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农业形势的研究综述

一、在当前许多农业地区，打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旗号，推行消灭“三农”、实现“两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战略方针，已成为摆脱“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弱县、人民穷县、干部孬县”困境，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路线图”。究其原委，并非领导者为追求与个人仕途有关的“政绩工程”，而是某种体制机制的力量在背后起作用。
    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早已是如雷贯耳的核心理念。古代就曾有“民以食为天”的谆谆教导，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时也反复强调过“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深刻道理。作为第一产业，农业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品和食品等生活资料的主要源泉，而且也是现代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得以独立门户、茁壮成长的产业起点。所以，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农业始终处于“宠物”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以“三农”工作为主题的年度一号文件，加上刚刚出台的2012年《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先后共颁发了14个，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举措。特别是我们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更是把切实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到了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特殊地位，足以显示农业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
    正因为有中央决策层的坚强领导和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以雷霆之势“卷席”全国，“分田到户”政策“横空出世”，人民公社制度悄然而退、无影无踪。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老子自己的”这一时代最强音的刺激下，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与农民收入的显著增长，不仅将中国农村带进了由贫困奔向富裕的历史“拐点”，而且也让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无论买什么都必须凭“票证”的困境，几乎于一夜间成为了人们苦涩的记忆，并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繁荣。
    但是，我们在高度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冷静地看到一个不容置疑的情况，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奋剂”作用与边际效益已明显下降，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工作难度正在与日俱升。当前很多地方所面临的严峻态势是：不管“红头文件”怎样去高调呐喊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极端重要性，也无论中央政府怎么去采取财税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农业领域似乎就像一个垂暮老人，正在无可奈何地走向黄昏。这个说法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本人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县市区委书记，前不久刚去当年蹲点的一个农村调研，正巧碰到村里死了一位老人。那里的殡葬习俗是要请八个成年男子去抬棺，结果整个村硬是找不到一个够“丧夫”条件的男人，村主任只好亲自跑到30公里外的县城去雇请农民工。现在，人们讥称务农的主体为“386199”部队，意指妇女、儿童和老人。妇女也只是些年龄较大的“嫂子”，稍微有点姿色的年轻女同志都到城里赚钱去了。所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到下面农村视察工作，深有感触的发问：明天谁干农业，谁来种田？
    一边正在振臂高呼“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一边却是农业生产要素如同“泄洪”一般向城镇流淌，到处都是绵延不绝的“空心村”和“老人屯”，大块的“插花”荒地、陈旧残破的水利设施、广种薄收的稻田麦地随时在望眼中一掠而过，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三农”工作的尴尬与窘境。当你在余暇之际走出城镇，你会发现过去你所熟悉的一些乡村已经不再有青年男女的喧闹嘻笑，不再有房前屋后的鸡鸣狗叫，不再有田野里的耕牛悠悠，不再有晨曦中的炊烟袅袅，传统的农耕文化和纯朴的乡村活动似乎正在逐渐消失，给人们的感觉好象是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与此同步的是，全国各个地区农业经济占GDP的比重都在普遍性地呈现出快速萎缩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1978年的时候还有28%，到了2008年的时候便降到了11.3%。到2010年底，这个比重已经滑至10%以下。而且，根据这样的趋势推算，我估计最多到2020年，农业在整个GDP中的份量完全有可能降到6%以下。尽管农业占比如此之低，仍然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会感到有丝毫的满足，而是日思夜想着如何借助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努力把农业赶尽杀绝。这种情况在各个地方几乎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现象！
    可以说，现在很多地方的领导人虽然口头上一如既往地高喊“重视”农业，但绝大部分都从内心深处把农业视作拖累和阻碍本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包袱。即使是发展农业的客观条件再优越，也绝对不会有人去真正感到自豪。我曾经到过黑龙江著名的三江平原，那里一直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然而，70个产粮大县当中，居然有43个县财政收入不足亿元，21个县还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绝大多数仍然是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得以维持基本运转。
