；当评价对象在某项指标上的指标值完全相同时，即表示该指标并不能对最终评价结果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可以将该指标从评价体系中剔除。
　　我们将农产品产业安全状态分为四种，分别是安全（A）、基本安全（B）、不安全（C）、危机（D），赋值范围分别为、、和，其他各指标取值详见表1。
　　二、结果分析
　　利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赋予大豆各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28，0.33，0.27和0.12；玉米各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28，0.25，0.28和0.19；棉花各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74，0.15，0.06，0.05。再根据农业产业安全度指数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度指数及安全等级（表2）。
　　研究结果显示，加入WTO以来，中国大豆产业一直处于危机状态，特别是2005年后，大豆产业完全丧失了安全性，主要原因是大豆的国际竞争力指数较低，而进口对外依存度很高。2007-2012年这6年的平均进口依存度高于80%。进口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会加大产业安全风险，而中国大豆过渡依赖进口导致安全性极低。
　　2002-2008年，中国玉米产业一直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从2009年开始，玉米产业由基本安全降级为不安全。究其原因，2009年玉米进口量较上年增加了26倍多，由2008年的4.7万吨上升到2009年的129.6万吨。与此同时，2007年以来，玉米出口量也在缩减，由2006年的526.9万吨下降到2008年的17.2万吨，下降了97%。2009年以来，中国玉米进口量增长迅猛，玉米产业进入“不安全”状态。
　　棉花产业安全变化较大，由刚入世的基本安全到不安全，又很快陷入危机。棉花的自给率显著下降，2002和2003年的自给率分别为87%和77%，而到2010年自给率只有66%，说明棉花的消费增长远快于生产的增长。同时，自入世以来，中国棉花的进口量变化较大，2002年，棉花进口量仅有9.8万吨，而2012年已高达513万吨。
　　可见，目前我国大豆、玉米、棉花产业均处于“不安全”或“危机”状态。如果这个还只是“数”的变化带来的安全度，那么另一个“质”的安全度更值得关注。我国进口的大豆、玉米和棉花大多为转基因产品，而目前针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风险跟踪监测与评估研究，仍不能科学证明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所含成分和结构与中国传统种植的大豆、玉米、棉花所含成分和结构具有“实质等同性”。如果二者在成分和结构存在某些差异，其差异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是否会构成危害尚不明晰。如果其潜藏着对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这将为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如转基因种衣剂的进入将替代中国的种源，使国外从种源上完全控制中国农业产业命脉。
　　三、产业安全的威胁源头探析
　　进口市场集中度与产业安全密切相关。进口市场集中度越高表明农业产业安全度越低。统计分析显示，大豆的市场集中度最高，CR4的平均值高达0.998，并且这十年中每年都超过0.99；玉米进口市场集中度居中，CR4的平均值为0.876，2006年之后一直处于高位，2011年高达0.996；棉花进口市场集中度在三类产品中最低，CR4的平均值为0.792（见图1）。
　　可见，中国这三类农产品的CR4的平均值都超过0.75。根据贝恩市场结构标准分析可知，这三类农产品的进口市场都属于极高寡占型。那么到底又是谁垄断了进口市场，就需要对具体品种的进口来源地进行分析。通过对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巴西、阿根廷为主要来源地。近十年来，美国在进口来源地中盘踞首位，其中2009-2011年其市场份额高达45%左右，可见美国占据了中国大豆进口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见表3）。
　　2002-2012年玉米进口来源地及市场份额显示，中国玉米进口主要来自美国、老挝、缅甸、德国和阿根廷等国家。2005年以来，美国和老挝两国处于中国玉米进口市场的主导地位。2010年中国首次从玉米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而这一转变的主因来自美国，2009年美国只占中国进口市 场的7.33%，而2010年迅速飙升到95.51%。2012年达到98.19%。从棉花进口来源地分析发现，加入WTO以来，美国一直稳居榜首并在中国棉花进口市场中的份额相对稳定。2006年以来，印度所占的市场份额不断攀升，2012年其市场份额占中国棉花进口市场已达28.01%，首次超过美国（见表4）。
　贸易的产生离不开买卖双方，因此，单纯分析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并不能真正得知中国能否安全地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保障，到底谁才是真正可靠的供应商？这就需要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性进行分析，考察中国农产品进口与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间的依赖关系。依赖系数的计算方法是：首先，用中国从某个来源国该商品进口量除以中国全部该类商品进口量；其次，用中国从该国的进口金额除以该国同种农产品总出口额；再次，用第一步计算的数值除以第二步得出一个数值；最后，用该出口国的产量除以世界总产量，再与第三步的结果相乘，即是最终要计算出的进口依赖性系数。三类农产品的依赖系数见表4。
