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邮电通讯
摘要: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工业、商贸和金融中心,在此期间电讯、邮政亦获得同步发展,与毗邻的长江三角洲的联系尤为密切,明显促进了彼此间经济的互动和发展。
关键词:近代;上海;长江三角洲;邮电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3-0087-06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信息传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工业、商贸和金融中心,同时电讯、邮政同步发展,与毗邻的长江三角洲的联系尤为密切,明显促进了彼此间经济的互动和发展,然以往论者不多,①本文拟作补充。
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信息传递的要求迫切。广州一口通商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人已雇有专人专事信息传递,“盖因丝货、茶叶产于江浙,而洋货则来自广东,此往彼来,殆无虚日。且有常川住居广东之人谓之坐庄,专为探听货物之多寡、价值之低昂而设。遇有可以贸利或有某货滞销不可运往者,即专遣捷足兼程赶回,不过数日可到”。②上海开埠后,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上海最早一家中文报纸,1861年11月创办的《上海新报》,其发刊词篇首便是“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近代长江三角洲在信息传输方面的近代化程度,是当时国内其他地区无法企及的,这种优势也是伴随近代上海崛起形成的。
首先是电报的应用。上海开埠初期,通过船舶传递获取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商贸、金融信息。随着上海进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传输手段显见落后。电报的应用,则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可能。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莫尔斯创制莫尔斯电码,使电报得到实际应用。1851年敷设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线,成为世界电讯史上一划时代创举。1866年成功地敷设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线,把欧洲市场和美洲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电报线也伸向了东方。
1864年俄国建成一条由西伯利亚至恰克图的电报线,翌年续向海口拓展。1869年10月,俄国批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从西伯利亚中部架设陆线通达海参崴,然后安设海线到日本、上海和香港。1870年9月,日本批准大北海线从长崎上岸。大北于是年冬从香港设海线由轮船曳系到达上海吴淞口外,经总税务司赫德的同意,让线端在大戢山岛上岸,建置水线房。在公共租界的支持下,又把水线沿黄浦江底引伸抵达上海租界该公司报房。1871年4月正式通报。同年8月大北敷设上海至日本长崎的海底电线通报。这是由北向南的一条海线。苏伊士运河通航后,1870年英国东方电报公司敷设一条从英国到印度孟买的海底电线。于是,另组中国海底电报公司(1874年10月又改组为大东电报公司)从印度半岛东海岸马德拉斯敷设水线,经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新加坡等地到达香港。③1871年4月,英国人架设的香港至上海海底电线开通营业;同年6月,香港至伦敦海底电线接通。6月6日,《字林西报》收到了直接来自伦敦的第一份有线电报。从此上海与欧美间的信息传递改由电报沟通,以往用日月计的信息传输,现在缩短为数小时可达。信息传输效率的这种根本性变革,在上海滩引起不小反响,《字林西报》将它称之为“这一年最重大的事情。”1872年5月31号《申报》刊载的一则“电气告白”对电报的应用大加称许:“凡遇切要之事,用电线通报,虽万里之遥片刻周知,所以有裕国裕民之宏用,至于行商坐贾更不可少。”还在很多中国人对电报持疑忌心态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商人则兴趣浓厚,1876年英国驻沪领事评述“尽管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愠怒不悦和麻木不仁,然而据说在诸如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丝、茶大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们都极其希望得到这些工具(指电报和铁路——引者注)。”④