    中部地区也是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主产区，但是，以湖北的江汉平原，湖南的洞庭湖平原，河南的黄河平原，江西的鄱阳湖平原为主要地理特征的中部地区，现正在为“中部崛起”绞尽脑汁想招。为什么要崛起呢？是因为塌陷了！在他们看来，中部地区之所以“塌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沿海发达地区的土地上种满了工厂的时候，这里的土地却只能种农产品，甚至只能种粮食，而种粮食的产出率显然没办法与工厂的回报率相比较。久而久之，以经济发展速度慢、质量差为主要内涵所表现出来的中部地区的“塌陷”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宿命。
    其实，这个现象不光是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有，在全国各地也普遍存在。过去我们经常讲“无农不稳”，但这个“稳”是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角度上考量的。对于那些必须长期坚持搞农业经济的县域来说，则意味着一种贡献和牺牲，而这种贡献和牺牲的代价，往往表现为经济上的贫穷与发展 上的落后。在以GDP论“英雄”的体制机制下，发展是硬道理，欠发展无理可讲，非但不受人们的理解、反而遭受大家的蔑视。据我调查统计，全国有800多个产粮、产棉大县，基本上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用时下流行的语言形容，这叫“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弱县、人民穷县、干部孬县”。
    我们再看看全国的“百强”市县，像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等这些富得流油的地方，唱的都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把戏”，没有一个是真正依靠搞农业“发迹”的，且不谈传统的种植养殖，就连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在经济成分中所占的比例也特别小，农业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所以，在榜样作用的带动下，从塞北到江南，从东海之滨到阿拉山口，凡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域(恐怕还有地市州)领导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一个抛弃农业和农村去狂热追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路线图”。
    把农业看成是累赘和包袱，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跟党中央、国务院所反复强调的“三农”工作的重要性确实不相符。我们可以板着面孔严厉指责这种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甚至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然而，这种批评很容易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不能真正地服人。在我看来，一些农业地区领导人之所以“斗胆”这样干，并非是为了追求与个人仕途有关系的“政绩工程”，而是某种体制机制的力量在背后起作用。
    由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已经微不足道了。GDP上不去，发展速度也上不去，衡量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达不到，地方领导人的确会很难受。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核心的问题则在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领域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基本上没有了，反而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重大包袱。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谁当书记、当县长，最让他心急与焦虑的事情，绝对不是如何落实国务院总理强调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而是这个县怎样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去涵养与扩大财源，以有效保障干部职工每个月的工资发放和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量维系。
    二、只要农业有利可图甚至可以发财致富，就永远会有人对其领域保持高昂的积极性，即使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擅入，也会有人像贩毒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农业。但由于农业效益太差，涉农劳动不能脱贫，涉农投资不能致富，涉农财政不能增收，谁姓“农”谁背时，弄得大家皆视农业如陷阱，各种生产要素望风而逃，凋蔽与衰败便迟早要发生。
    受现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直接影响，一些地方竟相出现消灭“三农”、实现“两化”之乱象，绝大多数并不是“政绩工程”的驱动，更不是领导者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主要是出于让本级政府尽快脱贫致富的动机，或者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愿望。既然农业份额越来越小，财政贡献越来越少，农民增收越来越难，为什么就不能灵活地选择其他更好的产业发展领域，而非要吊死在农业这棵“歪脖子树”上呢？因此，很多县域的干部群众不愿意再苦巴巴地守望在农业经济的田角地头，完全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理性行为。
    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决定该地区发展速度的快慢、经济效益的高低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厚薄。人们通过对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后发现，只要远离农业领域，无论选择工业体系营造还是推动城镇建设事业，都能够尽快摆脱传统的困境而为地方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增长开创出“名利双收”的大好局面。我曾对中部地区某省12个县市在“城镇化”旗帜下推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过调查，其市场价格的分成份额中，30-40%为土地出让金，10-15%为各种行政税费，而这两项收益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囊中之物”。这便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房地产领域要“降温”，而地方却要千方百计“升温”的根本原因。
