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一、引言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突出表现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下降。1980～2005年，我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了64.2%；199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为1.3千克，2002年下降为0.6千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转变是以过去过高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根本性改变。近年来，伴随着重化工业和高能耗产品生产热情的高涨，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问题更加突出。从2000年到2004年，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率/GDP增长率）从1.29%提高到了1.6%。这种粗放型增长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和部分重化工产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金碚，2003）。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再次成为政策中心。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列为“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严峻和最紧迫的任务；2011年，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被列为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
    在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呈粗放型发展的同时，财政收入出现了持续增长现象。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0.3%逐步提高到了2011年的22%。相应地，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11.2%提高到了23.1%。此外，地方政府在政府纵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1995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70.8%，此后，除了2000～2004年该比重略有下降之外（平均为68.4%），地方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11年更是达到了84.9%。从地方财政支出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看，1995年以来，全国各省都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多数省份该比重都超过了20%，部分省份甚至到达30%以上①。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占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厘清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共支出效应的探讨，大都直接考察公共支出对私人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主要从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两个方面展开论述②。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部分研究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公共支出规模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schauer，1989；Guseh，1997；Knoop，1999；Alexiou，2007等）；部分研究认为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将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Abu-Bader和Abu-Qarn，2003；Roy 2009等）；还有研究则认为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Chen和Lee，2005；Safdari和Montazeri，2012）。
    上述研究在考察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大都是使用公共支出总体规模或者一种支出类型作为解释变量。近年来，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注意到，较之公共支出规模，公共支出结构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重要③。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Barro（1990）的开创性文献中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作为私人资本的有益补充，能避免私人资本出现递减规模报酬，因而对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消费性公共支出能提高私人部门效用，但是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Devarajan等（1996）、Ghosh等（2008）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则显示，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除了受到支出本身生产能力影响之外，各类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所占比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发展中国家过度进行公共投资，使得原本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投资支出反而对产出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消费性公共支出对产出增长的正向效应更加明显。
    针对中国公共支出效应的研究包括，娄洪（2004）考察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资本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郭庆旺等（2006）进一步将公共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并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我国1978～2004年公共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李晓嘉（2012）运用1978～2009年数据，利用超越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我国28个省份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性公共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以及支援农村生产和事业支出）和社会性公共支出（包括文教卫生事业费和公共研发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公共投资总体上提升了TFP，其中经济性公共投资比社会性公共投资对TFP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上述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公共支出与产出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他们的研究仍然存在可以改进之处：首先，现有研究大都直接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指标，不能准确反映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赵文军等（2012）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不同的内涵，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非完全等价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果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超过TFP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方式完全有可能在TFP提升的同时趋于粗放化。其次，现有研究大都只是从公共支出的总量和结构方面考察其对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的影响，鲜有将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④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严重，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导致支出效率低下，公共支出成效将会大打折扣（杨灿明等，2004；刘勇政等，2011）。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研究：第一，本文将在林毅夫等（2007）、赵文军等（2012）研究的基础上，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衡量指标，更加科学地考察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第二，除了考察公共支出规模、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之外，本文的研究还将在模型中引入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考察公共支出效应。第三，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要 素增长率共同决定，因此本文将分别测度公共支出对它们的影响，力图找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探讨公共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证模型；第四部分，利用实证模型对我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三、理论机制与计量模型