进入19世纪80年代,伴随上海港内外贸易网络的扩展,上海与国内各大商埠之间的电报线相继架设。1881年,上海经苏州沿运河北上至天津的电报线开通。次年,上海循长江至镇江、南京线开通;两年后又延伸至汉口。1884年,上海南下至宁波、福州、广州、梧州、南宁、龙州线开通。通过便捷的电报通讯,“不论官商均可传达信息”。视商场如战场的中外商人纷纷利用电报的快捷,“凡欲操奇计赢尽有费此数元或数十元而得此大利者,是故争先恐后,趋之若鹜。”1884年,上海电报总局每月售出电报纸约1600张。他们已认识到“商家生财之道惟凭居积贸迁,而为迁为积又视在远市价之高低为断,苟能得声气之先,有利可图,不难一网打尽。”⑤而电报恰给他们提供了搏击市场的利器,“商贾交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而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⑥
电报的应用,使口岸贸易对上海商业发展的作用力更为增强。1883年4月,上海至杭州电报线尚未开通,《申报》就发表评论称“本年蚕丝一讯,杭、嘉、湖各属均可迅达电音,本埠该业市面当有振兴之兆。”6月上旬,“本埠丝市开盘,从南浔往来电报络绎不绝。”7月,上海电报总局由苏州分局添设无锡支局,“缘该处丝茧市面颇大,各路客商多有至埠。”⑦借助电报,中外之间及中国各主要通商口岸间的商业信息得迅速沟通,又加自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上海至伦敦的航程缩短四分之一,贸易周期及资金周转期大为缩短。“直接的结果是,在上海买到生丝时,随即在伦敦市场上出卖,在1871年夏季这一方式大为通行,丝商用这种方法避免营业中的风险,只要能获得最细微的利润,就能鼓励他又去收买生丝。”一些原本限于实力无缘经营进出口业的商人,因此得有施展身手的可能,“贸易的机会吸引着具有小额资本或信用的人。”⑧如1883年1月4日《字林西报》所称:“一句话,以前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现在可以周转一百次,甚至更多。”⑨上海中小洋行从1876年的160家发展到1884年的245家,年均增加10.5家。⑩面对新的竞争格局,那些老牌洋行也改变经营方式,“责任比较大的商人,预料到每笔交易的利润很低,自然倾向于扩大其经营范围以求补偿,结果商业被人为地扩张起来了。”外轮近港时,所载货物“不是预先卖了的,或到岸后立即就卖了。”{11}1882年11月25日《申报》以赞许的口吻称:“今日之中国既有轮船广其货之载,复有电线速其音之传”,两者互为促进,使长江三角洲的商业发展更添活力。
进入20世纪后,在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应用的促动下,电报业稳步发展。在浙江,“1901年只有15个电报局,现在(指1912年——引者注)已有24个,没有一个因生意萧条而关闭的”。海关报告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汽船和铁路服务的竞争,它们发送邮件的速度在持续、快速的增长。以前的收费标准为,发到本省的任何地方都是每个字1角;发送到国内其他地方的按照它所经过的各省每个字增收3分;如果是发往国外的那么费用增加一倍。1908年收费减少了20%,而革命(指1911年的辛亥革命——引者注)以后整个中国都是以中文每个字1角、英文每个字2角计算,不受理其他的外文字。电报业在以前是官私合营的。1907年这项服务由邮传部接管,并为浙江省任命了一名管理人员。1911年11月革命以来,浙江电报业都从属于上海总局的控制”。{12}民国以后,至1921年“共有15个新局开设,换言之,每两年就有3个新开设的电报局。这一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不可缺少的通讯方式,在浙江有了立足之地,就犹如它是工业机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零件。到目前为止,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省份,有一半以上的行政地区都有了电报局。而这一拥有6000职员的机构,目前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近年来每年都有少量的盈余。关于无线电报的设置,正在认真考虑之中”。{13}