    故此，1993年国家推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与中央最具认同感的方针路线之一，就是调整产业结构。不过，地方在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上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所以，最后并非地方政府说了算，还得由中央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加以行政干预。所以，中央按照功能分区和经济分工的要求，让那些拥有优良农业资源条件的地方，一如既往地承担起维护国民经济基础的任务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迫于中央的权威，对于那些被指定为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来说，放弃农业生产任务与粮食安全责任的企图，无疑是在冒犯同中央离心离德的政治风险。
    于是，口头上高喊“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实际上却“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干打雷不下雨”，把本地区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投放到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领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个中缘由非常清楚，就是需要应付和敷衍上面。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言与行的严重分裂呢？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还是农业不赚钱。如果农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甚至可以发财致富的经济领域，就永远都会有人对其领域保持着高昂的积极性，即使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非经批准不得擅入，也会有人像贩卖毒品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农业。
    有人说，现在的“新生代”即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大多数会留恋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不愿意重蹈父辈的覆辙再回农村老家务农。我看不一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能赚钱，比较效益好，新疆的罗布泊都敢去！不要说农民工的子女绝大多数都愿意回熟悉的老家种田，就连很多根本不懂水稻与小麦为何物的城里人，也会拚命地去争取到陌生的农村种粮植棉的法律权利。如果是这样，农业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农村的进步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用不着政府操心伤神地通过发放各种补贴来引导与激励。
    但是，由于农业的效益太差，涉农劳动不能脱贫，涉农投资不能致富，涉农财政不能增收，谁姓“农”谁背时，谁沾边谁倒霉。弄得大家皆视农业如陷阱，各种生产要素望风而逃，凋蔽与衰败便迟早都必然要发生。近几年来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某些投资市场一直是“高烧”不退？而且无论国家政策在市场调控上怎么内外夹击、软硬兼施 ，却一直难以禁止大量社会资本的疯狂进入。这就是“经济人的理性”在作祟，政府的某些行政干预在这种“经济人的理性”面前有时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
    其实，我们祖先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就发现了“谷贱伤农”的教训。司马迁先生曾经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理很简单，倘若种粮植棉的回报率长时间、大幅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即农业的比较效益太差的局面老是得不到根本改观的话，就不会再有农民去傻乎乎地从事亏本的农业生产。但是到了今天，在国家政策调控的强力面前，这一古老的经济定律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仅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严重背离，越走越远，以致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例如，谁都不会相信，一瓶小磨麻油竟然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一袋金灿灿的稻谷还抵不上我们湖北一包“黄鹤楼”香烟的价钱。
    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牟其中，这个人用了800多个火车皮的中国农产品跑到前苏联去换了四架旧的图-154飞机。尽管按国际惯例讲很不划算，但回来之后一盘账，竟然还是大赚了一笔。茅台酒今年又从1000多元涨到近2000元一瓶。茅台镇的朋友讲，茅台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而粮食占酒的成本尚不到20元钱，翻了多少倍！前不久，山东有个菜农韩进，由于他廉价的卷心菜卖不出去，自杀了。湖北省嘉鱼县的大白菜今年大丰收，但售价仅为0.08元/公斤，不说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与一家人半年的辛劳，就连请人来收割和装车的工钱都不够，只好让它烂在菜地里。
    我到过吉林，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东北大米现在出口日本，离岸价只有4.8元1公斤。恰好我也去过日本，专门调查日本超市里面的农产品价格，而且是平民超市，不是贵族超市。我发现日本大米的品质跟我们东北大米比起来差远了，但是它一般都能够卖到几十上百元钱，最好的大米要卖到人民币198元/公斤。日本的官员对我说，你们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财政补贴对我们进行粮食倾销，你们这么好的米卖到我们这儿来才8元多人民币1公斤！我说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对于农民的粮食补贴是从2002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才开始的，而且每亩地各种补贴加在一起也就是几十百把元钱，平均摊到1斤粮食里面只有几分钱！农民把这个米卖到你们日本来，卖4元多钱已经是赚了。他惊愕了半天也没有搞懂，说你们中国干嘛呀？把粮食价格搞得这么低低的？我回来后，曾经在北京的某农村发展研究所讲过这个事情，认为这可能就是中国农民的收入之所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水平的原因。有专家不同意我的看法，说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很高，在恩格尔系数很小的情况下，198元人民币1公斤的大米在日本人的消费支出中或许不见得就比中国每公斤4.8元人民币的东北大米价格高。但是，我有一个师兄在日本某大学当教授，他跟我说，他有个同事的哥哥，在前不久地震过的福田县种田，面积为10多亩水田，每年的粮食收入跟在大学当教授的弟弟的收入基本上持平，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这个农民的收入还会比教授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这种情况恐怕只有在发达国家可以，要在中国的话，那又要吵架了。吵什么架呢？因为中国过去曾经讨论过“脑体倒挂”的问题，认为知识分子不值钱，说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发达国家为什么能够容忍“体劳倒挂”现象呢？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跟一个日本教授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呢？按照我的解释是：农业本来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又有很多无法抗拒的风险性，这些因素无疑必须要打入它的产品价值里面并反映到价格中来。所以，我历来就认为，不要跟农民强调什么技术含量的问题，技术含量是工业资本借以压榨农民和剥削农产品的一种借口。