    （一）理论作用机制
    目前学术界大致从两个方面定义经济增长方式：一是从生产角度定义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一个经济体在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和要素积累贡献率的相对大小角度定义经济增长方式（吴敬琏，2005；林毅夫等，2007；赵文军等，2012）。二是从需求角度定义经济增长方式，即从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总需求中相对比重大小角度定义经济增长方式（龚敏等，2009；刘东皇等，2010）。本文的研究基于第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定义。
    林毅夫等（2007）和赵文军等（2012）分别从生产函数出发，将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表达为：
    F104Y433.jpg
    其中，ΔA/A、ΔY/Y、ΔK/K、ΔL/L和ΔE/E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产出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能源投入增长率；F104Y4129.jpg和F104Y4130.jpg分别表示收入中资本和劳动的份额。（1）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项为资本、劳动和能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这两项呈此消彼长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可以看作经济增长方式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相反，如果要素贡献率提高，则经济增长的粗放化特征增强。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是简单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如果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投入以更快速度增长，经济增长方式反而趋于粗放化。因此，考察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除了要考察公共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之外，还应该考察其对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影响，才能真正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公共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机制看，公共支出中的基础设施支出、公共R & D和公共人力资本支出可以通过纠正基础设施、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生产效率。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存在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以及具有明显外部性等特征，使其不能完全依靠私人投资，政府因此而成为其最重要的投资主体。财政物质资本投资通过提供公路、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提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TFP增长。此外，由于创新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使得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研发支出可以作为私人研发的重要补充。政府研发支出主要是投向基础研究领域，而基础研究是私人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重要前提，对研发活动顺利进行起着重要作用。公共教育支出则可以通过降低私人教育成本、提高技术工人比重，从而对人力资本积累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从公共支出与要素投入关系看，公共支出扩张对私人投资、劳动投入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都有可能存在刺激效应。早期的研究一般认为，财政支出扩张将通过增加对要素的需求，进而引起利率、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利率市场化和投资由实际利率决定是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且目前大部分企业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也不高，从而导致私人投资受利率的影响较小，挤出效应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相反，由于公共支出增加所产生的市场繁荣及其对关联产业投资的辐射相应，将会刺激私人投资，产生较强的“挤入效应（Crowding-ineffect）”。吴洪鹏等（2007）、陈时兴（2012）的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扩大不仅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反而导致了民间投资增加，挤入效应明显。
    公共支出对劳动投入增长率同样存在着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政府投资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直接增加了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从间接影响看，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公共支出还可以通过刺激经济增长，间接地对劳动需求产生影响。最后，公共支出扩张也会加大对能源投入的需求。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应对数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建设等，对钢铁、水泥等高能耗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强的刺激作用。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估算，2009～2010年，中国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增加能源消费1.13亿吨标准煤，折合碳排放2.6亿吨，平均增排1.3亿吨，占该年新增能源消费量的37%（WWF. DRC，2011）。
    综合上述分析，公共支出既有可能通过纠正私人投资的外部性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也有可能通过更多地刺激私人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和能源投入，强化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要确定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必须综合其对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的影响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支出中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制存在很大差异，由此产生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影响。一般认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支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教育研发支出对技术进步将可能产生更大、更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却存在很大的不同。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将可能对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加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腐败产生的可能性最大，这将极大地降低投资效率。结果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要素投入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而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有限。相反，公共教育、研发支出则对要素投入的刺激作用较弱，对技术进步可能产生的推动作用较强。因此，公共支出结构中，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过大， 而教育、研发投资比重不足，将可能强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最后，公共支出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则比较明确。公共支出效率提高，能节约各种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因此，只有综合全面地考察公共支出规模、结构和效率因素，才能展现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1.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构成