与上海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地位相适应,上海的电讯事业在20世纪也发展很快。1922年,上海电报局的电报业务已经分为政务、公务、特种和寻常四大类。1930年,上海正式建成执行国际电报业务的国际无线大电台,便捷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海外国家的电讯往来,宁波商业性经营的无线电台的营业收入,“从1929年的16000元升至1931年的25800元,其通讯经上海传转,可达非洲比属刚果”。{1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开办的国内电报业务已有官军电报、寻常电报、新闻电报、夜信电报和各类公益电报共计18种之多;国际电报开发的业务也有12种之多。国内电报年交换量最高可达344万份,国际电报140万份。{15}
上海的市内电话,始于1881年。是年,工部局与大北公司达成协议,成立英商中国电话公司,后又改名为上海德律风公司,许其在英美租界树立电杆,架设通话电线。1899年,工部局招标经营租界电话,结果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中标。190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又分别同该公司签约,给予30年的经营特许。根据协议,工部局获得公司50两一股的干股1000股,并规定公司举债须征得工部局和公董局的同意,以不妨碍工部局和公董局对公司的控制权为前提。这样,华洋德律风公司成为租界当局特许的市内电话专营企业。公司初创时,规模尚小,以后日益扩充,并且渐作越界设线的营业,经营范围伸展到南市、闸北、徐家汇等处。{16}早在1874年,轮船招商局就酝酿架设电话线,次年请工部局架设了从总部到虹口码头的电缆。{17}
1907年,为了同华洋德律风公司竞争,清政府邮传部电政总局派员组建上海电话局,首先设立南市总局。该局初设时,仅有磁石式交换机480门,用户200余家。由于线路不通租界,业务拓展受阻,遂规定华界用户凡装租界电话者,必须同时安装华界电话。以后,上海电话局又陆续增设闸北一、二分局,以及浦东、吴淞、南浔、江湾等分局,规模均不大。至20年代初,南市总局最大容量为8000号,但因为尚无法同租界通话,用户仅2000号。直到1925年华界同租界签订接线合同,华界开始与租界接线,局面才有改观。次年,上海电话局开通与苏州、无锡的长途电话线路。接着,华洋德律风公司与上海电话局签订长途电话交换协议租界和华界同样可以接通苏州、无锡的长途电话,上海与南京、杭州的长途电话线路也着手筹建。{18}长江三角洲各主要城市间的电话通讯网络初步形成。同年,沪宁长途电话开通,江苏省建设厅在无锡通江桥设立交换所,可直达吴县、常熟等,并可转接省线所经各县电话。{19}而距离稍远的上海与宁波间长途电话,在1934年才开通,是年海关报关载:“沪甬长途电话业已敷设完成”。{20}
期间,通话设备也有改进。上海在1923年开办上海市区至南翔间的长途电话时,还未设立专用的长途电话人工交换台。1925年12月上海电话局乘沪宁电报线路大修加挂长途电话铜线之际,在中华路734号南京电话总局内装置专供长途电话人士接续的2席磁石交换台,于1926年5月在上海到苏州、无锡两地的长途电话中正式启用,这才有了专用的长途电话人工交换台。1928年3月,为便于沪宁长途电话接通租界内电话用户,长途台转移到与沪宁长途线路相近的闸北电话分局。在1932年的“一·二八”战役中,闸北成为战区,上海电话局将长途线路迂回接到南市电话总局,并装用磁石长途交换台3席共30门。1933年,长途交换台迁入新落成的上海电话局闸北分局,装用美国西方电气公司的共电长途交换台4席,并备莫尔斯电报机一台,与南京电话局长途交换台用电报互相通报记录,以减少话务员占线时间,提高长途电话线路利用率。到1936年,上海电话局又在紧邻闸北分局东首建成新长途交换台,新装有线长途交换台10席和英国标准电气公司生产的无线长途交换台2席,同年8月正式开放启用,与国内外通话。上海的载波电话,长途的要早于市内的。1936年,交通部为提高长途明线电话的通讯效率,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明线单路载波电话设备,于1937年1月装竣于上海、苏州两地试话,同年2月1日正式开放,这是上海最早使用的明线复用载波电话。