    三、农业经济效益差，很大程度上既不是农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下降，也不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供大于求的变化，更不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自动调整，而是缘于宏观政策层面对农业的一种人为的严重扭曲。农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离价值，极大地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导致农业弱势衰败和农村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把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定格”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座标上。而农业的根本任务，则是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提供廉价资源、积累原始资本，从那个时候起，农业就命中注定了自己的弱势地位。所以，农业经济效益差，既不是农业的本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下降，也不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上发生了供大于求的变化，更不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自动调整，而是宏观政策层面强大的调控力量对于农业价格、价值的一种人为的严重扭曲，所以才导致了今天农产品价格低，农业不赚钱这样一种客观后果。
    可以说，我国的农产品价格体系本来就不完全是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构筑起来的。受制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政治因素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应是人所皆知的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全社会熟视无睹，即使是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人站出来为此讲一句公道话。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在价格领域特别是工业产品的价值机制上遵循市场化的取向进行了多次大胆的探索，但对于许多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产品始终还是坚持以行政调控为主。也就是说工业产品的价格相对自由的放开了，而农产品却始终未放开，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管制之中，这样一来就使得工农业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
    比如说稻谷的收购价格90年代的时候就被国家规定在1.80元1公斤，但此后的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却年年都在不断地爬坡。到了2010年，中央才决定把早稻和中晚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提高了3.3%和10.53%。但是，同一时期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却上涨了33.8%。如果再把每年CPI的增幅因素加进去，稻谷的绝对价格即不变价实际上一直处在下降之中。另外，农业生产的用工成本也在迅猛上涨。过去说在外面打半年工要顶农民在家里种一年田，现在农民在外面打一个月的工，甚至半个月的工，就顶农民在家里种一年的田。
    我的同胞哥哥至今仍然还在老家的农村种田。他一家有5亩多地，按季节种植粮食与油菜，复种指数为100%。刨开种子、农药、化肥和雇人收割、运输等这些需要现金投入的成本之外，人工投入与耕牛饲养不算钱，一年下来 的纯收入也就是3000多元钱。3000多元钱，约为我侄儿在海南洋浦打工一个多月的工资。这就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不愿种田，而宁可背井离乡去城里打工的主要缘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进城打工并没有前途。我爱人她哥哥、嫂嫂、弟弟、弟媳都在“长三角”打工，打了将近20年，说最近因伤病要回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买了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险没有？他们说没有买。我说这可是你们的合法权益呀！你们为什么不找企业老板？他们说敢找企业吗？一找企业，企业就会立即炒你“鱿鱼”。
    企业炒农民工的“鱿鱼”，是因为买社会保障要提高他的用工成本，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去依法进行行政干预呢？因为政府要维护和优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以更多更好地招揽社会资本来投资。一般情况下，营造和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就是要坚决维护企业老板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政治利益。现在很多地方为什么要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给老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地方的态度是：只要企业老板不惹出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很大麻烦来，政府一般很难去旗帜鲜明地为劳工利益找企业老板“扯皮”。