    根据上述理论机制分析，本文将公共支出规模、公共支出结构和公共支出效率纳入同一个回归方程，考察公共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同时为了避免遗漏重要变量，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经济开放度（Blyde，2004）、私人研发和人力资本（吴延兵，2008；夏良科，2010；许和年等，2006）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并设定了以下计量模型：
    F104Y434.jpg
    2.变量描述性统计
    （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F104Y435.jpg）估算
    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首先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测算。本文的测算以除西藏之外我国30个省作为独立决策单元，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以实际GDP作为产出变量，以实际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能源消耗量作为投入变量，并假定规模报酬可变。⑤各地区实际GDP（以2000年为基期）、就业人数和能源消耗量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由于我国尚未有官方公布的资本存量数据，本文以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将1978年定为基年，名义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张军等（2004）。
    在上述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基础上，我们再根据：F104Y436.jpg计算各省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此作为衡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为了对比分析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过程，我们分别绘制了代表性年份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核密度分布图。从图1～图4中可以看出，1995～2010年我国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演变存在以下特征：
    第一，从全国范围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CTY）呈现以下几点特征：首先，图1核密度曲线开口逐渐缩小，且2010年表现最为明显，体现了全国范围内TFP对经济增长低贡献率水平和高贡献率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趋于收敛。其次，从1995年到2010年，波峰并未明显右偏，意味着总体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存在较大提高。从CTY均值来看，1995年到1999年，存在一个较大的上升趋势，从8.8%上升到了24.5%；但是，此后CTY-路下滑，到2005年，降低到了6.99%。虽然2006年该数值反弹到了22%，但是在这之后又出现了下降趋势，2010年已下降到13%。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尽管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总体趋于下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化特征明显。
    第二，从地区范围看，图2～图4显示，2010年东部地区、2005和2010年中部地区CTY分布都出现右尾明显回缩、左尾右偏态势，意味着CTY高贡献率水平下降，低贡献率上升。由此可见，东部和中部地区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趋于收敛。而西部地区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收敛，但是收敛程度不如东、中部明显。从各地区CTY均值变化趋势看，1995～2010年，尽管东部地区CTY存在波动，但总体出现上升趋势，意味着在此期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趋于集约化；而西部地区则趋于下降。相对而言，中部地区CTY均值波幅小于其他两个地区。1995～2010年间，中部地区CTY呈轻微上升趋势，平均为6.5%左右。这意味着，中部地区1995～2010年间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明显变化。
    F104Y437.jpg
    综上分析，1995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化程度加深，但地区间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呈现缓慢集约化；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体现为更加依赖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经济粗放化程度加深。
    （2）其他变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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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支出规模（GE）由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计算。样本期间，公共支出规模（GE）呈不断上升趋势，全国平均水平从1995年的9.8%上升为2010年的22%。从地区来看，西部地区公共支出占GDP比重最高，平均为20%，2009年和2010年甚至到达了30%；中部地区该比重平均为13.5%；东部最低，平均仅有11%。三个地区公共支出比重在样本期均呈上升趋势。
    公共支出结构（GES）数据由挖潜改造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教育事业费和科技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计算。⑥总体上看，GES出现不断下降趋势：1995年，该比重全国平均为27.8%，此后一路下滑，2010年下降到了17.8%；从分地区情况看，东部地区从28.3%下降到了2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从26%和28.3%下降到了16%。三个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支出在总公共支出中所占比重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因此，在计算公共支出效率时，重点计算对技术进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公共教育和研发支出效率。本文的公共支出效率（GEP）指标同样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GEP计算基于产出角度，以各省每万人财政教育、研发支出数据为投入变量，以每万人教师数（包括高等、中等和小学教师人数）和每万人科技三项授权数为产出数据，并假定规模报酬可变。
    图5显示了1995～2010年我国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从全国平均情况看，除了1998年、1999年和2003年之外，其余年份公共支出效率增长率均为负值，意味着公共支出效率出现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公共支出效率在1998年、1999年、2003年和2009年都有大的提升；而中西部地区除了1998年有一个正的增长率外，其余年份公共支出效率增长率均为负值；相比较而言，大部分年份，西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略低于中部地区。第二，各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变化幅度较大，并且变化趋势基本同步。尽管各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存在很大波动性，但是总体看来，从1995年到1999年，公共支出效率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这一时期，公共支出效率有了很大改善，西部地区则上升幅度不大。具体来看，这一时期，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上升了近30%，中部地区为15%，而西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上升仅为6%。1999～2001年，各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大幅下滑，此后，公共支出效率有了短暂提高，但是从2003年开始，除了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的平均水平基本保持 平稳之外，中、西部地区则整体处于下降趋势。