电话在上海的问世,在便利工商经营活动和专业技术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电话通讯业的发展。1912年,庄启等十人集资2000元创办武进电话局,于次年2月通话,1914年改称武进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市内电话开通不到一个月,用户已达50多户,其中大多是工商界人士,有人称赞电话的开通对其工商业务的拓展大有裨益,“如有身在上海,亦有专机电话,立即速售,则不但无须找出数千两或可保留盈余二万两之大部分也。我在内地信息较迟,再去快信嘱售,辗转往返,亦系数天,则市价已千变万化矣”。{21}而工商用户中,又以近代产业用户为主,如交通业18户中有12户使用电话,金融业30户中有28户使用电话。因用户需求殷殷,后又集资10万元,改建局房路线。1922年,武进电话公司与无锡电话公司洽商,各自架线至两县交界处,连接通话。1928年,江苏省建设厅开办省长途电话,经江宁、武进等九县,全长354公里。次年7月,沪宁长途电话线通达常州,常州与沪、苏、锡、宁的电讯联系更加便利。{22}无锡电话公司和常熟电话公司,分别成立于1911年和1913年。1915年,江阴人吴增元独资筹设江阴电话局,购入瑞典产100门磁石式交换机1台,聘请在上海电话公司任职、熟谙电话通讯技术的梅寿根回江阴主持筹建工程。局址在城东德胜巷,有房屋9间,总机设于楼上。次年春安装竣工,正式开业。“当时江阴工商业发达地区集中在北大街黄田港东一带,其次为东大街,电话用户也以这两处为多。电话局开办以后,各方面感到方便,安装用户日渐增多,五里以内,月租费一律银元4元5角,不算太贵,机关、工厂、商号、学校纷纷要求装设,业务不断发展,电话局乃架设电缆两路,一路至东大街,一路至新北门。一根电缆,能够容纳50对用户通话,职工引为奇事。1920年,交换机增加到300门。1922年增加到450门,计100门四席,50门1席。接线生达20多人,分日夜三班值机。”其间,电话线还向乡间延伸。1917年1月架通了江阴南门至峭岐的线路,同年8月架通东门至云亭线路,次年12月架通至璜塘、长寿、祝塘的线路,1922年3月经蒲鞋桥、金童桥、王家埭、五节桥、护漕港直至县境东端的老海坝,1925年12月又架通自王家埭经后塍、泗港至杨舍的电话。最后一路乡区电话为四乡线路,1931年2月经夏港、申港到西石桥。至此前后历经十余年,架通了江阴乡间主要市镇的电话,通话地点有杨舍、后塍、王家埭、护漕港、三甲里、五节桥、老海坝、泗港、占文桥、青阳、璜塘、峭岐、皋岸、南闸、凤戈庄、毛家庄、月城桥、华士、周庄、长寿、陆家桥、云亭、唐村、三官殿、仓廪桥、金童桥、黄山港、祝塘、申港、夏港、西石桥等30多处,电话线路总长122.61公里,到抗日战争前夕又增加至146.52公里。“当时江苏省民营电话有无锡、常州、南通、徐州、松江、常熟等16家,资金在10万元以上者有无锡、常州,资金在5万元以上者有南通、江阴。”{23}
二
上海及长江三角洲,自唐代以来就设置有邮驿传递官方文书。明清时,民间信函往来则有民信局及其信船传递。19世纪初,上海有70余家民信局。{24}它们与长江三角洲各地的民信局,担当了民间信函的传送。1838年狄听在奏陈鸦片走私时,谈及这些民信局的运营:“臣籍隶江苏,深知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太仓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船代购。”{25}上海开埠后,1866年江海关试办邮政,为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开端。
1878年3月,经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在上海、天津、烟台、牛庄设立海关邮局,开放收寄华洋公众邮件,7月在上海印刷发行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这一时期上海邮传机构名目甚多,有官办的驿站、商办的民信局、外国人设立的“客邮”、租界当局的“书信馆”和半官半洋的海关邮局等。在宁波则有15家邮传行,“传递往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信函和包件,服务出色但收费昂贵。寄出信函和包裹,必须到宁波的主要局、店和办事处办理,而寄来的则投递到收信人手中。发往上海或以远地方的邮袋和从上海寄来的,都通过每天的轮船交一位由各邮传行联合出资雇用的信使负责与轮船签约,按每天固定的费用送邮件。发往上海以远的邮件,交给相应的邮传行负责,并转发至目的地。雇用本国的小船运送邮件往本省内地,更容易到达。邮资按照路远近和难易程度而多少不一,往上海的一封信和小包邮资是制钱70文,往杭州100文,往天津200文,往北京400文。小船装邮件,往绍兴收费30文,往杭州40文,一封信最高收400文是远至云南、四川地方的。……这些邮传行的经营都很经济,经理在大的机构每天得制钱600文,会计300文,小雇员所得还要少,每一机构雇用10至15人”。{26}
1896年3月,光绪帝批准张之洞奏议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拟章程开办大清邮政,由赫德负责此事。次年2月,上海成立大清邮政局,11月1日接收上海工部局书信馆,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邮政通信中心。“上海为各埠往来之枢纽,海路由最南之广州廉州府之北海、沿海各埠直达海路最北之盛京之营口;江路由江口之吴淞沿江各埠直达四川之叙州,查过宜昌至叙州或用轮船或用河船,或由旱路寄带来往邮件;河路可直达苏常等郡”。{27}
