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发展分

　透过历史的沉浮不难发现，政权兴衰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其中亘古不变的就是对民心的驾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江山即民心。作为具有民心风向标意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村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局的一个重要变量。正如邓小平依据中国国情得出的科学论断：“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形势较好，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正视问题、寻求可行性对策，对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意识形态工作存在“形强实弱”现象
　　各级党委政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认识，经常性的检查验收或突击检查已制度化，但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及实效由于不好量化、实化，因而存在形式上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伴随着实质上的“虚化”。
　　1. 思想认识不到位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背后，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因此，习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但在实践中，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的观念还没有广泛的根植于心。
　　2. 农村基层组织重视不够
　　一是不想抓。在基层农村，部分同志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解上存在片面倾向，把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割裂开来，甚至认为意识形态是“软任务”，不容易出政绩，因而主观上就重视不起来。二是不会抓。在基层的干部中，自身马列主义素养不足，对意识形态的内容、任务、目标理解不深不透，存在想抓也无从下手的现象。三是不敢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总是与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意识形态问题背后总也脱不开各种具体利益纠纷，因为认识水平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不足，部分同志不敢与群众讲理想、讲信念、讲大道理。
　　（二）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呈现主流意识分散化趋势
　　1. 主导信仰有淡化倾向
　　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取决于主体的社会存在状况。在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导致意识形态变异的根源。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从生老病死到上学就业住房，基本都是依靠政府，至少心理上是依托政府的，所以当时集体主义的号召力很强。改革开放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有所弱化，甚至在一些村庄集体经济基本已被“空壳化”，这就使原有的心理依托消亡，而新的心理依托没有建立，人们从原来的集团化奋斗变成了个体化奋斗为主，集体主义的号召力下降就成为必然。目前，金钱和财富主导意识已经严重危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
　　2. 拜物观念日趋严重
　　孟子曾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中国农村既有求稳的心理传统，也有积财的持家习惯。在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积财的载体主要是土地、房产，建国后由于土地国有化，人们的积财习惯进而转向了房产，这也是中国房地产热的深层动因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国家又处在由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过渡的进程中，《2012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几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进入到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与此相伴的则是农村的空壳化趋势，农村房产的积财属性明显降低，而城镇的生活成本高又是农村人难以企及的。恒产功能弱化与预期生活成本上升相互作用，使得农村群体对财富的追求动力急剧变大，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就拜物观念陡然上升，利己思想冲击利他观念。
　　3. 规则意识受潜规则冲击
　　一个社会若想保持基本的秩序，总要有一个规则体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由于在转型期，经济的发展模式或多或少出现了变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衍生了并非规范化的权力经济和暴力经济模式，这两种经济模式一般处于非法边缘地带，所遵循的规则也是非常规的，但是却能带来巨额利润，实现快速致富，其负导向效应不言而喻。在这种致富事例示范下，许多违规甚至违法的行为模式就会出现，规范性的规则则因有碍快速致富而被搁置，正如列宁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4. 宗教信仰呈上升态势
　　据统计，我国现在有宗教信徒1亿多人，在全国1亿多教徒中，农村信教人数约占总信教人数的80%，构成了我国信教群众的主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与我们争夺民心的过程中已经占得一丝先机。《尚书》载：“民心无常，唯惠是怀”，孟子也说“养生丧生无憾，王道之始也”，之所以在争取民心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出现纰漏，根源还是农村人口的生存现状。虽然农民在宪法中被赋予了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是由于建国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农民在宏观上还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按杨继绳先生的研究成果，目前农民、农民工和农村困难户一起处在社会的最低层。从微观上看，农村的经济状况也处于明显劣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城乡收入比为3.03：1。改革开放后，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没有明显提高，而是与城市人口相比有明显落差，从而形成一种比较效应下的“被剥夺感”。从具体方面看，与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最大的特点是越老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弱，直至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三方面因素叠加，使得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众把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景转向了虚拟的宗教。
　　（三）外来文化冲击导致是非意识混乱
　　1. 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拿来主义现象
　　一般说来，知识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纵向借鉴，从历史中学；二是横 向借鉴，从他国学；三是自己摸索，从实践中学。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实行“拿来主义”似乎多些。意识形态本来就与本国的国情、历史、文化密不可分，脱离一国国情的照搬照抄，除了扰乱人们的思想之外，没有其他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事实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有其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甚至在是非观念上与我们也大相径庭，如以力服人的丛林法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以理服人的儒家思想根本就没有共通之处。这种不问背景的“拿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国体系化的意识形态，甚至造成许多是非观念的混乱。