    F104Y439.jpg
    本文的三个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开放度（OPEN）、地方私人研发投资（RD）和地方人力资本（HR）。经济开放度指标由贸易开放度（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加上投资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加上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计算。该项指标显示，东部地区开放程度远超中、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大。1995～2007年，东部地区经济开放度指标从0.74上升到了0.92。2008年以后，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直接投资受到冲击，贸易开放度下降到2009年的0.67，2010年有所上升，为0.75。中、西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差距很小，且同期不存在明显的上升，1995～2010年间，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介于0.08～0.13之间，中部地区仅有2007年、2008年达到0.15，其余年份也均介于0.08～0.14之间。
    地方私人研发投资（RD）为私人研发支出占地区GDP比重。该比重全国总体偏低，但出现缓慢上升趋势。地区比较显示，东部地区研发支出占地区GDP比重超过中、西部地区。1995～2010年，东部地区该比重从不足1%增长到了2%，中部地区从0.4%增加到1.1%，而西部地区则从0.6%缓慢增加到了0.9%。地方人力资本（HR）为各地区科技人员投入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该比重也显示了类似的特征，即东部地区比重高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且呈现上升趋势。1995～2010年，东部地区科技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0.8%上升到了1.4%；中部地区从0.3%上升为0.5%；而西部地区从0.3%上升为0.5%⑦。
    四、实证结论和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对全国和地区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在对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时，我们分别采用了LLC检验方法、IPS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并根据变量的趋势图选择适当的截距和时间趋势项，最佳滞后期数以SIC信息准则确定。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如下信息：
    F104Y440.jpg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地区都存在非平稳变量，并且均为I（1）过程，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比性，我们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FMOLS估计时，将对所有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形式。由于面板数据模型中涉及变量较多，且时间跨度较短，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时，只能采用KAO检验方法。结果显示全国和各地区计量方程中的变量系统均存在协整关系⑧。
    （二）计量结果及原因分析
    1.计量结果
    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采用Pedroni（2000）提出的FMOLS方法对变量进行拟合，以避免模型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简单OLS估计可能导致的有偏性问题。尽管FMOLS可以很好地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但是，却无法很好地说明其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利用Granger面板因果检验方法，考察模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全国和各地区FMOLS、Granger面板因果检验结果见表1～表4。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F104Y4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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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04Y444.jpg
    （1）公共支出规模扩张（GE）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着阻碍作用。表1显示，全国层面上公共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CTY）的影响系数是-1.37，统计上显著，并且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公共支出是CTY变化的Granger原因。深入探讨其内在机理，我们发现，一方面公共支出对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增长率起到了显著的带动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21、0.16和0.27，并且Granger因果检验也支持变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另一方面，公共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公共支出规模扩张没有显著的技术效应。由此，可以认为，我国自1995年以来的公共支出规模扩张，通过刺激要素投入，产生了强经济增长效应，却未明显对技术进步产生推动作用。总体效果为公共支出规模扩张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从地区层面上看，东部地区公共支出规模对CTY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但未通过因果关系检验，意味着公共支出规模扩张没有显著地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尽管中部地区公共支出规模对CTY影响系数为正，但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却未证实公共支出规模是CTY变化的原因。因此，可以认为中部地区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同样没有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公共支出规模对CTY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了因果关系检验，意味着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加剧了该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仔细考察公共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内部作用机制，可以看出各地区公共支出规模增长对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和能源的影响存在如下差异：第一，东部地区，公共支出并未明显推动该地区技术进步，对能源投入刺激作用也不明显，但是显著地促进了该地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总体上，公共支出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没有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二，中部地区，公共支出对技术进步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69，并且通过了因果检验。公共支出对私人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影响系数为-0.43。与此同时，公共支出则在更大程度上显著地刺激了该地区劳动，特别是能源投入的增长，影响系数分别为0.86和4.5。综合影响为公共支出未能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西部地区，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对技术进步的负向阻碍作用明显，影响系数为-0.37，并且通过了因果关系检验。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刺激了私人资本和能源投资，对就业的刺激作用不明显。总体上表现为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强化了该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2）公共支出结构变化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全国范围看，公共支出结构（教育研发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对CTY影响系数为1.56，统计上显著，但是未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意味着，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并未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善。