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

　　中央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一论述的提出改变了过去以往侧重从扩大需求角度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对供给进行结构性改革，从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双轮驱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新时期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重大发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角度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一些看法。

　　一、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前提

　　(一)货币需求量和商品价值总量基本平衡

　　马克思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作为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其需求量与商品价值总量应基本平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货币本身不是再生产要素，当社会资源存在闲置或者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利用时，短期通过适度增发货币，可把闲置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要素有效利用起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但长期使用往往导致货币在实体经济外“空转”，形成经济泡沫，无疑是饮鸩止渴。在当前货币超发严重、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已空间不大的情况下，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就是避免货币超发，通过扩大需求有效应对和化解短期产能过剩的重要举措。

　　(二)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平衡

　　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总过程是实物形式的运动和价值形式的运动的统一。马克思在价值规律中阐述，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同种同质量单位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商品的价值量实现决定于为社会所需要的该种商品使用价值量的必要劳动时间，其实该规律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指商品生产与商品需求的平衡与对接问题。“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1]“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2]，这实际上说明了社会生产必须实现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有机平衡。也就是说，满足社会需求的总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平衡比例关系，应指社会总产品供给的价值量与需求的价值量实现匹配和相对均衡。要实现上述匹配和均衡，必然要求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或供给是有效供给而非无效供给，即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同时也是满足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的产品。

　　(三)社会总资本按比例再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有关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论述中，将社会生产分类两大部类，既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也分析了社会生产两个部门的比例关系，即两大部类的生产和消费的匹配关系，其实也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量的总量平衡和比例平衡的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中，把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c、v 、m 三个部分，建立了三个平衡关系：

　　公式1，说明了第1 部类提供的全部生产资料应与两大部类所需的生产资料在总量上一致。公式2，指出了第2 部类提供的全部消费资料应与两个部类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在总量上一致。 公式3 说明了两大部类提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和应与两大部类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和一致。公式1，说明了供给与需求必须总量上实现平衡，公式2、3 进一步说明了两部类不但要在总量实现平衡，而且在比例关系上也要相对平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含的总量间平衡关系以及结构和比例间的平衡关系，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要按照客观比例实现再生产。联系到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再生产结构性失衡问题引发的，表现为社会总供给的生产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不匹配。

  二、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一)市场失灵理论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必然会使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分离，社会资本运动过程使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难以统一，社会资本循环、资本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客观比例关系失衡，已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实物构成上同社会需求不一致，导致市场失灵。政府有必要对经济周期进行干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盲目性，不可避免也会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手，强力干预，推动建立新的供求平衡。一方面，政府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加强市场监管，降低交易成本、结构性减税、减低融资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要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调动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二)利息及转移理论

　　马克思认为利息是利润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利息的本质是，职能资本家与借贷资本家共同占有剩余劳动的关系。他分析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在借贷资本和职能资本不同部门之间相互转移，导致资本在高利率部门之间不断流动和转移。当利率高于或等于平均利润率时，将促使职能资本向借贷资本转移，如利率大大低于或等于平均利润率，则相应导致借贷资本向职能资本部门转移。在市场利率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关系中，他阐述了社会再生产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联动机制。在经济周期萧条阶段，生产过剩产业资本收缩，借贷资本需求减少，利率下降，“在经济周期开端，低利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3]复苏阶段，由于产业资本扩张，对借贷资本需求增加，利率相应提高。

　　(三)地租和地价理论

　　马克思指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分离的结果，是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是土地所有者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获得的“一定货币税”，是农业资本家获得平均利润后，上交给土地所有者的超额利润。土地价格，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土地价格不是土地价值的货币表现，而是因为土地的稀缺性和垄断性带来垄断者可获得一定数量的地租收入。马克思地租和土地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和土地价格的一般规律。对当前我们开展房地产去库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按照地租理论，地价高企压缩了各行业利润空间，提高营商成本，导致实业发展不足。

　　三、供给侧改革坚持的原则

　　(一)满足需要原则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等因素。

　　(二)共享发展原则

　　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三)公有主体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四、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

　　(一)生产力快速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指出： 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能运用较小量的劳动量生产出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通过变革劳动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使得生产方式本身也得到变革。“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4] 说明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生产过程的技术及要求组合方式的改革，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提高产品生产效率，丰富市场产品量的供应。另一方面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品档次、性能更加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减少无效劳动。当前，正在推进“大众创新”，就是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创造更多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推动供给跟上需求快速变化的步伐，不但实现供给与需求相适应，而且通过供给引领需求。

　　(二)复杂劳动等于简单加倍的劳动

　　马克思在考察商品价值量决定时，认为劳动要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认为复杂劳动是加倍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创造了较简单劳动更多的价值，复杂劳动相应应该得到加倍的简单劳动的报酬。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原理对于深化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劳动者在体力和智力上仍存在差别，他们的劳动质量和成果有较大差别。复杂劳动者接受过专门的较高层次教育和训练，一般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较高，能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复杂的产品，他们在分享劳动报酬中可以分享到更多成果。可以激励他们更多掌握技能，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创造出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三)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生产者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时间为个别劳动时间，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在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生产者要想追求利润，必须使自己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导向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利益导向的作用，市场主体对物资利益的追求，加上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导致其千方百计使自己生产的商品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追求超额利润。为使自己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生产者大力开展创新，为满足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

　　五、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一)相对生产过剩

　　着力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则，研究制定系统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地通过市场化自主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的化解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消化过程，需要企业来调整资源配置，压低过剩产能，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发展方向，寻找新的市场需求，改变经营模式。这就要求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应等。为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必须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与国外产品形成良性竞争发展格局。

　　(二)市场出清理论

　　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描述危机发生时，工厂开始关门歇业，厂主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挨饿。社会到处出现了各种极度贫困的现象。但一段时间之后，过剩的产品逐步得到消化，工厂开始重新开工恢复生产，工人工资相应开始提高，生意也渐渐地开始好起来了。但这种好的局面不会长久的，市场上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剩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随之而到来，并且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这是市场通过对生产的强制性破坏实现市场出清。要走出经济危机，必须经历供给的破坏性变革，这个阶段就是市场出清。社会主义条件下，为避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盲目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国家根据经济发展主动进行干预，也会通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消解旧的市场供求关系，在新的供给基础上构建新的更为健康的市场供求关系。

　　(三)供求关系的重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旧有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破坏，同时也是新的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建立过程，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新的供求关系建立的机会成本。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资基础进行研究时，指出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特点是以固定资本更新为基础的周期性，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他认为“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是以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为基础的”[5]从中可以理解为，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可以为新的供求关系建立释放空间。当前，我国的经济调整，既有供给与需求双方总量的矛盾，也有结构上的矛盾。一方面可加快固定资本的更新，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提升和优化供给结构，为市场创造更多符合需要的产品; 另一方面，运用市场的作用强行去杠杆，通过关门、重组、破产等方式淘汰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落后产能，改善产品供给总量和结构，为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市场需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开辟空间、铺平道路。

　　作者：刘强 来源：锦绣 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