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邮电基础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体现在报刊发行量、舆论界自身定位、受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等多个方面，至于形成这一现象的邮电基础，主要在于邮政、电政等事业的发展。其中邮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邮政各局数目、邮件数、邮政汇兑量、包裹数的增加;电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电政局盈利、收发国内报次数、收发国内报字数的增加，以及电话事业的推进。铁路航运也是影响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因素之一。清末邮电经济通信事业的大力发展，以及铁路航运的进步，为报刊新闻传输速度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推动了舆论的放大效应。

　　清末有一个“舆论放大”现象，表现为报刊发行量的飞速扩张;舆论界自身的定位是监督政府，并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受众由以官吏为主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主，社会各阶层更加注重报刊舆论。“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笔者曾著有专文阐释[1]，只是形成这一现象的邮电基础，乃目前研究的缺失所在。

　　报刊在编辑、出版到发行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环节——传输。1881年12月28日，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通报营业，19天之后，即自1882年1月16日起，《申报》连续四天在头版头条刊登“本馆告白”，申明嗣后将电传谕旨：“本馆因念谕旨为中国最大最要之件，阅报诸君，均以先睹为快，现故不吝重赀，与津友订定请将每日京报上谕由中国新设电报局传示。从此，消息灵通，瞬息千里，谅诸君益当心许也。”[23]由此可知新闻时效性的保障有赖于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具体说来，影响传输速度的因素不外乎有邮政、电政等。

　　有鉴于此，笔者拟以“舆论放大”现象的邮电基础为视点，以清末为视域，从邮政、电政等方面梳理史实，提出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邮政方面

　　清末邮政发展迅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京、太原等四十多个城市统计的邮政各局数目，详见表1所示。

　　从表1可知，19051907年间，各城市中，无论是总局、分局、代办，还是银钞汇寄等业务，均有相当幅度的提升。

　　邮件方面，同样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京、太原等四十多个城市的统计数据，详见表2所示。

　　从表2中可知，19051907年间，大多数城市邮件业务增长惊人，减少的城市数量很少。

　　邮政汇兑方面，我们仍然以北京、太原等40多个城市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具体见表3所示。

　　表3中数据显示，在19051907年间，大多数城市邮政汇兑在高速增长，业务减少的城市很有限。

　　同期，北京、太原等四十多个城市的邮政包裹业务也在迅速增长，具体情形见表4所示。

　　表1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邮政各局数目比较表[4]个

　　时间总分各局代办甲种汇寄银钞乙种汇寄银钞光绪三十一年4381 179140102光绪三十二年5221 574125145光绪三十三年5582 241211169

　　表2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邮件增减表[5]

　　时间增加减少光绪三十一年15 861 8586 556 026光绪三十二年38 127 0921 313 706光绪三十三年56 655 2631 112 945

　　表3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邮政汇兑增减表[6]

　　时间增加(元)减少(元)光绪三十一年698 467.2763 889.87光绪三十二年1 415 215.2816 717.36光绪三十三年1 479 47489 170.14

　　表4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邮政包裹增减表[7]

　　时间件数增减重量(斤)增减光绪三十一年294 99034 433936 467419 555光绪三十二年362 38011 0091 179 682122 179光绪三十三年缺17 3981 256 55367 494从表4可知，件数和重量在19051907年间，大多数城市的邮政包裹业务量提升迅速。

　　二、电政方面

　　清末我国电政事业有投资相对较少但见效快的行业特点，加之清政府因军事需要而加倍重视，故发展比较迅速。至1911年底，共建成电报线路100 002.03里，电报局房503所，遍及除青海以外的所有省区，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电报网[8]。

　　电政收入方面，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电政局的收支为例，具体参见表5所示。

　　从表5可知，电政局历年均有相当赢余，属于良性运营。

　　发报次数也是反映电政发展的重要数据，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为例，共收发国内次数和字数具体参见表6所示。表5宣统元年电政局收入支出五年间比较表[9]