上海至宁波及杭州至上海的邮件,已搭轮船运送。2004年在宁波发现的一批清代信件生动地反映,自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中心,杭州湾地区的传统邮路也发生相应变化,如浙江平湖至宁波的信局邮件传递路线不再由小船径送宁波,而是就近先运上海,然后搭乘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夜航12小时即可到达宁波,而平湖乍浦横跨杭州湾至甬江抵宁波距离虽近,却无固定航班,因此只能舍近求远,将原先的“平湖——宁波”的跨海邮路改为“平湖——上海——宁波”的中转邮路,邮件传递的时限为4天。但鲜活的物件,如活鸡、咸蟹等,因非正规包裹能容纳,还得借助民信局原先的邮路,这条传统的邮路一直延续到大清邮局建立后仍然存在。{28}而杭州至上海的邮件,则已搭内河小轮船运送。“大清邮局在1896年开设于杭州城内,嗣后进展很快,绍兴、嘉兴、湖州、南浔设有分局,还有夏季各月在莫干山山脚下三角坡村设立邮局,便利莫干山游客。在杭州邮政总局管理下,还有在嘉善、平湖、盛泽、柯桥、萧山和斗门设有邮政信箱代办所,此外除在杭州城内有一些外,还在外国租界内也有一所。杭州、嘉兴、苏州和上海之间的邮件,由戴生昌火轮公司载运,他们的小火轮从杭州到嘉兴约花15小时,全程到上海约30小时。杭州与苏州之间邮件也由该公司载运,约花20小时,杭州往南浔再由南浔到苏州20小时。南浔到嘉兴邮件途经上海,时间约40小时。邮件从绍兴到杭州,是由邮政小船发送至西兴,再由那里邮差搬运到杭州,约16小时。杭州与莫干山之间的邮件,由邮政行小船装运,约6小时。从绍兴发往宁波的邮件每天一班,途经百官和余姚”。{29}
在这期间,原有的民信局依然存在和营运。1892年至1901年《海关十年报告》载:“大清邮政局建立之后,根据总理衙门给皇上的议办邮政折中的管理办法,要求在联合信局所在地(设有大清邮政局的地方)的各民信局向大清邮政局登记,并把它们收到的准备经由联合信局发送的邮件全部交由大清邮政局办理。按照这一规定,迄今为止,在上海登记的民信局已有46家,这些民信局发送邮件的路线已经包括在大清邮政局的航线之内,就是说它们是用轮船从这里发送信件的。据可靠消息,未登记的民信局它们的邮件是由信使经由陆路或内河航线的小船发送的,它们不需要同大清邮政局直接联系。这类民信局共有25家,因此在上海营业的民信局总计有70家左右。”{30}
事实上,如《海关十年报告》所说:“自从大清邮政局在这里(指上海——引者注)建立以后,当地的民信局在数量和经营活动方面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们与长江三角洲及其他地区主要经由内河水道建立的信件传递输运联系,依旧十分活跃,诸如“邮费可以完全由发信人支付,也可以部分由发信人、部分由收信人支付,或者全部由收信人支付,由谁支付都是在信封上面注明的”。{31}大清邮局设立后,杭州的邮政行则有所减少。“在设立大清邮局以前,本地有20多家邮政行从事广泛的业务。然而邮政行的数目逐渐减少,现仅存不到10家,即使如此,其业务人员也大为减少。”{32}
此后随着沪杭间交通条件的改善,这种兴替愈加明显,《1902年至1911年杭州海关十年报告》载:“1896年在这里开设的大清邮政局在过去几年中大大地得到改善和扩建,现在事实上已经代替或说吸收了当地所有的邮行。1905年,本地经手的邮件为245万件。1911年,虽然邮局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但邮件总额却仍超过以往记录,达789万件。所建立的机构数(总局、分局、代理处)从1905年的62个增加到1911年的115个,这意味着几乎每个城镇或重要的农村都有了自己的邮局。上海到杭州铁路的开通,大大便利了邮件的发送,每天有三个来回。同时水路上汽船的增加,也有利于邮件的发送。脚划船和航船也派上了用场,它们提供既便利又可靠的服务。本地的大清邮局r/5SW121fhDf0FCrLWHhkw==从1910年9月4日起不再归海关总税务司控制,而是任命了一个地方邮政局长来管理全省的邮政。”{33}
民国以后,又有新的发展。“1921年的邮件总数同1911年的789万件相比,要超出860万件。邮寄的包裹价值超过1250万元,汇票总额大约为450万元。如今本省(指浙江省——引者注)的邮线已达12000里。另外,来回运行于内陆航道上的汽船及其他船只的运行里数也不断增加。1921年末,邮政机构比1911年时多12倍。随着邮路的继续扩展,海陆空每一种交通方式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以前作为附属区域的宁波和温州,如今已设有总局,绍兴也升到了同一等级。邮政储蓄银行于1919年成立,如今本地已有31家营业所具有储蓄功能,这一新的邮政分支正在稳步前进。1920年以来,没有电报局的那些地方,现在都可以通过邮政按特殊方式传递电报了。毫无疑问,邮局在全省显得越来越重要,未来将比过去十年发展更快。”{34}据统计,“整个浙江省的邮路已增加了536里,1931年总长达13184里,而1922年时只有12648里。邮局从1922年的106所增加到1931年的132所,代办处由329个增加到397个,邮柜从965个增加到977个。浙江共有60个邮政储蓄所,其中12个是在1931年开设的。这些储蓄所经营三种储蓄:活期储蓄、定活储蓄和邮票储蓄。1922年引进了国际金融体系,这对来往于中国与国外的存户有利。最新引进的航空邮件传递及航空邮政汇款体系,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5}
