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有什么不同

信息经济理论，相对“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的实践来说，仍然“深度不够”。“深度不够”，这是一位传统经济学家最近听完信息经济学者给发改委解释什么是信息经济时发出的微词，他所说的深度特指理论经济学深度。一直以来，我也有这方面的危机感。昨天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课上，我终于将憋了多年的问题，向博士生们倒了出来。

我说，博士定位是创造知识，所以我们可以抛开本科、硕士教科书那种标准的对错的顾虑，重新提出问题。意思是，信息经济理论的议题设置存在问题，由于问题提得不对而导致“深度不够”，这个问题需要在知识创造层面解决。

仅从形式上看，判断是否把问题提对，至少可以注意一个现象：理论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但其中很少见到论述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工业发展。原因是标准经济学根本没有生产力概念，已把工业生产力(科技)从问题中抽象出来了。

相形之下，信息经济的论证，却总是离不开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产业发展。说明信息经济还没有脱离“信息”(以及信息生产力)这个具体，进入到“经济”这个抽象中去。我认为，要在理论经济学的水平上把问题提对，需要达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深度：不谈信息(信息技术)，而说清信息经济的理论经济学本体是什么。

对“信息经济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来说，我抛出一个供大家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命题：信息经济的本体是特定的差异化经济(意思是信息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的问题意识，在于求证差异化到底经济不经济)。这一命题来自这样的逻辑推理：农业经济是差异化经济(“定制”经济)，工业经济是非差异化经济(“大规模”经济)，信息经济是大规模的差异化经济(大规模定制)。

这里我遵守了上面提出的游戏规则(也是标准经济学的游戏规则)：不提生产力(信息技术)而说明信息经济的特征。下面就简要把我在博士班这堂课上展开这一思路的要点分享给大家。中心是探讨如何让信息经济在理论经济学主脉深度上自圆其说。

　　派恩2004年在北京亲口对我说，他发明“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一词，大规模指工人的生产方式，定制指农民的生产方式。派恩认为，工农业生产方式优缺点相反，新的经济是取工人的生产方式的优点(因标准化而导致成本性好)，而弃其缺点(因缺乏差异化而增值性不好);取农民的生产方式的优点(因差异化而导致增值性强)，而弃其缺点(因无法标准化而导致成本性不好)。在差异化这个本体上，信息技术产业与服务业是一体的，信息技术产业(含创新)是差异化的供给者(赋能者)，服务业是差异化的需求方(应用者)。

　　对应到理论经济学上，其中的特殊性问题被重设为：工业经济主导性的问题意识是同质化如何经济(对应当前现实是“中国制造”如何经济);信息经济主导性的问题意识是差异化如何经济(对应当前现实是“中国创造”如何经济)。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悖论：前者是效率经济，而多样性不经济(如GDP经济而个性化不经济、质量阶梯做优不经济);后者是多样性经济而效率不经济(如创新经济而传统“中国制造”不经济)。

从学术渊源上，我称前者为斯密问题，后者为张伯仑问题。现有标准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同质性假定和完全竞争理论，解决的是斯密问题，回答的是法国大革命到2020年(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期间的典型经济问题：小农经济(个性化定制)为何不经济，而工业化是经济的。

同质化经济对应的标准是效率标准，对应的路径是产业化，实质是同质的规模化，指向通过标准化实现低成本，例如农业产业化——意为用工业化而非小农的方式从事第一产业。而垄断竞争理论(即差异化理论)针对的是张伯仑问题，回答的是差异化如何经济，对应的标准将是多样性标准，指向的是在质量阶梯上实现做优(因此与创新理论同宗)，对应的产业路径是服务化，实质是差异化，包括第一产业服务化(农业做优)、第二产业服务化(工业做优)和第三产业的体验化(服务业做优)，指向通过经济差异化提高附加值。