　　款别届别第二十四届第二十五届第二十六届第二十七届第二十八届光绪三十一

　　年三月至三

　　十二年二月光绪三十二

　　年三月至三

　　十三年二月光绪三十三

　　年三月至三

　　十四年二月光绪三十四

　　年三月至十

　　二月宣统元年正

　　月至十二月收入(元)3 188 574.6213 371 057.1473 207 435.0452 835 791.3273 807 962.848支出(元)1 950 223.1882 321 731.7182 329 435.4872 476 009.7623 094 709.388表6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

　　电政局收发国内报次数和字数比较表　项目光绪三

　　十三年光绪三

　　十四年宣统

　　元年合计发报次数728 622794 101909 3562 432 079收报次数796 017803 7871 013 2002 614 004发报

　　字数14 433 03815 220 45419 564 72749 218 219收报

　　字数18 950 50714 768 80323 174 39755 893 707

　　表6中信息显示，19071909年间电政局收发报次数增长明显。

　　电话与电报相比，在清末发展相对落后，但也有相当程度的推进。北京电话总局曾刊登广告称：“敬启者，敝局电话原系试办，截至去冬通话者已逾千户，第此项机器乃系偏小地方，或系试办，所用若通至千户以外，则接线纷烦，难期灵速，是以当时曾经拟议暂止添设，另购新式机器，再行推广，惟待通话者纷至沓来，势难中止，故不得已勉强加添机线五百分，自三月至六月通话者陡增五百家，机器纷忙，以致用户啧有烦言，诸多责备，敝局深以为憾，然其中诸多为难情形未能均邀洞悉。查敝局交换总机接线日有数万次，每一交换机数十号，中常有同时并叫接线者四五号或十余号不等，而司机者仅只一人不能一齐答应，必须换号代为转叫，时有代叫之号有至数分之久方得有人应者，所以同从中插话，漏电为司机生从中窃听，机器不灵为屡叫不应，此又机线毛病之情形也。再有用户使用电话时有不照用法章程，司机生往往因而误会，或有误要号头，或系机器置于闲房无人经管，此又用户未能一律之情形也。此外尚有种种为难之处，笔难尽述，倘用户诸公便过敝局，即请移于局内机器房查看便知不谬，至以上各种情形敝局仍应竭力整顿，随时考察并严饬妥慎经理，力求无误，倘言未妥之处，仍祈随时赐示为祷。”[11]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太原五处，用户达四千五百二十余家[12]。1905年11月21日，《大公报》馆开始使用三百二十二号的电话号码[13]。

　　上述之外，影响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因素还涉及铁路航运等方面。铁路方面，到1911年清朝灭亡，共计修建铁路9 100公里[14]。其中，官办比之商办占据绝对优势地位[15]。这与电线大不相同，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国电线办理权，商办里数：41 417里半;官办里数：49 430里;外国办里数：32 908海里;总计：90 847里半又32 908海里[16]。航运方面，包括内河、外洋，也有长足的发展[17]。清末时期，航运承担着邮寄业务的大部分[18]。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清政府为便利报刊发行，还实行了邮电减费举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邮传部具奏请将电价“先行核减二成”，“其摊分报、特别半价不在此内”，“减价日期自光绪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实行”。至于维修、筹还商款、建设“此项经费，除大宗款项另行奏明筹借协拨外，其余按届截算，不敷之数拟暂由京汉、京奉、京张等路余利内分拨挹注，大约四五年后报费必定增涨，毋庸虑及久亏”[1921]。后邮部又发布核减电报告示，重订收发电报办法及减价章程[2223]。对邮部的减费举措，“商界、政界、学界无不欢迎”[24]。享受半费的是一些特殊的部门，如报馆、中央各部及地方军政要电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二十四日，邮传部函外务部：减收沪各报馆电价已照办，邮费复旧，俟一年后再酌核[25];九月，邮部又咨民政部、农工商部及各将军督抚等核订报馆寄报减费章程[26];同年，电报总局传递新闻电报减收半价章程公布[27]。

　　综上可知，邮电等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为清末的舆论放大效应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和基础。清朝政府对之未予正视，结果致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王朝统治也随之荡然无存。

　　作者：苏全有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