1907年11月,邮局搬出上海海关。1911年5月,大清邮政局与海关正式分开。很多民信局依然存在,但其业务已大为缩减。中华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11月调整邮政区划,改组成立上海邮务管理局,管辖包括苏南部分地区在内的上海邮区。1914年3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邮联,后来又以会员资格首次参加1920年10月至11月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七次世界邮政大会。“1917年以功率大的现代化机动卡车代替马拉的邮车,大大改进了往来于发件地和收件地之间的邮件运输工作。1919年一艘大型邮轮下水,来往于内河一带,成效显著”。1920年上海地区共收邮件82500000件,几乎是1911年的四倍;同年收邮包716500件,1911年仅211200件。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与在华经办邮务的各国达成协议,决定裁撤所有的各国在华邮局。1922年至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称:“少数民信局现犹存在,但从整体来说,所有中外来往邮件,现在统归中国邮局办理。”{36}
民国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邮政业有较快发展,20世纪40年代经上海的邮局培训后回乡任职江阴邮电局的鲁汝华的回忆是一个缩影,且生动而具体。当时江阴邮局为二等甲级邮局,职工人数有10多人,其中局长1名,业务员2名,投递员6名,邮运员1名,搬运员1名,服务员1名。县以下的有青阳、杨舍、华士三处,设有三等邮局,每个局仅配备2人,1名局长,1名投递员。以上三地之外的乡村,大的镇市设有邮政代办所,小的集镇设村镇信柜,都由商店代办,一般是南货店或中药店。邮政代办所和信柜都按照邮路联系,确定隶属关系。西乡的璜土、石庄、利港、黄丹、篁村由武进邮局领导,东南乡的周村、顾山、祝塘、文林、长寿、陆桥、北涸、南新桥、璜塘、马镇、湖塘里、西塘市、西阳桥、河湘桥等由无锡邮局领导。所以当时这些地方的人写信,习惯上都写无锡北外某某地方,这样信件递送时不再绕道江阴,收信更快。同样,靖江县的八圩港、六圩港两个邮政代办所,也由江阴邮局领导。
当时分发邮件有规定的“邮路”。向南有锡澄邮路,这是江阴进出邮件的主要通道。一般邮件发汽车,包裹、印刷品就发小轮。因为当时邮件数量不多,一般都由邮递员背回来,邮件多时,就雇人力车运。向北邮路是江靖邮路,这是大江南北邮运要道之一,由江阴邮局派员将邮件经八圩直接送往靖江邮局交接,邮件少用自行车,邮件多雇人力车。向西邮件因当时镇澄公路阻断,改由人力步行传送西石桥,沿途交接夏港、虞门、申港,当天往返。向东的邮路就比较多,一条是一直伸向沙洲的自行车村镇邮路,从江阴出发,经黄山港、朱家埭、石牌镇、王家埭、西五节桥、猛将堂、福前镇、纯阳堂、大新镇、护漕港、九思街、善政桥,远达合兴街,往返有50多公里,三天一班。这条路全靠人力,邮递员沿途经过较大村镇时摇铃收取信件。一条是民船邮路,利用快船运邮,船泊东门楼下桥,沿东横河经茅桥、金童桥、三官殿、占文桥、袁家桥抵后塍。另有仓廪桥到三官殿交接。冬令水涸,快船停开,就开临时自行车邮路。此外还有到华士、杨舍的小轮或民船,带运云亭、华士、杨舍等地邮件。西石桥以西的邮件,发往常州;大部分东南乡邮件,发往无锡。寄往本县的信件,都要绕道外县传递。“那时邮局只办理信函,不办理报刊。”{37}
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邮电通讯联系,就其覆盖面和通达地区及技术手段、业务范围等方面而言,尚属起步阶段,但较之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仍居前列,并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这是不应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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