　　进一步梳理差异化经济理论(又称垄断竞争理论)的学术源流，张伯仑是系统化的第一人(而且他与后继者不同，具有异质性假设情结)。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是中兴者，他们的贡献是把张伯仑理论数学化，并首次把品种作为度量差异化的基本单位，纳入均衡理论;克鲁格曼、芬斯特拉则是把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的成果应用于国际贸易。这一支构成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特征是为论证差异化的经济性，而将垄断竞争理论与规模经济进行了深度绑定。独立于这一分支的理论则将垄断竞争理论与范围经济深度绑定，以美国西北大学的潘泽为代表。这一支被称为可竞争市场理论，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支。虽然在理论上是分支，但在实践中却有成为主流的趋势，例如阿里巴巴就是范围经济理论的重要印证者。

　　差异化到底经济不经济呢?我们以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和潜在的得主(如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鲍莫尔、芬斯特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的结论：第一，差异化从需求(量化为价格)看是经济的，因为越差异化，(高收入)顾客越会心甘情愿付高价，在此起作用的是多样性标准(而非效率标准);第二，差异化从供给(量化为成本)看是不经济的，因为无法标准化，难以用机器替代人来提高生产率，在此起作用的是效率标准(而非多样性标准)。

　　鲍莫尔以此很好解释了“服务业生产率之谜”：各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几乎清一色同步于GDP增速下降(中国正好在当前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服务业本质上提供的是差异化(熊彼特学派称之为质量——质的差异——或“质量阶梯”)，差异化通过上述第一条机理，导致GDP占比上升;又通过上述第二条机理，导致GDP增速下降(著名的“成本病”理论)。

　　根据常识，服务业的GDP占比上升，会导致就业增长。这时，诡异现象发生了。传统经济学家与信息经济学家都“失灵”了：后者跟总理说，信息经济的作用是提高GDP增长率，而事实很可能是信息产业在增长，但GDP的速度在下降(看漏GDP下降时，熊彼特学派定义的财富却在上升，包括质量和附加值在上升)。前者跟总理说，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业会相应下降若干个点，但事实却正相反。中国GDP增速连年下降，但正如不久前吴敬琏在引述李克强总理观点时所说的：“去年我们原来计划是新增就业900万，结果完成了1300万。今年一季度的就业情况比去年还稍好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服务业加快了发展。”这无异于给经济学家们一个大耳光。这说明“信息-服务”经济是由差异化的经济性在深层所决定的，只讲GDP，必然“深度不够”。

回到主题上来，信息经济所指的经济本体到底是什么?信息经济是效能经济。效能是“效率+多样性”(张瑞敏称之为“打飞靶”)。效率是工业化标准(GDP标准)，多样性是小农标准，信息经济是对二者的扬弃和发展，是在工业经济效率基础之上，在更高阶段上复归个性化定制。

只有当我们说信息经济有什么不同时，可以说信息经济是差异化经济。信息经济虽然具有差异化经济这一特殊方面，但全面地说，它应是高效率的差异化经济(即高效能经济)，否则就跟小农经济没区别了，成历史倒退了。但效能显然不同于效率，除了看量，还要看质。

理论经济学探索可以继续向何处深化?信息经济实践让我们有条件进一步证明：差异化在成本上也可以是经济的。目前美国对差异化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1977年的研究结论上。当时认为，由于差异化在成本上不经济(这也是小农被工业化摧毁的原因)，只有通过规模经济(漏算范围经济)，才能使差异化达到均衡。

结论是，完全竞争均衡(产品无差异均衡)与垄断竞争均衡(产品差异化均衡)之间，存在一个与固定成本等值的价差(罗默因此主张政府补贴研发，但与BAT实践正好相反)，它是最小化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差。

今天的经济学博士，可以再往前迈一步。证明差异化在成本上也可以是经济的。这个命题在经济数学上特指，存在相对于产品品种的边际成本递减(等价于报酬递增)。如此，信息经济的经济本体为什么经济，才能得到全面解释。

信息(技术)对于经济本体的作用，无非是为经济地实现差异化提供(小农时代所没有的)技术性条件。信息技术产业的作用，不光在于局部地提高GDP，更在于为提高整体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向高附加值转型赋能。信息经济全面发展要求的是使经济发展从无差异的投资驱动，转向差异化的创新驱动。

　　作者： 来源：互联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