    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非常明显，但是“人口红利”多为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与社会资本的“老板”们所侵吞，农民工流出地政府与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从中真正得到好处。像我爱人她弟弟、弟媳在浙江温州打了近20年工，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把税收留给了当地政府，把利润奉送给了企业的老板，最后到了50多岁不能再拚命干活的时候，却又不得不带着一身伤病无可奈何地回到了湖北农村。这犹如从发达地区的城镇中“净身出户”，以后不可避免地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怎么办？那还得由流出地政府吃不了兜着走！
    很多经济学家总是拿劳动生产率的老调重弹，说什么农业回报少与农民增收难是因为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用来掩盖所谓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对于农业劳动价值的侵吞，从而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权制造借口。由于农产品价格与价值被人为扭曲和严重低估，农业经济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功能作用也被有意忽视和严重抹杀，沦落成遭受强势产业肆意压迫与残酷剥削的奴隶。
    实际上，农产品不赚钱，并非劳动生产率低，更不是农产品本身不值钱。我有一个亲戚是长江边上某县的菜农，他家种了十多亩地的蔬菜，忙的时候经常雇短工。今年他种的莴笋价格特别不好，卖0.4元1公斤还无人收购。但我发现湖北省委所在的水果湖超市那里的莴笋卖8.4元1公斤，还供不应求。8.4元，相差了20倍！于是，我跟着“菜贩子”一路上“顺藤摸瓜”的结果，发现真正得好处的地方一是过桥过路费，虽然政策规定鲜活农产品可以免费，但执行起来手续十分繁杂，时间又紧，结果还是大多数货主得缴费；二是燃油涨价，导致运费大幅攀升；三是超市的进场费、摊位费、宣传费。这三个环节都属于垄断资本把持的地方，无法讨价还价，耗费占了整个1公斤菜价8.4元的70%，所以说农业问题不是专家们所言的一个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而是垄断资本已经牢牢掌握了城乡市场的主动权、农产品的定价权和对农村经济的剥削权，他们正在肆意攫取本该留在农业领域和农民手中的合理剩余。这个问题不解决，“菜篮子”工程便永远会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土地一直被视为财富之母，城里的专家学者们总是责怪说农民兄弟啊，你应该像对待自己眼睛一样去爱惜土地呀！其实，农民自己会算账，根本就不听你的“教诲”。现在的事实是，种粮食，粮食不值钱；种棉花，棉花不值钱，不管种什么养什么都不能赚钱甚至还亏本的话，这个“宝贵”的土地还值钱吗？还值得农民兄弟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去爱护它吗？如今包括国家也在越来越严格地为保卫耕地面积的“红线”而对非法使用土地的行为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但是不管你怎么打击，农民不在乎，集体单位也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它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农村土地实在是不值钱。所以说要解决耕地的“红线”问题，要真正保持我们18亿亩土地不被非农产业滥用，最根本的办法是让土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赚钱。如果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不赚钱，土地就不值钱，不值钱就没有人把它当回事。
    农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离价值的现象，不仅极大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衰败和农村社会的落后，而且经常引发城镇农产品市场周期性的“地震”和“海啸”。多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农产品“买难卖难”的情况总是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一会多了，一会又少了的现象不断发生。正是源于这些“青萍之末”的“蝴蝶效应”，往往可以对国家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波动，甚至成为爆发社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此都先后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恐怕首先就要出在农业上，因此，每当国家经济形势在风声鹤唳之中出现较大摇摆的时候，中央政府屡试不爽的第一个杀手锏便是出台新的农业优惠政策，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保证主要农产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你看这些年来，每次碰到问题，我们搞来搞去的应对措施就是这一招，这一招也最有效。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还是要按照事物的内在规律办事。农业的繁荣发展有着自己内在的客观规律，一要充分尊重，二要正确运用。
    四、由于产业之间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分工不同，纵使再过一万年，农民都不会“断子绝孙”，农业更不可能“寿终正寝”。即使在东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农业生产的平衡发展，扩大城乡就业，政府也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因此，国际市场上某些农产品有时候看起来比较便宜，不见得就是劳动生产率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补贴的缘故。
    有专家认为，在东西方发达国家，照样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也属于弱势产业。我想，此话只讲对了一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阶梯，就算在东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亦应该是个“硬道理”。我敢说，由于产业之间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分工不同，纵使 再过一万年，农民都不会“断子绝孙”，农业更不可能“寿终正寝”。因此，说农业是弱势产业只是工业社会阶段某些利益集团人为的污蔑。世界上凡是科技先进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多数都是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先行者和最大利益获得者。他们之所以强奸民意，刻意夸张农业经济的传统性与落后性，大肆鼓吹工业经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真正的醉翁之意，就在于他们需要将其控制的工业科技与金融资本输向世界，从而攫取对世界经济的压迫权与剥削权。所以，他们要把农业打入冷宫，故意制造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使之成为弱势产业。