从公共支出结构对CTY影响的内在机制看，公共支出结构对技术进步和能源投入影响系数分别为0.1和0.28，统计上显著，但是未能得到因果关系检验的支持；而对资本和劳动投入影响系数小，且统计关系不显著。综合影响为公共支出结构变化没能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由于各地区公共支出结构变化相似，都表现为教育研发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公共支出结构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没有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情况略好于其 他两个地区。更进一步分析显示，各地区公共支出结构对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增长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3）公共支出效率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更为明显。从全国层面看，公共支出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238，统计上高度显著并且通过了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公共支出效率对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可以看出，公共支出效率促进了技术进步，且未对要素投入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地区层面考察，可以看出，公共支出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发生在东部地区。东部样本中，公共支出效率对CTY的影响系数为0.22，统计上高度显著，且通过了因果关系检验；其内在作用机制显示，公共支出效率对技术进步（F104Y445.jpg）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是未明显刺激要素投入增长。综合起来，公共支出效率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中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对CTY和F104Y445.jpg都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未能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意味着公共支出效率变化并非引起CTY和F104Y445.jpg变化的原因。同样，公共支出效率对要素增长率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综合来看，公共支出效率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最后，西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对要素投入方面，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综合影响为，西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没有显著提高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
    （4）三个控制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分别为：经济开放度（OPEN）未显著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国和各地区情况均如此。⑨从表1可看出，经济开放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影响系数是-0.69，统计上高度显著，但是因果关系并不支持其是CTY变化的原因。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未能产生正向技术效应，但是却显著地促进了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的增加。我们认为，对外开放未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有关。我国“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加工贸易，对技术升级要求不高，但是，加大了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需求。此外，流入我国的FDI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目的是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而国际先进技术的内移有限。最终体现为对外开放没能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人力资本（HR）变化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人力资本对全国TFP贡献率的影响系数为0.3，统计上显著，且通过了因果关系检验。相对而言，私人研发投资（RD）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却未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这意味着，现阶段，人力资本提升相对于私人研发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
    2.原因分析
    为什么我国政府一方面在总体政策规划中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型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政府财力象征的公共支出却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渐进式改革模式下的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体制所产生的公共支出规模过度扩张与结构性偏向问题，是公共支出增长效应明显，却不具技术推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激励——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周黎安（2008）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成变成一种可置信承诺，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傅勇（2010）以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相关性来考察财政激励，他的研究显示，虽然分税制提升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但是中央以转移支付形式保证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收入的分享，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甚至比收入增长还快。可见，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极大地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有很高的积极性通过扩大公共支出规模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进一步提高。
    除此之外，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一种全面的分权。中央政府在将大量财政资源和经济自主权下放给地方的同时，也将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目标下放地方，并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考察。在这样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会更加侧重于能够较准确计量的目标。GDP的考核具有相对较高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自然成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与此同时，在中国政治集权背景下，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顺理成章地同其政治晋升联系在一起。地方政府之间为GDP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越演越烈。