　　对中国大豆进口依赖系数的分析发现，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依赖性最大，最高曾达0.95。其次是巴西与阿根廷。但从纵向来看，中国大豆对以上三个国家的依赖系数都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以上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在加强。总体来看，中国对各国大豆的依赖系数不算太高，所以大豆货源基本可靠。
　　对中国玉米进口依赖系数的分析可知，中国对美国、法国的依赖性最强，其次是阿根廷。从纵向来看，中国玉米进口的依赖性在逐年下降，中国玉米进口依赖性最强的是2003年，主要原因是2003年进口玉米的数量急剧下降，即由2002年的632万公斤降到2003年的12万公斤，中国从主要进口国的玉米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重明显上升。2006-2009年的玉米进口依赖性普遍较低，说明在此期间的来中国进口玉米的安全性较高。2010-2012年的三年期间中国玉米进口依赖性明显上升，其中对美国的依赖性尤其的严重，2010年的依赖系数高达10.31。故应分散玉米进口来源地，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系数过大的现象。
　　对中国棉花进口依赖系数的分析可知，中国棉花进口主要依赖于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次之。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原因在于美国棉花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较弱，即中国进口美国棉花金额占美国总棉花出口收入的比例低， 2002年为2.13%，2010年为17.15%。对印度的依赖性略有所增强，究其原因，中国进口印度的棉花占棉花总进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由2003年的0.21%上升到2012年的28.01%。对巴西的依赖性一直保持稳定状态。总体来看，棉花对各市场的依赖均不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状况的研究发现：中国大豆产业已经处于“危机”状态。大豆的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其中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美国对中国大豆产业安全形成威胁。中国玉米产业一直较为安全，2009年由“基本安全”转变为“不安全”，玉米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强。棉花产业从2003由“不安全”转为“危机”状态。棉花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对其依赖性也最大，其次是印度。
　　根据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状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农业产业安全风险预警预控研究。“凡事预则立”，考虑中国大豆产业已进入危机状态，当前重在做好进口大豆的风险预警工作。根据国内大豆需求量，平衡好进口大豆与国内大豆产业发展需要，深入研究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的合理比例，探寻大豆最适应的进口量，同时，确定进口大豆保护红线（比如大豆年进口量不超过5 000万吨，按7∶3考虑进口和国产比例），连续三年突破进口红线，对大豆进口风险危害构建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制度，为保护国内大豆产业安全和豆农利益提供决策依据。
　　第二，确立农产品进口需求量越大，对国内产业保护力度应该越高的理念和措施。针对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5 838万吨，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从国内大豆产业安全处于危机状态的实际，一是建议国内加大对大豆产业科技投入力度，下大力气提高国产大豆的亩产量，均匀度、出油率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大豆科技创新与推广效益；二是加大大豆振兴计划投入力度和政策性支持力度，使同等面积种植国产大豆的收益与种植玉米，水稻收益大体相当，从经济利益上再次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促进国内大豆产业恢复性增长。
　　第三，构建农业产业安全保护体系，用制度保护农业产业安全。一是确立保护农业产业安全，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理念。二是以安全风险控制和安全保障为中心，构建与农业产业安全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保护性法规、政策、措施、行为，有效发挥法规、政策、措施行为的综合协同效应，为提高农业产业安全保障水平提供制度保证。三是确保农业产业安全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应有合理预期，考虑提高国产大豆的科技竞争力，实现大豆产业安全和恢复性增长都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眼下还不能通过限制进口，过分压低大豆进口量。但相关主管部门应确保到2020年在国内大豆产业安全和发展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内容完善，运行有效，保护有力的安全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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