    要说农业是弱势产业，主要的内涵应该指其生产过程始终与区位地理、土壤、水分、气候等许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自然条件“纠结”在一起，有着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不像工业和其他产业领域可以实行工程式控制，所以，即使在东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平衡和发展农业生产，也得年年给予财政补贴。因此，像美国的大豆、加拿大的小麦有时候看起来比较便宜，那不见得就是他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而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的缘故。例如，美国政府在1999-2001年给予农场主的642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中超过90%的补贴是投在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稻米项目上。美国的农业本来就是技术先进，规模经营，风险小而成本低，加上政府大量补贴，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当然强。但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对农业给予了这么高的财政补贴，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降低农产品价格以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和实现出口倾销么？如果通过政府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使他们国家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大大低于本来的生产成本，然后再倾销到我们中国来，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亏着“血本”为外国政府分忧排难，为世界人民养家糊口的善举，岂不成了我们共产党所追求的“英特纳雄耐尔”了么！按照常识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它的首要目标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在西方一些经济学理论中，农业有着很多与时俱进的新型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功能作用，不仅可以维护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明，还能够拉长产业链条、扩大城乡就业。所以，必须对农业进行财政补贴，鼓励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2010年，美国政府通过农业补贴的办法为国内直接提供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过去，我们总是强调美国的农民人数很少，仅占全国劳动力的2%。其实，美国还有一个为农业繁荣、农村发展提供全面服务的庞大的社会化支持体系，直接与间接就业的人数占到总就业的14%，即一个农民身边竟有七个人在搞服务。
    把农业作为解决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是当前包括先进发达国家在内的普遍共识。我们现今觉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不在如何通过发展农村、繁荣农业来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路径上打主意，却老在琢磨怎样将这些农民“赶”到城镇去打工赚钱，结果往往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一方面，我国城镇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水平无法在短期内消化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不断衰败又使得国民经济难以维系协调、持续发展的局面。两个问题重叠在一起，隐患就大了。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过一个信息，说中国的棉花产业中，仅种棉花就有5000万农民，同时，围绕棉花的加工又有2000万工人在就业。这一下子就占到了7000万劳动力啊！你说这是多么大、多么重要的一个就业领域呀！一旦这个领域垮了，7000万人便要失业，对于政府来讲，那就是天大的事情。
    多年来一直都有人反对农产品提价，说中国的农产品不能涨价的理由，主要是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比中国还低，所以中国的农产品没有涨价的余地。实际上，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一般群众的忽悠。应该承认，有时候国际上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可能比较低，但多数时候远远高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现在得益于国际互联网，各种信息逐渐公开透明、快捷准确。你可以仔细观察与反复比照，粮食、小麦、棉花、大豆价格都比中国要高，而且有时候高出几倍以上。去年，我们的主流媒体曾经批评说某些农产品涨价如“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是因为有人“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以获取高额利润。但常识告诉我们，人家为什么要搞投机倒把？就因为国家调控的农产品价格与市场体现的实际价值存在严重背离，从而有很大的获利空间，人家才会去搞投机倒把！
    还有一些市场经济专家鼓吹说，现在讨论中国农业的成败与兴衰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世界经济如今已经一体化了，我们只要有钱，有钱就什么东西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买得到。所以，只要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基本精神，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规律性，就算把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全让给外国资本也无妨，我们自己腾出手来发展高效工业岂不是更好！而且，通过自由竞争必然形成最低物价水平，对于正在奔小康的广大老百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问题在于，农产品也像石油、稀土一样属于战略物资，不能简单地以价格衡量其价值。一旦有事，纵使你拥有“金山银山”也断然是买不到的。2008年曾经爆发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涉及全世界30多亿人口，有21个粮食主产国立即采取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有12个缺粮国很快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尽管我国粮食现已连续8年增产，稳步登上1万亿斤台阶，但党中央、国务院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反而更加高度警惕粮食安全与土地“红线”问题。我们推行“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市长“菜篮子”工程已经20多年了，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原因就在于粮食蔬菜安全的背后更是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全。