    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反映在公共支出上，则体现为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张和基础设施支出所占比重加大，而教育科研支出比重不断缩小的结构性偏向。朱军（2011）的研究显示，我国各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额公共支出现象，其中，中、西部地区的超额现象要大于东部地区。此外，尽管我国在1996年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但是，科学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和GDP中的比重仍然没有明显的提高。样本期间，全国公共教育和研发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从27%下降到了18%，东部地区从28%降低到20%，中部地区从26%降低为16%，西部地区则从28%降低为16%⑩。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看，1995年，该比重为2.5%；2010年，上升为3.6%，但是仍低于世界各国平均4.5%的水平。近年来，尽管公共研发支出绝对数量不断增长，但是，政府研发支出在我国R&D支出中所占比重却不断下降。1995年，政府R&D支出占全国R&D总支出的比重为50%，2000年该比重下降为33%；2008年下降到了23%；2011年进一步下降为21%（11）。我国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热情高涨甚至过度供给，极大地刺激了私人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的增长，对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但是，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较小。最终体现为公共支出规模扩过度张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没能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从公共支出结构方面看，全国各省公共教育和研发支出比重的持续下降，使其对技术的推动作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地方官员涉足公共投资领域腐败的问题突出，进一步扭曲了公 共支出结构并降低了公共支出效率。我国各地近年来暴露出的“工程腐败”问题突显。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新疆、广西、广东、贵州和江苏等省共有14位交通厅长、副厅长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查处，“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张雷宝，2005）。1998～2006年，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共立案289869起，涉案人数达325970人；渎职案件立案数为63278起，涉案人数达75235人（郭杰等，2013）。腐败问题对公共支出的影响体现在过度扩张公共支出规模、扭曲公共支出结构以及降低公共支出效率方面。
    杨灿明、赵福军（2004）使用1984～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呈现正相关关系。Gupta等（2001）、De la Croix等（2006）等人考察了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从不同支出中获取贿赂的难易不同，腐败会使政府对军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过度支出，而减少对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必要支出。吴俊培、姚莲芳（2008）通过对中国腐败和公共支出的内生关系的研究，发现腐败整体上降低了政府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由此将会使政府对某些领域支出过度，而另一些领域支出不足，最终将会导致公共支出效率低下。刘勇政、冯海波（2011）运用中国30个省1998～2008年数据，采用多种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公共支出效率提高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而腐败的发生降低了公共支出效率的正向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公共支出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将会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相对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存在不小的差距，且近年来，这两个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因此，难以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有效的带动作用。
    五、结论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首先对我国经济增方式转变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化特征增强。其中，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呈现缓慢集约化；而西部地区经济粗放化程度加深，拖累全国整体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公共支出规模、结构和效率变化对我国整体以及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刺激了我国各地区要素投入增长，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对技术进步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总体上看，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对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强化作用。（2）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教育研发支出的相对比重不断缩小，使其未能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3）公共支出效率提高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用效果明显。中、西部地区由于公共支出效率低下，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因此对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进步也未能产生有益影响。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围绕GDP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以及腐败盛行，导致公共支出规模过度扩张、结构性偏向严重以及支出效率低下，是我国公共支出没能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进一步完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并改革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晋升机制，扭转腐败盛行的态势，才能将我国公共支出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改善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发挥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以上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各年数据计算。
    ②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由前苏联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提出，并由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加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并没有明确提出此概念。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共支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考察方面。
    ③不同的研究者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通常研究者将公共支出分为进入私人效用函数的公共产品、服务支出（公共消费性支出）与进入私人生产函数的公共投资性支出。但是，公共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具体构成却存在差异，例如，大部分研究将教育和国防支出列为消费性公共支出，而Barro（1990）则将其看成生产性公共支出。
    ④Huten（1996）和Aschauer（2000）的研究中都谈到了公共资本效率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但是他们所说的公共资本效率指的是存量公共资本的使用效率，本文中所探讨的公共支出效率是流量公共支出的产出效率。
    ⑤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统称为省，并将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考察公共支出对这些地区的差别性影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8个省份；西部地区则包括除西藏外的其他11个省。
    ⑥由于大量文献考察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着重考察财政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支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
    ⑦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区）相关统计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⑧考虑到篇幅关系，这里省略具体的协整检验结果。
    ⑨鉴于篇幅关系，这里只阐明三个控制变量对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省略地区差异性描述。
    ⑩傅勇、张晏（2007）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的西部大开发虽然提升了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该战略对西部地区科技教育投入的强调却没能起到实质效果，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加剧了西部省份支出结构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