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境界”、“必修课”、“中国智慧”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和话语权提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主持这次学习会时，习近平还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在“问题倒逼”中形成牢牢坚持人民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形成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提升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学说系统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与学术话语体系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突出体现在“术语的革命”的形成及其影响上。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来说，新发展理念凸显了“术语的革命”的深刻意蕴。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1868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就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讲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别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的革命”。

　　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显著标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也有更多的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

　　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在《必要的张力》中，库恩认可，他所说的“科学革命”，指的就是“某系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同样集中体现于“术语的革命”上。在渐次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正确辨明政治经济学中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来说，最显著的就在于学术话语权上的“术语的革命”。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索。同时，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构成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成就。

　　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标识

　　对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成就，如何作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内涵，也成为增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变化为根据，从“术语的革命”上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成就。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强调培育发展新动力，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等观点，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核心思想，凸显了马克思提出的“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论断，以及“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思想的当代意义，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创新理论的新境界。协调发展理念，强调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在协调中拓展发展空间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也真正成为人与自然“调节”发展的“自觉”过程思想，以及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中部类和部门之间平衡发展理论的新的运用，是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新的阐释，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地区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等方面发展思想的集中概括，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视界。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突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系列观点，这些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凝练，也是对恩格斯关于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思想的新的遵循，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方向。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新格局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新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升华；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共建共享相统一，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等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视野的重要拓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纲领和决胜攻略的核心内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的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的显著标识。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务实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发展实践的理论和学说的提炼和总结，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首先在于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的科学解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在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新的回答中，凸显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蕴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怎样持续稳定发展的深刻内涵。邓小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看作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理念及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实践，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入新世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得到多方面的丰富。胡锦涛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对新世纪以来发展理念概述时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新阐释。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依靠人民，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概括和凝练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赋予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意蕴。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还凸显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上。“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理念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以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就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习近平认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成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成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的主导线索和核心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内涵。新发展理念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体现和示范例证。

　　来源：文化软实力 2016年1期

　　作者：顾海良