    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的自由竞争，我们也恐怕要多长个心眼，因为在企业之间貌似市场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危险的态势，这些外国资本很可能想有朝一日垄断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农产品市场。大家应该知道，中国的食用油原来都是自给自足的，中国的豆油、芝麻油、菜籽油，还有一种品质非常好的山茶油，这些传统的食用油过去支撑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但现在形势出现很大变 化，多数人们必须食用外国的食用油了，因为中国的民族食用油企业绝大多数被外国的食用油企业打垮了、兼并了、吞噬了。就像清末民初时期美孚煤油公司进攻中国燃油市场一样，开始煤油很便宜甚至不要钱，免费送给老百姓用，给你用半年，还给你送一盏非常漂亮的灯。你用完了以后感觉很好，就开始慢慢地买他的油了，然后再把油价一分一分地的往上加。改革开放之后，外国食用油企业大举进攻中国，它的油价便宜到只有几毛钱一斤，直到把中国的绝大多数食用油企业全部打垮了之后才停止优惠价。现在绝大多数食用油品牌都被外国资本所掌控，价格也早不是当年的几毛钱，而是一百多块钱一壶油，并且还在继续往上涨，你想不吃都不行了。为什么？中国自己的食用油企业已经基本上垮了，你没有任何选择了。所以，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今天国际上的农产品价格比中国便宜就是好事，说不定又是一个新的陷阱。
    五、科学运用价格杠杆，适当放开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让愿意种田的农民能够通过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获得与非农产业平均收益率具有可比性的合理收入，逐步形成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格局。这很可能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农业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特殊的产业经济领域。在农业的问题上，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就像豆腐掉到灰里边去了一样，吹也吹不得，碰也碰不得，打更打不得。当前，怎样让农业生产走出窘境，更好地发挥它的综合效能，带动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并为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为现代农业的要素成长开辟道路，这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人面前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考验着我们决策层的智慧。
    以粮食生产为例。按常理讲，中国现有耕地面积18亿亩，就算以平均亩产500公斤计，不仅养活全国13亿人口毫无问题，而且还可以“周济”那些正在饥寒交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但是，为什么我们头顶上老悬着个“粮食安全”的警钟呢？就因为没有摸准农民的“兴奋点”，使得产品结构调整、科学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严重缺乏驱动力。在大部分农村，复种指数与复种面积不断下降，精耕细作变成广种薄收，甚至经常任意抛荒不种的现象随处可见。这种状况不改观，“粮食安全”问题便永远是一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国家在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又采取了对种粮植棉给予“直补”的办法。这种办法全部由政府财政“兜底”，总额虽然不少，但具有撒“胡椒面”的特征，平均到每亩土地上的各种直补资金加起来也仅为100多元，用湖北农民的话说仅是“半两茅台酒钱”。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资料都在齐唱“涨价”歌的情况下，这不足以充分调动和广泛发挥大多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种粮“直补”从一开始就不是根据你最终生产了多少粮食或者卖给了国家多少粮食来补贴，而完全按照农民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所分配的土地面积发放，基本上不管你实际上种不种粮或到底种了多少粮都可以亩计数平均领取，从而成了普惠性质的福利待遇。有人评价说，此举名曰经济政策，实为体现“皇恩浩荡”。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国家对于农民几十年来所作巨大贡献的真诚补偿，故将获得“直补”视为农民权利也是合情合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的人地关系已经面目全非。有田无人种，有人无田种的情况比比皆是，并不丰厚的“直补”反成了挫伤不少种田人积极性的“心脏病”。国家现在支持规模经营，鼓励承包土地通过流转向种田能手与“龙头”企业集中，但这“直补”很容易滋生小农模式的惰性，维护农地资源的细碎化，加大土地流转的困难和规模经营的成本，不利于专业分工和科技进步。从当前讲，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十分有限；从长远看，会损害现代农业的发展。
    怎么办？还得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多年以前，我就极力主张中国的农产品应该适当涨价，如稻谷、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每50公斤应该卖到200元。从前年开始，考虑到物价变动因素，我又提出来得要300元/50公斤才行。如果50公斤的平均价格能够到达300元，农民才有利可图。粮食价格上涨可以带动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扬，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人愿意回去种田务农了。为什么50公斤稻谷要涨到300元才算合理呢？我以我哥哥为样本进行了核算。他一家有5亩多地，如果栽种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每亩收750公斤，他能收获近4500公斤粮食。如果单价卖300元钱，即毛收入为2.7万元。再种植一些其他季节性农作物如油菜、芝麻，西瓜等，刨去成本，夫妻两个人一年下来人均纯收入大约为1.2万元，也就是一个月千把元钱。加上种点蔬菜、养点鸡鸭和几头猪，折算现金每月增收约300元。这样，农民才觉得可以与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人有得一比，不一定非要抛妻别子出去闯荡江湖了。