　　2. 外来糟粕文化影响个人价值观
　　随着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深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包装成文化产品，以影视、文学等方式乘机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西方腐朽思想观念，在农村已经占有了一定的市场。原来传统的与人为善被害怕自身利益受损的防人之心侵蚀；原来以计算付出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受到以算计获取为取向的观念渗透。社会生活中原有的公序良俗受到凡事均以交换为标准的生意人理念的极大冲击。
　　3. 敌对势力负面宣传影响是非观
　　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弱化中国的图谋从未停止过。其主要的攻击方向就是肢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方式则是向我们输出西方民主理念。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农村广大群众对西方的所谓民主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凡是被输送了民主、搞跨了政权的国家，不论是伊拉克还是利比亚，其民众除了收获生灵涂炭，并没见到任何其他好处，事实使我国农村群众更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但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别有用心的负面宣传也对传统的道德内涵带来较大的冲击。这主要体现在对义利的取舍上，为了利益，有些人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底线，丧失了是非标准。实践中，不顾他人生死的有毒农产品，甚至丧失人格的出卖身体，都为了一个目标——钱，这与外来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如果一个国家起码的道德底线被摧毁，没有了是非标准，社会失序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二、强化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组织上加强领导，机制上不断完善
　　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出发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在做农村群众工作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自执政之初，共产党也一直强调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近年来，个别地方对意识形态工作抓而不紧，重视程度明显弱化。因此，做好农村意识形态工作：首先，就是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把争取民心、掌握民意、了解民情作为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一项工作来做，这是做好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其次，基层组织建设要进一步强化。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城使得农村社会精英流失严重，留在农村的数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农村已空壳化。加之原有的“正社合一”的体制不复存在，一些农村干部利用集体经济谋一己私利，使集体经济蜕变成了“干部经济”，使农村的基层组织近几年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有所弱化，甚至在个别地方出现了“群众脱离组织”的现象。占领农村意识形态阵地，必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使村级党组织真正能服务群众、凝聚人心。最后，建立科学考核机制。意识形态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软工作，但并非无法考核，意识形态工作在过程上没有固定制式，但在结果上是有标准的。农村党组织动员、组织群众的能力，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满意度，都应该成为考核的标准。
　　（二）提高基层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针对农村意识形态工作中干部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一是强化组织措施解决不想抓的问题。把意识形态工作列入干部任用考核范围，凡是不会做、做不好群众工作的同志不予重用。二是强化学习培训解决不会抓的问题。“打铁还须自身硬”，从干部自身入手，通过学习培训提高其理论素养和工作水平，使其不仅想干而且会干。三是优化大环境解决不敢抓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使农村的民生工作得到较大改观，使干部做意识形态工作有依托、有底气。
　　（三）立足国情，从仁、孝、信入手
　　做好农村的意识形态工作离不开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文化传统。 一是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应对外来文化侵袭和校正价值观偏离，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正能量。可深入挖掘“礼、义、廉、耻”，“重义轻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等传统价值观的时代价值并强化宣传。二是基层农村意识形态工作从“孝”着手。现在部分农村尊亲敬老的观念有所弱化。笔者在鲁中山区某村调查发现，全村1189人，392户，其中有老人在农村居住的279户，老人居住条件劣于子女的高达272户，占97.49%。如果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轻视，对他人、对社会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农村的意识形态工作从“孝”入手不仅符合人性特点，也容易取得成效。三是人心、人性、信仰梯次渐进。三者中人心最易变，人性、信仰的稳定性渐次增强。以“孝”为突破口凝聚人心，以“仁”为载体强化人性，最终实现农村主流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四）加强农村文化工作建设
　　目前农村文化工作比较薄弱，许多农村一年甚至几年都没有组织文化下乡活动。如果农村的意识形态阵地不被正确的意识形态占领，必然被其他主体侵蚀。加强农村文化工作，占领农村意识形态阵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农村的文化工作要更注 重社会效益。改革开放以来，个别地方由于过于强调经济效益，农村的文化工作也由教育为主转向了挣钱为主，使得容易获取经济效益的“三俗”文化占据了相当的市场，引人向善的教化功能基本灭失。农村文化工作的社会效益价值取向须重新回归。二是舆论宣传要更注重正向引导。现在农村的舆论宣传方式日趋多元化，尤其是媒体的作用空前增强。但在实践中，个别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吸引眼球进而谋取自身利益，往往忽视宣传的正向导引作用，加之农村群体自身文化水平和辨别能力的限制，潜移默化地会把负面的宣传全盘吸收，进而形成不正确的认识。因此，媒体宣传转向传播正能量就是合乎逻辑的必然。三是注意以群众切身利益为载体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农村意识形态工作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农村群众的生存状况的基础上的，脱离农村实际的文化和宣传都不会得到群众的认同，没有认同就谈不上服从，因此农村的文化工作必须根植于农民的切身利益中，做到真、实、近，才会真正凝聚人心，才能掌控农村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任仲平.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人民日报，2014-04-1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张文嘉.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及其对策.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
　　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0.
　　（作者单位：中共淄博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