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讨论理性与西方民主的关系

　　摘要：在政治上，民众的行为对政治决议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否理性的思考并理性的决议是决定民众做出决定的关键；而政府反作用于民众，也就是给予民众的民主权利也影响着决议。在实际情况中，民众与政府的行为并不像经济学中假设的绝对理性一样，他们受到许多影响，民众将做出一些并非对于宏观来说绝对理性的行为；而政府同样受到影响，难以权衡民主与理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理性；民主；行为经济学

　　一、选民与政府对选举的影响

　　（一）对于民众

　　当民众缺失了选举中的判断依据条件，将难以进行决策，往往只能依据有限的条件进行判断与选择。例如，当民众无法确定谁是最佳人选时，可以在了解所有候选人后，找出最不合适的候选人，其次再选择一位与这位最不合适人选行为表现非常不同的候选人，进一步推理出，这位候选人则有最大可能为最合适人选。这种判断选择是由理性推理而得出，是理性行为，但由于没有齐全的条件，无法做出有把握的决定，甚至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而当民众了解最优决策时，考虑自身利益，则做出了违背宏观选举的决策。例如，一位商人进行选择时，已比较各候选人背景与水准后找到了最优人选，但因得知当该候选人当选后将大规模限制贸易，对自身利益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当其当选后，即使其带来的其他所有便民条件，都小于自身利益的受损，则该选民将做出违背原来选择的意愿的决定。此类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经过权衡自身利益做出对于自身相对理性的决定，但对于宏观决策做出了影响结果的非理性决定。以上两点皆为全部民众绝对理性的条件下得出，而在实际情况中，选民并非全部绝对理性，非理性行为对宏观决策有着更大的影响。

　　（二）对于政府

　　政府有着对于选举的决定权与控制权，此时政府往往为一个绝对理性单位。一切的前提，都必须保证是民主选举，若政府选择施行极权主义，民众的选举将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民众往往愿意输入权力，从而输出意愿，以此来平衡，若民众失去了权力，则选举必将发生混乱。同时，选举也不可像实施市场经济一样，放任给选民自行决策，当选民以自身利益为本的做出理性决策，民众间必然有矛盾，此时更容易发生不冷静的行为，况且民众并非全部为绝对理性选民，此中存在部分非理性选民，这样将很大影响决议，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同样会引起混乱。所以，政府在其中同样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需要权衡民主与理性，这是影响最终结果的重要条件。

　　二、理性与民主最大的矛盾存在于整体与个体

　　理论上，当所有选民都绝对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所有候选人明显表现出真实情况，政府也权衡了最优民主程度，可以做出最理性的最优决策，但在实际情况中，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同的选民存在差异性，并非一味地数据叠加，他们无法权衡整体与个体的矛盾，往往会倾向于己方利益，而减弱整体利益的位置，甚至忽视整体利益。而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就是保证集体利益，但常常由于权衡民主性，从而导致无法实行控制权。例如，在一次投票中，十人参投，“A方案”可使其中六人各盈利一元，“B方案”可使另外四人各盈利二元。当全部选民以自身利益为本的条件下，做出绝对理性决策，结果则为“A方案”，而此时对于整体来说是比“B方案”亏损二元。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法，即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此时政府可给予“潜力盈利二元者”两票的权利，此时将改变结果，这种解决方案是绝对理性的，但对于六位“潜力盈利一元者”是绝对不公平，不民主的，此时理性与民主的矛盾显而易见，此时再次回到“一”中的问题。也就是说明，当选民由大多数的理性无知者与小部分绝对理性人组成时，将有过大风险出现整体性非理性决策，此时大部分的“50%理性潜力人”与小部分的“100%绝对理性人”进行选举，有着大约60%-70%的整体理性，看似相对理性的整体决策，实则有着偌大的风险，对于整体理性而言，“50%理性潜力人”只可能发展为“0%绝对理性人”与“100%绝对理性人”，假设所有“50%理性潜力人”掌握着相同条件，那他们将全部发展为“0%绝对理性人”与“100%绝对理性人”。由此来看，选举结果实则掌握在那些理性无知者，从而形成“當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现象，在尽量稳定民主的同时，极大地破坏了民主选举的稳定性。

　　三、选民与政府对于理性与民主的权衡

　　首先，对于选民，分别假设其他选民为绝对理性人或理性无知者与绝对非理性人。当其他选民同样为绝对理性人时，说明双方都已经充分的了解必要条件，此时代入自身成本与动机，同时也代入整体决策的成本与动机，充分明确的代入参数，比较权衡期望值，可得出最优选择。当其他选民为理性无知者与绝对非理性人时，说明对方对必要条件并未充分了解，并且普遍发生以自身利益为本的情况，此时己方要做的并非同样去以自身利益为本，这样己方将同样成为绝对非理性人，从而造成混乱。因为即使对方未必为绝对理性人，但决策同样接近互惠性原则，此时可做出较接近最优决策的决策。与上面同样的不同是，稳定性要根据事情的不同来赋予系数，所以此时部分不必要条件的重要性也因此加大。

　　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则也面对着不同的选民来控制，此时政府接近于绝对理性并且作用为权衡理性与民主。当选民全部为绝对理性人时，可以减少宏观调控。将民主权利与必要条件充分的给予选民，选民代入全部所得，代入参数，可最简单的算出期望值，得出接近整体最优决策方案，就像放入市场中一样，使选民做出最真实最有效的决策。当其他选民为理性无知者与绝对非理性人时，政府就需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此时政府在过程担任着权衡民主稳定性与整体效益性的角色，与选民决策不同的是，政府需要将民主平衡性作为实行宏观调控的底线，即一切选民的权利期望值代入参数后，都应该稳定在民主平衡期望值附近；政府的决策权也不宜过高，不然个体与整体效益都难以稳定。此时，政府有着极大可能需要放弃整体效益，政府需要稳定控制必要条件的输出。而衡量宏观民主与理性的唯一标准只有整体效益，所以政府仍要在满足以上两条件时，稳定并提升整体效益。对于己方为绝对非理性人的条件下，难以权衡整体与个体效益，因选民而异。但是，选民与政府的开明程度极大地影响了个体权衡个体与整体的效益，大部分的最优决策都隐藏在一定的开明程度中，而这种开明程度也极大地收到教育与经济影响。公众和经济学家在经济观念上的差别主要源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接受过高等教育，因而更为开明的公众（theenlightenedpublic），其经济观念明显接近经济学家。因此，如果要提高公众的政治决策水平，就要提高公众的经济学素养，而途径之一就是在国民教育中增加经济学知识的比重。

　　四、结论

　　在政治上，民众选择与政府宏观调控，大规模的影响事件的发生与走向，在这背后操控的正是理性与民主，理性与民主间的矛盾是其稳定性难以保证并且难以达到最优情况；但理性与民主的共同作用也使得事件得以发展，使民众可以有条件可寻，使政府有清晰程度把控。行为感知与感性（非行为经济学假设涉及部分）对其矛盾带来了不稳定性，而消除这种不稳定性，也正是事件意义所在。当理性，民主，行为感知，感性掺杂在一起，就带来了实际情况中的真实决策。由于后者对事件的影响和前者之间的矛盾，共同作用于事件，使其常常产生不稳定性并偏离最优决策，这也正是民众与政府所存在的意义。而民众与政府只是事件中的两个单位，所代表着的，是个体与整体间的效益与影响。所以，对于整体与每个整体，不断理性化思想与行为，才能找到最优决策，并维持其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