    农业是一个很宽广的产业经济概念，不仅有粮食生产，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济领域，但在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战略格局中，粮食生产对农业工作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意义。所以说，农民只有通过农产品的适当提价，特别是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获得与非农产业收入具有相对可比性的合理收入，从而既能够促进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又能逐步缩小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从而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地创造条件。我认为，这很可能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很可能是一个长久有效的办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顾虑呢？
    一是认为粮食价格一上涨，城里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就买不起米了，吃不饱饭了。这不是不可能。怎么办？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这个数字竟有5000万人之巨，而且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再就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部分大学毕业生。我不知道这个报告所依据的标准和得出来的数字是否具有科学性，但如果这些城里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真的是买不起米，揭不开锅，首先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不能把这个 责任转嫁给农民。靠压低农民的粮食价格来保证城里人买得起米，这不合理，政府完全可以在认真甄别的前提下，对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和弱势阶层进行财政补贴，让他们可以买得起米，吃得饱饭。
    二是担心农产品涨价会对广大城镇居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冲击。其实，粮食涨价对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冲击并不会很大，因为现在的恩格尔系数中，真正用于吃饭的钱，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小了，一般的城镇居民都基本上能够消化。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为35.7%。由于食品消费结构的调整和食品消费质量的提升，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大米67.09公斤，几乎只有1957年人均购买大米167.2公斤的一个零头了。如果50公斤稻谷(可产35公斤净大米)卖300元，而且中间环节控制得比较好的话，每公斤大米的零售价格约为10元左右。购买67.09公斤大米的开支为680元，尚不到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的3%。
    三是农产品价格作为整个物价体系的源头，倘若这个“翘翘板”倾斜了，整个物价体系就可能无法控制。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也必须看到，我们现行体制机制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政府有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和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作保证，只要下了决心，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微观操作，就没有做不成、办不到的事情。例如，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监管问题，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完全有能力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任何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土地成本、建安成本、税费成本、银行利息与公司管理成本等情况审核得一清二楚，然后在你投入产出帐明明白白的基础上，给你合情合理地加上几个“点”，作为你房地产开发的“法定”利润率，这就是房产市场上的真实价格。你超过了这个“点”位，就是不当暴利，政府就重罚。你再不听就让你滚蛋，永远不得再进入这个行业与领域。
    四是害怕农产品涨价之后不仅会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支出，而且将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有专家指出，如果选择农产品提价的途径来平衡农业与非农业产业的收入水平，目前的农产品价格至少要提高5倍，这是并非“不缺钱”的国家财政所无法接受的改革成本支出方案。但是，这个“账”很可能算错了。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都由国家大包大揽、自操自办、无所不管、无微不至的计划经济年代，就粮食而言，价格适当放开之后，虽然每年总产量已经达到1万亿斤，但真正成为商品粮进入市场流通的仅为30—35%。这其中的大部分“压力”，还将会通过政府的严格监管而由市场孔道合理分流，政府以财政补贴的形式直接负担的部分并不会很多，就像燃油价格改革一样，开始也担心政府财政补贴难以承受，后来事实证明是虚惊一场。
    当然，我们亦要十分冷静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产品先后采取过几次大幅度提价的政策措施，但其他各种非农产品的价格也马上巧立名目地跟着“搭车”上涨，最后结果是：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猛烈地在扩大，同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随之进一步被拉开。历史反复证明，如果控制不当，农产品提价很难有效地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却很容易为非农产业“趁火打劫”扰乱物价提供契机，形成“种瓜得豆”的尴尬局面。因此，我们既不能由于有上述风险就因噎废食而不敢改革创新，又要高度重视、精心策划、妥善操作，科学运用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和政策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综合协调与系统发力，坚定不移地从源头上放开搞活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努力开创一个在繁荣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解决农民增收，在农民不断富裕的过程中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